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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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余栋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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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 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63890
版次:1
商品编码:12002356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8-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2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1. 《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主题切合当前中国经济金融热点话题:当前,“中国债务”和“杠杆率过高”是世界关注的命题,也是国内经济学界的“世纪之辩”,已被列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内容和“十三五”规划纲要的五大核心任务之一。如何“去杠杆”才能让中国经济平稳过渡到新常态,是关系到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大问题。本书针对这一问题,全景解读中国债务问题,深度剖析中国经济去杠杆之道。

  2.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作序,高度评价本书对解决中国高杠杆问题所具有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3. 国家金融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女士,以及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中金公司原董事长李剑阁先生,在本书中有针对性地做了系统的论述。

  4.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重阳投资合伙人、总裁王庆,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建辉等人推荐。


内容简介

  当前,“中国债务”和“杠杆率过高”是世界关注的命题,也是国内经济学界的“世纪之辩”。“去杠杆”已被列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内容和“十三五”规划纲要的五大核心任务之一。如何“去杠杆”才能让中国经济平稳过渡到新常态,是关系到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大问题。

  《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由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作序,由国家金融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女士,以及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中金公司原董事长李剑阁先生提供系统论述,全景解读了中国债务问题,在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的基础上,从发展中做强经济实力与偿债能力、变债务融资为股权融资、优化减轻债务负担等多个角度,全面系统地剖析了中国经济去杠杆之道。全书包括四篇内容:第一篇,将中国的杠杆和债务状况进行分析和国际比较,并对部分国家和地区去杠杆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第二篇,以发展中去杠杆为主线,针对增长中股权去杠杆、长钱去杠杆等进行阐述;第三篇,从债务优化角度出发,针对贷转债和债转优先股进行阐述;第四篇,对去杠杆的供给侧改革基础和去杠杆的度的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对中国高杠杆问题的剖析和探索,能够为中国债务避免高杠杆陷阱起到系统性的启示作用,从而引发更多专家和决策者进行思考和实践,为中国经济应对新常态的新挑战发挥时代的意义。


作者简介

  姚余栋,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并任中国金融会计协会副会长、清华大学财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全球共享金融10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研究(包括互联网金融)。出版或编著过《共享金融》等多部著作。


  金海年,清华大学物理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MBA、中央党校经济学博士。现任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委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MBA企业导师。曾就职于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中信集团、中科院、Sapiens、九城集团等机构,挂职于统计局。在经济、金融、财政、互联网及信息科技等领域积累了20多年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经济日报》《中国证券报》《财政研究》等知名媒体发表过多项研究成果和专业文献,出版过《制度红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等多部著作。


精彩书评

  合理的融资和债务安排为经济建设与发展所不可或缺,是助力和加速经济崛起的催化剂。不过,过重的债务负担也可能成为影响发展可持续性的不稳定因素,甚至演变为风险、危机和阻力。目前中国的债务负担总体上需要去杠杆优化,《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一书,全面系统地探索了中国的去杠杆道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值得理论界、实际工作部门和决策部门思考与借鉴。

  ——贾 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当问题被重视时往往就有了解决的可能性。企业债务高企而形成的高杠杆现象是一个国际性难题,《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一书从发展中去杠杆、股权去杠杆、优化债权融资等方面综合探求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去杠杆路径,恰逢其时,开启了中国式降杠杆的解决之路。

  ——王 庆

  重阳投资合伙人、总裁,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一书立足全球视野,敏锐、系统、清晰地分析了当前制约和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与金融风险有效管控的重大问题——企业债务沉重、杠杆高企,并明确提出新供给创造新增长是去杠杆的根本、去杠杆应在发展中实现、通过债务优化助力去杠杆,具有时代性、针对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

