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历史、清史爱好者和研究者 面对日趋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变化,清政府将进行何种政治改革?
这一政治改革,究竟是改革自救,还是政治骗局?
清政府采取了哪些畸形财政税收应对财政危机?清廷财政又如何走向彻底崩溃?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运动,是个人鼓吹倡导的结果,还是存在历史的必然性?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上、下两卷。内容皆属清政府或清统治集团方面,面对中国近代“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这一空前严重的国家、民族政治危机,所做出的抉择与反应。本书将有助于史学爱好者,对中国近代史有一个较为完整而全面的理解。
下卷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了清统治集团内部各成员如何认识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并详尽分析了各种政治派别对于清廷产生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剖析了清廷的财政体制变化及在经历辛亥革命的冲击后,最终彻底崩溃;第三部分着重阐述晚清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两种运动形式的代表,即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运动的出现,到底是某些个人鼓吹倡导的结果,还是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
作者简介
王开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圆明园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专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代表作品《晚清南国》、《晚清的四张面孔:晚清人物的思想与事功》、《晚清政治史: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上、下卷)等。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清廷的预备立宪与政局
第一节 清统治集团君主立宪论
一 时代的要求与现实的迟误
二 是否仿行君主立宪政体
三 是否实行责任内阁
四 仿行君主立宪政体是否需要预备及其迟速
五 君主立宪政体的理念分歧与权力之争
第二节 是改革自救 还是政治骗局
一 剧烈历史变局下更高层次的改革自救
二 政治骗局说辨析
三 清廷预备立宪的期限
第三节 清统治集团的君主立宪论与晚清政局
一 不同的君主立宪论对晚清政局的不同影响
二 晚清政局愈加混乱
三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四 余论
第二章 晚清财政的变化趋向与崩溃
第一节 清政府的财政收支及变化趋势
第二节 清政府的一般性财政税收
一 传统的“旧税”税种
二 “新捐税”之一——海关(洋关)税
三 “新捐税”之二——厘金
第三节 清政府的畸形税收
一 畸形税收之一——捐输。
二 畸形税收之二——鼓铸大钱,滥发钞票
三 畸形税收之三——公债、借款
四 畸形收入之四——变卖祖产
第四节 晚清财政体制的变化与财政的逐渐崩溃
一 中央财政机关与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
二 中央财政体制变化的原因
三 中央财政体制的变化
四 晚清财政的逐渐崩溃
第三章 关于革命和改良的问题
第一节 革命和改良一词的本义与演变
一 革命一词的本义与演变
二 改良一词的本义与演变
第二节 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及历史作用
一 革命与改良的关系
二 革命与改良的历史作用
三 革命是改革不成或改革失败的产物
第三节 近代中国的改良和革命
一 近代中国的改革
二 近代中国的革命
第四节 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改良与革命之争
一 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与方法之争——改良与革命
二 改造中国社会可否躐等飞跃
三 革命是否会造成血流成河的惨剧
四 革命是否会导致亡国灭种的惨祸
五 保皇立宪派与革命派彼此互视为自己的死敌
第五节 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理论思考
一 革命是少数人鼓动起来的,还是历史的必然
二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及作用
三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四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性质再认识
五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再探讨
精彩书摘
革命是否会造成血流成河的惨剧
1904年4月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认为中国的革命与泰西的革命相比较,有以下七个不同的特点,“一、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二、有野心革命而无自卫革命”;“三、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四、革命之地段广阔,祸及全国”;“五、革命之时日悠长,影响生计”;“六、革命者与革命者复有交涉”;“七、革命军或旧政府借外力影响国运”。
