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讲史谈禅养生修心悟道历史学家与佛教宗师合掌相聚
——海峡的此岸与彼岸
——文化的史家与佛家
——社会的传史与弘法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清史学家阎崇年先生和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的对话辑集。二位大家畅谈了人生、历史、哲学、宗教、读书、文学艺术、修心养生等诸多话题。他们的人生阅历和感悟如水流月明，启发人心，给人禅悦与智慧。2009年初版，此为增订版。新补文字若干，结构略作调整，修订文字多处，印装更为精美。作者简介
阎崇年，著名清史学家，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先后赴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学或进行学术交流，出版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并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和《康熙大帝》等系列讲座。星云大师，禅门临济宗第48代传人，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12岁于南京栖霞山寺出家。1967年在台湾创建佛光山，大力倡导“人间佛教”。先后在世界各地创办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书局、学校、育幼院、医院、佛光精舍、电台、电视台、慈悲基金会等各种机构，致力于推动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事业发展。
精彩书评
在此书中，两位大师联系自身经历，谈人生，探治学，讲修养，论事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推心置腹，娓娓道来。有个人悲欢，有家国情怀，可见世事盛衰，可感风云变幻。――九州出版社副社长李勇
目录
缘 起第一篇 苦旅
初历苦难，祸兮福兮
喜舍才快乐
常怀感恩心
一句承诺，一生辉煌
千生万死，始获新生
让生命感动 0
第二篇 说史
女中英杰孝庄太后
多情天子顺治帝
千年一帝说康熙
太平天国论成败
农民义军二雄杰
清朝的兴盛衰亡
臣子的四副嘴脸
士之风骨与情怀
后宫佳丽喜与悲
人类历史的分期
第三篇 事理
以无为有，有无相生
禅之中道，儒之中庸
事理圆融，契理契机
法非善恶，善恶是法
生权平等，和而不同
人生四合，天地人己
无心插柳，绿柳成荫
第四篇 放下
人生三百岁
最好的财富
吃苦当吃补
该放下时就放下
眼观鼻，鼻观心
以道相处，以法结交
谦尊而光，人之美德
成就归大众
朋友有四品
交友须交畏友
创业维艰，守成不易
感人至深的《十修歌》
第五篇 悟道
心灵觉“悟”最重要
小疑小悟，大疑大悟
难行能行，难忍能忍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佛门“三毒”贪瞋痴
因果五层次
涅槃与至善
佛教人间化
和尚和尚，和者为尚
佛教之五乘
第六篇 艺文
看小说悟人生
与文字结缘
书法之情趣
禅师与禅诗
艺术弘佛法
艺术与人生
第七篇 读书
读书之“四要”
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
与书为友，开卷有益
忙碌人生的床头书
读书的经验与境界
建设书香社会
第八篇 身心
民以食为天
吃素的真义
“以病为友”
健康的妙诀
心病还须心药医
养生、养心与养性
健康与长寿
第九篇 和合
万众一心，和谐发展
和合钟声和谐音
和谐世界，众缘和合
附录
《百年佛缘》读星云大师
惟善为宝 止于至善
后 记
《合掌录》（增订版）编辑感悟
精彩书摘
初历苦难，祸兮福兮星云大师：
民国十六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九日），我出生在扬州江都一个穷苦的家庭。我有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由于家境清寒，生活艰难，受不起教育；不过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外婆还是把我送到私塾里读书。只是进私塾念书，一天要缴四个铜板，因此有钱的时候我就带着四个铜板去上课，没有钱就不去了，老师也能谅解。虽然因为家境的关系，父母没有给我上学读书的机会，但我还是感谢父母赐给我一个很好的性格，那就是我从小就很勤劳。
崇年先生：
