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建制与两岸关系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hip in History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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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维勤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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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台关系
• 两岸关系
• 福建
• 台湾
• 历史
• 行政
• 建制
• 政治
• 文化
• 海洋史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57291

版次：1

商品编码：11705075

包装：平装

外文名称：Administrative Relationship in History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28

字数：3

内容简介

　　《闽台建制与两岸关系》主要以史料挖掘和梳理为基础，以历史发展脉络为背景，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阐述福建与台湾之间行政关系发生、发展、变化和延续的过程。内容包括大陆政权和东南沿海人民对台湾的早期探索、开发和管理，郑成功收复台湾和明郑政权的性质，清朝福建省对台湾的行政管理，台湾建省后的闽台关系，日本割占台湾与闽台关系变化，“二战”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等等。

作者简介

　　许维勤，1960年出生，福建闽清人，198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历史学、社会学研究，专长福建地方史、两岸关系史研究，现任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目录

第一章 闽台政治关系的历史前奏
第一节 闽台地缘和早期族源
第二节 大陆人们对东南海岛的早期观念
第三节 大陆政权经略台湾的早期探索

第二章 闽台行政关系的初步产生
第一节 宋元福建地方官府设治澎湖之情形
第二节 明朝外患中逐步加强的台湾主权管理
第三节 移民开发与台湾主权

第三章 台湾明郑政权与福建
第一节 郑成功东征是闽人收管台湾的历史必然
第二节 台湾明郑政权的行政建制
第三节 明郑政权与台湾文治化社会的建立

第四章 台湾正式纳入福建省行政序列
第一节 清朝统一台湾的历史必然
第二节 台湾府县建制及其沿革

第五章 清朝闽台官制体系与台湾治理
第一节 闽台官制体系构架
第二节 台湾行政系统的运行特点和施政重点
第三节 闽台行政系统的治理成效

第六章 台湾建省与闽台关系
第一节 海防危机所引发的台湾建省之议
第二节 百业并举的建省工作与近代化建设
第三节 台湾省建制的完善与闽台关系

第七章 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与闽台政治关系
第一节 反割台斗争与闽台关系的变化
第二节 台湾反日志士在福建的活动
第三节 福建与台湾光复

第八章 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
第一节 国民政府收复台湾之经过
第二节 台湾省制的恢复

第九章 战后台湾归还中国的法理依据
第一节 中国收回台湾主权的法理依据和程序
第二节 “台湾地位未定论”之剖析
第三节 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责任

