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术与城邦：亚里士多德《修辞术》讲疏 [Aristotle’s Rhetoric, offered in 1964]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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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 著，罗娜·伯格（Ronna Burger） 编，何博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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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里士多德
• 修辞学
• 古典修辞
• 政治哲学
• 城邦
• 古希腊
• 哲学史
• 演讲与沟通
• 文本解读
• 1964年出版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549937

版次：1

商品编码：11970891

包装：精装

丛书名：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外文名称：Aristotle’s Rhetoric, offered in 1964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80

字数：420000###

编辑推荐

1.《修辞术与城邦》为施特劳斯1964年春季开设的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研讨课的授课记录，共十六讲。
2. 作为演说术的“修辞术”是古典政治哲学中zui为重要的手段和问题之一。施特劳斯的疏解关注的是修辞术与政治哲学的关系，他格外看重在古典时期修辞术的意义。

内容简介

作为演说术的“修辞术”是古典政治哲学中zui为重要的手段和问题之一。本稿为施特劳斯1964年春季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研讨课的授课记录，共十六讲。 施特劳斯的疏解关注的是修辞术与政治哲学的关系，他格外看重在古典时期修辞术的意义，其核心问题就是：如果政治领域中的修辞术现象永远不会消失，那么，想要以现代的方式恢复或重建古典政治哲学，古典修辞术（古典演说和写作）的现代形态和功能应该是什么？
《修辞术与城邦》是著名学者列奥·施特劳斯1964年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政治哲学课程之一，是对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一书的讲疏。全部课程立足于《修辞术》一书的文本，以学生朗诵原文、然后教师提问、学生回答、再共同讨论的传统问答式教学法，对这部古典著作、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内传著作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作者简介

讲疏者 列奥·施特劳斯被认为是20世纪极其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阐释方法，构成了20世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检讨西方文明的总体进程，强调重新开启古人与今人的争执，并由此审视当代思想的种种潮流。其代表作有《迫害与写作的技艺》、《城邦与人》、《什么是政治哲学》等。

编订者 罗娜·伯格（Ronna Burger）：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哲学教授和犹太哲学的西策勒（Sizeler）教席的教授，著有《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对话：论〈尼各马可伦理学〉》（Aristotle’s Dialogue with Socrates: On the Nicomachean Ethic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8年），另有论述古代哲学作品若干。

译者 何博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希腊哲学，涉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修辞学，亚里士多德在古代东方的接受，以及东方基督教问题。

目录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1
中译者说明/1

编订者前言(伯格)/3
编订者说明/13
第一讲/15
第二讲/31
第三讲/65
第四讲/101
第五讲/142
第六讲/177
第七讲/219
第八讲/257
第九讲/299
第十讲/327
第十一讲/357
第十二讲/391
第十三讲/422
第十四讲/456
第十五讲/489
第十六讲/525

精彩书摘

第一讲
(1964年3月30日)


[1][进行中]施特劳斯：演说的力量并不等于是演说的技艺。智者们对演说技艺的讨论甚精。我们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结尾得知：智者认为政治技艺等同于修辞术。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建议则是，政治才能的技艺大于修辞术。你们怎么看智者的这个大错特错之处呢？(在这里，施特劳斯开始讨论《高尔吉亚》，这一部分听不清楚。它主要是对1963年《高尔吉亚》课程的概括。)
现在让我们读读《论题篇》中的几个段落，先找个进入课程的途径。为了全班着想，也是更为兰肯(Reinken)先生着想，我带来了一本，是复印本。我们就从这里，从《论题篇》101a25开始吧。
兰肯[读文本]：

继上述之后，下面一点应该说明：这部论著有哪些目的，都是什么。

施特劳斯：这部论著……
兰肯[读文本]：

目的有三点：关于智力训练(mental training)，关于对谈(conversation)，关于哲学科学。

施特劳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科学就包括着：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然科学。继续。
兰肯[读文本]：

就这部论著来看，它对于智力训练的作用显而易见；因为，如果我们有了方法，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论证所提出的有关问题。而它对于对谈也有用途。因为，在列举多数人的意见(the opinions of the majority)时，我们就会基于这些人自己的意见来和他们打交道——

施特劳斯：亚里士多德原文说的是“许多人的意见”(the opinions of the many)，这和“多数人(the majority)的意见”不太一样。观点不一样了。他的意思也就变了。你能再读一遍吗？
[2]兰肯[读文本]：
而它对于对谈也有用途。因为，在列举许多人的意见时，我们就会基于这些人自己的意见来和他们打交道，而不是其他人的意见；还能改变所有他们做出的、在我们看来使用不当的论证过程。

