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研究：1949-2012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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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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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政治
• 中国政治
• 当代中国
• 政治学
• 历史学
• 中共农村工作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ISBN：9787511724939

版次：1

商品编码：11800225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10-01

用纸：轻型纸

内容简介

　　百余年的现代化历史实践证明，与地主改革派的洋务运动、康梁为代表的君主立宪的改良路线及孙中山领导的民主共和的革命道路相比，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方针是成功而且卓有成效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不同于前三种方案，铸造了中国独有的现代化进程。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动员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遗产，业已影响到建国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研究：1949-2012》以政治动员为视角，采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共产党1949—2012年间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的变迁进行了考察。本书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政治动员实现了由“一元化建构”向“嵌入式管控”模式的演变。然而，“嵌入式管控”模式日益受到农村社会发展的挑战。基于此，本书认为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重构的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党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由“革命范式”向“治理范式”的转变，从而构建农村的协同治理模式。

作者简介

　　李汉卿，1982年生人，河北保定人，法学（政治学）博士与中国研究博士（日本），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访问学者，是上海市政治学会会员、上海市社区研究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与基层治理、日本政府与政治；已在中外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并主持科研课题3项。

目录

一、导　论
（一）研究缘起
（二）核心概念
（三）既有研究
（四）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
（五）内容安排
二、政治遗产：革命场域中的农村政治动员
（一）理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提出
（二）政治保障：党的建设与群众路线
（三）动员手段：利益满足、政治鼓动与主体性塑造
（四）局部实践：根据地土地改革中的政治动员
（五）革命时期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及评价
（六）本章小结
三、一元化建构：全能主义时期的农村政治动员
（1949—1978）
——以河北省徐水县瀑河水库的修建为例
（一）理论视角
（二）微观探究：瀑河水库的修建过程
（三）宏观透析：瀑河水库修建的制度、思想背景
（四）一元化建构：金字塔式动员体系的形成
（五）本章小结
四、嵌入式管控：后全能主义时期的农村政治动员
（1978—2012）
——从广东省“乌坎事件”谈起
（一）研究视角
（二）微观解析：“乌坎事件”的来龙去脉
（三）宏观透视：“乌坎事件”的制度与思想根源
（四）嵌入式管控：内涵及其挑战
（五）本章小结
五、改革开放前后两种动员模式的比较及其评价
（一）两种动员模式之比较
（二）两种动员模式的评价
（三）本章小结
六、从革命到治理：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的重构
（一）自民党的农村政治动员
——以“不买《读卖新闻》运动”为例
（二）中共农村政治动员重构的思考
（三）本章小结
结语：调适与发展中的中国共产党
参考文献
致谢

