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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 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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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治理
• 国家治理现代化
• 政治体制改革
• 中国政治
• 制度建设
• 公共管理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党的领导
• 国家发展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97807

版次：1

商品编码：11526750

包装：平装

开本：异16开

出版时间：2014-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28

内容简介

本书围绕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基于严谨细致的专业研究，深入阐述了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是如何创建、巩固、完善、发展中国国家基本制度的，并探讨了中国未来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书中运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数据和资料，分析了政府与市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中央与地方关系这几对重大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和未来发展，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的丰富内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开拓创新的智慧和勇气。书中还从政治制度、治理机制、治理能力等层面对中国与欧盟、中国与美国的国家治理绩效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得出中国明显优于欧、美的结论，进而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作者简介

胡鞍钢， 1953年4月生，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十八大代表，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国情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的开拓者与领军人物，主持编写的《国情报告》对国家高层决策产生持续性重要影响，被国外学者誉为“当代中国最全面也是最具务实主义精神的经济学家”。胡鞍钢教授著作颇丰。截至2014年2月，他已正式出版中文专著24部、合著23部、主编12部、合编7部，英文著作10部，日文著作9部，韩文著作1部。代表作有《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国经济波动报告》、《中国地区差距报告》、《影响决策的国情报告》、《中国大战略》、《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透视SARS: 健康与发展》、《中国崛起之路》、《人间正道》、《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创新绿色发展》、《2020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道路与中国梦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胡鞍钢的观点》、《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等。
唐啸，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杨竺松，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目录

第1章 中国国家制度建设之路
一、毛泽东：奠基中国国家制度
二、毛泽东的重大制度创新
三、毛泽东的晚年失误：在于政，不在制
四、邓小平：重新建设党和国家基本制度
五、江泽民、胡锦涛：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六、小结：“中国之路”优于“西方之路”
第2章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改革新里程碑
一、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的里程碑（十一届——十八届）
二、对中国改革的高度评价和重要经验总结
三、《决定》指导思想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四、“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
五、小结：坚定制度自信、全面深化改革
第3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国家现代化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
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五、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
六、小结：未来重大历史任务
第4章 政府与市场关系
一、政府与市场就是一对重大关系和突出矛盾
二、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过程
三、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四、加快政府转型
五、更好履行政府职能
六、小结：“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
第5章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
一、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关系的历史演变
二、国有和民营：两条腿走路
三、中国混合经济未来发展
四、小结：“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
第6章 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中央地方关系的历史逻辑
二、毛泽东时代的央地关系变迁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央地关系变迁
四、分税制改革与央地体制变迁
五、进一步健全中央与地方关系
六、中央地方关系未来发展
七、小结：“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一个积极性”
第7章 中美治理绩效比较
一、中美治理绩效比较（2000—2012）
二、中美政治制度比较
三、小结：中国国家治理绩效优于美国及原因
后记