民国二十三年农历三月十一日（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一个半农半渔的小山村。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都在北京打工，后来开个小店铺。我兄弟姐妹七人，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夭折，排行的有五人，我最小。我们兄弟，小时候在家，长大一点就要随父亲到北京去打工。家里吃饭还可以，但并不富裕。我在农村上正规的小学。学校是在民国时期建的，校名也很时髦，叫“维新小学”。就这一点来说，我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但“福”中也蕴含着“祸”。这个“祸”，以后我再跟您说。
星云大师：
回忆起我的童年，六七岁时我就知道要帮忙做家务，我会烧煮饭菜，只不过煮得好不好吃就不知道了。那时家里的大人经常外出工作，而我又不能上学，只有关起门来整理环境，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尤其厨房灶里的灰要不断地耙，因为煮三餐都是烧稻草，很容易就积了满灶的灰烬。我总是主动地把灰耙了，但常常弄巧成拙，弄得满地都是灰。这时我也会不厌其烦地慢慢把它扫干净，总想让家人回来一看，家里整洁又干净，带给他们欢喜。再说，我觉得人本来就要工作、要服务；不工作，那我来人间做什么呢？人活着就要劳动，劳动就是生命，所以我很尊重生命，我也乐于工作。
崇年先生：
我很有幸，小时候不做家务劳动，因为我有奶奶、有母亲、有姑母（她因孤寡常年住娘家），还有两个嫂子，家里有五位女性，所以家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活不用我做。这看来是福，但也留下“祸”：我后来成家，也不做家务，直到现在还是恶习不改，这是我很对不起夫人的地方。
星云大师：
现在社会上很重视环保，回想起童年，其实我小时候就有“环保”的概念。当时我看到路上到处是狗子的大便，就利用早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去捡狗子的大便，把它堆积起来，不但可以作肥料，还能卖钱。有时卖个几毛钱，甚至一块钱，因为生活艰苦，偶尔看到母亲没有钱买东西，我就把赚来的几毛钱掏出来给她，心里还得意地想：“妈妈，您看，我很有用吧，我能赚钱给您用呢！”
崇年先生：
您讲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我很有感触。我小时候，放寒暑假时，每天早上天刚亮时就被大人叫醒：“起来，拾粪去！”小孩子贪睡，总也睡不够。虽然困，也得起。特别是冬天，地冻天寒，北风狂吹，衣服穿得单薄，手都冻僵了。我那个时候拾粪没有“环保”观念，只是为了家里种地多积一点肥料。拾粪回来，大人要检查，看拾得多少。把拾到的粪倒在猪圈里做肥料，然后才能吃早饭。
星云大师：
农村里除了狗子的大便外，尤其早晚要放牛吃草，路上会有很多牛粪，所以我也会去捡牛粪。捡了就把它堆积起来，虽然年纪小，不过我懂得把它一点一点地用水搅和，再贴在墙上，晒干之后就可以当柴烧。牛粪不脏，也没有臭味，还可以卖个几毛钱。过去我一直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觉得难为情，现在环保意识抬头，我觉得自己童年所做，不但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是对环保的实践，同时也增强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不论什么人，只要对公益有所帮助，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崇年先生：
我们那里烧草，除庄稼秆外，孩子们要到野地去拾草，就是打草或搂草。拾草在晚秋和初冬，很辛苦，那时年龄小，又累又渴又饿；还有，早上要到海边拾海带——不是吃的海带，而是冬天用来烧炕的海草。这种海草，还可以用作苫盖房顶。前几年我在北京见到一座建筑，房顶用山东海草苫盖，说是有多么多么的高级。其实，我们老家这种海草房顶很普遍，多的是，因为村民大多盖不起房瓦，只好自己拾海带，积攒起来，以备苫房之用。拾海带是在冬天，气候寒冷，海风又大，这些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星云大师：
说起世间的苦难，我很庆幸自己十二岁时就在南京栖霞山出家。栖霞山是十方丛林，家师志开上人是栖霞山的当家，在这里为我剃度，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兴白塔山的大觉寺。
六十多年前，我曾回到宜兴大觉寺，并在那里做过短期的小学校长。没多久就来到台湾，当时除了手上拎着一个手提包，其他别无长物。回忆起这段往事，也不怕你见笑，我在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到台湾，距离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只有两年。当时我脚上穿着鞋子，手里拿着一个手提包，走在路上，所有的人都朝着我看。我觉得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都朝我看？“二二八事件”不是已经过去了吗？难道还要再彼此仇视吗？后来我才慢慢发现，他们并没有坏意，只是看我好奇怪，怎么穿鞋子、拿手提包？哦！原来是这样。于是我把鞋子脱了，手提包也不要了，两手空空，跟一般的台湾民众一样，大家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但这样还是不行，因为我没有戴斗笠，于是又买了一顶斗笠戴起来。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决心要融入台湾社会。
