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清代财政史四种: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 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是首部研究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国家财政体制与财政结构转变的专著。咸丰、同治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制度在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发生了重大转变。《清代财政史四种: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 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依托大量的档案、官书、政书、方志等相关史料,从农业型财政的固化、战争与旧体制崩溃、重建新体系、财政改革、收支结构演变、财政与社会等六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揭示了捐输、加派等传统财政措施的失效,厘金、洋税、海关等新兴工商税作为财政收入主体的确立,以及清政府财政理念从“量人为出”到“量出为入”的转变过程。《清代财政史四种: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 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资料宏富,论证严谨,可堪参用。
  《清代财政史四种: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 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适合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对清代历史感兴趣的人士也可阅读使用。     
作者简介
     倪玉平,1975年生于湖北汉川,历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2007年)、美国哈佛-燕京访问学者(2011-2012年)、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3年)、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ca.1644-1911(Bri11,2016)等著作。目前从事明清史、尤其是经济史的研究。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农业型财政的固化
一、清前期财政制度
二、嘉庆道光年间的财政收支
第二章 战争与旧体制崩溃
一、战争与财政
二、旧体制失效
第三章 重建新体系
一、失败的创新
二、另辟蹊径
第四章 财政改革
一、减赋运动
二、漕粮海运
三、盐政改革
第五章 收支结构演变
一、奏销体制破产
二、支出大增
三、财政收支
第六章 财政与社会
一、社会思潮
二、财政与吏治
结论
附录
一、咸丰同治时期户部银库收支表
二、咸丰同治时期常关税征收概况
三、《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税收统计补正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清代财政史四种: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 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关差停止办铜以后,此项水脚仍旧存留下来,作为正额的一部分。据光绪朝《大清会典》记载,有铜斤水脚的关为崇文门7692两有奇(遇闰为8536两有奇),天津关、临清关(户关)、扬州关、西新关各为7692两有奇,江海关2500两,浒墅关22442两有奇,淮安关15384两有奇,凤阳关10320两有奇,芜湖关18423两有奇,九江关18392两有奇,赣关5346两有奇,闽海关7000两,浙海关3750两有奇,北新关15384两有奇,太平关5846两有奇,以上合计163247两有奇。又粤海关的铜斤水脚则包括在正税银内。随着考核渐严,清廷规定各榷关不但有正额,还报解盈余,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定为三年比较,即以当年收数与前三年收数最多的年份比较,若有短绌,由关员赔补。乾隆以后,每年解部关税,正盈合计户关为400余万两,多时达到500余万两;工关为40万两左右。
  最后是杂赋。王庆云称:“凡地丁之外取于民者,皆为杂赋。”但在实际的征收过程中,杂赋有较为确定的对象。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户部·杂赋》记载,杂赋一般分四类:一是课,如各省芦课、茶课、金银矿课、铜铁锡铅矿课、水银朱砂雄黄矿课、鱼课等。二是租,如直隶省对旗地征收的旗租,各省对学田、公田和官田征收的地租等。三是税,如各省州县的田房契税、当税、牙税、落地牛马猪羊等税、牲畜税、烟酒税等。四是贡,主要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征收的实物贡赋,如马贡、狐皮贡、贝母贡、蜡贡等。杂赋征收的方式和用途多种多样,有的定额包征,有的尽收尽解;有的专充兵饷,有的起运户部,也有的存留本省地方。
  ……      
前言/序言
     成丰、同治年间(简称“成同年间”,1851-1874年),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发生了自传统社会以来最为激烈的变动。成同年间既是清朝统治者起死回生的阶段,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发生在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西方打开中国门户的关键之战,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和传统迥异的道路。但中国社会的真正转型,却发生在稍后的成丰、同治年间。在中西交锋及太平天国运动的交互作用下,旧有的各种制度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无法应付当时的各种临时性需要,连之前的一些功能也逐渐消失,只能任由新鲜事物萌芽、发展和壮大。
  就财政体制和财政结构而言,咸丰、同治年间的中国,也经历了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经晚清和民国,而后达到高潮。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同时也是清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清代财政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旧有的财政体制基本失效,为避免彻底失败的命运,清廷从上到下都开展了前所未有的自救运动。为应付危机,清朝统治者被迫抛弃了“不加赋”的祖制,动用一切常规和非常规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搜刮银钱、拼凑军费。
  大致而言,咸丰、同治年间的财政,是从中央到各省全面挽救财政困难的自救过程,也可以说是从捐输和铸造大钱等传统政策失败,到厘金、洋税等新兴商税大幅度增加和确立的过程。此消彼长,传统的农业型租税收支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扭转,原有的财政制度全面崩溃并开始了向以工商业财政税收为主体的转型。虽然对统治者而言,这种转型是被迫的、无奈的。