施特劳斯：你拿掉了让意思更清楚的那部分。是这句，“每个指向个人(ad hominem)的论证都是论辩术的论证”。那么，什么是指向个人的论证呢？有人知道吧。什么是指向个人的论证？
兰肯：一个针对某人的论证，它不是一个论题(topic)。
施特劳斯：不太准确。应该是这样，你所立足的前提(premise)被对话的反方承认。然后，你从这些前提来论证。这些前提的真假与论证无关。但是，如果对方向你承认了什么内容，那这个内容就需要反驳。他对你承认的内容就是前提。那么你会从前提做出一些推断；而且如果这些推断破坏了对方的立场，那么它的立场就被反驳掉了。在这个程度上，论证非常有价值，但是它当然还不是真正的科学论证，因为它不是从那些真的前提出发。故而，我们看到怎样……和柏拉图对话相联系。论证是由一个个体还是一类个体做出呢？它是一种平等交流(a give and take)吗？在科学阐述里，不一定有这种平等交流。它是一种前后连贯、没有任何交流的阐述。请继续。
兰肯[读文本]：

它对于哲学科学也有用，因为，如果我们能从两方面提出疑难，那么我们就容易在每个方面分辨出真与假。此外，它也能用于关涉每门科学的最终基础。因为，立足于某门相关科学专有的各种原则，人们是不可能谈论这些最终基础的，既然这些原则是其他一切事物的最初根据，而且，必然要通过关于每件事情的普遍意见来处理它们。这正是专属于或最适合于论辩术的任务；因为它的本性就是考察，是通向所有研究方法之原则的途径。

