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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著赵复三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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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10012

商品编码：10031678939

出版时间：2015-08-01

作  者:冯友兰 著;赵复三 译 著作 定  价:39 出 版 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15年08月01日 页  数:426 装  帧:精装 ISBN:9787101110012 ●暂无

内容简介

暂无

《静谧的河流：古代中国隐逸思想的诗意探寻》 序章：山中无甲子，世外绝风尘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画卷中，除了庙堂之上的波澜壮阔，朝堂之下的风云变幻，还有一片更为幽深、更为静谧的土地，那里生长着一种独特的精神之花——隐逸。它并非简单的避世，而是一种对人生价值的深刻反思，一种对生命本真的执着追寻。本书并非要系统梳理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也不是要剖析某个学派的精妙论断。它所要做的，是循着历史的长河，轻轻拨开层层迷雾，探寻那隐藏在中国文人心灵深处，以及融入自然山水之间的，关于“隐”的形形色色的身影与思绪。 “隐”，是一个古老而充满魅力的词语。它既可以是在乱世中拂袖而去，选择与尘嚣保持距离的洒脱，也可以是在盛世中独善其身，不慕荣华的淡泊。它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始终，从那个“予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的屈原，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再到“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徐霞客，隐逸的精神以不同的姿态，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本书将目光投向这些“隐”者，并非为了歌颂他们的“不合作”或“消极”，而是试图理解他们选择“隐”背后的深层动因。是政治的失望？是权力的腐蚀？是对世俗功名的厌倦？还是对生命本质更深层次的追求？我们相信，这些“隐”者的选择，恰恰是中国文化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张力，一种对主流价值的温和质疑，以及一种对个体生命自由的珍视。 我们将穿越历史的时空，从春秋战国时期那些“抱朴守真”的先贤，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玄学风潮中寄情山水的文人，再到唐宋时期那些隐居山林、寄情诗画的隐士，以及明清时期那些在民间或文化边缘默默坚守精神家园的智者。我们将看到，隐逸并非是单调的退隐，而是与自然对话，与自我对话，与天地万物对话的过程。 “隐”，更是一种人生哲学。它教会我们如何在喧嚣的世界里保持内心的宁静，如何在纷繁的社会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支点。它提醒我们，生命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更在于能否活出真实的自我，能否与自然和谐共处，能否在精神的家园里找到永恒的安宁。 本书将以诗意化的笔触，描绘这些隐士的生活场景，展现他们的思想情怀。我们不会枯燥地罗列历史事件或哲学理论，而是试图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个体故事，一片片描绘优美的山水画面，一首首吟咏出来的诗句，来触碰那些隐藏在“隐”背后的，关于自由、关于本真、关于超越的深刻思考。 我们希望，通过这场跨越千年的静谧河流之行，读者能够体会到中国隐逸思想的独特魅力，理解这种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能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获得一份来自古人的智慧启示，一份对生命更深刻的理解与尊重。 第一章：荒野的低语——先秦诸子与“退藏”的萌芽 在中国哲学思想的黎明时期，虽然“显学”的光芒最为耀眼，但隐逸的种子却早已在荒野中悄然播撒。那些不安于世、寻求“道”的先贤们，用他们特有的方式，为后世的隐逸思潮奠定了早期基石。 老子，《道德经》的作者，其思想核心便是“无为而治”与“守柔处下”。他并非鼓吹彻底的退隐，而是倡导一种“功成而身退”、“乐退”的人生哲学。在老子看来，过度的追求名利与权势，只会招致祸患。他劝诫人们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回归到最本真的状态。这种“见素抱朴”，与其说是要求人们远离社会，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退守”，一种在纷扰世界中保持内心纯净的策略。他的“不争之德”，更是将“隐”的智慧融入到人际交往与社会治理之中。老子笔下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无不蕴含着一种“以退为进”的辩证智慧，而这种智慧，恰恰是隐逸思想的深层根基。 庄子，则将“隐”的思想推向了更加浪漫与自由的境地。他的“逍遥游”，是对当时社会束缚与价值评判的彻底颠覆。