  ——黄剑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


目录

序言 杨凯生

前言 姚余栋 金海年

权威论述

去杠杆的路径与方法 李扬

用市场化思维和手段去杠杆 吴晓灵

债转股的历史经验 李剑阁

第一篇 杠杆问题的国际比较

1.中国高杠杆时期的全球经济背景

新常态中国经济雏形初现

美国货币政策两难处境加深

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分化严重

日本“宽货币”持续加码

2.中国债务与杠杆问题的现状与趋势

中国债务状况

金融危机后杠杆率陡峭上行

企业去杠杆刻不容缓

地方政府杠杆率高企

居民杠杆率低位抬升

金融部门杠杆率逐年稳步上升

3.中国杠杆问题的国际比较

中国实体经济杠杆率处于国际中游水平

发达国家和地区去杠杆之路及其经验教训

第二篇 去杠杆应在发展中实现

4.新供给创造新增长是去杠杆的根本

避免企业债务陷阱需要果断“空中加油”

经济增长来源于供给一侧

5.大力发展各类股权融资是去杠杆的积极之路

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相辅相成

长钱:第三支柱养老资金去杠杆

第三篇 通过债务优化助力去杠杆

6.企业信贷债务置换

促进企业通过债券融资利国利民

以企业信贷债务置换实现去杠杆

7.贷转优先股

发展优先股的重要战略意义

利用优先股进行“空中加油”

优先股是企业去杠杆的重要“砝码”

应尽快推出优先股交易

公司债转股的法律问题

第四篇 推动供给侧改革,防止明斯基时刻

8.配合供给侧改革去杠杆

债转股的正确实施应配合供给侧改革

警惕明斯基时刻

9.积极稳妥实施去杠杆

去杠杆不能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

不宜过度压制杠杆率的自然上升

突破去杠杆的思维局限


精彩书摘

  姚余栋(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金海年(诺亚)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的重心转向供给一侧。在2015年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领导人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01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战略上要打好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其中具有世界性挑战难度的恐怕就是去杠杆,解决起来既需要有韧劲,也需要有狠劲。

  适当的杠杆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当杠杆过高时,其偿付债务的压力又有可能成为经济的负担。当前,中国居民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并不高,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也处于正常水平,过高的是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2016年5月,“权威人士”第三次接受《人民日报》专访问诊把脉、落地有声:高杠杆是“原罪”,是金融高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背景下,汇市、股市、债市、楼市、银行信贷风险等都会上升,处理不好,小事会变成大事。去杠杆是世界性难题,许多国家正在面临或曾经面临高杠杆问题,但能顺利完成去杠杆的并不多见。

  《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力图及时系统地总结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非金融企业去杠杆之路的思考和探索,防止中国债务落入高杠杆陷阱,所选文章均为过去三年间我国经济学家和经济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因时间和能力所限,不一定涵盖完全,我们期望以此引发更多思考和实践,并在将来不断增补和修订。

  《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荣幸地请到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先生作序,特别由国家金融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女士,以及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中金公司原董事长李剑阁先生提供权威论述。其后包括四篇内容:第一篇由诺亚控股有限公司研究团队执笔,将中国的杠杆和债务状况进行了分析和国际比较,并对部分国家和地区去杠杆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第二篇以发展中去杠杆为主线,针对增长中股权去杠杆和长钱去杠杆等进行了阐述;第三篇从债务优化角度出发,综合了吕琰、杨娉、张蓓等人的文章,针对贷转债和债转优先股进行了阐述;第四篇综合了沈建光、周健男、商灏等人的文章,对去杠杆的供给侧改革基础和去杠杆的度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是众多权威专家和学者的集体智慧成果。首先要感谢国家金融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吴晓灵院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李剑阁理事长和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等前辈的指导与支持,在他们的权威论述的引领下,其后的去杠杆分析与研究框架得以展开;尤其感谢本书论文的主要作者大成基金党委书记周健男、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上海绿色协会副会长吕琰、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处长杨娉、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调研员张蓓、《华夏时报》国际评论部主任商灏等专家和学者,在第二、三、四篇中分别从发展中股权去杠杆和长钱去杠杆、贷转债和债转优先股等债务优化去杠杆以及去杠杆的供给侧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还要感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老师,重阳投资合伙人、总裁、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王庆博士,以及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黄剑辉先生的大力推荐;感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多次组织相关研讨;感谢诺亚控股有限公司研究与发展中心赵娜和贾文娟等研究人员撰写了第一篇文章;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乔卫兵副总编和李亚婷等人在书稿审校等方面耐心细致的工作。