崇年先生：
其实，我刚从山东乡下到北京上学的时候，也遇到相似的情况。我说话带口音，被同学嘲笑。怎么办？学吧！学北京话。不然，同学就叫你“老西子”。为什么叫“老西子”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我是山东人，阎锡山是山西人，一东一西正好对应；一个我和阎锡山都姓阎，于是同学联想，就叫我“阎老西子”。不怕您笑话，前不久，我们小时候的同学聚会，有的五六十年没见面，初见面想不起名字就叫绰号“老西子”，听起来还蛮亲切。当然，我拼命学北京话，慢慢地说话不带乡音，和他们一样，穿着也和他们一样，就完全融入老北京同学中间了。
星云大师：
由于家父是一个老实人，我们家有兄弟姊妹四人，父亲所赚的钱不敷家庭日用，所以生活过得很艰难。我的母亲是一个带有富贵命的女性，她不做事情，但很有头脑，专长是为人排难解纷。她的智慧很高，但也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家庭妇女，没有受人重视。
崇年先生：
母亲对子女影响大，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个教师。我的母亲是一位内敛的、祥和的、有智慧的女性。我回忆我的长辈，给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母亲，所以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母亲。由于工作和研究很忙，我很少照顾母亲，这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怀念我的母亲。
星云大师：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上有一兄一姊，哥哥也不肯做事，他只喜欢读书。我的姐姐最近才过世，她也是很优秀，但是女性往往只能做做针线。家里日食艰难，也没有钱给她买针线。我记得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想要为家里赚钱。只是小孩能到哪里赚钱呢？不过，我还是能想到办法！
崇年先生：
我没有姐妹，只有四个哥哥。他们都在外面做事或读书，其中二哥青年故去，家里男劳动力就靠我一人。挑水、耕地、播种、锄草、收割、打场我都干过。一个小孩子，顶一个劳力，辛苦得很。回忆我的童年，就留下“辛苦”二字，但也培养了我的毅力和耐力。后来我遇到许多磨难，没有倒下，能挺过来，都得益于小时候的辛苦和磨难。
星云大师：
苦难的大时代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但苦难也能锤炼出更具韧性的生命力。我从小生长在穷苦多难的大环境里，加上出家后接受佛法的熏陶，养成我“以无为有、以退为进、以空为乐、以众为我”的人生观。这是祸，更是福。
崇年先生：
其实，苦难对一个人，更多的是历练。我想起周文王的故事：殷纣王在羑里（今河南安阳）囚禁西伯（后来的周文王），并把他的长子伯邑考扣在殷做人质。后来纣王烹伯邑考做人肉羹，赐给文王，文王克制自己，喝下用儿子肉做的羹。“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文王在被囚期间，发明《周易》，后来起兵；他的儿子武王时，推翻殷朝，建立周朝。这说明：祸可以转化为福。
喜舍才快乐
星云大师：
在我十岁那年，中日战争爆发，日军在我的家乡到处杀人放火，平民死伤无数。尤其南京大屠杀就在我们扬州的边上，死的人更是不可计数。我曾多次在死人堆里逃过日本兵的追杀。战火把房屋烧了，我从碎瓦颓垣里扒出一些铁钉、铁条，甚至捡起烧坏了的香炉，集合起来也能卖钱。乃至乡下人吃的桃子、杏子，里面的核可以作药材，我捡拾桃核、杏核，也都能够卖钱。
崇年先生：
日本给我留下的记忆，就是扫荡、轰炸、杀人、搜查、抢掠。我们那里是“拉锯”地区，有时八路军在，有时日本兵来。我在上小学时演过一出话剧，名叫《锁着的箱子》。大意是一个受伤的八路军，被日军追赶，逃到村民家，村民把他藏在箱子里并上了锁。日本鬼子进家搜查，见地上有血，就逼着村民将受伤的八路军交出来。村民以杀鸡的血来敷衍搪塞。日军听到集合号后离开，村民成功地掩护了受伤的八路军。不久，日军扫荡，大人小孩都躲藏起来。我因演过这出话剧，所以担惊受怕，怕被日伪军按名单搜查出来，因此格外紧张。那次日军扫荡，村里一位乡亲被日伪军开枪打死，他躺在地上，流着鲜血。其实那个乡亲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实的村民，见到日本兵吓得就跑，日本兵用日语喊话叫他“站住”，他也听不懂，只是更拼命地跑，最后被一枪打死。时隔六十多年，现在回忆起来，仍是惨不忍睹。我的一个亲戚，也在日军扫荡时，被丢下的炸弹炸死！