精彩书摘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集中全党全国智慧，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围绕着这一总目标提出了今后十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各项目标任务、重大原则以及时间表、路线图，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的里程碑，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标志。
　　为什么党中央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如何全面深刻理解这一总目标？怎样正确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它们与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是什么关系？怎样客观评价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有步骤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样科学评估国家治理绩效？怎样进行国际比较，进而增强制度自觉、制度自信？
　　对此，2014年2月17日，领导人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作了明确的回答（参见新华网北京2014年2月17日电）。尽管当日新华社播发的《讲话》信息相当有限，只有不到2 000字，但是如同“内容提要”，传递了《讲话》的核心观点和重要结论。在我看来，《讲话》提出了一个十分有创意的政治命题，也是一个前沿性的学术命题，如同一部书的“写作提纲”，关键在于认真学习、深刻理解《讲话》的精神，将其拓展为一部系统的、科学理性的论著。
　　2014年2月19日，我应中共北京市委之邀，为北京市区县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领导人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轮训班（第3期）作讲座，根据《讲话》的核心观点以及我的学术研究，作了题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讲座，300多人参加。而后围绕着这一主题和专题，又在清华大学和不同的地区与部门作讲座，我采取了惯用的办法，就是边写边讲，边讲边改，边改边讲。这就为撰写本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数月来，我带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团队撰写《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高效的写作，深入的讨论，仔细的推敲，反复的修改，贯穿写作—讲座—修改—成书的不同阶段。
　　中国国家制度建设是保证中国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建设，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至少经历了20年以上的时间，唯此才有可能写出本书来。我也希望对自己的长期研究做一总结。借着本书“后记”，简单地梳理一下我对这一问题的思想脉络。
　　1989年，我在《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中，曾对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性作过估计（1980—2020年）。其中基于六个假设条件：继续实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不犯类似“大跃进”那样导致大的经济波动的重大战略决策失误；不再重演“文革”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能够严格有效地控制人口总量；不发生特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灾害；不爆发大规模的外国入侵战争，不卷入他国的军事对抗。如果上述假设成立，那么，我们有可能从当时起，进入持续的现代经济高增长阶段（1980—2020年）：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社会进行全方位深刻变革，体制、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进一步形成和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综观21 世纪的中国经济社会，将处在一个历史性转折的新时期，这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振兴崛起的关键阶段。
　　1991年3月出版的我的《中国：走向21世纪》（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一书中，将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目标视为一个多目标体系：一、政治和社会稳定；二、经济稳定增长；三、社会公平；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五、保护和建设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其中，我认为政治和社会稳定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基础。为此，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渐进改革，以稳健的改革促进长治久安，在长期稳定中求得持续发展，逐步地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不过，当时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
　　1993年5月，王绍光和我完成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一书，在“结束语”开门见山地指出，《易经》告诫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今天，无论怎样强调这一告诫总不会过分。我们撰写此书的出发点不同于通常的做法，即不是从最好处着眼，争取最好的结果，而是从最坏处着眼，至少避免最坏的结果。什么是最坏的结果呢？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从经济上的“分崩离析”，到财力上的极度分散，进而发展到政治上的相互对立，最终走向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又从一个崭新的理论角度——国家能力学说着眼，探讨在中国如何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国家能力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最主要的条件之一。提高国家能力，就是提高中央政府推进改革开放的能力，以及加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能力，这是后进国和落后国以期实现经济起飞，缩小与先行国和先进国的差距，发挥后发优势和赶超效应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今后中国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重新构造既适应现代社会又符合中国国情条件的政治制度和财政制度。创建这一制度，就是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提供提高国家能力的基础。
　　2000年，我和王绍光、周建明等成立了“国家制度研究”课题小组，成员来自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公共政策等多个学科领域（该课题小组主要成员为：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曹锦清、王希、王辉、丁元竹、崔之元、项中新、史天健、高柏、郑永年、朱云汉等），历时两年，于2003年正式出版了《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一书，该书反映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制度建设的长远思考和深度分析。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至少包括两个最主要的方面：一是经济现代化，如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二是制度现代化，即实现国家基本制度现代化，并实行“良治”，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全体人民福利最大化。国家基本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它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目的，旨在为保证“良治”和“长治久安”创造制度条件、制度环境和制度功能。这包括五个方面的国家根本利益和目标：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经济发展与经济稳定；社会公正与人类安全；政治清明与社会稳定；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我们还将国家基本制度概括为八大机制：强制机制、汲取机制、共识机制、监管机制、协调机制、表达机制、整合机制、再分配机制，并为中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2007年，我们翻译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中国治理》一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我在中文版的“序：推动政府变革实现良治”中进一步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中国治理的转变背景是什么？我们如何从全球视角来观察？中国在政府治理、国家制度现代化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理解中国国家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在治理方面还面临着哪些挑战？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顺利实现国家良治？对此，我也是自问自答，我最核心的观点是，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国家或政府是它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它的主要实施者和保障者。我们进行制度建设，就是要降低党的治理成本，降低国家治理的成本，以及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过去2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主线不仅是经济起飞、经济建设，同时也是制度建设、制度创新的过程。我还认为，制度建设不仅要求我们有政治意愿和政治目标，关键是要求我们有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实施能力。我们称之为“能力建设”。作为执政党，既要能够根据社会的需求，及时出台改革的措施，制定应对的政策，同时也要有强大的执行能力，政策、措施、办法一经出台，就要能够得到切实的实施。“言必行，行必果”，这种国家能力建设恰恰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也正是这些国家面临发展困境的症结所在，它们的许多蓝图、设想大多只是一个“乌托邦”。因此，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又是一个实践型政党，是通过实践来学习，通过学习来进一步指导和促进实践。