  鉴于时间紧迫和水平有限,本书难以覆盖去杠杆的全部路径,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期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正和深入交流。如有错误,则完全由编者承担。

  ……


前言/序言

  《中国债务》

  序 言

  杨凯生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党中央、国务院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作为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提了出来,这是十分具有针对性的。杠杆率偏高确实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能否寻找到新动力,增速能否顺利换挡,去杠杆是事关紧要的一点。在这个关头,如何优化债务结构进而逐步降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杠杆率,不少经济理论研究者和实务操作者对此都很关注。姚余栋、金海年等同志编撰此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比较深入的探讨,也可以说《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的推出恰逢其时。

  去杠杆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认为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主要是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应该尽快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而要降低企业的杠杆率需要多措并举,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改变和调整我国金融市场长期以来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以债务融资为主,股本融资为辅的不合理结构。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个过程。而为了解决当前一些企业因负债率过高而陷入困境的问题,作为多措并举中的一个措施,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对部分企业实施债转股。关于债转股问题,前不久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出版过程中,姚余栋所长希望我能写一篇序,我感到那篇文章与此书的内容还算契合,就忝列此处权作为序吧。

  关于债转股的几点思考

  债转股是债务重组的一种特殊方式

  通常的债务重组是债权人、债务人因种种原因在原借贷融资契约难以继续执行的情况下,对原定的借贷金额、借贷期限、借贷利率、借贷方式等做出调整和变动的一种行为。因此,债务重组必然涉及债权人和债务人各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调整。而较之一般的债务重组而言,债转股对债权人、债务人带来的变动更激烈,调整更深刻,它将原有的借贷关系变成了股权关系,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债转股对债权人、债务人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对债务人来说,债转股就是为自己引入了新的股东。如果转股金额与企业原有资本额相比数额较大,那更是等于为债务企业引入了相对控股乃至绝对控股的投资者。因此对债务人而言,不能简单地认为债转股可以降低自己的杠杆率,以为债转股后的最大好处就是无债一身轻,可以不必再支付贷款利息了。其实股本融资应该是一种比债务融资成本更高的融资方式,股本不仅是需要回报的,而且其回报率(股权分红率)理应比借贷利率更高(否则是吸引不到投资者的)。同时,债务人还应该认识到,在引入新的股权所有者尤其是控股股东之后,按照规范的法人治理机制要求,企业的重大事项决策权就应该交付给新的“老板”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同样,对债权人而言,债转股意味着放弃了原有的债权固定收益(利息),放弃了对原有债权抵押担保的追索权,而由此换得的股本收益权能否真正得以保证,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债转股后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能否有根本的改善,取决于自己的股东权利能否确保落实。若把握不当则很有可能陷入既不是债权人,又不像股权持有人的尴尬境地。应该看到这中间是存在着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

  因此,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债权人、债务人都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面对现实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所以各方对此都应该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如果在此过程中,有任何一方是趋之若鹜的(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政策性债转股中曾出现过这种现象),我们就需要认真考虑这个债转股方案对原有债权债务的重组是否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其做法是否符合市场化、法制化的要求。