前言/序言

　　李汉卿博士是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和日本爱知大学三校研究生院共同培养双学位博士生项目的2008年度学生。该项目的最大特色是，学生在完成两篇不同的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后，可以获得中国与日本的两个博士学位。这个项目由时任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International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所长加加美光行教授发起，得到当时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俊教授、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文俊教授的鼎力协助，于2003年正式启动。中国方面的学生第1学年以远程电视教学方式在中国的大学接受日本爱知大学老师的授课与指导，第2学年到日本留学1年，第3学年回到原校，在中国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
　　李汉卿博士在日本留学期间，由我担任他的指导教授。他的研究课题是中日两国农村治理的国际比较研究，特别对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的发展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日本的“农协”问题正是我年轻时代曾经研究过的课题。
　　我196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社会学系，之后进入日本通产省下属的亚洲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进所第一年就参加了研究所组织的日本农村改革考察团到山梨县和千叶县对农户进行调查。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随着日本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很多村庄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劳动力不足严重阻碍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同时，新兴工业产品的出现使很多为传统工业产品提供原材料的农产品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日本农林省（现在的农林水产省）提出了农业种植转型对策。例如在我们调查的山梨县一宫町，农民从明治时期（19世纪末）以来一直以种植桑树和养蚕为主，为生产丝织品的工厂提供原材料。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世界市场上化学纤维的机械化大生产全面地凌驾于丝线织布机的小批量生产，丝绸产业在日本开始迅速衰退，原材料过剩，种植桑树和养蚕对于农户已经很不合算。当时的“山梨县农协”派遣优秀的农业技术员到一宫町指导农民进行种植转换，即停止桑树的栽培，推荐种植桃树。但是桃树平均需要三年时间才能收获桃子，这三年期间农户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农民们犹豫不决。在技术员苦口婆心地劝说农民转换种植品种的同时，“农协”以低息贷款的方式为农户提供所需资金，最后使一宫町农民接受了种植转型方案。今天的山梨县一宫町已经是全日本最有名的商品桃产地和鉴赏桃花的旅游名胜地。
　　我们调查的千叶县牛久町的状况与山梨县一宫町有所不同，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务工，很多农业用地变成休耕田。当时日本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很低，生产力水平低下，各个农户经营的农田规模很小，而且也没有足够资金购买别人闲置不用的土地，从事非农行业的兼业农户越来越多。面对这种情况，“农协千叶县农业试验所”决定派遣农业技术员（即精通农业先进技术的专业农民）向农民传授新型插秧机的知识，同时提供低息贷款促进农民购买闲置土地和新型插秧机。新型插秧机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千叶县牛久町农业生产的效率，并且克服了农业劳动力减少的危机。
　　上述山梨县和千叶县的先进经验，在1970年左右通过“农协”的大力宣传而推广到日本全国农村。
　　李汉卿博士在2008年夏天来到日本后，在大量收集有关日本“农协”资料的同时，还直接到山梨县和千叶县的“农协”做过实地调查。其研究成果体现在本书的第六章。他通过考察日本的农村政策发现，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自民党、政府与“农协”(农民)在制定农村政策方面的竞合是日本战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并且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农村的善治，需要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实现由强制性向诱致性动员的转变；二是培育农民组织，塑造新的利益共同体；三是以公民文化建设促进农民主体性的发挥；四是使政策合议与协同治理成为农村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这些观点我表示同意。然而，该书所提出的“协同治理”模式强调要发挥地方农民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却没有提到农业技术改革方面的问题。当然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模式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策略选择有很多地方不一样，对其细节应该开展更深入的比较研究。
　　综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大都伴随着农村凋敝、农业衰落，以及工业反哺农业、重新振兴农村的过程，中国也不例外。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所经历的乡村建设运动、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都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政党以及政府为了解决农村破败、农民贫困问题所做的种种试验和努力。近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各种惠农政策反哺农业，振兴农村。特别是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和中国农民的生活。
　　加加美光行
　　爱知大学名誉教授
　　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
　　2015年6月3日于日本东京东所泽寓所

