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政治学家为政治下过许多定义,例如:①认为政治是国家的活动,是治理国家,是夺取或保存权力的行为。②认为政治是权力斗争,是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现象。③认为政治是人们在安排公共事务中表达个人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活动,政治的目标是制定政策,也就是处理公共事务。④认为政治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⑤认为政治是一种社会的利益关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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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在大干世界数以万计的语言文字中,也许没有哪个单独的字,能像汉字的“夷”那样衍生出如此丰富的历史。我这里所说的历史当然是世界史。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曾有无数历史事件或奇闻轶事发生过,然而,似乎没有哪个事件,能与这个离奇的汉字“夷”所引发的种种事件相提并论。“夷”这一具有神奇效用的汉字,曾经引起那么多惶惑、焦虑甚至战争。它似乎被人看作是一头怪兽,因此有人想方设法地要制服它、消灭它或驱逐它,只怕它阴魂不散。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具有如此能量,又危险无比的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野蛮人”、“陌生人”、“外族人”,抑或是“非中国人”?问题是,我们一旦做起这个语义循环的游戏,就可能将特定历史事件的意义置之不顾,而仅仅在词语的字面意义上进行无休止的纠缠。即便历史语言学家能够穷尽“夷”字的所有含义,充其量也不过是为了给“夷”字找到更**的定义,或更合适的译名而已。也就是说,纠缠于汉字“夷”的字义是不是等同于英文的bar—barian(野蛮人),或根据字典的定义,进一步地争辩这两个词中哪一个更带有褒贬的意味,这只能导致人们忘记历史,让历史显得多余,或者无足轻重。针对这些困难,我拟在本章提出一个不同的思路,其大前提是不脱离“夷”字和英文的barbarian这两个词各自的历史传统,同时试图去理解和把握它们;尤其是尽力贴近近代以来这两个词之间出现的那些纠葛,并在这纠葛中去理解和把握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无论是“夷”字的古汉语词源,还是古希腊词“bar.baros”的词源——barbaros是古希腊人戏仿听不懂的外语发音而造的词〔1〕——今天人们对这些古词源的理解已经无法摆脱现代用法的阴影。因此,我们不必一开始就急于假定英文单词“barbari.an”(野蛮人)就是汉字“夷”的恰当的对应词,而应该首先考虑的是,这两个不同语言之间的词义曾经如何互动?两者互解性或公度性的基础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关键的是,鸦片战争以来,英文的“barbarian”和汉字的“夷”这两个词之间出现的所谓通约关系遭受了什么样的法律约束?
评分一直信赖东东 好东东
评分(七)文学,意识的产物,生活的反映,文学是客观的东西到了人的头脑中后,人重新组织编出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
评分《新白娘子传奇》里,碧莲曾经跟天不怕地不怕的戚宝山说:“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宝山偏不信邪,开了个豆腐店起早贪黑卖豆腐,才真正尝到了人间百味。所以,看到小津安二郎说自己是只会做豆腐,不会做咖喱饭和炸猪排的人的时候,我认为他并不是在自谦,相反的,他是在表达做豆腐的辛苦。 若在现在苛刻的评论家眼中,小津战后的导演生涯,简直可以用“毫无突破”来形容。他热衷于反复拍摄同一个题材的作品,视角永远局限于战后日本的普通家庭,很少有外景,基本上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十叠大小的空间里。所试图展现的主题也大致统一,即描写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庭观念是如何在崭新的时代中显得不合时宜,进而走向分崩离析的。