  对20世纪90年代末债转股的几点回顾

  当年集中对500多户企业约4000亿元的银行贷款进行了债转股(后来还个案进行了一些委托债转股,在21世纪初对一些军工企业也进行了债转股),这在当时对部分国有企业的脱困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为一些企业的后续发展包括改制上市创造了条件。例如一汽、二汽、宝钢、鞍钢、武钢、首钢、西飞、西南铝、长安汽车等不少重点企业当年都进行过债转股。回顾当年的债转股操作,有些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一是当年的债转股虽然是与剥离银行不良贷款同时操作的,但当时还是注意强调了债转股企业应该是产品具有市场前景,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较为先进,只是由于债务率较高而要设法降低其杠杆率的企业。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要求在执行过程中落实得并不尽如人意,但当时倘若没有这一指导原则,债转股的效果想必会更不理想。这一点值得当前在进行有关债转股的政策设计时予以重视和借鉴。债转股作为一种特殊的债务重组方式,不能再用于那些复苏无望而应该退出市场的企业。这是当前在确定究竟要对哪些企业进行债转股时必须认真掂量和权衡的。要避免通过债转股保留了那些该压缩的产能和须淘汰的企业,否则势必会延缓整个结构调整的进程。二是企业债转股后的新股东,无论是银行还是资产管理公司等其他机构能否充分实施股权管理,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能否真正有所完善,这一点十分重要。当时囿于体制、理念和人力等原因,债转股后“股东”虽然向企业派出了一些董事、监事,但作用很小(多数企业当时尚未进行真正的股份制改造,只是为债转股而成立一个董事会、监事会)。股权所有者既放弃了债权人的权利,也无法真正享有股东的权利,在改善企业法人治理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方面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然,当时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是否有足够的人才和能力介入转股企业,事实上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三是债转股后股权持有人(原债权人)的经济利益应得到充分保护,否则会加大金融风险。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债转股后,不少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给股东分红。而在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考虑如何对有关股权进行处置时,可供选择的方式又十分单一,主要就是企业回购(部分是原价回购,多数则是打折回购)。这样的结果是债转股不仅没有起到促进企业股权多元化、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机制的作用,而且在企业回购股权时原债权人都普遍承担了一定的损失。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债权人、债务人产权结构单一,都是国有独资的背景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其相应的可操作性,但在今天市场化程度已明显提高,债权人、债务人等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结构已经多元化,财政已难以再对有关损失“兜底”的情况下,对债转股操作的复杂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当年的一些做法现在已无法再简单地运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至今几家资产管理公司手中仍持有一些当时债转股留下的股权未能处置变现,其中除了部分企业的股权质量尚好,资产管理公司对这些股权的进一步增值寄予希望之外,还有不少股权是难以处置、无人愿意接盘的。

  实现债转股多元化目标之间的平衡难度不小

  我们都希望通过债转股能达到一举多得的目的。例如既能降低企业的负债率,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又能减少银行的不良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也能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缓解银行业的资本补充压力;还能调整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为一些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新的投资工具,等等。同时也希望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坚持市场化运作,不增加财政负担。

  其实,在这些多元化的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不少矛盾和制约关系的。若处理不好,则很有可能顾及了一头,忽略了另一头,结果事与愿违。就以减轻企业财务负担而言,债转股后的企业确实是不须再支付贷款利息了,但其必须对股权进行分红,这个压力并不小。若以“放水养鱼”为由,允许企业在较长时间内不分红,那又如何将投资者吸引到债转股的投资中来呢?除非他们能很“便宜”地从银行手中购得这些债权。若真是那样,银行将承受较大损失。且不说银行的股东们是否允许这样做,单就说希望达到化解金融风险的目标又该如何落实呢?如果为了避免银行债权转让中的损失,而让银行通过自己的子公司来操作债转股,那无异于银行将不良贷款直接转成了不良投资,谈不上真正地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况且银行直接持有企业股权的风险权重要大于一般贷款,须占用更多的资本,这就无法达到提升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的目的……