施特劳斯：现在让我们试图理解一下。科学推论(即三段论，syllogism)是一个从两个不需要任何证明的真前提出发的推论。但是，你如何能达到真的前提呢？根本上来说，你如何能达到科学的各种最高原则呢？你不可能从更高的东西里得到它们。那样它们就不是第一原则了。你只能从共识出发，来达到它们。但共识并非单纯就是真的，相反，它只是一个你拥有的出发点。一个从某一主题的共识的真理出发，达到种种真实原则的论证，也就是论辩术(即辩证法，dialectics)。因此，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论辩术有一个根本上的歧义之处。在一个意思上，[3]从论辩术之事的整体来看，它低于科学，不使用科学推论；但是在另外一个意思上，它高于科学，因为它是通往最高原则之路。这个歧义是亚里士多德其他作品的关键。
有人也能说，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论辩术与中世纪的那种论辩技艺并不一样，虽然相同点挺多。这种论辩技艺也是一种立足于争论者承认的事情来论争的技艺。因此，有一个著名的否定性原则：你不可能与否认某个前提的人争辩这一前提。在《修辞术》开篇，我们会读到，有些地方提到了论辩术技艺，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论辩术和修辞术关系密切；一个人要是不考虑论辩术，就不能恰当地理解正确的修辞术。我们可以再多读几段，这一点就清楚了。不过首先，我想知道在什么程度上……嗯，那位先生，什么问题？
学生：论辩术是达到那些原则的唯一途径吗？……
施特劳斯：表面来说，如果所有科学都从前提出发，那么必然有其他什么东西，你通过它可以达到那些前提。这很明显。但这太笼统了，没什么用，[这只是]暂时的条件。我们还是看看政治方面的事情吧，就是政治事务。你们是如何做的呢？放到今天来说，你们每个人是如何做的呢？按照公认的方法，你们以哪里为出发点呢？我的意思是，我现在说的不是研究这个国家选举的人怎么做，因为不一定需要这种事情，相反，需要看的是整个选举，整个选举。那么，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学生：普通人？
施特劳斯：不，不，范围还是在政治科学里。但我们仍然能用政治科学的方式表达普通人关心的事情。
学生：在这个国家，我们从关注宪法开始。
施特劳斯：对。但是，如果有谁研究选举过程，那么当然，你必须知道进行选举的总体框架。但是，宪法给你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选举研究者研究的那些问题。对吗？
同一个学生：对。
施特劳斯：只有宪法中关于政党的说明……但是你不得不超越宪法。那么，通常认为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以定义为起点建立科学，我们如何获得定义呢？定义是什么意思？按照一种很重要的观点，定义基本上是主观随意的(arbitrary)，一旦做出了定义，那么情况无非是，以后你在推理中都不会再用到定义了，除非你再次做出这个定义。有本考夫曼(Kaufmann)写的书，我忘了书名，大约是十年前写的，它就给出了这样的定义。但是我们如何达到这样的定义呢？我们如何达到它们？我们难道不能以日常用语为出发点吗？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4]把“政党”的定义弄成了屋顶的定义，以至于当你们说“政党”一词的时候，你们每个人就会想到屋顶的定义。这很荒唐吧。但事实上，你们的出发点还真就是日常用语。好。
但是，日常用语当然有些不明确，总受一些歧义的干扰，各种各样的歧义。当你们说政治科学的主题就是“权力”(power)时——你们肯定听到过这种说法——如果你们想探究细节，你们就只是考虑这样的关键词。那么，权力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我觉得，电力(electric power)也是一种“力”啊。显然，政治科学家不关心这样的东西。权力是什么呢？我们说出“权力”这个词之后，我们如何以它为出发点呢？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想知道“统治”一词的意思，那么，我们如何以“权力”为出发点呢？
学生：如果我们想知道在任何具体例子中，“力”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寻找在“力”这个词的各种用法中存在的普遍要素。
施特劳斯：有电力吗？
学生：不。
施特劳斯：为什么你不考虑电力？
学生：嗯，是基于对政治权力的常识。
施特劳斯：我明白。我认为一个人也会说，除了电力之外，人类还有其他种类的力，比如像放高利贷的给债务人施加的“力”。这肯定是一种一个人施加给另一个人的力。但我认为，我们主要考虑的也不是这种。更不是校园里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混混给其他人施加的力。既然人给人施加的力不全是“权力”，那么我们这里考虑的就只是“政治之力”。但是，在这个问题中，什么是“政治”呢？我们如何以“政治”为出发点呢？如果我们不知道“政治”是什么，那我们是不是就不可能清楚地谈论政治事务呢？好了，既然我们，还有尼克戈尔斯基(Nicgorski)先生都对这一点非常困惑，那我们看看亚里士多德是怎么做的吧？
同一个学生：他首先要考察更小的关系——比如家庭，然后揭示出，这种关系变成了那些满足自我需要的自足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表明，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就是政治关系。因此，正是以他对“城邦”(polis)的经验为中心，他才认清了政治是什么。
施特劳斯：好的，正是如此。不过你忘了说“部族”(tribe)，我来简单地说说吧，恕我愚钝：他从这个事实出发，即“政治的”是一个来于名词polis[城邦]的形容词。我们把polis译为城邦(city)。然后呢，他说：如果我不知道城邦是什么，那我就不可能回答“政治是什么”这个问题。因为“政治的”必然是属于城邦的事情，这种“属于”的方式有许多种，有这种或者那种，等等。现在你看到了，这多少澄清了一些我们的难解之处。我们一直都是在想当然地使用这个形容词。有些人说政府学(government)系，有些人说政治科学系……不得要领。我认为这比政治科学或政治学(politics)还要差劲。[5]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用“政府学”来替代“政治的”？“政治学”和政府有很大关联，也许政府是政治学的核心。但是，为什么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呢？对这一点能有什么反思吗？
另一个学生：政府应该理解为对“政治的”限定(restriction)。
施特劳斯：在什么意义上呢？
同一个学生：是这种意义：政府通常关涉一种立法—行政的(legislative�瞖xecutive)关系，但“政治的”一词总是更意味着种种人的功能，就是那种组建城邦内部(civic)关系的东西。
施特劳斯：好，换言之，一切都导致了……比如说，各种选举，被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是构成立法和行政的形式；立法和行政属于政府。但是我认为，你说的方向正确。让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认为每个人会承认，战争是一种政治的现象。但它能叫作政府间的关系吗？这能充分地描述战争吗？不能，我觉得做不到。我的意思是，你知道：宣战等于是中止了外交关系等等，但这种解释还不太充分。战争是两国间的，或者多国间的。所以，政府也许是“政治的”的核心，但还不是全部。
所以，在一开始，我们所做的这种反思，还是完全待定的，是用前—科学的方式做的反思。我们从每个健全心智的人所承认的事情开始，然后继续前进，直到我们感觉到了问题的核心为止，我们就专注于此。接着，我们必须提出问题——我们不可能什么问题都不提，因为我们[没有]古代的那种城邦(polis)：在今天，什么等同于那时的城邦(polis)呢？——要找到我们自己的途径……很清楚，我们所说的政治学(politics)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政治学存在着密切关系。但是，那个核心，即城邦，已经不在我们的政治学中了。但必然还有一些与之相同的东西。我们必须发现它，然后以它为出发点。
这种反思虽然是前科学的，但明显不是修辞术式的。它们显然不是修辞术式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情感。这就是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论辩术”的含义。它与柏拉图对话中的方法一致。但仅仅是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它也总是与另一种论辩术相联系。我现在先不谈另一种论辩术，以免混淆。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这里有没有人会主张“修辞术有可能完全没有必要”，先不管他信不信这个说法。之所以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如果有人这样想，那么我们就无法进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了。难道没有可能在美好的将来，我们拥有一个这样的社会，在那里，修辞术完全是多余的、所有论证都会是科学式的或技术式的呢？——当然，所有人都会承认，现在这个社会还不是——反正这种想法、这种对未来的期待，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面对它。巴特沃斯(Butterworth)先生，你有什么问题？
……

