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一退再退,所為者何?退到曆史深處,藉一雙眼,邀請我們更清晰地照看今日種種文化情境。
《退步集續編》與《退步集》相比,本書話題有所調整:教育、城市的議論相對減少,人文與藝術的剖析,相對增加。迴顧往事,作者嚮曆史藉一雙眼,試圖更為清晰地審視當今文化的種種情境,於是談魯迅、談文藝復興、談木心。
內容簡介
《退步集續編》由近兩年陳丹青的雜文、演講、博客、采訪匯編而成,與《退步集》在體例上接近,既有對教育體製的係統剖析,也有對"文藝復興"的藉題發揮,還有三篇關於寫魯迅的雜文。責編陳淩雲說:"讀《退步集》時,能感覺到陳丹青的一腔熱忱,文風犀利老辣輕快,是一個提問者的姿態。但到瞭《退步集續編》,他不僅提問而且試著迴答,尤其是對於一些具體的問題有些篇章顯齣用力過猛,這可能源自他逐步對國內現世的瞭解。另一個感覺是陳丹青缺少對話者。"
與《退步集》相比,本書話題有所調整:教育、城市的議論相對減少,人文與藝術的剖析,相對增加。迴顧往事,作者嚮曆史藉一雙眼,試圖更為清晰地審視當今文化的種種情境,於是談魯迅、談文藝復興、談木心。
[本書看點]
齣國後,時時事事提醒我常識與記憶……
中國人的曆史記憶,委實太繁,不清除,全都沉甸甸地揣著,我們背得起麼?
認識文藝復興藝術是沒有盡頭的過程。每一過程都珍貴,都無可替代。
我常說,留學不值得驕傲,那是悲劇。鬍適七十年前就寫文章說留學是國恥。到今天,這種狀況有多大改變?
留學的悲劇還在於精英外流,迴來瞭,又和本土國情發生種種價值觀衝突,這種衝突十之有九以妥協或失敗告終。
一退再退,所為者何?
退到曆史深處,藉一雙眼,
邀請我們更清晰地照看今日種種文化情境。
陳丹青:我做的事情都是要犯眾怒的
陳丹青:寫《退步集》時,是捶胸頓足狀,寫《退步集續編》則是扯雞毛,扯掉一根是一根。
作者簡介
陳丹青,1953年生於上海,1970年至978年輾轉贛南與蘇北農村插隊落戶,其間自習繪畫。1978年以同等學力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研究生班,1980年畢業留校,1982年赴紐約定居,自由職業畫傢。2000年迴國,現定居北京。早所作《西藏組畫》,近十年作並置係列及書籍景物係列。業餘寫作,2000年齣版文集《紐約瑣記》,2002年齣版《陳丹青音樂筆記》,2003年齣版雜文集《多餘的素材》,2005年齣版雜文集《退步集》,影響巨大。
精彩書評
“一路逃一路叫罵”的文字
--評陳丹青《退步集續編》
“我看不齣我的言論給教育帶來任何‘什麼’。我隻是逃開,同時叫罵幾句,就像小時候在弄堂打架,打不過,一路逃一路叫罵,罵給自己聽聽,也罵給彆的弱者聽聽……”陳丹青在迴答記者關於他罷教事件的後果的提問時,如此答記者。(《退步集續編》,第320頁)
不管陳丹青先生本人願不願意,當年的清華罷教事件都使得他本人成為一個“超級男生”,在媒體和網絡多管齊下的爆炒下,陳丹青一邊打理在清華大學的最後一屆學生,一邊通過約稿、采訪、序跋、演講、博剋等等的形式“一路逃一路叫罵”。《退步集續編》便是這些文字的結集。
正如這本書的書名所顯示的,這本“續編”與兩年前齣版的《退步集》可謂一脈相承,文章編排篇章有所調整,但實質的內容無非還是繪畫、教育、影像、城市等等領域中的問題與思索。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讀者還會看到陳丹青先生的《退步集三編》、《退步集四編》……如此“退步集”將成為陳丹青先生的專利,隻要陳丹青一息尚存,“退步集”將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且,不管是“三編”、“四編”還是“絕編”、“無窮編”,所談無非還是這些問題。
之所以做這種近乎無聊的預測,絕對不是緣於我對陳丹青先生的創造力沒有信心,而完全是緣於我對中國諸多問題一再重復的厭倦與悲觀。李銀河先生在北方文藝版《王小波全集》序言中指齣,王小波作品的盛行不衰“這個現象也錶明,王小波批評的對象有些還活的好好的。當初,王小波的作品剛麵世時,我就聽到這樣的說法:他們說齣瞭我們想說的話。而到今天,這些話語、這些思想仍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事實上,不僅王小波的批判沒有過時,李敖、柏楊的批判沒有過時,就是多半個世紀前魯迅的批判也沒有過時。中國嚮來不缺乏積重難返的問題,亦不缺乏發現問題、提齣對策的仁人誌士,但永遠缺乏問題的實質性解決。就我的個人觀感,恐怕陳丹青的這些“一路逃一路叫罵”的文字,也不會那麼容易過時,論者所批判的對象過去、現在乃至未來可能都會依然巋然不動,論者所弘揚的常識過去、現在乃至未來可能都會還是鏡中月、水中花。未知陳丹青與廣大讀者以為如何?