星云大师：
十二岁出家，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出了家，我真是“以无为有”，什么都没有了。记得在寒冬的时候，南京大雪飘飘，我没有棉衣穿。过去虽穷，母亲还不至于没有棉衣让我穿；出了家，什么都没有，师父也不会问这个事情，因此就这样我冷了一年又一年。有一次，有一个老和尚过世了，他有一件比较厚的衣服，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因缘，这件衣服就分配给我。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同学也好冷，于是就把衣服给了他。那时候也不懂得什么是舍，只知道他可能比我更需要，就把衣服给了他。现在想起来，我比他富有，因为我肯“给”——“给人”是很富有的，“接受”的人才是贫穷的。贪心不能致富，喜舍才能多福。
崇年先生：
我的中学是在北京上的。当时家里很困难，靠“人民助学金”念的书。我们这些穷学生功课好，考上公立学校。同学穷的多，买不起牙膏、牙粉，就用食堂的盐粒放在杯里刷牙；买不起肥皂，就用手接着自来水抹抹脸。我至今洗脸不用香皂，就是这个时期养成的习惯。那时同学们互相帮助，就是“给”。您“给”与“舍”的思想，我很理解，令人敬佩！冬天的棉衣，我也需要，人也需要，舍己给人，这很可贵。您佛法做得这样大，就是您有给舍的大愿。
星云大师：
我跟随家师志开上人出家，十年间他跟我谈话的次数大概只有三、四回而已。有一天，家师很难得地找我去谈话，那是因为我受到一位师长责备，家师知道我受了委屈，便派人叫我去问话。在一番开导后，家师问起我的近况，我诚实地回答他：“衣单不全，纸笔不周。”他说：“你没有钱？要我给你钱用，这很容易啊！”随后他就端起一杯茶，说：“我这吃茶的茶叶钱省下来给你，你也用不了，但我就是不给你。为什么？你现在不懂，不过将来会懂的。”
崇年先生：
当时您懂这话的意思吗？我想当时可能不懂，后来就懂了。苦练、磨难、艰辛、痛苦，这是大多数人必修的人生课程。我看过的历史人物传记，凡是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要经过四个阶段的磨炼，正如《石灰吟》所说：“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很有意思。下放的时候我到过石灰窑，看过工人怎么开山凿石，然后把敲碎的石头放到炉子里烧，这就是“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我还做过灰瓦工，体察到：把白灰在水里一泡，真是“粉身碎骨浑不怕”，最后把白灰抹在墙上，就是“要留清白在人间”。
星云大师：
在那种贫穷、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师父的话让我不懂，也不能信服。甚至心里还生气地想着：“哼，不要讲好听的话！不给就不给，我也不会要的。”我确实不是很服气，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啊！真是伟大的师父，如果当初他给我，他会很快乐，所谓“喜舍”，给就有欢喜！不给，他反而很痛苦，因为他得熬住自己不给的痛苦。
崇年先生：
您从中得到什么教益？
星云大师：
“不给”两个字，对我一生最大的益处，就是养成我淡泊物欲和“不要”的性格。我一生没有储蓄的习惯，没有保险柜，没有抽屉，没有钥匙，也没有存折。我也没有购买的习惯，因为没有东西能诱惑得了我；对于身外物，我统统都不要，一切现成，一切满足。虽然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说，要购买才能刺激经济发展，但在当时，因为“没有”，因为“不买”，才养成我淡泊的习性，这都是得益于伟大的师父的培养。
崇年先生：
您刚才说的“没有”、“不要”，我想起了《老子》的话：“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是说圣人不积蓄，给人越多，自己越多。您经济的拮据、身心的困苦，换来精神的富有、心灵的升华。
……
前言/序言
序
我和阎崇年教授结缘，是在二○○八年春。那年佛光山在扬州捐建的鉴真图书馆，开始定期举办“扬州讲坛”，延请两岸名家共襄盛举。阎教授也欣然应我们之邀，登坛讲演。
阎教授是历史大家，他在《百家讲坛》的讲座，事理圆融，影响可谓至巨。我不大看电视，有一次无意之间打开电视机，看到阎教授在讲明朝一代名将袁崇焕，讲得真是精彩。我不敢说有什么大修行，但对世间事，明白说也不太容易让我动心了，可是阎教授的讲说能触动我心里的感情，油然对一代忠臣良将的冤死生起同情，对历史兴起感怀。这样的因缘，让我起心动念，有了邀请阎教授讲学的想法。