　　2009年，我们又再版了《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增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加入了我和王绍光四篇重要文稿，以反映我们关于国家制度建设这一主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我在增订版“前言”中，再次将国家现代化概括为两方面的现代化：一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四个现代化，二是指国家制度现代化。作为前者，就是增加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作为后者，就是增加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这是两个互补的国家建设，不仅不相互排斥，而且还相互作用，互为条件、互为动力、互为因果。我还认为，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远比我们想象的广泛得多、深刻得多，但也复杂得多、艰巨得多，这还是一场远未完成的革命，但是我们已经逐步找到了渐进主义式的、“干中学、学中干”的方式，还需要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创新，进而不断地推动中国向前发展。
　　2010年3月，我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的省部级干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经济结构”专题研究班讲课中，与他们交流，其中一位来自地方的副省长特别提到，胡教授，我看过你们出版的《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的两个版本，写得非常好，也很深刻。不知你们是否还在研究？是否还有更新的研究成果？我坦言道：还没有什么新的突破性的创意和想法，不过我们的确还需要更关注、更持续地研究这一问题。
　　由此可知，国情研究特别是国家制度建设的研究，都不是一次性认识和完成的，需要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不断地从不自觉的认识到自觉的认识。可以认为，中国社会需求是中国学术研究，特别是国情研究创新的最大需求，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更何况，中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任何一项需求，都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需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是一个典型的“存在决定意识”；从国情研究的角度看，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关键是有没有社会的敏感性、学术的敏感性，进而将社会命题转化为学术命题，持之以恒地不断研究，也包括不断突破自我。
　　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领导人同志的讲话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时，我的学术研究的兴趣与创意被极大地引发。实际上，也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2014年3月25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作《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原因和后果》讲座之前，我们彼此交流时，他特别提到领导人同志的讲话，问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什么含义？与中国的改革是什么关系？据我所知，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时，就提出了全球公共产品、全球治理等新命题，但是领导人同志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对中国而言是首次，对世界而言也是首次。因此，对中国学术界而言，中国领导人创意性的政治命题，则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社会需求，需要我们不仅从历史视角、国际视角，还要从学术视角、理论视角回答这一命题。
　　本书对这一学术命题研究做了大胆尝试，因为这是一个“新命题”，又是一个“大命题”，我也能体会到“凡事开头难”。也正因为此，才激发了我们国情研究的学术兴趣与学术创意，对这一“大命题”形成较系统的学术知识与学术成果，才有了这本书。书可载道。
　　本书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也是采取了自问自答的方式，即回答前文所述的八个问题。我们力争从历史视角来梳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如何进行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又是如何影响中国国家现代化总进程和总道路；也从国际视角来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及不同制度的变迁，从而展现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也从深层次角度展现中国制度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诸如中国如同东方巨人，“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一个积极性”。最后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比较了中美国家治理绩效（2000—2012年），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国家治理绩效优于美国，我们的总结论是“中国之路”优于“西方之路”，验证了“毛泽东预言”（1962年1月，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邓小平预言”（1987年，邓小平同外宾谈话时指出：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
　　全书各章已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4月之间，以《国情报告》的形式在内部发表，供中央领导人和省部级主要负责人参阅，受到多次重要批示。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就与党中央形成学术与理论之间的知识分享、知识互动，通过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好地、深入地理解党中央的最新理论成果，同样，通过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好地拓展党中央的治国之道。这与我们作为大学智库的角色是相一致的，即成为学术界与决策界之间的信息通道、知识桥梁、理论桥梁。同时，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更加民主、更加智慧，能够充分地吸收全党全国乃至学术界的智慧，因而集智慧大成，这充分反映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之中。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这也激励我们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践行“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理念。
　　本书又是一本集体研究、集体写作、集体修改的集体成果。但是学术研究过程比学术成果更重要。我与国情研究院这一团队的老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了特有的“朋友关系”，它的含义是：读书之友；写文之友；写书之友。
　　本书由我主持和设计，撰写并修改了全书。鄢一龙博士协助我组织了国情研究院自选“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专题研究，并作为本书作者之一。我的博士生唐啸、杨竺松直接参与本书的文稿撰写、资料整理、研究计算、编辑修改等，均为不足28岁的年轻作者，可谓“后生可畏”。此外，还有好几位学生参加该项研究；还有几章文稿，因为篇幅有限，还不够成熟，未能收录在册，我们在今后还会以其他的方式发表，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专题研究的一部分。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并成为重点图书。他们的努力使这部著作得以早日出版。这已经是我们在该社出版的系列著作的第六部。对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胡鞍钢
　　2014年6月6日于清华园