第十章 金门马祖与福建
第一节 金门历史与金门县
第二节 马祖列岛的历史变迁
第三节 1949年以后的金门、马祖
参考文献
后 记

前言/序言

　　福建与台湾两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从研究的角度，可以做出种种不同的细分。无论如何划分，行政关系都是其中无法绕过的关系，在闽台各种“缘”中，算得上一个重要的“缘”。
　　闽台行政关系的产生，既是一种基于地理关系的历史必然，又是其他各种关系得以深化的重要基矗这种关系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就有许多福建沿海居民移居澎湖，有关文献明确记载澎湖及其附近岛屿隶属福建晋江县，地方官府曾采取在岛上造屋遣将分屯等行政措施。元朝进一步加强对台澎地区的行政管理，至元年间设立澎湖巡检司，并征收盐税，仍属泉州晋江县管辖。明朝建立之初，继续保留澎湖巡检司，不久后因实行禁海政策，澎湖巡检司被废。明朝后期，沿海倭患盛炽，福建守军曾多次深入澎湖、台湾追击倭寇，明确宣示台澎一带乃中国门户，不容外国觊觎，并在澎湖设兵把守。1661年，郑成功以福建为基地收复台湾，尊奉明朝正朔建立政权。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设立台湾府，并入福建行政序列。福建省原来辖有八个府，称为“八闽”，台湾府加入后，改称“九闽”；雍正十二年（1734年）闽东地区福宁州升格为福宁府，福建又称“十闽”。从1684年建立台湾府到1885年台湾单独建省，台湾隶属福建省行政管辖达201年。1885年台湾建省后，隶属闽浙总督，许多行政事务依然与福建省分而不离，台湾巡抚的官印称为“福建台湾巡抚关防”，台湾地方官员的考核任用曾依托于福建，台湾学子依然要到福建参加科举考试，台湾的财政缺口要以福建为主筹措“协银”补给。台湾从各项事业的开发、建设、发展，到最后成就一个行省的格局，一直离不开福建的强力支撑，在清朝高层设计中，闽台两省是“联成一气”“内外相维”的关系。
　　这就是福建与台湾两地行政关系发生、发展的主体内容。然而，由于地理和人文的因素，闽台关系的渊源要深远得多，实质的行政关系只是这种渊源水到渠成的产物；同时，这种行政关系的影响，不可能随历史的变迁而消泯湮没，200多年作为“九闽”“十闽”之一的台湾，留下的闽文化印记如影随形，在中国异彩纷呈的区域文化版图中，闽台地域文化具有很强的同质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岸政治关系有了新的历史演绎，福建在台湾光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共内战造成的两岸分离，依然没有切断闽台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闽台特殊关系将持续影响两岸历史的走向。因此，阐明闽台历史上的行政关系，在厘清区域性行政关系发生、发展的主体内容的同时，还要注重渊源追溯和后续影响的扩延。
　　笔者始终认为，作为一种历史述说，阐述闽台历史形成的行政关系，应该具有一种超越区域和时代局限的眼光。任何历史现象，包括区域历史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环境相联系。闽台两地从隔海相望，到跨海成为一个区域行政整体，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演进的逻辑。从足够深广的时空视野，我们可以看到，以福建人为主体的大陆人民开发台湾并将之纳入中国版图的过程，是与两种更为宏大的历史过程相伴随的，一是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二是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国际政治秩序的震荡和重构过程。这是述说闽台行政关系不可抽离的背景。因此，这里有必要将这两种历史过程与台湾开发和归属的关系做个前置性的梳理，也以此作为本书必要的理论建构和各章节设置的依据。
　　首先，应该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高度，认识台湾开发的过程。
　　中华文明的母体是一种内陆大江大河流域的农业文明。秦汉以后，随着气候的变迁、生产力的进步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汉族农业文明的重心总体上呈现向东、向南转移的态势。在汉族移民大规模到来之前，东南地区的历史发展极其缓慢，福建在秦汉时期还属于“瘴疠之地”，台湾到元明时期还属于原始部落社会。尽管“闽越”“岛夷”很早就进入中原政权的视界，但因相隔遥远和技术手段落后，长期处于行政管辖鞭长莫及的境地。
　　从汉代开始，农业开发向南拓展的趋势逐渐明显。汉高祖刘邦为表闽越族协助倒秦之功，封闽越族首领无诸为闽越国王。闽越国深受汉族农业技术和冶铁技术的影响，大力发展稻作农业，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增长迅速，成为南中国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鼎盛时期“甲卒不下数十万”。这样一个强盛的王国，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东南区域农业开发的程度。
　　闽越国因公然反叛中央朝廷，被汉武帝所灭，东南区域的历史长期陷入低谷。三国时期，东吴出于拓展领土、巩固后方的需要，派军经略闽地，增设郡县。两晋间，北方战乱，汉族南移，东南区域历史逐步走出低谷。从唐初到五代间，多种政治风云际会，进一步促成了东南区域的开发，陈元光入闽、二王入闽等，带来大批汉族移民，对东南区域展开全面经营。两宋时期，福建在围海造田、陂塘建筑、水车灌溉、品种改良、经济作物引种、海运等方面的技术运用上，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土地开发程度被生动地描述为“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以此为基础，东南区域的发展跃上新的高峰，福建从人口稀少地区一跃而成人口密集乃至过剩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呈现全盛状态，人力资源、技术、产品均具有了很强的向外输出能力。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作为东南地区最后一块农业开发表层空间的台湾，很快进入辛勤的汉族农人的视野。