那次阎教授扬州之行过后不久，我们在北京见面，我邀请他到台湾讲学，担任佛光大学历史学系和历史研究所的客座教授。承蒙他首肯应允，赴台三个月，让佛光大学的学子获益良多。
阎教授在台讲学期间，及至他返回大陆之后，我到大陆参访期间，我们有过多次会面谈话，在很多的看法、意见上，相互交流，无话不谈，彼此相得。这本书，就是多次对话之后的整理结集。据说出版以后，反响不俗，我甚感安慰。
在佛门里，合掌是将两只手掌合起来，十根手指头并拢，又称“合十”，表“合十法界于一心”。《华严经》云：“合掌以为华，身为供养具；善心真实香，赞叹香云布。”说再多的话，都不如双手合十表达内心的欢喜、诚意、感谢。透过合掌，人与人可以交心、互助、祝福。而悟到真理的人，禅心妙谛都在合掌中，我就是宇宙、大众，宇宙、大众就是我，人我一如，法界平等。
美国前副总统高登曾跟我说过，他很喜欢佛教的合掌，因为合掌的意义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它象征多元种族、多元信仰的融和，并且与美国立宪“和合、平等、幸福”的精神相符合。可见合掌的意义，实在是无限。
我很同意阎教授对书名“合掌”的解释。我们的对谈，一个史家，一个佛家，一个传史，一个弘法，一个来自海峡此岸，一个来自海峡彼岸，因缘际会，彼此相契，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合掌”？
我和阎教授都出生农家，早年都经历战乱贫困，目睹了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的悲喜分合。坦白说，我的政治意识不强，但对于爱国爱教，希望人民幸福安乐的思想却很浓烈。我对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大家，持“和合”的态度。我们佛家把人称为“众生”，意思是“众缘和合而生”，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大小相融，一多不异。在一个地球之上，国与国之间也是彼此息息相关，互相依凭，互为关系。所以，我弘法一生，海峡两岸和世界的和平，是我一直以来努力追求的愿景。
在这里，谨借本书增订出版的机缘，重申我的这一祈愿。是为序。
星云
二○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缘 起
《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的缘起，要从一个电话开始。二○○八年初春的一天，佛光山满耕法师在北京打来电话，说国际佛光会会长星云大师委托她送大师的传记《云水三千》给我，并要亲自送来。我们约定时间，满耕法师到达寒舍，送来星云大师亲笔签名的大书《云水三千》。我感谢星云大师的深情厚谊。满耕法师说，扬州有个鉴真图书馆，馆里举办“扬州讲坛”，大师请您前去做演讲。我欣然答应。满耕法师又说：“演讲的题目，大师建议讲袁崇焕。”我说：“既然是大师的意思，那就照办。”我们初步商定了演讲的时间和题目。在简短的谈话中得知，满耕法师在台湾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美国西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
星云大师，心仪久仰。星云大师是扬州人，负笈南下，整六十年，法高望众，超凡脱俗，襟怀博大，慧识卓越，邀请我在春天到扬州，自然是件快乐的事情。
说起扬州，记忆美好。扬州地处长江、淮河交汇之地，京杭大运河枢纽之区，气候温和，景色优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自隋唐以来，许多名人雅士，喜欢聚集于此，吟诗作画，以文会友。尤其在清朝康熙、乾隆鼎盛时，祖孙各六下江南，大量的苏商、浙商、徽商云集在此，车船交汇，富甲天下，扬州一时跃居世界十大最繁华的城市之列。所谓“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水乡扬州，气韵清爽，垂杨绿柳，亭台楼阁，文物名胜，自然风光之旖旎，人文景观之优雅，尤其瘦西湖的园林与建筑之美，个园与何园之幽，有“园林之盛，甲于天下”的美誉。
我学习和研究明清史，自然想考察京杭大运河，也想去扬州一睹她的风采。一九六六年，我骑自行车从北京出发，沿京杭大运河考察，在扬州驻留，后到杭州，顺达绍兴，景仰禹陵。我在匆忙中领略了扬州的瑰丽风采，印象至深，记忆永铭。
扬州的春天，清丽而优美。白居易《忆江南》诗云：“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不光“谁不忆江南”，而且“谁不爱江南”！李白在《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绝唱：“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在“烟花三月”的美好季节，春暖花开，莺飞草长，柳枝飞拂，文气日盛，二○○八年四月五日，我到了扬州。当日，上午游览瘦西湖，中午在鉴真图书馆滴水坊用斋饭（午餐），下午做《崇焕精神?薪火永传》的演讲。演讲之前，星云大师从台湾高雄佛光山亲自给我打电话表示禅意，我自然至为感谢。电话中，星云大师希望我到台湾讲学，我敬示谢意，并说具体时间再商量。尔后，满耕法师又传达了星云大师约我去台湾讲学的口头邀请。
