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作为杨奎松教授近年来所撰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的一个结集,涉及近代政治、军事、外交乃至重要历史的研究著作10余种。书中既有对这些著作学术成就、学术特色的中肯评价,也有对其中偏颇、阙失、不足的指正,并多有独到的见解。读来有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之感。
古人云:“开卷有益”,但它绝非是“死读书”或“读死书”。读书方法,因人而异。而对于学者来说,“开卷有疑”,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责任。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
精彩书评
一册以近现代政治、军事、外交乃至思想为主题的读书札记,让人读出惊喜来,不易。
札记16篇,除考察中共46-48年土改政策一篇外,13篇独立书评,2篇综述性书评。
除个别篇章写于上世纪90年代初,大多出自近10年,又以近5年居多。
文章集起名“开卷有疑”,十分地恰当。
写书评,时下潮流是讲“友谊”,“有疑”不易,杨著可贵,此为一项。
杨“开卷有疑”,是有史观背景的,简明有力,便是“拿出证据”,或曰“让史实说话”,因其简明,往往难以
目录
前言
孙中山爱国不爱国?
——兼评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
日本学者的贡献与局限
——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北伐战争史研究中的些许遗憾
——简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
张学良忏悔了吗?
——对《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本考察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
——大陆抗战史著述亟待深入之一例
莫斯科与延安关系的另一种记录
——读《季米特洛夫日记》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
研究历史人物不能忽视历史背景
——对《周恩来传(1898-1949)》若干史实的辩正
“纪实”也应严谨些
——读《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大历史,小道德
——黄仁宇《黄河青山》一书读后
国民党代表谁?
——由胡绳生前对国民党的评价所想到的
台湾中共通史研究第一印象谈
——评《中国共产党70年》
从政治宣传走向学术研究中的曲折
——50年来中共历史叙述的演变及其问题
资本主义化,还是现代化?
——读胡绳遗稿札记
战史研究的学术化尝试与欠缺
——评《抗美援朝战争史》
斯大林为什么支持朝鲜战争?
——读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
——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
附录
精彩书摘
古语云:“开卷有益”。此话听了几十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古人又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孟老夫子当年对此还有过一番解释,说是我们对孔老先生整理过的经典尚且不可尽信,又何况其他呢?可惜自孔孟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多半早忘了孟子的这一教诲,不仅死读书,而且每每将前人的言论语录集为经典,自己天天读不说,还要求后代顶礼膜拜,一生奉读,以从中体味其微言大义,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武器。
改革开放后,读经的时代可以说是寿终正寝了。但是,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出版物特别是网络信息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汹涌澎湃,读书在中国竟然越来越变成一种奢侈。在这种情况下,在有限的范围内,有选择地读书,对于多数还想读书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了。而因为相对于铺天盖地般的信息洪水,每个人读书的范围都只能变得十分狭窄有限,人们自然也就少了通过大量阅读来比较鉴别的种种可能。
再受到先入为主和主观情感因素等先验经验的左右,“死读书”、“读死书”、“以为上了(某些)书的就是对的”等好似早已过时的现象,重又死灰复燃。以至于读书人中间分化对立、各执一端、不相调和乃至于相互攻讦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当今许多读书人所面临的一大困惑了。
围绕着刚刚过去,在各场合中反复咀嚼议论于国人中间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或外交的历史,自然就更加容易被读者自身先验的经验所牵制了。上面所说读书人分化对立、各执一端的情况,有相当部分就发生在喜欢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读者之中。说起来,这里既有小学、初中、高中,以至大学学习过程中受到的各种观念的刺激;也有因为民族、党派、地域、阶层及其家庭在历史或现实中的感受不同,所带来的立场情感上的差距与隔阂的作用;更有每一个关心中国现在和未来的读者,想当然地把自己看成半个历史当事人的某种自以为是。
既然上帝造出的人每个都互不相同,人们相互间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会有歧异,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然用不着大惊小怪。只是,每一个受过历史学训练的研究者,总不免希望自己的客观研究,也能够被客观的读者客观地去看待和了解,从而提供给读者多一种认识和思考历史的角度与渠道,不至于仅仅因为读者的主观好恶,或被捧到九天之上,或被抛于九地之下,或者干脆因为自己对某些历史“生而知之”,就认定了凡是近现代历史研究,都只是故弄玄虚,根本就无所谓客观,故不读也罢。
毫无疑问,人之所以为人,都有七情六欲,说历史学家可以做到绝对客观,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做到不夹杂有个人情感立场与价值观,肯定是一派胡言。但是,把历史看成是胡适笔下那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认定每个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都只是服从于其个人好恶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也断断乎不能成立。不管实际上研究历史之人能够做到几成,至少,学问本身对研究者态度客观与否这一点,是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的。任何太过明显地带有情感立场倾向的历史著作,至少在学术领域内,都是难以得到多数历史学研究者的认同的,也是注定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的。