前言/序言

中译者说明

本稿为施特劳斯1964年春季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研讨课的授课记录，共十六讲。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同一年，《城邦与人》刊行。原稿为依据录音记录的打字稿，当时的版权归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所有(1975年)。2014年，经伯格等人重新编辑后，在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中心”网站上刊布，尚未正式出版。
作为演说术的“修辞术”是古典政治哲学中最为重要的手段和问题之一，尽管这个词的含义现在已经变得有点狭隘，仅仅指一种产生语言效果的书面或口头技巧。当代修辞术或修辞学研究往往成了总结种种辞格的雕虫小技；当然，也有人从语言认知或文化传播的角度进行探索，但很少关注修辞术在古代的起源、曲折漫长的发展以及它与政治学的暧昧关系。
在古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据说是他的内传作品，极为重要。亚里士多德早年在柏拉图学院中就是修辞术教师，他广搜了当时存在的大量修辞术手册，立志用哲学的方式(承自《斐德若》但又有所区别)改造之前仅仅被智者定义为“说服技艺”的修辞术。他甚至认为修辞术就是政治学的一部分。这足见修辞术的政治意义。
这部著作的主题就是“说服”，前两卷作为主干讨论构思(说什么让人信服)，第3卷讨论措辞和布局(怎么说让人信服)，原为《论措辞》一书，被后来编者合并入前两卷(这一卷才相当于现代的狭义的修辞术)。前两卷中，第1卷重新定义了修辞术，提出了主题、情感和品性三种技艺内的特殊说服法(修辞术的材料)，并分别罗列了议政修辞术、诉讼修辞术、展现式修辞术的特殊论题，也就是主题材料，以及技艺外的说服法，这里面涉及了政治学、伦理学(大众道德观)、法学等内容(讲座第一到第七讲)。第2卷处理了情感和品性的说服法，然后是普遍模式和普遍的说服法，即修辞演绎和例证(修辞术的逻辑形式)(讲座第七到第十二讲)。第3卷讨论了措辞和布局(讲座第十三讲到第十六讲)。
施特劳斯的这部《修辞术》讲稿相当于对这部古代著作进行了一次文本疏解，可以说，在近现代学者中，施特劳斯是第一个从哲学角度对《修辞术》做文本解释的学者。在他之前，虽有施本戈尔(Spengel)(拉丁文笺注)和寇普的笺注(桑兹补订)，但两者都侧重古代修辞术传统和古典语文学。而在他之后，才有格里马尔蒂(Grimaldi)(前两卷)和拉普(Rapp)(德文，综合研究)的系统诠释。施特劳斯为什么看重这门曾经与哲学和政治学抗衡而如今已经淡出主流科学视野的技艺呢？
在施特劳斯之前，《修辞术》自古就受到西方和东方学者的重视。比如逍遥学派后学德米特里欧斯，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昆体良、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俄尼修斯均发扬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体系。到了中世纪，在阿奎那的建议下，莫贝克的威廉用拉丁文翻译了该书。布里丹、罗吉尔·培根也都写过立足于《修辞术》阐发其逻辑学和伦理学大义的拉丁文作品。在东方，阿维森纳、阿威罗伊都用阿拉伯文写过阐释修辞术的作品，前者的《治疗论》第1卷第8部分(Al-Khatabah)讨论了修辞术，后者还有《修辞术》短注(有巴特沃斯英译本)和中注(有阿—法对照本)，希腊修辞术直接影响了伊斯兰政治、法律和文学修辞学的发展。著名叙利亚正教会学者赫卜烈思(Bar Herbraeus，公元13世纪)也用古叙利亚文阐释过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收入他的《智慧的乳脂》(有古叙利亚—英对照本)。此外，在古代亚美尼亚传统中，比如大学者施拉克的阿纳尼亚(公元7世纪)的《典则(亦译为历法)》(K’nnikon)一书也涉及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
文艺复兴时期，《修辞术》开始出现了古希腊文刊本，进入近现代，西方学者不断校勘和笺注，《修辞术》一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比如，霍布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概述式地翻译了《修辞术》，但未作疏解。在《利维坦》中，他主要吸收了《修辞术》中研究情感的部分，试图用于政治哲学。与之相近的还有年长于他、熟读《修辞术》的培根，其《学术的进展》提出了用修辞术调动民众情感，导其正路，借以治国的理想。
18世纪是修辞术的一个转折时期。虽然修辞术一直都是学校的主科目，但饱受重视理性的哲学家的攻击，比如洛克、达朗贝尔、康德都鄙夷修辞术对理性的破坏和欺骗。另一脉重视情感作用的哲学家如休谟，更看重修辞术激发情感的意义，他对于情感的分析都承自《修辞术》，他甚至认为理性是情感的奴隶。而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哲学家则看重修辞术带动情感的正面价值及其道德作用。还有一些哲学家，比如孔狄亚克就认为修辞术与哲学完全可以兼容，他看重的是修辞术对于传播哲学观念以及认识论方面的功能。与上述这些人完全不同，维柯对于修辞术的重视才最贴合政治，他看到了修辞术在公共哲学中的意义，因为在这个领域，人们只能借助修辞术的逻辑进行决定，笛卡尔追求的绝对确定性是不存在的，而笛氏正是17世纪修辞术的死敌，他极为鄙视这门毫无确定性的技艺。但在维柯看来，修辞术是表达常识的重要手段，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常识才是真理。尽管如此，从18世纪开始，修辞术已经面临哲学全方位的克制，它的衰落不可避免。随着现代人文科学体系的完善、事实与价值的两分，修辞术涉及的价值领域已经不再需要这种“不科学”的推理，它被斥之为颠倒是非的诈术，甚至被当作政治厚黑学。再加上其他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修辞术(作为技艺，而不是修辞现象)彻底败退，它不再具有往日的地位。
但是，修辞术这门技艺具有的不变的内在结构一直存在于社会生活中。19-20世纪以来试图重启修辞术问题的哲学学者不再研究作为演说术的修辞术，也不把它处理为取得语言效果的技术，而是将其处理为一种普遍于人类的与各种语言形式有关、处理“可能性”意见、调动人类非理性部分的认识和实践模式。主要有三种路径：
解构修辞术 现代对修辞术有复兴作用的首推尼采，他早年曾开设了《修辞术》课程，重点评述了第3卷(《考订版全集》II.4，1995年)，虽然立足古典语文学，但他提出了修辞术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一切语言都是修辞”这样的重要论断，他用修辞术代表的意见反对真理。一度被哲学镇压的修辞术，被尼采重新释放。他对《修辞术》的阐述也为后来的结构主义修辞学，如罗兰·巴特(开设过《修辞术》课程)和解构修辞学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保罗·德·曼和德里达，在这两人手中，一切文化符号全是修辞，因而一切真理和价值全都是可以消解的。修辞术成为了现代和后现代思潮的基础。
存在论修辞术 海德格尔在20世纪上半叶也研究了《修辞术》一书，还开设了相应课程(1924年夏季)，他把对《修辞术》的理解收入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中译见华夏出版社，2014年)，这是一种存在论式的修辞术。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与时间》的一个注释里，他颇有意味地提到了《修辞术》。只要有人类存在，人类就永远是以修辞的方式在语言中存在。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后期似乎也陷入了和解构修辞学一样的修辞迷雾中。
诠释学修辞术 另一个复兴修辞学的是佩雷尔曼(Chäim Perelman)，他和奥尔布莱西茨—泰蒂卡(Lucie Olbrechts-Tyteca)合著了《论论证：新修辞学》(Traité de l’argumentation — la nouvelle rhétorique，1958年，英文版1969年)，试图从诠释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发挥修辞术的正面意义，修辞术成为了一种建构群体价值的手段。与其进路相同的还有保罗·利科(《活的隐喻》)和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论述了佩雷尔曼)。他们都试图把修辞术作为一种沟通、交往和对话的工具。
施特劳斯的疏解与这些现代解释倾向既有相同点，也有明显的区别，他关注的是修辞术与政治哲学的关系，他格外看重在古典时期修辞术的意义，其核心问题就是：如果政治领域中的修辞术现象永远不会消失(因为施特劳斯相信，人永远不能在这个领域得到绝对的自然科学式真理，但这并不能说明施特劳斯是一个相对主义者)，那么，想要以现代的方式恢复或重建古典政治哲学，古典修辞术(古典演说和写作)的现代形态和功能应该是什么？关于本书，编者伯格在导论中介绍甚明，此处只列举这部讲稿提出的主要问题：