庄子所追求的“逍遥”，并非是世俗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脱，一种挣脱外在羁绊，与道同游的自由。“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鹏展翅，扶摇直上九万里，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现实压抑的超越？庄子笔下的“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更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那些被世人视为“无用”的草木、人物，在庄子眼中，却能保持其自然天性，从而获得真正的“用”。这种对“有用”的重新定义，为隐士们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辩护：他们选择“无用”于世，恰恰是为了“有用”于己，为了守护内心的纯粹与自由。庄子的“齐物论”，鼓励人们打破物我界限，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更是将“隐”从一种个体行为，升华为一种宇宙观。他笔下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便是对人与自然合一的极致追求。 墨子，虽然以其“兼爱”与“非攻”的积极入世精神著称，但在其思想体系中，也存在着与“隐”相似的“避世”考量。墨子所反对的，并非是为官从政本身，而是那些不符合“兼爱”原则的战争与奢靡。当社会黑暗、君王昏聩，墨家弟子也并非一味地为虎作伥，而是会选择“去国”、“不仕”。他们对“治乱世，不从乱政”的强调，以及对“明君”的期待，都暗示着一种在不得已时选择“退”的策略。尽管墨家的“退”更多是一种策略性的回避，而非庄子式的精神超脱，但它同样体现了对不公正社会环境的抵制，以及对个体道德原则的坚守。 在这些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中，“隐”的种子，或者说“退藏”、“避世”的观念，已经开始萌芽。它们或出于对道的体悟，或出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或出于对生命本真的追求。这些早期的“隐”的萌芽，如荒野中的低语，预示着一种不被主流所裹挟，而是在内心深处寻找安宁与自在的精神力量，即将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逐渐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潜流。 第二章：竹林深处的清谈——魏晋风度的幻影与真实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文化极其活跃的时代。在乱世之中，各种思潮交织碰撞，而“隐逸”则在这一时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渗透进了文人的生活与思想。 “竹林七贤”，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人熟知的隐士群体之一。他们以阮籍、嵇康为代表，聚于竹林之下，饮酒谈玄，纵情放浪。这并非一场简单的聚会，而是对当时社会黑暗与虚伪的集体反抗。他们身上的“魏晋风度”，包含着一种“傲岸”、“旷达”、“率真”的气质。这种气质，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他们内心真实写照的流露。 阮籍，作为“竹林七贤”的灵魂人物，其“狂放”与“纵情”背后，是对世俗政治的极度失望。他“步兵”之称，既是他爱酒的标签，更是他用酒精麻痹自己，逃避现实的象征。他写下“乐论”，否定世俗的伦理道德，看似是对礼教的叛逆，实则是对压抑人性的社会的抗议。他的“咏史诗”，字字血泪，充满了对历史悲剧的哀叹，以及对现实政治的无力感。他用“青白眼”来看待世界，是对伪善与欺骗的无声抗议。这种“纵情”，与其说是对生命的放纵，不如说是对压抑人性的反抗，是对内心自由的极度渴望。 嵇康，则是一位集音乐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的奇才。他“龙性难驯”，不肯屈从权贵，因“与山巨源论交”而惹来杀身之祸。他被处死前的那一声“广陵散”，更是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一段千古绝唱，也象征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所推崇的“养生论”，并非是简单的长生不老，而是追求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持身心平衡的生命状态。他的“声无哀乐论”，挑战了儒家“乐而不过”的礼乐观念，强调音乐的自然属性，这本身就带有反叛色彩。 “竹林七贤”的“隐”，并非是完全与世隔绝。他们依然会与社会发生联系，但他们的联系，是建立在内心自由与精神独立的基础之上的。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达生”的智慧，一种如何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保持内心的澄澈与安宁。 除了“竹林七贤”，当时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隐逸。山中隐士，寄情于山水之间，以自然为伴，以诗文为乐。他们模仿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却又在形式上更加多样。有些人隐居在名山大川，与孤烟残阳为伴，将自己融入自然之中。有些人则选择在城市的边缘，建立自己的精神角落，保持与世俗的距离。