  只有把这些关系厘清了,才能使债转股方案的思路更清晰,才能使各市场主体的责任和义务更明确,也才能在坚持市场化运作的前提下,进一步把握好政府政策支持的方向和力度。

  目前推进债转股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要注意选择好债转股的对象,不宜在那些应该退出市场的企业中搞债转股。否则既不利于压缩过剩产能和结构调整,也难以实现债转股后企业经营状况的真正改善。

  第二,要坚持按市场化原则、法制化原则操作。债转股方案应经债权人、债务人各自的董事会、股东会批准;债转股后原债务人的法人治理架构应做出相应调整;如股东让渡了经营决策权就应该享有优先股的权益,要保证其能得到固定的股息分红以及享有清偿顺序优先权。

  第三,如由银行的理财计划或所属子公司操作债转股,则须注意银行不宜长期持有企业股权。转股后,银行应采用多种方式择机转让所持的有关股权,否则不利于建设健康的银企关系。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应致力于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混合所有制的发展。

  第四,要及时修订《商业银行法》和《破产法》等法律,为债转股提供法律支撑和保障。《商业银行法》中关于银行不得投资于非金融实体的条款尽管设有可经国务院批准的除外条款,但如需逐案报经国务院审批,则其操作性恐怕有一定问题,如若进行一次性授权,则建议在授权时设置一系列明确的前置条件(如明确债转股对象的选择标准以及市场化操作的基本要求等),以避免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操作变形,防止损失扩大和滋生道德风险。此外,应在《破产法》中关于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的表述中增加有关债权可转为股权的内容。

  第五,要定期和不定期委托第三方检讨评估债转股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便为下一步的企业改制和金融改革积累经验,减少改革成本。