他甚至不在意自己重复自己,光是“送嫁”这一个题材的电影,他就先后拍了《晚春》、《秋日和》及《秋刀鱼之味》三部。然而,就是这样近乎偏执的专注,才将他做豆腐的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国际影坛公认的大师。 如今的豆腐界,可以说是一团乱象。有的人呢,连最基本的白豆腐还没做好呢,就想着一天换一种花样,今日做豆皮儿,明朝做豆干,美其名曰“挑战不同类型题材”,结果做来做去基本功都不过关;有的人呢,自知技不如人,于是便投机取巧,成日想着标新立异来讨好顾客,什么彩虹豆腐、水果豆腐纷纷出炉,可是人们尝个新鲜之后,还是怀念最普通的豆腐的味道。拍电影和做豆腐是一个道理,想要做出人们心目中最好吃的豆腐,从来都没有捷径可走,它首先需要你拥有良好的味觉,知道什么才是最能打动人的豆腐;其次,它需要日以继夜的锤炼,寻找最适合的豆子、一点点改进软硬的比例,反复尝试点卤的技巧。最后,练就只属于你个人所有的,独一无二的做豆腐技巧。 说起来简单,可是现在能坚持去那么做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无论是之前出版的唐纳德•里奇所著的《小津》,还是莲实重彦的《导演小津安二郎》,都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被“半神化”的小津。而本书中小津却用朴实的语言,活生生的把自己拉下了“神坛”。他一一解释了那些他被神化的技法,例如有名的“离地三尺”的低机位拍摄方法、不采用淡入淡出的场景切换方法、在拍摄悲伤场景不做特写反而拉远的手法等等,只是他为了拍摄方便、画面好看而且刻意不遵循电影文法的表现。得知真相的我们也许会有大失所望的想法,却也因此感觉到拍摄电影并不是一件高深神秘的事情。而这也是小津的期望,他认为:“如果电影的文法真的是优异如自然法则那样的不成文的规定,那当今世界只要有十个电影导演就够了。”他认为,每个导演都应该表现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感觉,而不应拘泥于任何文法。 同时小津还在书中展现了自己幽默风趣的一面,与电影中显露出的内敛敏感的气质迥然相异。例如他谈到自己是怎么当导演的时候写到,是他还在做助导的时候,有一次加班太饿了,他忍不住抢了本该要端给导演的咖喱饭,因而被厂长认为是个有趣的家伙,被委以重任;他更还在文章中撒娇,说自己“常露出酒窝自嘲……我这份可爱,在女演员中,尤其是中年组眼里大受好评。” 读来令人莞尔,更使我灵光一现,想起《晚春》里的一个场景:纪子因为舍不得鳏居的父亲不愿出嫁,对姑姑安排的相亲不置可否。而好事的姑姑担心的却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对方名叫佐竹熊太郎,她担心纪子不喜欢这个名字,担心大家成为一家人后不好称呼这位侄女婿:“熊太郎这个名字就象胸口长满了毛的感觉,我们该怎么叫他好呢?叫熊太郎的话就象在叫山贼,叫阿熊就象叫个傻子,当然不能叫他小熊,我打算叫他小竹。”让人好气又好笑,当时沉浸在整部电影的气氛中没做他想,如今想起来,这恐怕是小津为了抗议自己被人贴标签,特意加进去的细节,证明自己“其实是拍喜剧片出身的。” 小津和其他导演最大的不同是,他是一个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遵循“少即是多”(Less is More)原则的人,这是他做豆腐的筋骨,也是他做人的筋骨。当其他导演都纷纷给电影做加法,加入各种炫目的技巧和激烈的戏剧冲突的时候,他思考的却是如何拿掉全部的戏剧性,让演员以悲而不泣的风格去表演。本书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是小津对拍摄风格和作品的自叙,他评价《秋日和》这部作品的时候,是这么说的:“社会常常把很简单的事情搅在一起搞得很复杂。虽然看似复杂,但人生的本质其实很单纯。……我不描写戏剧性的起伏,只想让观众感受人生,试着全面性地拍这样的戏。” 这大概就是他去除一切外在浮华,用最原始最本真的技法去做豆腐的初衷吧,这豆腐的余味果然很佳,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依然回味悠远,并有历久弥新、常看常新之态。
评分中国问题总是充满了迷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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