我曾于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七年、二○○三年和二○○七年，先后四次到台湾进行学术与文化的交流，对星云大师早有耳闻，但总没有机会谋面。二○○八年四月三十日下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星云大师后，大师邀请我到国家大剧院见面，我很高兴地表示同意。陪同星云大师的有国台办、统战部的领导和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等。到了国家大剧院门前，星云大师派满耕法师在门前接我。
星云大师和我见面后，他第一句话说：“你在《百家讲坛》讲得好，我在学习。”又说：“我邀请你到台湾讲学。”星云大师送我檀香佛像一尊、《佛光菜根谭》一册并签名，我回赠拙作《正说清朝十二帝》和《明亡清兴六十年》，也都签名盖章。星云大师接书后说：“我要仔细拜读！”随后我同星云大师、同叶小文局长等分别合影留念。
见面时，星云大师再次邀请我去台湾讲学，最好是一年。我表示感谢，并说时间太紧；大师说那就半年，我又不好意思地表示今年已有安排；大师再恳切地说那就三个月罢！我便答应下来。临别时，星云大师又说：“欢迎你到佛光山，到佛光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我回答说：“感谢星云大师的盛情邀请。去台的时间，我筹划一下，再作联络。”接着就是在星云大师的关切下，两岸双方办理我到台湾讲学的相关手续。
二○○八年十一月二日，承蒙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历史学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李纪祥教授邀请，领受翁政义校长聘书，我来到了佛光大学，担任历史学系和历史研究所的客座教授。佛光大学是怎么回事？
星云大师提出要办一所佛光大学。办大学，哪来钱？星云大师是一介出家人，个人身无分文，他是一位“没有抽屉、没有钥匙、没有存款”的老和尚。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当年出家人有一句名偈：“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现在大部分的出家僧人，已经不是“日中一食”，而是一日三餐，不过佛门三餐有自己的称谓，早点和午餐叫做“过堂”（或“斋饭”），晚饭称作“药石”。在佛光山，早、晚餐是三菜一汤和多样主食，午餐是四菜一汤和多样主食，并都配有水果；也已经不是“树下一宿”，而是住进现代化城市的楼房。尽管这样，一座寺院要建一所大学简直是天方夜谭似的神话。但是，星云大师满怀信心，他要众僧祈愿信徒添油香（捐赠）。众人拾柴火焰高。星云大师说：办大学、办中学、办小学、办幼稚园，念佛的人不出钱，不念佛的人出钱——我这一生，都是这样。每位信众，自觉自愿，每人每月添油香一百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二十五元），三年为一期，多者不限。这样，一位信徒每期添油香三千六百元（约合人民币九百元）。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添油香的徒众，超过百万人，共捐款新台币三十六亿元（约合人民币九亿元）以上。短短几年，佛光大学不仅成立，而且成为一所国际著名大学。
台湾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大学有多所，如成功大学（郑成功）、铭传大学（刘铭传）、逢甲大学（丘逢甲）、中山大学（孙中山）、中正大学（蒋中正）、义守大学（林义守）、长庚大学（王长庚）、元智大学（徐元智）、玄奘大学（唐玄奘）等。大学正式成立之后，佛光大学翁政义校长建议把校名佛光大学改叫“星云大学”，星云大师表示不愿意。他认为办这所大学不是为了自己，学校也不是自己的，就连“星云也是假名，是一时的”。这如道家所云：明道若昧，道隐无名。他感谢功德主们的赞助与支持，至于自己，可以若昧，可以无名，而不扬名。但是，为建校作出贡献的功德主是必需铭恩，且贞珉留名的。
星云大师心胸博大，感恩为怀。他提出：凡是为佛光大学出资、出智、出力的，都是功德主。十一月十五日，在佛光大学怀恩馆，举行“佛光山二○○八年功德主会议（北部）”。说也奇怪，开会之前几天，天天下雨；开会这天，云开雾散，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天的大会我没有参加。会议组织者通知我去参加晚宴。我参加的国内外餐宴，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这样的晚宴却从来没有出席过。餐桌像会议桌，左右分两列，一排联一排，中间为通道，主席桌在台上。我荣幸地被排在台上的主席桌就餐。每人一份精致的便当，便当盒为漆盒，异常精美，如工艺品。整个餐宴，禅乐伴奏，气氛肃穆。会后一天，我接到电话：星云大师请我到佛光山。