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对“老庄”思想的解读，为隐逸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持。士人们在玄学清谈中，探讨“有无”、“有为无为”，这些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对现实的回避，一种对精神世界的探索。他们推崇“清谈”，看似空洞，实则是在通过语言，寻求精神的解脱与升华。 然而，魏晋时期的隐逸，也并非都是纯粹的。一些人打着“隐逸”的旗号，行避世之实，逃避责任，沉溺于酒色。这其中有真实的选择，也有虚伪的装点。但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对“隐”的探索，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范例，也为中国文化注入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在纷扰的世界里，永远有一片属于心灵的净土，等待着被发现与守护。 第三章：山水间的寄托——唐宋士人的田园与江湖 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文人思想与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隐逸”的思想与实践，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形态，成为连接士人内心世界与外部社会的重要桥 गुंतवणूक。 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也是一个文人政治的时代。尽管科举制度的建立，使得许多士人渴望通过仕途实现抱负，但对“隐逸”的向往，却依然根植于他们的心灵深处。 陶渊明的影响在唐朝依然深远。许多诗人，如王维，便将“隐逸”的理想融入到自己的山水诗画之中。王维，这位“诗佛”，在晚年归隐蓝田辋川，过着诗酒田园的生活。他的诗歌，如《山居秋暝》、《送别》等，描绘了恬静的山水景色，以及诗人在其中获得的宁静与超脱。他并非完全拒绝官场，但当仕途不顺，或心生厌倦时，他便选择回到自然，回到内心的安宁。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便是他将隐逸精神与艺术创作完美结合的体现。他对佛教的虔诚，也为他的隐逸生活增添了一层禅意。 李白，这位“诗仙”，虽然一生追求功名，却也时常流露出对“隐逸”的向往。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对官场的腐败深恶痛绝。他笔下的“桃花源”，是对理想隐逸生活的浪漫描绘。尽管他最终未能实现真正的隐逸，但他对自由与超脱的追求，以及对山水的深情，都与隐逸精神息息相关。他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便是在孤独与寂寞中，寻求精神的慰藉与寄托。 杜甫，这位“诗圣”，一生坎坷，但他的诗歌中，也饱含着对乱世的忧虑与对宁静的渴望。他虽无法真正隐居，但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表达的，是对普通百姓的关怀，也是对理想生活的一种反思。 宋朝，尤其是在理学兴起之后，士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理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隐逸”的消亡，而是其内涵发生了深刻的演变。 许多宋代士人，即使身居高位，也怀有“致仕”归隐的愿望。苏轼，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一生屡遭贬谪，却在逆境中展现出惊人的豁达与乐观。他将贬谪之地视为“乌台诗案”的“故乡”，将生活中的苦难，转化为创作的源泉。他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脱，便是他在人生风雨中的一种精神上的“隐逸”。他虽然在仕途上跌宕起伏，但他的内心，始终有一种不随波逐流的坚持。 欧阳修，倡导“文以致用”，但其晚年亦有归隐之意，寄情于山水与文学创作。他笔下的田园风光，以及对古文的推崇，都体现了他对远离官场喧嚣的向往。 与唐朝相比，宋朝的隐逸，更加注重“在野”与“在朝”的结合。许多士人，即使在朝为官，也保持着一种“在野”的心态，不与权贵同流合污，不为世俗所累。他们将隐逸的境界，从完全的“避世”，转变为一种“心隐”或“精神的隐逸”。 此外，宋朝的“江湖”文化，也为隐逸提供了另一条路径。一些文人，选择退出官场，游走于江湖之间，以诗酒会友，以山水为伴。这种“江湖”式的隐逸，更加自由洒脱，少了些许规矩，多了些许率真。他们以笔为剑，以诗为酒，在民间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唐宋时期，隐逸的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国文人的血液之中。它不再仅仅是避世的手段，而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在乱世中保持独立人格，在顺境中不忘初心，在逆境中寻求超越的精神寄托。它如同一条条潺潺流动的河流，滋养着中国文化，也为后世的文人，提供了永恒的精神力量。 第四章：静观世事的智慧——明清隐士与精神的坚守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政治体制日益僵化，思想控制也愈加严酷。在这种背景下，“隐逸”作为一种对现实不满的表达，以及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守护，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与前代相比，明清时期的隐逸，在形式和内涵上，都呈现出新的特点。 