  是为序。


镜鉴与远见:全球债务危机下的战略抉择 本书并非聚焦于单一国家的债务问题,而是以宏大的全球视角,深入剖析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全球范围内私人部门、政府和金融机构积累的庞大债务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它将引导读者穿越复杂的数据迷雾,理解债务周期的内在逻辑,并探讨在“去杠杆化”的阵痛期,各国经济体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和社会共识,实现平稳过渡与可持续发展。 第一部分:债务周期的幽灵——理解杠杆的内在驱动力 本书开篇即致力于构建一个严谨的理论框架,用以解释债务如何在繁荣时期野蛮生长,又如何在衰退时成为压垮经济的重担。我们拒绝将债务视为简单的会计数字,而是将其视为驱动经济周期和财富再分配的核心引擎。 第一章:历史的回响——从金本位到信用货币的债务演变 本章追溯了现代债务形态的根源。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到浮动汇率制度的建立,以及随后全球流动性的空前宽松,探讨了信贷扩张如何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主要燃料。重点分析了利率政策的长期趋势,如何通过“廉价资金”的诱惑,诱使企业和个人进行超出其偿债能力的借贷。我们将考察历史上的几次重大金融危机(如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找出它们在债务结构和传导机制上的共性。 第二章:私人部门的狂欢与沉寂——企业与家庭的杠杆陷阱 本书将大量篇幅用于解剖非政府部门的债务行为。在企业层面,我们将分析“金融化”趋势对实体经济的侵蚀:股票回购、杠杆收购(LBO)的盛行,如何将利润转化为债务,而非用于创新和资本支出。我们深入探讨了公司债券市场的“评级游戏”及其对风险定价的扭曲。在家庭层面,本书将聚焦于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异化,解析次级抵押贷款的膨胀如何成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以及在低收入群体中,消费信贷和高利贷如何固化贫困循环。 第三章:主权债务的“特里芬难题”与汇率的囚徒困境 主权债务的分析将超越简单的财政赤字问题。本章侧重于分析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国之间的不对称性。我们引入“特里芬难题”的现代变体,探讨在高度互联的全球金融体系中,一国为维持本币稳定和吸引外资所必须承担的财政约束。同时,对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进行案例研究,分析单一货币体系下财政纪律的脆弱性以及“道德风险”的长期影响。 第二部分:去杠杆化的艺术与痛苦——平衡衰退与稳定 债务的积累是经济体自我扩张的需要,但过度积累则必然引发痛苦的修正——去杠杆化。本部分旨在探讨如何管理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避免其演变为系统性的经济崩溃。 第四章:金融脆弱性的传染路径——从银行到影子银行 债务危机爆发时,其核心在于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如何通过金融中介迅速传染。本书详细梳理了传统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并重点分析了“影子银行”体系(包括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特殊目的载体等)的崛起及其监管真空。我们将展示,在流动性紧缩时,这些非银行机构如何成为最先爆雷的节点,并通过回购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将风险传导至核心金融机构。 第五章:政策的权衡——货币、财政与宏观审慎的博弈 在危机应对中,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两难选择”:是容忍通缩和失业以快速出清不良资产,还是通过大规模刺激来延缓痛苦?本章将对比不同国家在处理债务危机时的政策组合。讨论了量化宽松(QE)的长期效果及其对资产价格的扭曲;财政整顿(Austerity)在不同经济周期中的有效性争议;以及宏观审慎工具(如资本缓冲、限额贷款价值比LTV)在事前预防中的作用。 第六章:主权干预的边界——债务重组、违约与国际协调 当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债务问题时,主权干预便成为最后选项。本章系统分析了不同形式的债务重组(例如,债券展期、票息减免、本金减记)的法律和经济后果。特别关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债务危机处理中的角色及其附带的政治条件。更深入地探讨了“有序违约”的可能性与代价,以及缺乏全球性债务仲裁机制所带来的系统性不确定性。 第三部分:重塑未来——通往韧性经济体的路径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着眼于长远,探讨如何通过制度改革和经济范式的转变,建立一个对债务冲击更具韧性的未来经济结构。 第七章:生产力驱动的解放——摆脱“资产负债表衰退” 高杠杆的长期后果之一是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即企业和家庭将收入优先用于偿还债务而非投资消费。本书强调,唯一的出路是恢复可持续的生产力增长。分析了投资于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颠覆性技术的必要性,并论证了在去杠杆周期中,政府应如何精准引导私人资本流向长期高回报领域,而非仅仅是短期财政刺激。 第八章:监管的进化论——适应金融创新的挑战 金融创新总是快于监管。本章考察了后危机时代监管改革的进展与不足。讨论了如何构建一个能够有效监控和限制跨国、跨部门系统性风险的全球监管框架。重点讨论了金融科技(FinTech)带来的新风险点,以及如何利用技术手段来提升金融透明度和数据质量,从而为更精细化的宏观审慎管理提供基础。 第九章:社会契约的再平衡——财富分配与债务的关联 债务的积累往往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扩大密切相关。本书最后提出,解决高杠杆问题的深层所在,在于重建社会契约的稳定基础。分析了债务违约对不同社会阶层影响的巨大差异性,并探讨了税收政策、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在减轻私人部门债务负担和促进公平方面的潜在作用。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果实能够被更广泛地分享,债务扩张的冲动才能被内在的稳定力量所制约。 结论:从清算到新生——债务时代的战略定力 总结全书的核心观点:理解债务周期,管理去杠杆的阵痛,并最终通过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的内生韧性,是全球经济在未来数十年必须面对的核心挑战。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冷静、全面的分析工具箱,帮助决策者、投资者和普通民众在不确定的金融环境中做出更明智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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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四:一位关心中国国际地位和全球经济影响力的观察者 读完这本书,我对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高杠杆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它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作者通过分析中国庞大的债务规模,以及其在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清晰地描绘了中国债务风险可能带来的国际传导效应。书中对于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之间金融联系的梳理,以及对潜在的外部冲击如何加剧中国内部债务风险的分析,都令人警醒。我之前可能更多地关注中国经济的“硬实力”,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软实力”层面,即金融稳定和风险管理对于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性。它让我理解,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要在经济体量上领先,更要在风险防范和治理能力上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书中对于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债务问题的分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外部视角,让我们能够更全面地审视自身。总而言之,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关于中国债务的读物,更是一本关于全球经济互联互通和风险共担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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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五:一位对未来充满希望,但又希望看到事物真相的青年读者 这本书就像一剂清醒剂,让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有了更理性的认识。