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書名:四庫全書政書類救荒活民書
定價:68.00元
作者:董煟
齣版社:中國書店
齣版日期:2018-02-01
ISBN:9787514918731
字數:
頁碼:302
版次:1
裝幀:平裝
開本:16開
商品重量:0.4kg
編輯推薦
內容提要
《四庫全書政書類救荒活民書》介紹:是書前有自序,謂上捲考古以證今,中捲條陳救荒之策,下捲備述本朝名臣賢士之所議論施行可為法戒者。書中所序,如以常平為始自隋,義倉為始自唐太宗,皆不能遠考本原。然其載常平粟米之數,固《隋書》所未及誌也。其宋代蠲免優恤之典,載在《宋史》紀誌及《文獻通考》、《續通鑒長編》者,此撮其大要,不過得十之二三。
目錄
作者介紹
文摘
序言
說實話,我本以為這種政書匯編會枯燥乏味,充滿瞭艱澀的文言術語,但《四庫全書政書類救荒活民書》卻意外地展現瞭一種近乎“實戰手冊”的實用性。我是在研究古代水利工程與防洪抗旱體係時偶然翻到它的,發現其中關於“河工事務”和“水利章程”的部分簡直是寶庫。它不僅僅是羅列法令,而是把不同流域的特點、曆代修繕的經驗教訓,甚至是一些具體的工程技術要求都融匯在瞭一起。比如,關於堤壩的修築標準、材料的選擇,以及汛期人員的調配機製,描述得非常細緻。這讓我意識到,古代的救災工作遠非簡單的發錢發糧,而是一個龐大的、係統性的工程管理學。更吸引我的是,書中穿插瞭一些地方官員關於“水患突發”的奏摺摘錄,那些文字中流露齣的對技術細節的關注和對地方民情的體察,非常生動。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就像是翻開瞭一本曆經百戰的工程指揮官的筆記,充滿瞭經驗的沉澱和對教訓的深刻反思。對於任何對古代基礎設施建設或災害管理感興趣的人來說,這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
評分我一直對明清時期的社會治安和流民問題很感興趣,這本《四庫全書政書類救荒活民書》中的“治安與流民處置”部分,給瞭我極大的啓發。在發生大麵積飢荒時,飢民往往會演變為流民甚至成為社會動蕩的潛在因素。這本書並沒有迴避這個問題,而是係統性地整理瞭官方對於流民的“收容、遣返與管製”的各項規定。其中關於“保甲製度”在災荒年份如何被用於維持地方秩序的描述尤其細緻,包括對流民身份的認定標準、設立“流民所”的具體規格,以及對地方鄉紳在協助安撫流民方麵的責任界定。這讓我明白,在古代,“救荒”絕不僅僅是行政事務,它同時包含瞭深刻的社會控製意圖。有趣的是,書中還收錄瞭一些地方官員關於“遣散流民迴鄉後如何確保其生存”的建議,這顯示齣即便是管製,也必須以保障基本生存權為前提,否則控製本身就會引發新的混亂。這本書是研究古代社會控製與危機管理相結閤的絕佳樣本。
評分這本《四庫全書政書類救荒活民書》真是讓人眼前一亮,尤其是在研究古代社會治理和民間疾苦的背景下。我最近在整理一些明清時期的賑災文獻,對那些在災荒之年如何維係社會穩定、保障民生的製度性努力非常感興趣。這本書的選材角度很獨特,它沒有停留在宏觀的政策宣講層麵,而是深入到具體操作和地方實踐中去。比如說,裏麵詳細記載瞭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常平倉”製度是如何運作的,從糧食的徵收、儲存到平價齣售或賑濟,每一步驟都有詳盡的記錄。這對於我們理解古代的經濟調控手段提供瞭非常寶貴的實物證據。光是看那些關於“開倉放糧”的條例,就能體會到古人麵對天災時的那種焦慮與謹慎。特彆是對那些涉及“義倉”、“社倉”等民間互助體係的描述,展現瞭在官方力量有時力有不逮時,社會基層自我調節和韌性的強大。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仿佛置身於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親眼目睹瞭賑災官員的奔波和百姓的期盼。這本書無疑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和經濟史的必備工具書,它讓我們得以窺見曆史深處那些關於“活民”的智慧與掙紮。
評分作為一個對古代法律史有研究興趣的人,我在這本書中找到瞭不少關於“災時律法”的獨特見解。常規的刑法典籍多是關於犯罪後的懲處,但這部政書類匯編卻聚焦於“災荒期間的特殊司法處理”。比如,在糧食極度匱乏時,如何界定“盜竊”與“為生存而取”之間的界限?書中收錄瞭一些案例和相關的判例原則,這顯示齣在非常時期,法律的彈性與人情的考量是如何被製度化的。此外,它還詳細記錄瞭關於“哄抬物價”和“囤積居奇”的嚴厲懲治辦法,以及這些法令在實際執行中遇到的阻力。這種對“非常時期的法律適用”的梳理,為我們理解中國古代“德主刑輔”的司法理念提供瞭一個非常現實的切入點。法律在天災麵前,是如何從維護既有秩序的工具,轉變為保障生命延續的最後一道防綫的?這本書以其獨特的政書視角,清晰地展示瞭這一動態過程,其曆史價值和研究深度遠超普通的地方誌或詔令集。
評分這套書的編纂體例非常值得稱道,它將“救荒”和“活民”兩個看似關聯又相對獨立的領域,以一種政書的框架巧妙地結閤瞭起來。我個人特彆關注其中關於“賦稅減免與賑濟”的篇章。在古代,災年最怕的就是“澇災之後,稅收如期而至”,這往往是壓垮災民的最後一根稻草。書中清晰地梳理瞭曆代王朝在遭遇重大災情後,朝廷是如何權衡財政收入與社會穩定的。它不僅僅是記錄瞭“減免稅糧”的詔書,更重要的是,它揭示瞭這種減免背後的審批流程、核實標準,以及地方上如何防止虛報災情以謀取減免的監管措施。這種對“權力運作邊界”的探討,在其他純粹的曆史敘事中是很難看到的。它讓我深刻理解到,古代政府在麵臨財政壓力和人道責任的兩難時,是如何通過精密的製度設計來試圖找到一個平衡點的。這種製度層麵的剖析,對於理解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民本”傾嚮與現實的財政約束之間的張力,提供瞭極佳的文本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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