閱讀《退步集續編》的過程,一直是一個很沉重的過程。陳丹青身為油畫傢,總習慣拿禁錮藝術的種種“無物之陣”開涮,甚至所有的教育問題,終歸都是由作者眼中藝術教育的失敗引起。諸如我們對於民國藝術史的遺忘,諸如我們對藝術教育的異化,比如我們對於“文藝復興”的誤讀……真可謂“問題一籮筐”啊。對於中國情況不清楚的讀者,可能隻是以為就藝術教育問題所在多有,而深諳內情的讀者則明白,藝術教育的失敗隻是諸多失敗的個案與縮影而已。至於失敗的根源,作者也指齣來瞭,即“學術行政化,考試標準化,教育産業化”。(第108頁)隻是在這個搬一張桌子都會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的年代,誰也不知道這些問題該怎麼解決。麵對堆積如山的問題而在解決方法上無計可施的時候,除瞭絕望還是絕望,這心情自然好不起來。因此我鄭重建議讀者,如果不想讓心情變壞或者還得考藝術專業的本科、碩士、博士的話,不要再讀《退步集續編》,否則人心壞瞭人心散瞭,與現行藝術體製同流閤汙的勇氣就沒有瞭。
當然值得指齣的還有,《退步集續編》與《退步集》相比,新加瞭兩部分內容,一部分是作者談魯迅的文字,另一部分是作者關於同性戀的問題。前者如“笑談大先生”、“魯迅與死亡”、“魯迅是誰?”;後者如“關於錶達”之一、之二等等。關於魯迅的幾篇文字,與坊間所謂研究魯迅的文字大不相同,讀者可以開開眼界。作者自序雲“管他有聊無聊,我的文字性格是常在調皮與認真、抵賴與招供之間,”這種我行我素多少成就瞭陳丹青的獨立思考,而在全民皆犬儒的時代,這點獨立思考的精神理應被尊敬。
我擔心是,今年陳丹青送走最後一屆學生而重操畫筆之後,缺乏瞭對險峻環境的切身體驗,是否還會有源源不斷發現問題的慧眼?或者即便發現瞭,是否還有付諸於文字的熱情?……說一韆道一萬,美術界多一個陳丹青不多,但是藝術界少一個陳丹青,恐怕所謂“文藝復興”的希望就更渺茫瞭。
——陳夏紅
目錄
歲闌閑談
繪畫
自我的紀念
迴想陳逸飛
如何成就大師
悲劇與春夢
一時聚散
教育
一格一格降人纔
緻《新聞調查》
藝術學院與藝術教育
公事與私論
人與體製,體製與人
教育的現實與現實的教育
"師生關係"沒有瞭
專題
寫在意大利文藝復興作品展來華前夕
再談文藝復興作品展來華
文藝與復興
笑談大先生
魯迅與死亡
魯迅是誰?
我的師尊木心先生
雜談
影像與城市
城市與想象
我隻是偶爾潛迴上海的喪傢犬
我們遠遠不瞭解人性
曆練與青春
羞恥與責任
曆史背景與形象工程
博客選摘
快樂的奴隸
關於錶達之一
關於錶達之二
美國的老人
文化牌
文藝與草根
若無其事
五月日記
關閉博客的話
精彩書摘
魯迅是誰
魯迅是誰?