  这一时期,传统的中央集权格局也受到挑战。中央与地方、省份与省份之间的部门利益矛盾变得明朗起来,不再遮遮掩掩。尤其是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分野,格外引入注目。面对战火纷扰及战后凋敝的困难,中央或是通过权力频频强行指派、摊征,或是通过哀求希图地方各省顾全大局、设法救济中央;但另一方面,中央对于地方的各种实际困难又往往充耳不闻、敷衍了事。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纷纷奏疏,要求朝廷体贴民情、推行减赋,但私下里又拼命加征厘金,截留财源,以图自便。
  相较清前期较为整齐划一的中央高度集权财政体制而言,咸丰、同治时期的中央财政权力显得极为分散和力不从心。清朝统治者通过准许各省督抚自筹饷需,地方督抚得以控制部分税源,以供练兵、平叛灭匪,从而把清朝的寿命延长了数十年,但却对整个国家产生极大危害,直接为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和混战埋下了伏笔。    
				
 
				
				
					晚清财政转型与近代化进程研究:一个制度与社会变迁的视角  本书导读:  本书聚焦于晚清时期(约1860年至1911年)中国财政制度的深刻变革及其对国家治理和社会结构产生的深远影响。不同于传统史学侧重于对具体税目或预算的简单罗列,本书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深入剖析了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清政府如何从传统的“国家财政”模式艰难转型,向近代化的“财政国家”形态迈进,并考察了这一转型过程中伴随的财政权力重构、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财政工具的创新与应用。  全书分为四个核心部分,层层递进,力求描绘一幅晚清财政现代化的复杂图景。  ---   第一部分:财政权力的重构与中央权威的再造  晚清财政的转型,首先表现为财政权力的空间转移与结构重塑。在太平天国运动和地方自强运动的冲击下,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力一度削弱,出现了“藩镇化”的趋势。本部分即着力探讨中央如何在财政困境中,逐步收回和重塑其在税收、借贷和金融管理上的主导权。  1. 厘金制度的兴起与中央财政的边缘化: 详细考察了厘金(对货物流通征收的临时性税目)的设立背景、管理模式及其对地方财政的实质性贡献。分析了厘金最初由地方创办,如何逐渐成为中央政府缓解外债压力、控制地方资源的有效工具。重点分析了厘金收入的中央归属权之争,以及中央为确保收入稳定而设立的督办机制。  2. 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与海关的财政化: 剖析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管理权力的旁落。本书认为,海关(特别是督办的洋员体系)的建立,虽然在客观上为清政府提供了相对稳定且专业化的财政收入来源,但这种外部干预下的“洋关”体制,在结构上固化了中国财政收入的依附性。研究了海关收入(常关)如何成为偿付巨额外债的主要担保,并以此为杠杆,中央政府如何反向控制了地方的赋税征收。  3. 地方财政的“上缴”与中央的财政规制: 考察了如盐税改制(盐政收入的“统捐”与“报销”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如何使得地方上交的盈余部分被纳入中央预算框架。通过分析光绪朝后期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权限上的博弈,展示了“财政国家”的初步形态——即国家通过统一的财政制度来调配资源,而非仅仅依赖地方的自愿上缴。  ---   第二部分:财政工具的现代化与国家借贷体系的建立  财政国家的形成,必然要求国家具备运用现代金融工具的能力。本部分聚焦于晚清时期国家融资手段的根本性转变,从传统的“寅吃卯粮”转向大规模的国际与国内借贷。  1. 外债的“常态化”与债务的“国家化”: 全面梳理了自第二次鸦片战争至庚子之乱期间,清政府所借的各项外债(如英法贷款、德国贷款等)。本书强调,外债的本质已从应急的军事开支,转变为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和债务本息偿付的“常态化”财政负担。分析了外债条款(如关税抵押)如何深度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主权。  2. 债券发行与国内资本的动员: 研究了清末尝试发行的“国债”和“厘金债券”等国内融资工具。探讨了国内资本市场的不成熟如何阻碍了这些工具的有效推行,以及发行债券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象征性的现代化努力,而非真正成熟的财政手段。  3. 现代金融机构的孕育: 分析了如户部银行(大清银行)的设立及其在统一货币、管理国家收支方面的尝试。考察了西方金融模式对中国财政体系带来的冲击与融合,以及传统晋商、票号在金融体系转型中的衰落与适应。  ---   第三部分:财政压力下的社会分摊与税负的重塑  财政的转型并非是抽象的制度游戏,它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本部分探讨了新旧税制改革下,社会各阶层所承受的财政压力如何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  1. 传统赋税的“清理”与“附加”: 考察了清末对传统田赋和丁银的清查与摊派工作,以及围绕这些固定税目产生的各种“附加费”(如地方摊派、赈灾费等)。分析了这些附加费的繁复性,如何加剧了农民的负担,并成为地方政治腐败的温床。  2. 商业税与“绅商”阶层的财政互动: 详细分析了厘金、关税和营业税等间接税和商业税的征收,如何使得商业阶层(绅商)的财政角色日益突出。研究了新兴的买办阶层如何通过掌握海关、借贷等领域,与财政国家形成一种复杂的利益共生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引发传统士绅的不满。  3. 财政透明度的局限与民众的财政认知: 考察了尽管有“度支”概念的引入,晚清财政的公开程度依然非常有限。分析了民间对新增税收的理解和反应,指出财政负担的不公和不透明是激发社会反抗情绪的重要因素。  ---   第四部分:财政国家理念的尝试与体制的终结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聚焦于光绪朝末期在“预备立宪”背景下,围绕财政国家理念所做出的最后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如何未能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  1. 预备立宪与财政改革的同步性: 探讨了立宪派对财政透明化、预算制度建立和中央集权式财政管理的呼声。分析了清政府试图建立现代中央银行体系和全国统一预算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向“财政国家”迈进的关键步骤。  2. 预算制度的引入与执行困境: 考察了清末编制的有限的“国家预算”草案,分析了其试图规范收支、区分经常性与临时性支出的进步性,同时也指出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构和地方配合,这些预算方案在实践中几近虚设的现实。  3. 财政失败的政治后果: 总结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半途而废如何加速了清朝的覆灭。认为财政国家的未竟全功,使得清廷在面对革命爆发时,无法有效地调集全国资源进行镇压,其财政动员能力的严重不足,是其统治合法性最终瓦解的重要催化剂。  ---  结论: 本书认为,晚清的财政转型是一场在极端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夹缝中进行的、充满妥协与断裂的现代化试验。它成功地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近代化的财政收入结构(如依赖关税和商业税),但未能实现财政权力的有效集中和财政资源的公平分配,最终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戛然而止,留下了未完成的“财政国家”蓝图,深刻影响了民国初年的财政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