二十日，我应星云大师邀请到佛光山。我乘高速铁路即高铁火车，从台北站上车，行程三百四十五公里，九十分钟，到达终点站左营。左营站距高雄市中心约三公里，现属于高雄市左营区。高雄是台湾南部最大的城市，有几个火车站，左营为其一，且成为台北到高雄的终点站。火车站有人迎接，登车后前往佛光山，住在朝山会馆。在佛光山期间，正好赶上“佛光山二○○八年万缘水陆法会”，男女信众，万人上山，气氛浓烈，秩序井然。整个活动期间，没见一名警察、武警或保安。有两件小事，令我很惊讶。万人大会，露天会场，长达六小时，散会之后，广场没有一张纸片、一点垃圾、一个矿泉水瓶；会场的坐垫、椅子及杂物等，在三十分钟之内全部清净。万人大会，来自五洲四海的僧俗信众八方云集，星云大师格外忙碌，但他还是以出家人的祥和、亲切、热情、温馨，多次接待我，并同我恳谈。
此次在台期间，我同星云大师先后在佛光大学、在佛光山、在高雄、在台南、在彰化、在台中，六次会面，并五次聆听星云大师讲话（开示）；在佛光大学怀恩馆、佛光山传灯楼法堂、如来殿大会堂暨贵宾室、惠中寺贵宾室、新营讲堂贵宾室、彰化福山寺贵宾室、佛光山传灯会集会堂、办公室、麻竹园贵宾室等地，与大师进行了九次会面谈话。第一次和第二次是在佛光大学怀恩馆，共两次听他讲话，并两次同他交谈。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是在佛光山，谈话共达八个小时。第六次是同他一起到台中、彰化，整整一天，谈话、参观、共餐，十二个小时。第七次是在如来殿，第八次是在传灯楼的法堂，第九次是在麻竹园贵宾室。星云大师请我同他共餐六次。我们谈话时断时续地共计有二十五个小时。
其间，我应星云大师之邀，在佛光山为丛林学院师生讲授清史，分别以兴盛衰亡为题，做了四场讲座。又应星云大师之邀，分别在高雄、台南、嘉义、台中、台北、基隆、三重和宜兰，进行八场演讲，听众多时达千余人。
十二月三十一日早七点，我要离开佛光山，乘飞机回北京。早六点，我接到大师侍者通知，大师在麻竹园请我共进早餐，并为我送行。我赶到麻竹园见了大师，大师说：过腊八，特请萧师姑为你做腊八粥，给你送行。我很感谢，也很感动。大师说：“虽然我们谈了多次，还是不够。希望安排个时间，详细谈，深入谈。谈的时间、地点由你定。”后来我和大师商量，在二○○九年春暖花开的三月，在星云大师的“佛光祖庭”宜兴大觉寺、在大师祖籍扬州的鉴真图书馆，继续对话。
二○○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在宜兴大觉寺，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在南京雨花精舍和扬州鉴真图书馆，我和星云大师继续六次对话，两次共餐。
以上十五次会见和八次共餐的谈话录音或记录，经过整理、修订、补充、编辑，汇为《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一书。本书的简体字本在北京出版，繁体字本在台湾出版。
参加谈话的先后有多人，其中插话的有：佛光山前教育院院长慈惠法师、佛光山教育院院长慈容法师、佛光山寺总住持兼宗委会主席心培和尚、佛光山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佛光山丛林学院院长慧宽法师、佛光山电子《大藏经》主任永本法师、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佛光山电视中心主任觉念法师、佛光山传灯会执行长永融法师、佛光山司库长萧碧霞师姑、高雄市南台别院住持满益法师、台中惠中寺住持觉居法师、佛光山法堂书记室主任妙广法师、香海文化事业公司蔡孟桦执行长、宜兴大觉寺妙士法师和鉴真图书馆翁振进馆长等。
本书名为《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对话”好理解，就是两个人的对谈、交流；“合掌”的含义有三：一是海峡的此岸与彼岸，二是文化的佛家与史家，三是社会的弘法与传史，合掌相聚，对谈记录。
佛光山法堂书记室妙广法师、九州出版社周春编辑校理录音稿，佛光山教育院提供资料，有关朋友给予帮助，九州出版社编辑出版，谨表谢意！
感谢为本书出力的各位先生、女士和慈悲智者。
阎崇年
二〇〇九年四月五日于北京四合书屋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是决定其可读性的关键因素之一。毕竟，即便是最深刻的哲学思考，如果表达得过于晦涩或僵硬，也会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我倾向于那些能够将复杂思想用清晰、流畅，甚至带有一丝温度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作品。对话体的优势就在于，它天然带有口语化的亲近感，可以避免学术论文的疏离感。我希望能够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对话者人格的魅力，那种不加雕饰的真诚，能够穿透纸面，直达读者心底。如果作者的笔触能够精准捕捉到不同人物的语态和节奏，让阅读过程如同聆听一场高水平的现场演讲，那无疑是极大的加分项。清晰易懂的表达，绝不等于肤浅，而是智慧的最高体现——能够将深邃转化为可触及的日常语言。