　　台湾很早就已经引起大陆政权的重视和探索，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吴国派军“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和隋朝三次派兵入流求，只是限于技术条件，尚未能设治。宋元以后，福建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其雄厚的经济技术条件和人口过剩所产生的强大辐射力，必然促使开发浪潮推向近在咫尺的台湾这块农业宝地。闽人发挥先祖筚路蓝褛开发福建的传统，开始向台湾地区移民。先是开发澎湖，进而开发台湾本岛。从明朝到近代日本窃据台湾之前，有史料可以查证大陆移民成规模进入台湾本岛的事实有：
　　明天启年间漳州人颜思齐率众在台湾北港一带开发经营。
　　明崇祯年间泉州人郑芝龙招徕大批沿海农民入台垦荒种植。
　　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带去大批官兵、家属以及受招徕的农民。
　　清朝统一台湾后，持续200年中，陆续有大量闽南人、客家人移居台湾。
　　1885年台湾建省后的10年间，又有较多的大陆人移居台湾。
　　与这些移民潮相对应的，是台湾土地开发的一轮轮拓展。汉人到台初期，开发地主要在台南附近和平原地带；郑氏政权时代，开始分别往南、北拓展到高雄、嘉义等地，有些开发点分布到北部的鸡笼、淡水及台中等地；清朝统一台湾后，开发大军开始大规模向北部推进，原先的开发点也逐步扩大，连成一片，到嘉庆、道光年间，台湾西部及宜兰地区绝大部分已开发完毕；1874年，沈葆祯受命办理台湾事务，开辟东西通道以促进台湾东部开发，开发区域继续向各高山荒埔延伸。到19世纪90年代，在农业土地资源的意义上，台湾已完成了全岛开发。
　　从以上的历史概述可以看出，整个东南区域的历史，是在汉族农业文明的影响下逐步进化的，其开发过程波浪式推进的特点非常明显，汉代闽越国的崛起、宋代福建经济社会的全盛、明清台湾的开发，就是这种波浪式推进的三波高潮标志，而推进波浪的原动力，来自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在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趋势的推动下，福建、台湾的次第开发，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连贯性，从福建到台湾，东南区域开发的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观。也就是说，台湾的开发，是福建开发的继续和延伸；整个东南区域的历史，就是一部汉族文化播迁、开发东南区域，使东南区域从少数民族散居的蛮荒之地发展成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历史。
　　随着土地的开发和人口的发展，自然带来行政建置的跟进。福建在汉族进入之前，行政上长期属于扬州会稽郡管辖。孙吴派军入闽，始设建安郡，晋时增设晋安郡，唐代逐步发展为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五州并立，到了宋代，福建单独成一“路”建制，下辖六州二军，“八闽”格局基本成形。随后，开发浪潮推向台湾，行政建置也继续跟进，并逐步完善、升级。人们可以从汉族在台湾的土地开发和行政建制中，看到一个与福建惊人相似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学术界常用的一个术语来描述，那就是“内地化”。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当台湾农业意义上的土地资源开发基本完成的时候，台湾同样升格为内地政权的一个省级建制，并具有了4府（州）、17县（厅）的地方建制格局。
　　因此，离开福建的开发史而孤立地看待台湾开发史，便看不出台湾历史文化的本质，也理不出台湾历史发展的头绪，无论其历史差异性如何，都应该先抓住这个最根本的主线，治经济史如此，治政治史也同样如此。研究闽台行政关系，首先必须有这样的历史高度，才能看清种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及其内在联系。
　　其次，应该从近现代国际政治秩序震荡和重构的高度，认识台湾主权归属的明确过程。
　　中国早在12世纪就已在澎湖实行行政管理。13世纪这种管理得到加强。14世纪后期到16世纪，明朝对台澎地区疏于管理，但在属土观念上，一直将澎湖和台湾视为不容外国染指的门户要地，台湾已出现漳、泉移民的聚居点。16世纪中期，倭寇勾结中国私商和海盗，频繁袭扰东南沿海，明朝重新重视海上警戒。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等率沿海军民，给倭寇以毁灭性打击，把海防线推进到台湾、澎湖，并恢复澎湖驻防机构，先后设立游兵把总、澎湖游击，隶属于福建南路参将。为了杜绝日本的觊觎，当时中国已有不少人意识到迟早应把行政治理范围推进到台湾，官方和民间都出现了“郡县彼土”的议论。显然，随着历史发展，中国朝代更替中代代传承的对台湾的统辖意识在不断加强，行政管理扩及台湾只是时间问题，而当时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够对此持明确的异议。
　　台湾被置于近现代性质的国际法和历史过程来确认主权归属问题，肇始于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以后。17世纪上半期，当中国正在发生又一次封建王朝更替的时候，西方正逐步迈入资本主义主导的近代历史。资本的扩张性和对原料、市场的渴求，不断激发着西方国家和民间力量向海外开展殖民活动的冲动，原来相对隔绝和静态的国际秩序，再也难以为继。以世界市场一体化为趋向，国际关系不断在震荡中孕育新的秩序，原有的国家权益观念不可避免地要经受新的洗礼，而正是在经受这种新的洗礼过程中，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得到更加明晰的确认。