前言/序言

《风起东方：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与路径》 引言 历史的潮流如同奔腾不息的江河，裹挟着变革的种子，塑造着时代的巨轮。近现代中国，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型。从晚清的积贫积弱，到共和的初建未稳，再到新中国的崛起腾飞，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探索、阵痛与辉煌。本书《风起东方：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与路径》并非聚焦于某一项具体制度的演进，而是旨在深入剖析笼罩在中国大地之上，催生并引导这场巨大变革的深层动力，以及它所选择的多元而复杂的演进路径。我们将从宏观视角出发，穿越历史的迷雾，探寻那些塑造了中国走向的根本性力量，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时所展现出的智慧与韧性。 第一章：积重难返的旧体制与外部冲击下的裂变 本书的开篇，我们将时光拉回到一个古老帝国即将面临崩塌的边缘。传统中国，其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思想文化，都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出深厚的惯性。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森严的等级制度，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及根植于儒家文化的社会伦理，共同构筑了一个看似坚固但早已内生矛盾重重的体系。然而，在19世纪中叶，一股前所未有的外部力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如同惊雷一般，彻底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相对封闭的状态。 这场“风起”，首先源于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和政治上的屈辱条约，这暴露了传统体制的脆弱与落后。但更深远的冲击，在于西方文明所带来的生产力、技术、政治思想以及生活方式，如同病毒般开始渗透，挑战着中国传统的认知体系。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的维新思想，再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每一个改革的尝试，每一次思想的碰撞，都是在与这个旧体制的顽固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些早期的变革，虽然最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但它们如同燎原之火的星星之火，点燃了人们对变革的渴望，也揭示了单纯学习西方技术或政治制度的局限性。我们在此章将重点考察：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张力： 探讨皇权、官僚体系、士绅阶层、农民群体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在面对内外压力时的不同反应。 早期改革的动因与局限： 分析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改良思潮的兴起背景，它们在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上的尝试，以及为何最终未能挽救危局。 民族危机的激发与初步觉醒： 审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一系列对外冲突如何加剧了国内矛盾，并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初步民族觉醒意识。 西方文明的涌入与中国传统的碰撞： 考察西方思想、科学、教育、法律等如何冲击并重塑中国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引发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一系列关于东西方文明取舍的讨论。 第二章：共和初年的摸索与新民主主义的孕育 辛亥革命的枪声，宣告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在中国土地上的终结。然而，共和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的解放，而是开启了一个充满动荡与探索的时代。民国初年的中国，在政治上，军阀割据，中央政府软弱无力；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虽有发展，但仍受制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思想上，各种思潮涌动，从三民主义到各种西方政治学说，都在争夺着中国未来的话语权。 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孕育着新的力量，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并非简单地照搬俄国经验，而是将其与中国具体的社会矛盾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和实践范例，但也使得中国革命者需要辨析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哪些需要调整。 本章将重点探讨： 民国初年的政治碎片化与社会动荡： 分析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等事件对中国政治格局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混乱。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挑战： 考察一战前后中国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以及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的发展困境。 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深化： 审视五四运动所代表的这场深刻的思想启蒙，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民主科学的追求，以及为后续革命思潮的传播奠定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早期实践： 探讨马克思主义如何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其基础上形成初步的革命理论，以及早期建党和工人运动的尝试。 国民革命的兴起与北伐战争： 分析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国民革命，其目标、成就以及最终破裂的原因，为后续革命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第三章：抗日战争的洗礼与民族独立意识的升华 中华民族的命运，在20世纪30年代，被推向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不仅是一场残酷的军事对抗，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总体战争。这场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中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形成了空前团结的抗日阵线。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它不仅洗刷了民族百年屈辱，更极大地升华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在战争的熔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也赢得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在正面战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本章将深入分析： 日本侵华战争的缘起与发展： 考察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野心，以及其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破坏。 全民族抗战的形成与特点： 分析国共合作的曲折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扮演的领导角色，包括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 战争中的社会变革与动员： 考察抗日战争如何促进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联合，如何推动了经济生产的调整，以及如何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民族独立意识的升华与国家认同的强化： 探讨抗战胜利如何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如何确立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以及如何巩固了民族团结。 战后中国面临的新格局： 简要分析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的和平建国与内战爆发的两种可能，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面临的历史性机遇。 第四章：新中国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纪元。这场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为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课题。 在经历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措施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在苏联的援助下，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中国也经历了不少曲折。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探索中的失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代价，但也从中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本章将聚焦于：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其历史意义： 详细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里程碑意义，以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深远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与生产关系的变革： 考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成就与挑战： 分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以及中国在独立自主建设工业体系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等方面的困难。 探索中的曲折与反思： 审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出现的严重失误，分析其根源，并探讨中国共产党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构想： 考察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早期思考，以及对“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理论的提出。 结论：变革的动力机制与历史的选择 《风起东方：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与路径》一书的最后，我们将回溯整部著作，试图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进行更为宏观的概括和总结。