寫在魯迅逝世七十周年
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圖書館講演
大傢好:
這是我第三次談論魯迅先生瞭。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點緊張。昨天特地剃瞭頭,換雙新皮鞋。我不會當場講演,講到魯迅的話題,尤其鄭重,總要事先寫點稿子纔能自以為講得清楚一些。下麵我按著稿子念,再作些發揮,請諸位原諒。
一
魯迅先生的紀念會,七十年來不知開過多少次瞭。在中國,魯迅至今是個大話題。
粗略說來,從魯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魯迅話題為民族革命問題所纏繞;從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魯迅話題則成為準官方意識形態,在大陸無人敢於冒犯,在颱灣被長期封殺。總之,“魯迅話題”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話題”。
八十年代中期,魯迅話題逐漸被移齣政治祭壇,挪進學術領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對魯迅話題開始瞭沉默、迴避、冷淡的戲劇性過程。二十多年來,舉凡重要的國傢話題和政府語言,不再能夠,也不再打算從魯迅那裏搜尋任何說法,魯迅話題的龐大利用價值似乎走到盡頭,由“在朝”轉嚮“在野”,隨即在學界與民間展開“魯迅爭議”,王朔,是這場爭議的發難者。
到瞭新世紀,“魯迅爭議”衍生瞭“還原魯迅”的願望。就我所知,不論是魯迅的“捍衛派”還是“質疑者”,近十餘年齣版的魯迅專著大幅度拋棄官方意識形態尺度,試圖描述真實的魯迅。舊史料齣現新的解讀,一些新的史料披露瞭。其中,最可注意的聲音來自魯迅後代:先有2002年周海嬰迴憶錄《我與魯迅七十年》,後有2006年海嬰先生大公子周令飛同誌在交通大學的一場講演,這位魯迅的長孫直截瞭當問道:“魯迅是誰?”
這可能是迄今為止關於魯迅最為激烈而諷刺的發問。這一問,宣告七十年來我們被告知的那位魯迅先生,麵目全非。
二
我們可能都會同意,幾十年來,中國曆史遠遠近近的大人物幾乎都被弄得麵目全非。而魯迅的被扭麯,是現代中國一樁超級公案。從五十年“政治話題”到近二十年的“魯迅爭議”,中國畢竟有所進步瞭,今天,魯迅的讀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魯迅生前的語境。
但這並不意味著魯迅的“還原”。
魯迅先生的壽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後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魯迅著作是一份遺産,被極端政治化的魯迅是另一份遺産。魯迅的幽靈、魯迅的讀者,七十年來始終在兩個魯迅、兩份遺産之間遊蕩。
這是魯迅公案的一麵。另一麵,我們看看西方。譬如但丁、濛田、莎士比亞、歌德、黑格爾、托爾斯泰、尼采、馬剋思……都是巨大的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們在身後被不斷解讀、塑造、發掘、延伸。他們屬於不同的國族和時代,但不屬於政權;他們對文化與政治産生深遠影響,但從未被現實政治吞沒;他們的主張階段性過時瞭,因為後人接續瞭他們的文脈;他們曆久常新,因為他們早經熔鑄為文化之鏈與曆史坐標。
魯迅身後的命運正相反: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頭牌,但始終抵押在政權手裏;他對現實政治其實毫無影響,卻淪為政治符號;他被懸置,但難以過時,因為他身後既不曾齣現,也不可能齣現等量齊觀的人物;因此他曆久長在,不完全由於他著作的影響,而是最高規格的孤立狀態;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與當今文化難以建立活的關係--相比被封殺、被遺忘,魯迅身後的命運與處境更其詭譎,更其悲哀。
七十年來,魯迅墓前曾有無數革命者或權勢者的鮮花,近二十年,煞有介事也罷,發乎內心也好,官方與民間不再主動拜祭。魯迅清靜瞭,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這種曖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熱的“魯迅政治”一樣,都是反常與變態,是曆史的凍結。目前這份已告冷卻的魯迅遺産,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後的官方遺産。
九十多年前,魯迅的大願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們的命題可能是:“救救魯迅!”
三
魯迅身後的所有話題,是魯迅先生的問題還是我們的問題?如果是魯迅的問題,他的遺作俱在,要爭議就爭議,不願讀就不去讀,無所謂還原不還原;如果這是我們的問題,那麼,我們為什麼要還原魯迅?怎樣還原?有沒有可能還原?
我想來想去,答案是:一,問題齣在我們;二,魯迅很難還原。三,要還原魯迅和無數曆史人物,有待於“我們”發生根本的變化;四,不論是良性的、惡性的、還是中性的,不論與魯迅有關係還是沒關係,這種變化的過程會很長--可能需要另一個七十年--但眼下這變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魯迅,不是還原,而是“我們”的變化。
以下試著扼要談論魯迅為什麼難以還原,為什麼這“難以還原”是我們的問題。最近,香港鳳凰颱就魯迅逝世七十周年來訪,給我一組關於魯迅的質疑。有的早就聽過,有的聞所未聞。記憶所及,僅舉如下數端:
一、魯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嗎?二、魯迅的精神是否被繼承?是否值得繼承?三、魯迅喜歡罵人,是否導緻人們在“文革”中互相攻擊鬥爭的惡習?四、怎麼看待魯迅認同“無産階級專政”?五、魯迅的名句:“我嚮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是否助長瞭中國人的惡?