　　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来到东方，谋求在中国沿海夺取一个海岛作为贸易基地，起初把目标锁定澳门，但遭到先其在此的葡萄牙人驱赶，只好把目标转向澎湖、台湾，并趁着当时中国海防力量的不足，采取欺诈手段占据了台湾。荷兰占据台湾的第二年（1625年），该国法学家、“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法》。根据这部国际法奠基之作所倡导的“先占”原则，荷兰人从来不敢宣称他们对台湾“先占”而取得主权，因为他们在澎湖和台湾登岛时，分明看到了中国人已经先在那里经营、居住乃至设防。因此，他们只能利用明朝地方官员因海防力量不足而暂时默许他们居留台湾，编造“中国皇帝将（台湾）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的谎言，作为他们占据台湾的“合法性”依据；而他们也承认“如果说有什么人（在台湾）有权力征收税款的话，那无疑应该是中国人”。1661年，郑成功东征台湾，以明朝藩王和先人经营过台湾的双重身份，严正地向荷兰殖民者索还台湾。双方信使往来的多次争执中，郑成功始终大义凛然地坚持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先前的一切约定只是应远方来客通商之需，“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想要回土地，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据，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荷兰人既无法抵抗郑成功的进攻，又理屈词穷，只好签约投降，归还台湾。从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观念，在国际上就无可置疑地树立起来。
　　1683年，清朝秉承中国必须统一的国家传统，统一了台湾，并设立台湾府，归入福建省行政序列，其后台湾隶属福建省管辖201年。在这200多年里，“台湾是中国领土，隶属于福建省管辖”是一种确定的事实，在当时清朝的外交中，没有遇到任何质疑。
　　人为地制造出台湾归属的麻烦，是世界近代史的弱肉强食的特殊年代，列强趁中国衰弱之机强加给中国的诸多灾难之一。但即使在这种麻烦之中，那种赤裸裸地恃强凌弱的行径，也屡屡遭到无可辩驳的事实的挫败。随着世界历史从近代跨入现代，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秩序和国际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炮舰驱动的“丛林法则”日益遭到人们的唾弃，人类公平正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秩序的重构不断被纳入公理公例的法则。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归属得到国际社会更加明晰的确认。
　　从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日本、法国先后利用清朝对台湾治理中“政教不及”的空隙，企图玩弄国际法条文来侵吞台湾部分土地，最终都因缺乏道义和法理力量的支撑而被挫败。清朝为消弭外国觊觎之心，加快完善台湾治理，1885年将台湾升格为省级建制，政令通达全岛各地，进一步使台湾主权和治权都无可置疑。但日本竟以强盗手段，通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悍然割占台湾、澎湖列岛。这种做法，在国际关系中属于典型的“强加条约”，在当时的国际道义上也是被否定的。
　　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逐步在国际法中确立和完善“强加条约”无效的法律原则。历史终究走着公道的轨迹，长期站在反对霸权侵略、反法西斯立场的中国，终于赢得世界的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对于日本霸占中国台湾、澎湖列岛的事实，进行了追究，并做出清晰的处置。1943年12月1日，协同对日作战的美、中、英三国首脑联合发表《开罗宣言》，宣告：“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这是国际社会对日本崛起以来种种贪婪行径的一次总清算，实际上在公理、法理意义上否定了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日本强加于受害国的一切行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开罗宣言》的原则后来在盟国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得到重申。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承认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1945年8月17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台湾日军向中国战区统帅投降。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命令曾经长期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并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接受日本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投降，向世界宣告：“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上述种种历史事实及其所依据的道义力量和国际法规则，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正是在经历了近现代国际政治秩序震荡和重构过程之后，台湾归属于中国的事实和道义，变得更加明确起来。