我们认为，这场变革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内外多重力量相互交织、螺旋上升的复杂过程。 内在矛盾的催化： 传统体制的弊端，社会阶层间的张力，以及民众对更好生活的渴望，是变革最根本的内在驱动力。 外部冲击的触发： 西方文明的进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格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选择。 思想解放的引领： 对新思想、新理论的不断学习、借鉴与创新，始终是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引擎。 革命与建设的实践： 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塑造了中国发展的具体路径，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 本书力图通过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入剖析，展现中华民族在历史的洪流中，如何历经磨难，不断探索，最终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对一段波澜壮阔历史的梳理，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一次深刻回望与启迪。本书旨在提供一种宏观的视角，帮助读者理解塑造当代中国的历史力量，以及中国人民在追求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智慧、勇气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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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理论颇感兴趣的研究者，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变化。这本书的题目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因为它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有效地管理自身事务，并同时与其他国家互动，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我希望书中能够深入探讨中国在参与和塑造全球治理体系方面的战略和实践，例如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气候变化谈判等国际平台上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它能分析中国如何处理与其他主要大国，如美国、欧盟等的关系，以及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如何寻求合作共赢。这本书如果能提供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深层解读，分析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决策逻辑和影响力，将是对我研究工作的极大利好。此外，我也期待它能探讨中国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在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方面发挥作用，以及这些倡议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理解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定位，对于把握21世纪的国际关系格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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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市面上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琳琅满目，但真正能够触及到国家运行底层逻辑的书并不多。我最近在寻找一本能够帮助我理解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著作，特别是从历史的纵深来看，历代王朝是如何维系其统治，又在哪些方面走向衰败。我关注的重点在于，那些能够让一个国家保持稳定、实现长久发展的“秘密武器”究竟是什么。例如，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的作用，中央集权制度的优势与弊端，以及儒家思想在塑造社会伦理和政治秩序方面的长远影响。我想了解，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中国的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下达指令，并确保其在广袤的土地上得以执行。同时，我也对那些导致王朝覆灭的因素充满了好奇，是土地兼并、宦官专权、还是农民起义？这本书的出现，如果能在我对这些历史谜题的探索上提供新的线索和解读，无疑将是我的一大收获。我期待它能够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结合丰富的史料，为我揭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成功与失败之道，从而为理解当代的国家治理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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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一本关于中国社会变迁的书，虽然不是直接以“治理现代化”为标题，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思考，让我深感共鸣。这本书深入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反过来对传统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生动地展现了基层社会在面对市场经济冲击、人口流动加剧、信息传播加速等新情况时，所展现出的韧性与适应性。我特别关注书中关于社会组织发展的部分，它详细描述了非营利组织、社区自治团体等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以及它们在填补公共服务空白、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这一点对于理解国家治理的多元化趋势非常有启发。此外，书中对城乡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探讨，也让我对如何实现更普惠、更公平的治理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本书并没有直接给出“如何治理”的药方，而是通过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社会图景，引导读者去思考国家治理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它让我意识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上层的制度设计，更是与社会各阶层的互动、与个体需求的对接息息相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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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出版，无疑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视角。在当今世界格局日趋复杂、挑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探讨一个大国如何实现治理的现代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一直对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庞大人口的国家，其治理模式的演变更是引人入胜。这本书的标题直接点明了主题，预示着它将深入分析中国在适应时代发展、解决内部矛盾、提升国家效能等方面的努力与成就。我期待它能从宏观到微观，系统地梳理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脉络，包括但不限于制度创新、政策调整、技术应用等方面。特别是，我希望书中能探讨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如何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将其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之中。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理解国家的运作机制，了解政府如何做出决策并付诸实施，对于培养国家认同感、提升公民意识至关重要。因此，这本书的出现，不仅是对学术研究的贡献，更是对社会公众进行国家治理知识普及的一次重要尝试。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翻开这本书，跟随作者的笔触，一同探索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与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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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一直在阅读一些关于社会科学理论的书籍，特别是关于权力、权威以及社会控制的分析。我一直在思考，在一个拥有如此庞大人口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如何才能建立起一种稳定而有序的社会秩序，并同时允许个体发展和创新。这本书的出现，如果能为我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社会运行底层逻辑的框架，将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希望书中能够探讨中国如何平衡集体利益与个体权利，如何通过各种制度和规范来引导社会行为，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我对于书中关于“共识”的形成和维护的机制尤其感兴趣，毕竟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如何让不同群体形成对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书中如果能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理论，分析中国民众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以及这些如何影响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将更具启发性。我期待这本书能够超越简单的政策介绍，而能够深入到社会肌理之中，为我揭示中国社会如何运作，以及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实现持续的进步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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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多读书多学习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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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错不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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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用书，质量不错，好好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