明朝，尤其是中后期，文官集团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宦官专权等现象频发。许多正直的士人，面对腐败的政治环境，选择“挂冠而去”，或“辞官归隐”。这些隐士，并非是完全消极的避世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关注国家大事，通过著书立说、讲学授徒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传播自己的思想。 例如，王阳明虽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隐士，但他“知行合一”的思想，以及提倡“致良知”，强调个体自觉，都为后世的士人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隐逸”指南。他鼓励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找到自己内心的定盘星，不受外界干扰。 在明朝，还有一些文人，选择以“遗民”的姿态，坚守自己的气节。例如，在清朝取代明朝后，有许多明朝遗民，选择终身不仕，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故国的怀念，对新政权的抵制。他们或隐居山林，或寄情于艺术，或以史笔记录真相，这些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抗争”与“坚守”，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隐逸”。 清朝，尤其是入关之后，汉族士人的处境变得更为微妙。一部分人选择“薙发易服”，融入清朝统治，但更多的人，则在内心深处，保持着对民族气节的坚守。 “遗民文学”在清朝尤为兴盛。许多前朝官员和文人，选择隐居不出，以文学创作来寄托自己的愁思，表达自己的立场。他们或写诗记事，或编纂史书，或以画作表达心意。这些作品，虽然在当时可能受到压制，但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录和精神财富。 除了“遗民”，还有一些学者，选择“隐居”于书斋之中，专注于学术研究。例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明清之际的大学者，虽然也曾参与政治活动，但他们的晚年，大多回归学术，穷究经史，著书立说。他们并非完全避世，而是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与传承之中。这种“学术上的隐逸”，是对知识的纯粹追求，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坚守。 明清时期的隐逸，更加强调“精神的独立”与“人格的尊严”。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许多士人选择将自己的生命价值，从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禄，转向对内心世界的经营与对精神家园的构建。 “园林文化”在明清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许多士人修建自己的园林，将其视为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园林的设计，往往追求曲径通幽，步移景异，营造出一种宁静致远的氛围。在园林之中，他们读书、写诗、品茶、赏景，享受着远离尘嚣的宁静生活。这种园林式的隐逸，是一种物质上的“退隐”，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安顿”。 明清时期的隐逸，不再是单纯的“避世”，而是一种更加复杂、更加深刻的精神实践。它包含了对政治的失望，对功名的厌倦，对生命本真的追求，以及对人格尊严的坚守。这些隐士们，用他们不同的方式，在中国文化的深处，点亮了一盏盏静谧的灯火，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尾声：河流不息，精神永存 “隐”，并非是中国文化中一种消极的逃避，而是一种积极的生命选择。它是一种对生命本真的回归，一种对自由精神的追寻，一种在纷扰世界中保持内心宁静的智慧。 从先秦的“抱朴守真”，到魏晋的“竹林清谈”，再到唐宋的“山水寄托”，乃至明清的“精神坚守”，隐逸的精神，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流淌了数千年。它滋养了无数文人的心灵，塑造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品格，也为每一个在现代社会中寻找方向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我们所探寻的“隐”，并非是要遁入空门，远离红尘。而是在生活的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保持一份内心的清醒与独立。它是在喧嚣的世界里，听见内心的声音；是在名利的诱惑前，守住生命的底线；是在世事的变迁中，寻找到永恒的安宁。 正如那些隐士们，他们在山水之间，在书斋之中，在市井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书写着他们的人生篇章。他们的故事，或许不曾载入史册的宏大叙事，却在中国文化的基因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静谧的河流”，是他们精神世界的写照，也是我们对生命本真的向往。愿我们都能在这条静谧的河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实现生命的自由与超越。