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研究：1949-2012 导论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农村视为其执政根基与发展动力的重要来源。在长达六十余年的时间里，党领导的农村政治动员，如同潮水般涌动，深刻塑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政治生态。本书旨在系统梳理、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至2012年这一关键历史时期，在中国农村地区所推行的政治动员模式的演变脉络、内在逻辑、实践特征及其深远影响。 在宏观叙事之外，对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的细致考察，不仅是对一个政党治理策略的深入探究，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基层权力运作机制、以及农民群体能动性变化的重要解读。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政治动员的著作，更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村发展、国家构建与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 第一部分：奠基与重塑——革命动员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7）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百废待兴、积贫积弱的农村局面。在此背景下，党迅速启动了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农村政治动员。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旨在推翻旧的土地所有制度，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从而凝聚人心，巩固新生政权。 土地改革的政治动员逻辑： 土地改革并非仅仅是财产的重新分配，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动员。党通过组织贫农、雇农，划分阶级成分，建立农会等基层组织，将政治动员的触角延伸至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其核心在于激发农民的革命热情，调动其参与政治、改造社会的积极性，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动员的策略涵盖了宣传鼓动、典型示范、群众互助以及必要的强制手段，力求在短时间内实现乡村社会的政治格局的根本性转变。 互助合作的初步探索： 土地改革后，为了防止农村生产力的个体化分散，党开始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是这一时期农村政治动员的另一重要形态。这标志着一种更为系统化的集体化动员模式的开启。通过合作社，农民的劳动、生产资料被组织起来，集体生产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政治动员在此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为对农民集体主义精神的培育，以及对个体经济利益向集体利益的转化。党通过合作社的组建与运行，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农村的组织控制力，并试图通过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生产的提高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塑造： 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宣传与灌输是政治动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革命史、阶级斗争的叙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前景，通过报告会、标语、墙报、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意识形态的动员，旨在构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塑造农民的集体认同，并将他们的个人愿望与国家和党的宏大目标紧密联系起来。 第二部分：极化与失衡——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1958-1978）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大跃进”的狂热兴起，中国的农村政治动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动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度与广度，也伴随着巨大的代价与深刻的失衡。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动员模式： 人民公社的建立，是中国农村集体化动员的顶峰。它不仅是对生产关系的激进改造，更是对社会组织形态的全面重塑。政治动员在这一时期被推向极致，以“共产风”、“浮夸风”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动员，旨在通过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实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动员的重点在于对生产力的最大化释放，对农民个体自主性的压制，以及对指令性计划的无条件执行。公社化的管理模式，将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融为一体，极大地强化了党对农村社会的控制。然而，脱离实际的动员目标、违背经济规律的政策，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粮食短缺与经济困难。 “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动员：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将农村政治动员带入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境地。这场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名，对农村社会进行了新一轮的冲击。政治动员的重心从经济建设转向了政治斗争，强调“造反有理”、“破四旧”，并将农村视为“革命的温床”。知青上山下乡，是这一时期农村政治动员的独特表现。数百万城市青年被组织起来，前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既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也是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一种补充。政治动员的手段更加复杂，除了传统的宣传、集会，还包括了批斗、抄家等非常规措施。这一时期的动员，虽然在短期内激发了一些人的政治热情，但其对农村生产生活秩序的破坏，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以及对个体价值的践踏，都留下了难以弥灭的伤痕。 动员模式的失控与反思：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开始深刻反思这一时期政治动员的过度化与非理性。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以及“文革”的动乱，暴露了原有动员模式的严重弊端：对农民自主性的忽视，对经济规律的漠视，以及政治动员的工具化与脱离现实。这为后续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农村改革，埋下了深刻的反思基础。 第三部分：改革与分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的动员（1978-2000）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中国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的一次革命性转变。 从集体动员到个体激励：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在于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下放给农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治动员的重心从强制性的集体劳动，转向了对个体经济利益的关注和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党不再以集体化的生产目标为主要动员内容，而是通过政策宣传、技术推广、市场信息服务等方式，引导农民参与到商品经济中，提高经济效益。这种动员模式更具柔性与激励性，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基层组织的再定位： 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作为生产队长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劳动，现在则更多地转变为提供信息、协调关系、维护稳定、引导发展。政治动员的重点在于提升基层组织的管理能力，使其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同时又不失其政治领导的核心地位。 新矛盾的出现与管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如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基层腐败等。党在这一时期，也面临着如何通过政治动员来化解这些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动员的重点开始转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同时辅以法治建设、社会治理等手段。 第四部分：精细化与现代化——新时期农村政治动员的新特征（2001-2012）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0年后，中国农村的政治动员进入了一个更加精细化、系统化、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的新阶段。 “三农”政策下的全面动员： “重塑”农村，提高农业、发展农村、富裕农民，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政策的出台，为新时期的农村政治动员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政策的推行，需要党组织在基层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和组织实施。动员的内容更加丰富，涵盖了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结构调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农村环境整治等方方面面。 科技与信息驱动的动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农村政治动员的手段也日益现代化。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电视广播等多种渠道，党能够更有效地向农民传递政策信息、科技知识、市场动态，并听取农民的意见和诉求。这种信息驱动的动员，使得动员的效率和精准度大大提高。 社会治理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政治动员的目标不仅在于完成特定的任务，更在于提升农村的整体治理能力，构建服务型政府。党在农村的动员，越来越强调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例如，新农合、新农保的推广，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等，都离不开党在基层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实施。 意识形态的巩固与创新： 在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同时，意识形态的巩固与创新仍然是农村政治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先进典型事迹的推广等，党试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凝聚社会共识，引导农民朝着共同的目标迈进。 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进，党在农村的政治动员也需要与村民自治的实践相结合。党在农村的动员，更多地体现在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导村民委员会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提升村民自治的水平和效率。 结论： 纵观1949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政治动员模式经历了从革命性改造到制度性建设，从集体化指令到个体化激励，从单一化意识形态灌输到多元化社会治理的深刻演变。每一次模式的转变，都与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面临的挑战、以及党对农村发展规律的认识紧密相连。 本书的分析表明，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对农村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及不断适应时代变化的策略调整。然而，其潜在的挑战也显而易见，包括过度动员对个体自主性的压制、对经济规律的忽视、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平衡好集体与个体、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对这段历史时期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构建其统治基础，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理解国家与农民之间复杂关系的独特视角。本书的分析，旨在为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治理与发展，提供更深入的学理支撑与历史借鉴。