(1)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与智者修辞术的分歧是什么？
(2)苏格拉底在《斐德若》中的修辞术能否替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
(3)哲学家应不应该掌握《修辞术》中的大众道德观、人性的阴暗面和厚黑的手法？
(4)劝导德性的修辞术是否在《修辞术》的讨论范围内？修辞术和道德性的关系是什么？
(5)如果说城邦或民众与哲学家之间存在着鸿沟，修辞术是必需的弥补手段，如果哲人王无法建构一个《王制》规划的城邦，他必须要让步、容忍修辞术的存在，那么，上述几种修辞术中的哪一种能起到这种作用？
(6)运用修辞术的理性与科学理性有什么区别？修辞术可以带动情感等非理性因素，这对于政治统治有什么用途？
(7)修辞术的推理，即修辞演绎，它与科学推理(证明)、论辩术推理有什么相同和不同？这三者与实践智慧(明智)的推理有什么区别？修辞术推理能否转化为实践智慧的推理？
(8)修辞术针对可能性的意见，这否定真理吗？修辞术处理的领域与自然科学的领域有什么不同？
(9)修辞术是否一定会导致价值判断的主观化和相对化？如果不是，那么修辞术能提供什么样的客观“确定性”？它能否成为让人们相信自然正当性的手段呢？根本的问题是，在修辞术中，如何才能消除现代社会形成的价值与事实的两分？