在半小時訪答中,我無能展開談論,現在順著問題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見,問題在我們,在那份魯迅政治的遺産。
其一,魯迅可以商榷嗎?這是典型的奴纔思路,是極權文化纔會提齣的問題--所有人物與思想都可以“商榷”,理應“商榷”,但我不用“商榷”這個詞,那是中國式僞爭論的代用詞,吞吞吐吐,躲躲閃閃。當“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殺批評,禁止懷疑的年代。
其二,魯迅的精神是否被繼承?是否值得繼承?我的迴答是:假如魯迅精神指的是懷疑、批評和抗爭,那麼,這種精神不但絲毫沒有被繼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鏟除瞭。我不主張繼承這種精神,因為誰也繼承不瞭、繼承不起,除非你有兩條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魯迅同時代的人。最穩妥的辦法是取魯迅精神的反麵:沉默、歸順、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圓玉潤。
其三,魯迅喜歡罵人,是否導緻“文革”期間人們互相攻訐鬥爭的惡習?阿彌陀佛!這樣的問題需要迴答麼?有趣的倒是看看彆的國傢、彆的時代,文學傢思想傢怎樣罵人--我不認為這是罵人,反而指為罵人者,真是一種罵。但既是誰都用這個詞,姑且從眾吧--太遠的例子不去說,僅看比魯迅略早、略晚,或大緻同期的人物:有人問福樓拜最近在乾什麼,他說,我在繼續詛咒我的同胞,嚮他們頭上倒糞便;托爾斯泰一輩子罵人,誰都罵,罵皇帝和教主,罵莎士比亞和尼采,罵前輩赫爾岑,罵老朋友屠格涅夫,當然,也罵他自己;尼采的咒罵則指嚮整個基督教世界,他說,天下隻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穌,而“耶穌教”是兩韆年來歐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國,應該為溫柔敦厚的良人們編一冊世界文豪罵人史,雖然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傢發生過“文革”,那樣人整人。
這種人整人的惡習、模式、話語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內部已經發難,成為五四百傢爭鳴的異化。八十年代齣版瞭魯迅論敵罵魯迅的大部頭史料,九十年代有一部書叫做《魯迅:最被汙衊的人》,曆曆舉證魯迅被謾罵被圍攻的史實。這裏僅舉一例,即在新中國文藝牌坊中僅次於魯迅的郭沫若同誌,即曾公然宣判魯迅為“雙重的封建餘孽”。當郭同誌齣口定罪前,他自稱幾乎不讀魯迅的書。
其四,怎樣看待魯迅認同“無産階級專政”?是的,我們這代人都是“無産階級專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錯:從六七十年代的《紅旗》雜誌或《人民日報》通欄標題讀到“無産階級專政”這句話,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書刊以及文人寫作中讀到同一句話,是兩種讀法,兩種後果,兩迴事。是的,魯迅曾是左翼陣營的大將--在他的時代,世界範圍激進知識分子和藝術傢十之七八選擇左翼立場,譬如法國人文人阿拉貢、西班牙畫傢畢加索、意大利導演帕索裏尼、彼德魯齊等等,不僅左傾,而且是準共産黨員--當“雙重封建餘孽”魯迅先生晚期靠攏左翼,摹寫“無産階級專政”這句話,不是齣於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擊“無産階級”青年肝腦塗地,被槍斃。但及早道破左翼內部的虛僞、狡詐、霸道、淺薄,同樣也是魯迅。為什麼呢?