评分对于任何一本被定位为“增订版”的书籍，我都会本能地去思考其增补部分的价值和必要性。这不仅仅是内容量的简单叠加，更关乎作者和编者是否对时代的变化和读者的反馈进行了深刻的审视与回应。增订的内容应当是对原有核心思想的深化、拓展，或者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必要补充和修正，而不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边角料填充。我期待看到，新的篇章是否能进一步激活旧有的讨论，使其观点更具跨越时空的生命力。如果增订部分能够带来全新的视角或者更具挑战性的提问，那么这个版本就完全超越了初版的意义，成为了一个更完备、更具时代印记的珍藏版本。这种“与时俱进”的修订态度，体现了作者对作品生命力的持续关怀。
评分从阅读的心理感受上来说，我非常看重一本书是否能在我心中激起“涟漪”。有些书读完后，合上书页，那种强烈的震撼感和思考的冲动会持续很久，让你不断回味其中的某个论断或某个故事片段。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这样的体验，即它不仅仅提供知识，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看待世界的全新视角或者解决困境的内在力量。如果内容能触及到生命本质的疑问，或者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那么它就成功地跨越了普通读物的范畴，成为了具有长期价值的精神食粮。这种“涟漪效应”，往往不是因为文字有多么华丽，而是因为它精准地击中了读者内心深处那些尚未被言明的情绪或疑惑，让人有种“原来如此”的豁然开朗之感。这是一种对心灵滋养的深层期待。
评分我尝试用一种更侧重结构和逻辑的角度来看待这类具有对话性质的文本。好的对话录，绝不仅仅是问答的堆砌，它更像是两位智者间思维的碰撞与交融，需要高超的引导技巧来确保对话的深度和广度都能得到充分展现。我关注的是，作者是如何构建提问的脉络，是否能层层递进，将一个抽象的概念逐步落实到具体的场景或哲思中去。这种引导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读者能否跟上两位对话者的思想步伐，是否会在某个岔路口感到迷失。如果提问设置得当，它能像一座精妙的桥梁，连接起宏大的理论与日常的体验，使得那些看似高不可攀的道理，变得鲜活可感。成功的对话录，必然是提问者与应答者之间达成了某种近乎默契的共振，让读者在旁观这场思想交流时，也能获得启发性的洞察，而不是仅仅被动接收信息。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实在让人眼前一亮，从封面到内页的排版，都透露着一种沉静而庄重的美感。拿在手里，就能感受到那种纸张的质感和墨香的韵味，与书名所蕴含的文化深度十分契合。我特别喜欢它在细节上的处理，比如字体选择的古朴雅致，以及章节之间的留白设计，让阅读过程本身变成了一种享受。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让人愿意反复摩挲品味。这种对物质层面的用心，往往预示着内容也绝非等闲之辈，让人对即将展开的阅读充满了期待，仿佛已经能嗅到字里行间所承载的智慧光芒。每次将它从书架上取出，都能感受到一种仪式感，让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可以沉淀心神、回归本真的角落。整体而言，它在视觉和触觉上带来的愉悦感，已经为后续的深度阅读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是那种值得收藏的佳作类型。
评分京东的书质量挺好的，开卷有益。
评分好。非常精美，以后可以经常翻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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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在此书中，两位大师联系自身经历，谈人生，探治学，讲修养，论事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推心置腹，娓娓道来。有个人悲欢，有家国情怀，可见世事盛衰，可感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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