当然,话虽如此,要想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仍旧是困难重重。想当年参观韩国的历史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不期然发现那里所讲的朝鲜半岛的历史,大部分都是讲述朝鲜民族对中国和日本的抗争史。影响所及,韩国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古代高句丽,乃至于渤海国,就是古代朝鲜的一部分。结果,2003年6月24日中国《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牵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集体撰写的文章,因为一改过去承认古代高句丽属朝鲜历史一部分的观点,认定其应为中国古代边疆民族政权,在韩国学术界、舆论界乃至于部分民众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中韩两国关系也几乎受到了影响。进一步联系到前中国国家科委主任提议,同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牵头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立项与结项工作在国际学术界所引起的广泛质疑,均不难看出,中国的历史研究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处于一种何等尴尬的境地。
古代史尚且如此,近现代史更不必论。
上个世纪30年代,蒋廷黻一本《中国近代史》,得到了多少中国人的喝彩,蒋也因此声名远播、官运亨通。不过60年后,茅海建一本《天朝的崩溃》,却被人狠狠地砸了顿板砖,差点儿弄得连教授都当不成。两人所讲的观点其实十分相近,只不过一个提纲挈领,广而论之;一个解剖麻雀,具体说明。其间的差别,说起来不过是因为时代不同,读者心态各异,以至于两人的境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罢了。
同样的情况,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大都了解,以上个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之前的研究相对较为学术,学者的研究也多就事论事,很少与现实政治扯上关系。之后的情况则大异,越来越多的学者参加到声讨谴责日本战争罪行和批判日本当局顽固态度的政治斗争的行列中去了,以往客观冷静的学术研讨反而不大看得见了。说起来,日本当局在战争责任认识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其实长期以来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大陆学者态度上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乃至于国防外交环境与形势的变化使然。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都包涵着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人们在看事物时,只有保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才容易做到客观公正。中国人研究中国史,再加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仅空间距离拉不开,时间距离也拉不开,要想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时间上越近,政治上的制肘和顾忌越多。不仅许多档案看不到,就是看到了,也很难无所顾忌地按照历史本来的面貌直言不讳。凡此种种,都使得今天我们中国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著作、历史读物,尤其是写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和读物,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需要读者多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多问一些为什么,而不宜抱着“开卷有益”的态度,取“拿来主义”,以至于更加深了我们主观武断的倾向,被太多的“清癯”们误引到非历史的道路上去了。
清癯,想来也是深以中华民族为自豪的一位作家(如果不是历史学家的话!)。他曾写过一篇叫《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的短文,大谈成吉思汗征战欧俄之经过,称之为“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其说辞颇有点像今天各种电视剧中对“我大清”皇帝康熙、乾隆乃至于雍正之辈战功的颂扬。只不过,在他看来,中国的元朝还要更胜清朝一筹,因为“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而有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固自有在。”
对此,鲁迅却评论称:“这只有这作者‘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还说得过去。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
鲁迅说:“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即1934年——引者)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即俄罗斯——引者),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下面这段话,也是鲁迅讲的:“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
很奇怪的是,鲁迅上面的话,就好像是写在今天一样。
这即是本书题名“开卷有疑”的一个初衷,也是笔者读书时一向坚持的态度。
只不过,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涉及的读书范围,仅限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旁及外交和军事史的个别方面或片断历史,而且所评之书多半还是当前史书中的佼佼者。因此,就本书所提及的问题而言,还远不足以让读者充分了解在比较和疑问中感受读书乐趣与意义的重要。但是,只要能够在带着问题读书方面提供给读者一些帮助,哪怕只能起到很少的一点作用,在笔者就已经是很大的一种满足了。
……