其后,梁启超又具体论述了中国实行革命的各种危害。诸如,“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泰西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中国如发生革命,必有“数百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数十百焉”;“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梁启超在历述了中国不同于泰西革命的七个不同特点后总结道,“此吾所以于衣被全欧,震撼中国之革命主义,而言之犹有余栗也。”
最后,梁启超大呼,如果有人为了实行革命而号召人们摒弃、破坏旧道德,那么,虽“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论者,实亡中国之罪人也,实黄帝子孙之公敌也”。
其实,梁启超有关革命必将引起国内局势动乱的说法,除其本人对中外历史作了一些研究后有所感悟外,另一个原因即是他对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学家波伦哈克有关“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政治理论的服膺。至于波伦哈克这一理论是否正确,这一理论是否普遍适用于其他各国,特别是是否适用于中国,梁启超未作深入研究。因此,梁启超的这一理论观点,实在难以服人,特别是难以为革命派所信服。
另一保皇立宪派人物徐佛苏也说:“倘民志不开,而民气又盛,则人人有破坏心,无建设力,叫嚣一哄,家国成墟而已”,“殊不知国内会匪,蔓延全境,一夫发难,四面楚歌,有防无可防,制无可制之势”。
康有为在《法国革命史论》中也说:“夫当革命党之举事,而语之曰:救国而国将亡,救民而民殆屠尽,凡倡革命者身必死”。为什么呢?这是被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了“恐怖狂戮,贤哲同焚,流血百二十九万,祸垂八十余年之弥天大恶”,当时的法国,并不是民主共和的美好世界,而是“妄行杀戮,惨无天日”的“恐怖之世”。
总而言之,保皇立宪派认为,革命党人宣传的“民权之害,遂如洪水决堤,浩浩荡荡,怀山襄陵,大浸嵇山,无所不溺;亦如猛兽出柙,无所不噬”。
革命派对保皇立宪派所谓革命是流血,是破坏,革命将导致外国瓜分亡国的谬论,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有力反驳。他们指出,“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腐败而已!苦痛而已!”
革命派还以戊戌变法的惨痛经验教训为例指出,进行革命固然要流血,但进行改良同样也要流血,戊戌六君子就曾经为改良而流血牺牲。与其流血力争改良而无结果,不如流血革命而求共和。汉种之中一汉种所作《驳革命驳议》一文指出,保皇立宪派所宣传“革命之举,必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大蹂大搏,以与凶顽争命”,事实诚是如此,难道“维新可从容晏坐以得之耶?夫各国新政,无不从革命而成”。流血固然是残酷的,但为了正义的革命,流血又是必须而又必要的。故此,革命派大声疾呼,“流血者,自由之母也;立宪者,革命之产儿也。”
其实,至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说的法国大革命,“其所摧残者”,乃“专制之淫威也”;“所发生者”,乃“民权之基础也”,正是由于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尊人权,贯自由,事关平等之精神”,才得到了倡导的发扬,才对“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生一大变革”,最终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
前言/序言
晚清政治史: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下卷 本书导言 本书是《晚清政治史: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下卷,聚焦于1895年甲午战争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关键历史阶段。这是一个风云激荡、巨变迭起的时代,中国在内忧外患中挣扎、探索、抗争,最终走向了帝制的终结与共和的曙光。 下卷的叙事核心,在于剖析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如何在政治结构、社会心态和国家认同层面达到临界点,以及不同政治力量在这一历史关口所采取的路径选择与策略博弈。我们试图超越简单的事件罗列,深入挖掘制度性困境、思想嬗变与精英阶层心态的复杂互动,力求呈现一个立体、动态的晚清末世图景。 第一部分:甲午的震撼与自救的转向 (1895-1898) 第一章:战败的冲击与旧秩序的动摇 甲午战争的惨败,不仅意味着巨额赔款和主权的进一步丧失,更重要的是,它彻底击碎了长期以来建立在“师夷长技以自强”基础上的洋务运动所构筑的信心。本章重点分析战败对清廷统治集团核心的心理冲击,以及这种冲击如何迅速传导至地方督抚和知识精英阶层。传统“天朝上国”观念的崩塌,成为后续一切政治变革的内在驱动力。 第二章:康梁变法与百日维新的兴衰 甲午战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力量迅速崛起,他们将救亡图存的诉求与制度改革相结合,最终促成了光绪皇帝支持下的“百日维新”。本章详细梳理了变法的理论基础——从早期的小修小补到后期的“托古改制”思想的成熟;变法推行过程中与守旧派(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后党)的权力结构性冲突;以及戊戌政变发生的必然性。