中国拥有对台湾领土主权的事实，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闽台建制与两岸关系：一部历史的溯源与解读 导言 一部著作的价值，往往体现在它对复杂历史进程的梳理、对深刻社会变迁的洞察，以及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启示。本书《闽台建制与两岸关系》正是这样一部力图勾勒中国东南沿海两个重要地域——福建与台湾——在历史长河中相互依存、演变、乃至分离与融合的宏大画卷。它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地域史或政治史，更是一次对“建制”这一概念的深入探讨，及其如何塑造和影响了闽台之间，乃至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数百年来的复杂关系。作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广博的史料运用，以及深刻的理论分析，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让我们得以窥见今日两岸关系的根源所在，也为理解和构建未来的两岸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视角。 第一章：海洋的召唤与早期人类的足迹 本书开篇，将目光投向了孕育了闽台文明的海洋。漫长的地理隔离并未能阻挡人类的早期迁徙和活动。本章将细致梳理考古发现，描绘史前时期，在地理环境相对隔绝但又相互呼应的福建沿海与台湾岛上，早期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我们将深入探究早期渔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以及初步的社会组织形态。更重要的是，本章将着重分析海洋在早期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作用，它既是生存的挑战，更是联系与传播的通道。通过对贝丘遗址、石器、陶器等物质文化遗存的解读，我们能够勾勒出早期闽台居民的社会结构、技术水平以及可能的文化交流模式。这一时期，虽然尚未形成明确的“建制”，但地理环境的互动以及早期人类活动的交织，已经为日后闽台之间的紧密联系埋下了伏笔。 第二章：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闽台的初步联系 随着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兴盛，福建沿海地区在中国古代经济版图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本章将重点考察唐宋元时期，泉州、福州等港口城市的繁荣，以及它们如何成为连接中国大陆与海外的枢纽。在此背景下，福建与台湾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本章将通过分析史籍记载、地方志、以及海外贸易的考古证据，展示福建商人、渔民、甚至官府在早期与台湾岛的互动。我们将考察福建人如何开始涉足台湾岛的开发，种植作物，捕捞渔业，以及早期官方对台湾岛的初步认知与管理尝试。这一时期的联系，更多是基于经济和生存的驱动，但也为日后更深入的“建制”化进程奠定了基础。我们将探讨这种初步的联系，如何通过人口流动、物产交换，以及文化观念的传播，在闽台之间形成一种早期的“同源”认知。 第三章：明朝的海洋政策与闽台关系的演变 明朝时期，中国东部沿海的社会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倭寇的侵扰和海禁政策的影响，福建沿海地区经历了巨大的挑战与转型。本章将深入分析明朝的海禁政策及其对闽台地区的影响。在严峻的形势下，许多福建居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冒险渡海前往台湾，开始了大规模的垦殖和定居。我们将详细考察这一时期福建人口向台湾的大规模迁移，他们带来的耕作技术、生活习惯、以及社会组织模式，对台湾早期社会形态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章还将分析明朝政府对台湾的官方管辖政策，虽然相对薄弱，但也标志着国家力量的初步介入。通过对郑氏政权在台湾建立的政治军事体系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基于福建地域文化和政治模式的“建制”已经在台湾初步形成。 第四章：清朝的开拓与治理：奠定闽台“建制”的基石 清朝康熙年间，台湾被纳入清朝版图，开启了闽台关系的新篇章。本章将聚焦于清朝在台湾的开拓与治理历程，以及这种治理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了闽台之间的“建制”联系。我们将详细梳理清朝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推行土地制度、加强户籍管理、以及引进福建的法律法规和社会风俗的过程。我们将考察大量福建移民涌入台湾，他们带来的语言、信仰、宗族文化，如何与台湾原有的社会基础相结合，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闽台特色的社会文化体系。本章还将深入分析清朝在台湾推行的“开山抚番”政策，以及其对原住民社会的影响。通过对清代福建与台湾之间在经济、人口、文化、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详细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更加系统化、制度化的“建制”联系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 第五章：两岸的同源与异质：历史记忆的交织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福建与台湾之间形成了深刻的同源性，体现在语言、文化、习俗、以及家族观念等多个层面。本章将聚焦于这种“同源性”的形成过程及其表现。