评分☆☆☆☆☆

当我合上这本书时，心中涌起的是一种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复杂性的全新认知。这本书所呈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政治动员领域长达六十余年的探索、实践和演进。作者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不同历史时期，党如何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设计和实施政治动员策略。从建国初期的“翻身解放”动员，到集体化时代的“艰苦奋斗”动员，再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动员，每一个阶段的描述都充满了历史的温度和现实的意义。书中对于“村庄”作为一个政治和社会单元，在动员体系中的独特功能，以及基层干部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更让我动容的是，作者并没有将农民视为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深入分析了他们在不同动员模式下的适应、抵抗和创造，展现了中国农村的复杂肌理。这本书不仅为我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逻辑提供了重要线索，更让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力量，在中国农村社会变革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评分☆☆☆☆☆

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所折服。书中对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的梳理，不仅仅是时间线上的推进，更是一种对模式内在逻辑的深刻挖掘。作者清晰地勾勒出不同时期动员模式的特征、核心要素以及演变轨迹，并将其置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例如，在解读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如何通过各种基层组织，将政治动员渗透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如何利用宣传、教育、群众运动等多种手段，塑造农民的集体意识和政治认同，都描绘得淋漓尽致。而在分析改革开放后的动员模式时，作者则着重探讨了市场经济的引入、基层自治的探索，以及党如何在这种新的环境下，调整其动员策略，以适应农村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书中对于“农村基层干部”在动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进行了细致的描绘。整本书，就像一幅描绘中国农村政治生态变迁的宏伟画卷，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现实的深度。

评分☆☆☆☆☆

这是一本能够引发深刻思考的著作。它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进行农村政治动员的历史回顾，更是对一种政治动员的“中国式”经验的深入解读。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而是尝试去探究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和制度机制。从早期以意识形态驱动为主导的“政治革命型”动员，到后期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发展型”动员，书中清晰地展现了这种模式的演变和转型。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分析中，对不同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使得对复杂政治现象的解读更加全面和深刻。书中对于“单位”在动员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塑造了中国农民的集体生活和社会关系，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此外，作者还关注了在动员过程中，农民个体的能动性和选择性，以及他们如何在这种模式中寻找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读完此书，我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的历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更对其内在的逻辑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产生了更深入的思考。

评分☆☆☆☆☆

初次捧读这本书，就被其厚重感和严谨的学术气息所吸引。尽管我不是政治学的专业人士，但书中清晰的脉络和详实的案例研究，还是让我对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至2012年间，如何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推行其政治动员策略，有了初步但深刻的认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历史事件，而是深入剖析了不同时期，党如何根据农村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时代发展的要求，灵活调整其动员的手段、目标和组织方式。从土地改革时期的群众热情高涨，到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化动员，再到改革开放后，如何处理集体与个体、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新的动员模式，每一个阶段的论述都充满了细节和洞察。书中对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在动员过程中的差异化反应，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片面性。读罢，我对中国农村的政治景观，以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独特的动员力量，有了更为立体和 nuanced 的理解。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份学术报告，更像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生动史诗，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现实的启发性。

评分☆☆☆☆☆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震撼，远不止于知识的增添，更在于其提供了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全新视角。它让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政治动员，并非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指令传达，而是一个复杂而 dynamic 的互动过程。作者通过对海量史料的梳理和分析，揭示了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党的动员策略是如何与中国农民的实际需求、愿望以及抗拒心理相互作用的。例如，在早期，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和革命理想的感召，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参与热情；而到了后期，当经济利益和农民的自主性被更加重视时，动员的形式又开始转向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导向。书中对于“单位制”、“户籍制”等制度在动员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影响农民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参与，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回避动员过程中出现的曲折、矛盾甚至失误，而是将其置于历史的语境中进行客观分析，这使得全书的论述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思想深度。这本书让我对“集体主义”的复杂内涵，以及它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