上述九个问题，施特劳斯在讲稿中都有解释或暗示。
中国古代也有一个重视修辞的政治传统，文有《周易》《春秋》(尤其是《公羊传》的阐发)的大义，言有《尚书》的政令、《国策》《孟子》《韩非》的论理，如果有学者能沿着施特劳斯的思路将之与希腊修辞术做一番比较，探究其中的政治内涵，定有收获。
由于《修辞术》本身就以一种“现象学”的方式(见本讲座第59页)考察当时希腊的政治状况和世态人情，施特劳斯的授课也依此从实践入手，贴近最直接的政治和历史现象：大到伯罗奔半岛战争、二战、冷战、各种政治内情、美国外交、总统选举、司法审判等国家大事，小到名人学者的轶闻趣事(如胡塞尔)和施特劳斯自己的经历；既重视西方传统(如罗吉尔·培根、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林肯、《联邦党人文集》)，也兼涉其他文化遗产(比如印度和伊斯兰，尤其是后者，多次引用阿威罗伊)；既涉及哲学专业文献，也讨论到文学理论、莎翁戏剧、喜剧、笑话、谜语和通俗文学(比如《梅森探案集》、塞耶斯和伍德豪斯的小说)；他不仅关注哲学学科内部的事务，还点评了现代科学技术和传媒的发展(比如遗传学问题和现代传媒)，更谈及了诸如美国性观念转变等现实话题，而这些例子无不与“修辞术”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整个课程中，施特劳斯言辞幽默，语带机锋，说话方式不同于一般教师的宣讲。他与学生交谈风趣，即使是批评，也相当委婉，多有肯定。对于现代社会科学发展以及当时美国社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一些弊病，他则不乏针砭。
顺便一提，参与研讨班的人当中，有不少都是(当时或后来)古典学或政治学方面的学者，比如著名的研究伊斯兰哲学的马赫迪、专研阿威罗伊和阿拉伯哲学的巴特沃斯、古罗马修辞术专家尼克戈尔斯基、著名法学家并且译注过柏拉图《美诺》的阿那斯塔波罗、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德莱、邱吉尔研究专家艾默特等。施特劳斯的课程对他们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问题。
施特劳斯和学生在课程中多次引用了《修辞术》以及其他古代著作的文本(编者列出了课堂使用的版本情况)，原稿均为英文，其中《修辞术》使用的是洛布古典丛书弗里茨的译本，同时也出现了部分罗伯茨(W.R.Roberts)(1954年)的译文。施特劳斯经常会当场口译古希腊文，他的用词与学生使用的英译本多有不同。鉴于研讨班主要围绕这些英译文进行讨论，中译采取了直译的方式，保留英文的语言色彩，不做太多改动；凡英文与古希腊文有出入的地方，中译者会依据原文加以说明。中译者所使用的《修辞术》古希腊文文本由卡塞尔(Kassel)校勘(De Gruyter，1976年)，这也是《修辞术》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勘本，同时参考了格里马尔蒂的英文笺注(笺注了前两卷)和拉普的德文译注(两卷三册)。研讨班涉及的其他古典和现代文本都为英文(原本或译本)，中译者均按照英文译出。伯格的注释中也引用了施特劳斯其他作品的文本，都是英文，而且她还引用了萨克斯(J.Sachs)的《修辞术》英译本(2009年)，中译者都严格直译。编者的体例，均见本讲座系列的编者总注。每讲之后都有校勘记，由于校勘成果已经反映在了文本中，故略去。
本书的注释中，凡出自中译者的，均以“[译按]”标明；不做说明的，均为编者伯格等人所写。中文注释的原则是提供一些语词解释，以及相关文献、历史文化和修辞术方面的背景知识，对于讲稿记录含混的地方加以解释，同时对原编者的部分注释内容做些补充。凡注释中引涉本书，皆以记录稿原页码为准。
鉴于讲稿的口头性质以及当时的记录条件，尽管编者连缀增删(以“[]”标明)，但文本仍有不少阙失，一些语句也有中断或遗漏之处(编者均以省略号或破折号标明)，中译者尽可能既保持讲稿原貌和口语风格，又试图进一步补充连贯(也以“[]”标明)，同时也参考了原打字稿和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中心”网站提供的《修辞术》授课音频。如仍有错谬之处，敬请指正，留待以后修订。

本译著属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哲学研究”(批准号：15CZX03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何博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15年6月17日