我一直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但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似乎习惯了只看到光明的一面。这本书让我看到了隐藏在繁荣表象下的挑战,尤其是“高杠杆”这个概念,它听起来很专业,但作者用很多贴近生活的例子,让我理解了它的本质和可能带来的后果。比如,我可能会对房地产市场有一些直观的感受,这本书就解释了这种感受背后的金融逻辑,以及它和整个国家债务之间的联系。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一刀切”的解决方案,而是展现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这让我觉得这本书更加真实和可信。它让我明白,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但同时,我也看到了希望,书中对于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的探讨,让我觉得中国是有能力找到解决之道的。这让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既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也保留了对美好未来的信心,因为我知道,只有正视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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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二:一位对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政策有一定了解的投资者 这本书为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视角。作者深入剖析了中国当前面临的高杠杆问题,并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金融和宏观经济框架下进行审视。书中对于不同类型债务的界定和演变路径的梳理,极具启发性。我特别欣赏其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房地产泡沫风险以及影子银行体系的深入分析,这些都是当前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的重要来源。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揭示问题的层面,而是积极探讨了可能的解决之道,尽管这些方案的实施难度和复杂性不言而喻。书中对政策传导机制的解读,以及对不同政策工具(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监管政策)在“去杠杆”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对于我们这些市场参与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它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政策背后的考量,从而更准确地判断市场走向。此外,作者在分析中国债务问题时,也融入了国际比较的视角,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思考维度。总的来说,这本书不仅为理解中国经济的挑战提供了深度,也为洞察未来的政策走向和市场机遇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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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三:一位长期关注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学者 《中国债务:如何走出高杠杆陷阱》这本书,以一种审慎而深刻的笔触,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症结。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债务问题归咎于某一特定因素,而是从历史、制度、结构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梳理。我尤其被书中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债务积累之间复杂关系的论述所吸引。它清晰地展示了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是如何逐渐被债务所掩盖,又如何在特定时期爆发出来。书中对于金融风险传导机制的分析,以及对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描绘,都极具洞察力。它让我意识到,解决高杠杆问题,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金融调控,更是一场深刻的制度性改革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挑战进行了坦诚的探讨,也对未来发展路径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考。这种批判性而不失建设性的态度,正是学术研究所应具备的。这本书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它让我们看到,在快速发展背后,隐藏着需要我们审慎面对和解决的深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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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一:作为一位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好奇心的普通读者 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来我们身边习以为常的经济现象,背后竟然隐藏着如此复杂且深刻的逻辑。尤其是“高杠杆陷阱”这个概念,书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了大量的案例和数据,一点点地剥开了它神秘的面纱。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但同时也有些隐忧,这本书就正好解答了我的一些疑惑。它并没有回避问题,反而直面现实,让我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也让我更加理解为什么国家会强调“去杠杆”。书中的一些观点,比如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相互关联的程度,都让我耳目一新。我之前可能更关注一些宏观的经济数据,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更微观的层面,比如企业、地方政府甚至家庭的债务问题,它们是如何一步步堆积起来的,又会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阅读过程中,我时不时会停下来思考,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在某个层面参与了这个“债务游戏”?这本书让我对“中国债务”这个话题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它不仅仅是数字游戏,更是关乎实体经济、金融稳定,甚至是我们未来生活的一盘大棋。虽然有些地方的分析让我感到一丝沉重,但更多的是一种警醒和对未来发展路径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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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错的一本结合中国当下经济发展的分析书籍,推荐有兴趣的阅读下,语言通俗,并不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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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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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着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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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哦,就是比其他网站优惠力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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