我们将重点探讨,为何一场自上而下的、看似温和的改良运动,最终以雷霆手段被镇压,这揭示了晚清体制内部僵化和权力制衡的脆弱性。 第三章:瓜分狂潮与“诸国之战” 在政治改革受挫的同时,列强对华侵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本章分析了《马关条约》后,列强瓜分中国的“竞赛”如何从租借港口和划分势力范围升级为直接威胁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危机。我们考察了清政府在外交上的窘境,以及民间对于“亡国灭种”的恐慌情绪如何催生了新的民间力量——义和团运动的早期酝酿。 第二部分:失控的边缘与帝国的最后挣扎 (1899-1908) 第四章: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八国联军之役 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政治史上一次极为复杂的事件。本章试图摆脱简单的“爱国”或“迷信”的标签,深入分析其社会根源——山东、直隶一带的社会经济矛盾、地方权力真空以及反洋教情绪的累积。重点剖析了清廷在“助拳”与“禁拳”之间的摇摆不定,以及最终向列强宣战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八国联军的入侵,不仅使得《辛丑条约》的签订成为清朝的“国耻”顶峰,更使中央政府的权威降至冰点,沦为列强的代理人。 第五章:清末新政的结构性矛盾 庚子事变后,为挽救危局,清政府被迫推行“清末新政”。本章将新政视为一次对洋务运动的反思与深化,探讨了其在军事(新军的建立)、教育(废科举、兴学堂)、地方行政(预备立宪)等方面的实质性变革。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新政的内在矛盾:它在有限度的开放中激发了被压抑的政治诉求(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新军中的变革意愿),却又试图在根本上维护君主专制,这种“撒胡萝卜”式的改革最终加速了自身的瓦解。 第六章:预备立宪的“假与真” 预备立宪是慈禧太后晚年为“皇室救亡”所做的最后努力。本章详细考察了《辛丑条约》后的立宪路线图(“皇族内阁”的酝酿与提出)。我们分析了立宪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对预备期的期待与幻灭,以及立宪派与革命派在“何时立宪”、“如何立宪”上的根本分歧。清廷在地方咨询局的建立和《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中表现出的“拖延”与“敷衍”,使得立宪的合法性基础日益动摇。 第三部分:革命的逼近与帝国的终结 (1908-1911) 第七章:革命力量的成熟与路线之争 在体制内改革受阻的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同盟会)力量不断壮大。本章聚焦于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分析了其“三民主义”对传统王朝观的颠覆性意义。我们将比较革命派(强调暴力推翻)与改良派(强调渐进改革)的政治策略,特别是革命党如何在海外组织、国内起义(如黄花岗起义)中不断积累经验和扩大影响。 第八章:铁路风潮与“收归国有”的导火索 1900年代后期,清政府的财政困境日益加剧。本章特别分析了“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及其引发的“保路运动”。铁路作为现代化的象征,其被垄断和出卖,极大地激化了地方士绅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尤其是在四川等地,引发了大规模的民间抗议。保路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地方精英阶层对中央权威的集体不信任,为后来的武昌起义提供了关键的社会环境。 第九章:武昌首义与帝国的黄昏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聚焦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我们将详细考察武昌起义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地方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以及第四次“假立宪”尝试的失败。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的应对失措、各省的连锁反应(“独立潮”),以及袁世凯的重新启用,共同构成了帝国崩溃的最后图景。本章分析了南北议和的实质——即旧势力在新的政治格局下试图进行的权力重组,以及最终南北双方就帝制存废问题的妥协与决裂。 结语:变局中的历史选择 晚清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并非简单的王朝更迭,而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文化断裂。下卷的叙事终结于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但这场变局的复杂性与历史遗产,远远超出了共和政体的建立本身。本书试图揭示,清末的政治演进是一场多方参与的、充满张力的互动过程,其中的每一次选择都深植于前一个时代的遗留问题之中。 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的坚实框架,认识到帝制瓦解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为理解此后中国在艰难中摸索现代国家道路的历史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