洞悉变革: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与转型研究 本书聚焦于1840年至1949年间,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中经历的剧烈转型期。它不仅是一部历史叙事,更是一份对塑造现代中国的关键思想、社会结构变迁及制度探索的深入剖析。 第一部分:传统秩序的瓦解与西学东渐(1840-1895) 一、王朝的黄昏:晚清的内在危机与外部冲击 本书首先描绘了鸦片战争前夕的清王朝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从人口压力、土地兼并到官僚体制的僵化与腐败,我们探讨了“康乾盛世”背后潜藏的系统性失衡。随后的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对“天朝上国”自我认知体系的根本性颠覆。 我们细致考察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经济主权、司法权和关税自主权的侵蚀,并分析了这些外部压力如何激化了内部的社会矛盾,例如太平天国的兴起与残酷镇压,揭示了传统统治结构在应对现代化挑战时的脆弱性。 二、救亡图存的最初尝试:器物层面的引进与反思 在认识到军事落后的残酷现实后,洋务运动应运而生。本书不将洋务运动简单视为盲目排外或全盘西化,而是将其视为一场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由官僚主导的有限度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我们详细梳理了李鸿章、左宗棠等实干家在创办军工、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以及建立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方面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深刻剖析了“中体西用”思想的内在矛盾——如何在不触动儒家伦理和君主专制的核心前提下,有效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并解释了为何这一尝试最终在甲午战争的溃败中宣告了其局限性。 三、士人阶层的觉醒与早期维新思潮 甲午战败不仅震惊了朝廷,更促使知识分子群体开始进行更深层次的思想反思。本书关注了维新派早期代表人物,如王韬、郑观应等“开明绅士”的思想轨迹。他们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引进,开始探讨制度和政治结构变革的必要性。 通过分析《申韩论》、《盛世危言》等著作,我们揭示了早期维新思想中对西方议会制度、宪法观念的朦胧认识,以及他们试图将传统儒家“义利观”与西方商业伦理相调和的努力。 第二部分:救亡图存的深化与思潮的激荡(1895-1911) 一、戊戌变法的理想与破产 本书对戊戌变法进行了细致的叙事与解读。我们不仅重现了康有为“托古改制”的理论建构过程,分析了其将孔教与君主立宪结合的独特尝试,也深入探讨了光绪皇帝的决心、维新派与顽固派、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复杂博弈。 变法的迅速失败,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路径依赖”与“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的经典案例。我们分析了其失败对于后续革命派与改良派路线选择的决定性影响。 二、革命的兴起与“三民主义”的奠基 本书详细考察了孙中山及其早期革命团体的形成过程。与温和的改良派不同,革命党人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我们着重分析了孙中山对西方民主理论(如卢梭、孟德斯鸠的学说)的吸收与改造,并阐述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早期形态及其思想逻辑的初步构建。 我们比对了革命派与改良派在具体目标(如是否保留皇帝、土地问题的处理)上的根本分歧,以及两者在争取海外华侨、会党和新军支持方面的策略差异。 三、清末新政与体制的“失控”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下被迫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改革。本书分析了其在军事(新军的建立)、教育(废除科举、推广新式学堂)和预备立宪方面的具体举措。 我们认为,新政在客观上培育了大量的现代知识分子和具有现代组织观念的军人,但其“皇族内阁”的设置与地方权力下放的矛盾,最终加速了中央权威的衰落,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人员和组织基础。 第三部分:共和的实验与现代国家的构建(1912-1927) 一、辛亥革命的胜利、局限与民国初年的政治景观 本书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进程及其短暂的成果进行了客观评价。我们探讨了革命的成功如何依赖于新军的倒戈和南方省份的响应,同时也揭示了革命在社会结构层面的局限性——未能有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民族资本主义的脆弱性。 民国初年的“二次革命”、宋教仁被刺,标志着中国从“假共和”滑向“真军阀”的过渡。我们详细分析了袁世凯专制倾向的形成,以及围绕“谁来代表共和”的政治斗争,展现了早期民主实践的艰难与脆弱。 二、思想的再解放:新文化运动与启蒙的深入 一战后,知识界对西方文明的信心受到巨大冲击,这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本书将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和灵魂”的深刻反思。 我们深入研究了“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提倡,分析了“打倒孔家店”背后的文化批判逻辑。重点探讨了对白话文的推广(文学革命)对知识传播和国民意识形成的关键作用,以及这场运动如何为后续的政治动员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土壤。 三、激进化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思潮与民族危机的集中爆发。本书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知识分子从精英启蒙走向大众动员的历史转折点。 我们详细考察了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等理论如何作为一种更具解释力和动员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被引入中国,并逐步取代了早期改良主义和温和的自由主义。本书最后将目光聚焦于国共两党的早期形态及其在思想路线上的分野,为理解其后数十年的历史走向埋下伏笔。 --- 总结: 本书力求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结合对关键思想文本的细致梳理,全面展现近代中国在面对全球化冲击时,其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所经历的认知重塑、思想碰撞和制度探索的复杂过程,旨在为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根源提供一个多维度的解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