《逻各斯之域：古希腊城邦话语的奥秘与说服的艺术》 在璀璨的爱琴海文明曙光中，一座座城邦犹如坚实的礁石，矗立于历史的波涛之中。这些城邦不仅是地理上的聚集，更是思想、政治、文化交流的熔炉。而在这熔炉中，最为核心的驱动力之一，便是那塑造民意、引领决策、凝聚共识的强大力量——话语。柏拉图曾言“苏格拉底是雅典最智慧的人”，而亚里士多德，这位集大成者，则深刻洞察了话语在城邦生活中的关键作用，并将之系统化、理论化，最终凝结成一部传世巨著：《修辞术》。 《逻各斯之域》一书，并非对亚里士多德《修辞术》本身进行逐字逐句的疏解，而是以一部独立而完整的学术论著的姿态，深入探究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思想在古希腊城邦语境中的生成、发展及其深远影响。本书的写作，旨在揭示亚里士多德并非凭空创造了修辞学，而是他对当时城邦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但未被系统整理的说服艺术进行了精妙的提炼与升华。我们将追溯那些在雅典广场上慷慨陈词的演说家，在陪审团面前舌灿莲花的辩护士，以及在议事会上进行激烈辩论的政治家们，他们所共同遵循的，正是亚里士多德后来所阐释的那些基本原理。 本书的核心命题在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是其“逻各斯”（Logos）哲学思想在政治与社会实践层面的具体体现。在古希腊城邦，公民的参与构成了政治生活的主体。而参与，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公开的演讲与辩论来实现的。无论是决定战争与和平，还是分配公共资源，亦或是审判公民的罪责，都离不开有效的说服。亚里士多德敏锐地观察到，单纯的逻辑推理（Dialectic）虽然是追求真理的重要途径，但在面对广大听众，尤其是在充满情感与利益纠葛的公共领域时，更为全面的“修辞术”（Rhetoric）——一种能够调动听众情感、彰显演说者品格，同时又不失理性逻辑的说服艺术——显得尤为必要。 《逻各斯之域》将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深入的探讨： 一、城邦的政治生态与话语的权力： 本书将首先勾勒出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古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宏观图景。我们将考察城邦的政治结构、公民大会的运作方式、法庭的审判程序，以及这些政治实践如何对公开演讲提出了必然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修辞术不再是一种边缘的艺术，而是公民参与政治、实现自我价值，甚至影响城邦命运的关键技能。我们将分析，正是城邦对公民参与的高度重视，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没有城邦的实际需求，就没有对说服技巧系统性研究的动力。 二、逻各斯、情感与品格：说服的三重维度：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提出的“逻各斯”（理性论证）、“帕托斯”（情感诉求）与“埃托斯”（人格魅力），构成了其修辞学理论的基石。本书将深入剖析这三个维度在古希腊城邦语境下的具体表现。 　　 逻各斯：理性之舟，驶向共识。 我们将详细探讨在城邦辩论中，理性论证的各种形式，如例证（Example）与 the enthymeme（简缩三段论），它们如何在公民大会上被用来支持政策提案，或在法庭上被用来构建案情。我们将考察，当理性论证遭遇政治现实的复杂性时，亚里士多德是如何调和纯粹的逻辑与听众接受度的关系的。 帕托斯：情感之潮，拨动心弦。 城邦的决策往往并非纯粹理性的产物，情感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本书将分析，演说家如何巧妙地运用对诸如恐惧、同情、愤怒、爱国情怀等情感的描绘，来唤起听众的共鸣，从而达到说服的目的。我们将探讨，亚里士多德对情感的运用并非简单的煽动，而是将其置于理性框架之下，使其成为辅助理性说服的有效工具。 埃托斯：品格之光，赢得信赖。 亚里士多德认为，演说者的品格是说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将考察，在城邦的政治与司法舞台上，演说者如何通过其言谈举止，展现出智慧（Sophia）、美德（Arete）与善意（Eunoia），从而赢得听众的信任与尊重。我们还将分析，那些被城邦推崇的德行，如正义、勇敢、节制等，如何成为演说家构建自身人格魅力的重要素材。 三、修辞的体裁与城邦的实际应用： 亚里士多德将修辞术划分为政治修辞（Deliberative）、司法修辞（Forensic）与示范修辞（Epideictic）三种体裁。本书将分别考察这三种体裁在古希腊城邦中的具体实践。 政治修辞：城邦的未来与选择。 在公民大会上，关于未来政策的辩论——是宣战还是议和，是扩张还是保守——构成了政治修辞的核心。本书将分析，演说家如何围绕“功利”（useful）与“伤害”（harmful）、“善”（good）与“恶”（evil）等概念进行论证，以影响城邦的决策。 司法修辞：过往的审判与正义的伸张。 在法庭上，关于过去事件的辩护与控诉，构成了司法修辞的舞台。本书将深入探讨，演说家如何运用证据、证词以及对行为动机的阐释，来构建对过去事件的叙事，从而影响陪审团的判决。我们将关注，在缺乏现代证据法的时代，修辞术如何成为伸张正义（或歪曲正义）的重要手段。 示范修辞：荣耀与谴责的仪式。 在公开的庆典、葬礼或纪念活动中，对人物或事件进行赞美或批评，构成了示范修辞的范畴。本书将分析，示范修辞如何通过对美德的歌颂或对罪恶的谴责，来巩固城邦的价值观，塑造公民的道德认同，并维护社会秩序。 四、修辞术的局限性与批判性反思： 尽管亚里士多德为修辞术提供了精妙的理论框架，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其在城邦实践中的局限性。本书将不回避对修辞术的批判性反思。例如，过度依赖情感诉求可能导致的民粹主义；为达到说服目的而可能出现的论证上的偏颇与误导；以及在实际操作中，修辞术如何被用来维护既得利益，而非追求真正的公共福祉。我们将引用亚里士多德自身可能存在的某些矛盾之处，以及后世对其理论的争议，来展现修辞术作为一种工具的双刃剑性质。 五、修辞术的遗泽与启示： 最后，《逻各斯之域》将探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思想对后世，乃至当下社会仍然存在的深远影响。虽然我们身处一个与古希腊城邦截然不同的时代，但有效的沟通、理性的论证、真诚的品格以及对听众心理的把握，依然是任何领域——从政治、法律到商业、教育——成功沟通的关键要素。本书旨在通过对亚里士多德修辞术在城邦语境下的细致分析，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沟通机制，提升个体的说服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提供深刻的洞见与启迪。 《逻各斯之域》将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史料考证，以及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为读者呈现一幅生动而深刻的古希腊城邦话语图景。本书并非对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简单翻译或评注，而是一次独立而深刻的学术探索，旨在揭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宏大历史语境，还原修辞术作为一种“城邦艺术”的真实面貌。通过本书，我们期望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在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说服的力量是如何塑造历史，又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城邦生活中，编织出人类文明的璀璨篇章。