我们将通过分析方言的演变、民间信仰的传承、传统节日的庆祝方式，以及家族谱牒的记载，来展示闽台之间在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同时，本章也将探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闽台之间也逐渐产生了一些“异质性”。例如，台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受了来自不同外部力量的影响，形成了其独特的历史经历和身份认同。我们将考察这些异质性是如何在同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及它们如何共同塑造了今日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对历史记忆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两岸人民之间既亲近又可能存在差异的心理基础。 第六章：近代以降的变局与两岸关系的重塑 进入近代，东亚格局的剧变对闽台关系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本章将重点考察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以及这一事件如何深刻地改变了闽台之间的“建制”关系。我们将分析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它与大陆的联系被切断后，台湾社会独立发展所形成的新的“建制”形态。本章还将探讨抗日战争时期，闽台人民共同抵抗外侮的经历，以及这一时期两岸民族情感的凝聚。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但随之而来的国共内战，再次将闽台推向分离的境地。我们将考察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后，在台湾建立的新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这一体制与大陆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差异。 第七章：分裂与隔绝：两岸关系的挑战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形成了长期的政治对峙和军事隔绝状态。本章将深入分析这一时期两岸关系的演变，以及“建制”的断裂对双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带来的影响。我们将考察大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发展道路。尽管政治上处于对立状态，但民间层面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未完全中断，本章将关注这些有限的交流在特殊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将分析双方在意识形态、国家认同等方面的差异是如何在长期的隔绝中被放大，以及这种隔绝对两岸人民情感和心理造成的长期影响。 第八章：和解与互动：迈向新世纪的两岸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两岸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与互动。本章将详细梳理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分析两岸关系从对峙走向和解的曲折过程。我们将考察经贸往来的不断深化，文化交流的逐渐恢复，以及政治对话的艰难尝试。本章还将探讨“九二共识”的形成及其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将分析福建在推动两岸交流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以及两岸民间社会在这一时期所发挥的积极力量。对这一时期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两岸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因素。 第九章：建制与认同：理解两岸关系的深层逻辑 本书的最后一章，将回归到“建制”这一核心概念，并将其与“认同”相结合，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我们将分析历史上的闽台“建制”是如何塑造了台湾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政治生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认同”是如何在特定的“建制”框架下形成和演变的。我们将考察不同时期，两岸人民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差异与重叠。本章将进一步分析，当前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历史“建制”的遗留以及不同“认同”的并存。作者将尝试从历史建制的角度，为理解当下两岸关系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结语 《闽台建制与两岸关系》并非止步于对历史事实的陈述，而是试图通过对“建制”这一概念的深度挖掘，揭示闽台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脉络。从早期海上文明的交融，到近代历史的变迁，再到当代两岸关系的互动，本书始终围绕着“建制”如何影响和塑造了地域之间的联系、社会形态的演变以及国家认同的形成。通过本书的阅读，读者将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闽台关系的悠久历史，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对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向，形成更加清晰和理性的认识。这部著作，是对历史的致敬，也是对未来的审思。