评分☆☆☆☆☆

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思想的“适用性”和“局限性”时的平衡态度。他既没有将古代的思想浪漫化或神圣化，将其捧上不容置疑的神坛；也没有采取过于批判的后现代视角，将一切都视为过时的教条。相反，作者采取了一种充满敬意的批判精神，深入分析了特定思想在它诞生之时所解决的问题，以及它在后世发展中可能产生的偏差和衍生影响。这种客观而又富于同理心的叙述，让读者能够真正与这些古老的智慧进行平等的对话，去审视它们对当下生活的启示意义，而不是仅仅把它们当作历史陈列品来看待。这使得这本书的价值超越了历史记录本身，成为了一部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思想指南。

评分☆☆☆☆☆

我对这本书最深刻的印象是它那股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作者在讲述每位哲人思想的同时，都巧妙地嵌入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态、经济形态乃至日常生活的小细节，这种“全景式”的描摹，极大地增强了可读性和代入感。不像有些学术著作那样干巴巴地罗列观点，这本书更像是一部精心编排的历史剧本，每一个流派的兴衰、每一次思潮的更迭，都如同舞台上的灯光和布景一般，清晰可见。特别是对那些早期学派之间那种激烈的辩论和相互影响的描写，充满了戏剧张力，让人不禁拍案叫绝。它成功地将原本沉闷的“哲学史”变成了鲜活的人物传记和文明对话录，让那些遥远的名字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评分☆☆☆☆☆

坦白说，我原本以为这是一部会让人昏昏欲睡的工具书，毕竟“简史”二字似乎暗示着某种程度的简化和枯燥。然而，这本书的文字力量超乎我的预期。它的行文风格极为考究，用词精准而富有韵味，既保留了学术的严谨性，又充满了文学性的美感。读起来，你会发现一些段落的节奏感极强，如同音乐的起承转合，引导着读者的心绪。作者对于如何提炼和转述那些精髓思想，把握得恰到好处，既避免了过度简化导致的失真，又确保了普通读者能够顺畅地跟进。这使得我在阅读完某个章节后，不仅记住了“是什么”，更领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种思想上的滋养是无可替代的。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典范。它没有采用简单的年代顺序，而是根据思想的核心议题进行了巧妙的划分和组织，使得不同时期的思想碰撞和演进逻辑清晰可见。每一部分之间的过渡衔接都处理得极其自然流畅，仿佛是水到渠成一般，完全没有那种为了章节划分而强行断裂的感觉。这种结构上的精心设计，极大地帮助读者构建了一个稳固的知识框架，让人能够轻易地在脑海中勾勒出中华思想体系的“骨架”。对于想要系统了解这一领域的朋友来说，这本书提供的这种清晰的框架感，比任何花哨的论述都来得实在和宝贵，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后续的深入研究都有了可靠的立足点。

评分☆☆☆☆☆

这本书的叙述方式真是引人入胜，作者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着我们穿越了中华文明的漫漫长河。他没有堆砌那些晦涩难懂的术语，而是用清晰、流畅的笔触，将那些复杂的思想脉络梳理得井井有条。阅读过程中，我时常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置身于那个时代，与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一同探讨着宇宙的本源、人生的意义。尤其是在解析那些关键的历史转折点时，作者的洞察力令人赞叹，他总能精准地捕捉到思想的火花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迸发出来，并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认知的一切。这种将宏大叙事与个体思想发展紧密结合的处理手法，使得整个阅读体验充满了智慧的激荡和历史的厚重感，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对中国文化的底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