评分☆☆☆☆☆

从装帧和排版来看，这本书的设计也体现出一种对经典应有的尊重，它的字体选择和段落留白，都让人在长时间阅读后依然感到舒适。但抛开这些硬件条件，真正吸引我的是作者在引言和结论部分所展现出的那份对人类沟通本质的深切关怀。他不仅在解释亚里士多德“说了什么”，更在追问“为什么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认真研读这些内容”。这种超越时代的追问，使得这本书拥有了一种历久弥新的力量。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这个充斥着碎片化信息和情感操纵的现代社会中，对清晰、正直的说服艺术的极度匮乏。读完后，我感到一种被唤醒的责任感，意识到掌握和批判性地使用语言，对于维护任何形式的健康共同体都至关重要。这是一部能改变你思考和表达方式的书。

评分☆☆☆☆☆

这本书的价值，我认为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对“语境化”的坚持。作者似乎非常警惕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抽离出其诞生的社会背景进行“真空包装”。因此，书中对于雅典民主的运作机制、公民大会的角色，以及法庭辩论的实际形态，都有相当篇幅的铺陈和勾勒。这种扎根于历史的解释方法，使得《修辞术》中的许多理论不再是孤立的学术命题，而是成为了城邦政治生活的“操作手册”或“思维工具”。对于那些对政治哲学史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它展示了理论如何直接塑造和影响一个社会赖以运转的公共话语空间。我甚至觉得，如果不了解作者在书中描绘的那个城邦环境，就很难真正理解亚里士多德为何如此看重“即时反应”和“听众心理分析”。

评分☆☆☆☆☆

这本书的叙述风格简直是一股清流，它成功地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避免了陷入那种僵硬的、只有同行才能理解的“行话”泥潭。作者的文字有一种内在的韵律感和画面感，这对于一个探讨“言辞艺术”的文本来说，是极大的加分项。我仿佛能看到作者在书桌前，一边对照着古希腊的文本，一边沉思着如何用最清晰、最富有启发性的现代汉语将其精髓传达出来。这种对“表达”本身的重视，让阅读过程变成了一种享受，而不是负担。它不像某些西方古典学译注那样显得过于疏离或古板，反而多了一层与当代读者对话的热情。读完后，我对于“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论点”这件事，有了一个全新的、结构化的认知框架，这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修辞技巧”学习范畴。

评分☆☆☆☆☆

说实话，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相当“硬核”的，但绝对物有所值。它不是那种可以轻松翻阅的休闲读物，而是需要读者投入相当的精力和专注力去啃读的学术精品。作者对于《修辞术》中那些关于情感（pathos）、信誉（ethos）和逻辑（logos）的经典划分，进行了极其细致的剖析和延展，这种深度挖掘的力度，即便是那些自认为对古典学有所涉猎的人，也会感到耳目一新。特别是关于“修辞的伦理面向”的处理，作者没有回避亚里士多德理论中可能存在的张力，反而将其置于城邦道德建设的框架下进行审视，这种批判性的继承姿态，显得极为成熟和负责任。每次读完一个章节，我都会花时间回味其论证的层次，感觉到自己的思维结构似乎也因此被重新打磨了一遍，那是一种知识累积带来的扎实感。

评分☆☆☆☆☆

这本《修辞术与城邦》读下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作者的深厚学养和对亚里士多德原著的精准把握。尽管我可能不是专业的古典文献学者，但即便是带着普通读者的视角，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逻辑力量和历史厚重感。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梳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体系时所展现出的那种穿透性洞察力，他不仅仅是在翻译或解释，更像是在重构那个时代雅典城邦的政治与社会语境，将晦涩的理论融入到具体的公民生活中去。那种对“说服的艺术”在民主实践中核心地位的强调，让我对修辞学不再抱有“花言巧语”的刻板印象，而是看到了它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工具的价值。全书的论述节奏张弛有度，既有对术语的严谨考证，又不失对宏观哲学思想的探讨，读起来酣畅淋漓，仿佛能触摸到那个时代辩论场上的热烈气息。这本书无疑为希望深入理解西方思想源头的读者提供了一份高质量的指南，它成功地架设起了一座从古代文本到现代理解的坚实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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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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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精美，快递很快，内容也不错，总之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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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美价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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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稿而已！《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空间叙事研究》既全面研究了传统的以文字写成的文学文本的空间叙事问题。也深入考察了本身就被理论家们称之为“空间艺术”的图像的空间叙事问题（跨媒介），还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历史叙事领域（跨学科），对历史叙事的空间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龙迪勇本人的学术修养（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收藏的书、读过的书是相当多的，而他的理论修养和文学史、艺术史方面的学识在同行中也经常被传为美谈），也是他能够在如此宽阔的锋面上游刃有余的条件：只有把这个似乎形而下的问题哲学化、抽象化，才有可能潜到别人未敢到达的根源涌发的大海深处。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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