评分☆☆☆☆☆

阅读《闽台建制与两岸关系》，是一次充满惊喜的学术探索。作者的博学与严谨，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原以为对明清时期的两岸关系已经有所了解，但这本书却像是一扇新打开的窗户，让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细节和深度。书中对“建制”的定义和演变过程的梳理，远超我的想象。它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变动，更是权力、法律、文化等诸多要素在福建与台湾之间的渗透和融合。 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分析具体制度时所展现的洞察力。例如，书中对于“招垦”、“抚番”等政策的解读，让我看到了中央政府在治理台湾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所采取的策略。这些政策并非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命令，而是包含了对台湾实际情况的考量，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与当地社会发生的互动。读到这里，我仿佛能感受到历史的脉搏，感受到制度在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中的生命力。这本书让我明白，理解历史，不能仅仅停留在事件的表面，更需要深入到制度的肌理之中，去探究其背后的逻辑和动因。

评分☆☆☆☆☆

《闽台建制与两岸关系》这本书，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让我重新审视了海峡两岸的历史联系。我一直认为，“两岸关系”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概念，但这本书却将它的根源追溯到了明清时期，揭示了在行政建制层面，福建和台湾之间早已存在着一种深刻而复杂的关系。作者以一种近乎考古的方式，发掘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并将它们编织成一张详尽的制度网络，让我得以清晰地看到，台湾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福建的行政版图，又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书中对于“权力的分配与流动”的探讨，让我印象尤为深刻。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描述制度的建立，而是深入分析了权力如何在福建和台湾之间进行分配，官员的任免、法律的执行、税收的征收等等，都体现了一种动态的权力博弈。我特别关注了书中关于“福建官吏治台”的部分，作者通过具体的案例，展现了这些官员如何将福建的制度经验带入台湾，又如何在实践中进行调整和创新。这让我意识到，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由具体的人们不断塑造和完善的。这本书让我对“制度”有了更深的敬畏，也对两岸关系的早期形态有了更客观、更全面的理解。

评分☆☆☆☆☆

读完《闽台建制与两岸关系》这本书，我真的被深深地吸引了。作者以极其详实的史料为基础，细致地梳理了明清时期闽台之间在行政建制上的演变过程，这远比我之前理解的要复杂和深入得多。我一直以为“台湾”就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但书中却展现了它如何在福建的管辖之下，逐步形成并发展出独特的政治和行政体系。从最早的“界于海岛，隶于福建”的模糊概念，到后来设台湾府、台湾道等一系列官制的确立，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被作者挖掘出来，让我对“建制”二字有了全新的认识。 书中对福建作为“母体”的论述尤其精彩，它不仅仅是地域上的毗邻，更是一种权力、制度和文化的辐射源。福建巡抚、总督的权力如何延伸至台湾，台湾官员的任命如何受到福建的制约，这些都勾勒出一幅清晰的权力地图。更令我惊叹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宏观的制度层面，而是深入到微观的管理细节，比如田赋征收、治安管理、司法审判等，这些都如何在福建的框架下被引入和执行。读到这里，我才真正体会到，两岸关系的早期形态，并非简单的一方统治另一方，而是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建制关系中相互塑造、彼此影响。这本书让我对“历史”有了更立体、更具象的感受，它不再是书本上的枯燥文字，而是活生生的权力运行和社会演变。

评分☆☆☆☆☆

《闽台建制与两岸关系》这本书，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特的视角，为我打开了认识两岸历史的一扇新大门。我一直认为，两岸之间的联系是近代才开始的，但通过这本书，我才了解到，早在明清时期，福建与台湾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建制”联系，这种联系深刻地影响了双方的历史进程。作者在书中对“建制”的定义和演变过程的梳理，非常系统和全面，让我对这一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 书中对史料的运用，让我印象深刻。作者不仅引用了大量的官方文献，还深入挖掘了民间史料和地方志，通过多角度的史料交叉印证，构建出一个真实可信的历史图景。我尤其对书中关于“福建的宗族势力在台湾建制中的作用”的论述，感到十分有趣。作者分析了福建的移民如何将他们的宗族观念带到台湾，并在台湾形成新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力量如何与官方的行政建制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台湾的历史面貌。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历史的进程，不仅仅是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更是社会力量、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评分☆☆☆☆☆

翻开《闽台建制与两岸关系》，我原本以为会是一本比较枯燥的学术著作，但读下来却发现，它以一种近乎侦探小说的叙事手法，层层剥茧地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作者对于史料的运用堪称艺术，不仅仅是堆砌文献，而是通过对零散信息的巧妙整合，构建出一个完整而引人入胜的故事。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不同时期“建制”内涵的细致区分，从最初的松散管理到后来的层层加码，每一个阶段的制度变迁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需求紧密相连。 书中对“施琅”这个历史人物的解读，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同于以往的脸谱化描绘，作者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分析了施琅在巩固台湾建制、推动两岸一体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如何为后来的发展奠定基础。这让我意识到，历史人物的功过，往往需要放在制度的语境下才能看得更清楚。此外，作者对“羁縻”和“直接管辖”这两种模式的对比分析，也十分到位，让我理解了不同时期中央政府对台湾治理策略的调整及其背后的考量。总而言之，这是一本既有深度又不失趣味的读物，它让我在轻松的阅读体验中，对两岸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