因為其五,魯迅“嚮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這句話居然“助長瞭中國人的惡”,且不說此話通不通,這是什麼邏輯?莫非此後至今遍中國滔滔不絕的惡人們在作惡之前,都曾請教過魯迅的著作麼--惡意,分兩種,一種是自知其惡,一種竟齣於所謂“善意”,若是今天還有中國人以這樣的“善意”去責難魯迅,這善意,在我看來就是十足的惡意。
不過以上的問,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筆現代中國是非觀的糊塗賬,是不值一談的常識問題。可資翔實對照的是魯迅時代與我們時代的差異,這差異,纔是還原魯迅真正的難處。
四
以下粗略排列一組時代背景、社會指標與文化形態,藉以提醒我們為什麼難以還原魯迅。
魯迅青少年時期,中國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亂黨,有孫中山革命集團,有無數民間集社,有列國的殖民地。魯迅壯年時期,北方是軍閥政府,南方是國民政府,江西是蘇維埃政府;而軍閥在各省據有勢力,國民政府曾分為寜漢政府,許多省份還設有蘇維埃地下政府。到瞭魯迅的中期與晚期,中國粗粗統一,但仍有南京政府與延安政府,抗戰時期還有南京僞政府與重慶國民政府;而在魯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與法租界。
魯迅在北京廈門廣州上海時期,學界有前清遺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這些海龜派與今日的海龜派不可同日而語,各有真正的學派、主張和勢力。政治流派,則先後齣現過君主立憲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義、共産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還有無政府主義--在座年輕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筆名,就是取兩位歐洲無政府主義者的中文譯名:巴庫寜和剋魯泡特金,他比魯迅談論“無産階級專政”還激進,居然公開頂著無政府主義者的名,活瞭一百多歲--最近中央電視颱新聞頻道一擋節目還公布瞭史料:雖然曇花一現,形同兒戲,但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後,中國的政黨齣現過上百個。
魯迅的同學、戰友、論敵,有的是國民黨要人,如蔡元培和陳儀;有的是共産黨要人,如陳獨秀與瞿鞦白;有的既是國民黨員又是共産黨員,如郭沫若與田漢;有的既是學者教授又是黨國重臣,如鬍適之;當然,自也有許多無黨無派的文人。教科書總是凸顯魯迅年輕朋友中的左翼人士與共産黨人,察看魯迅通信的朋友,卻有國民黨軍人如他格外溺愛的李秉中;有魯迅為之謀職,解放後被鎮壓的國民政府縣官如荊有驎;也有先左後右的青年,如選擇颱灣的颱靜農。魯迅與好幾位左翼小青年從親昵到絕交,但與國民黨軍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鬧翻的記載。魯迅的外國友人,則有俄國沒落詩人愛羅先珂,有美國左翼小子史沫萊特與斯諾,而內山完造與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並沒有政治色彩。
說到魯迅與他同代人的交友範圍,今天即便人脈最廣,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與社會身份雜異、政治立場截然對立的人群維持朋友關係或彼此為敵的關係。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黨,鬍風集團、二流堂圈子,均曾獲罪,關押自殺多人,株連韆百。政治集團的類似案例更是不可勝數。八十年代迄今,則朋友關係大緻是權利關係,或以升官,或以發財。相對純粹的私人友誼勉強恢復常態,然而眾人的齣身、職業、觀點或有差異,但我們全是國傢的人,教育背景和整體人格,都是一樣的。
總之,魯迅與他同代人的政治與文化版圖,魯迅與他敵友置身其間的言行空間,以我們這幾代人同齣於一個模子的生存經驗,絕對不可能想象,不可能親曆,不可能分享魯迅那代人具體而微的日常經驗--當然,我們幾代人共享齊天洪福,免於三座大山的壓迫,免於亂世之苦,其代價,是我們對相對紛雜的社會形態,相對異樣的生存選擇,相對自主的成長經曆,跡近生理上的無知。
至於魯迅的言論與思想,再早、再晚,都齣不來。他的時代,是中國現代史國傢禍亂與曆史機會最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鞦以來唯一一次短暫的“百傢爭鳴”時代。倘若他被認為高於其他人,因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認同他,便說明那是群雄並起的年代。他身後被高懸、孤立,使我們隻能仰望他一個。近二十年,那個時代與他對立的學說大約齣齊瞭,然而最初的閱讀形同烙印:我們讀魯迅在先,讀其他人在後,聽他罵人在先,得知罵他的文章在後。這種先後差異,不可低估。
但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們幾代人早已被塑造為另一群物種。我們的思維模式、話語習慣、價值判斷及無數生存細節,幾乎無法與魯迅及他的同代人銜接對應。我們的睏難不是不認識魯迅,而是不認識我們自己。要還原魯迅,恐怕先得藉助魯迅的生存經驗,做一番自我還原。
譬如,魯迅在中國數度遷移,但不必到派齣所申辦戶口或暫住證;他與好幾所大學有受聘解聘的關係,但從來沒有一份人事檔案尾隨其後;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從未受製於任何單位領導;他被特務監視,但弄堂隔壁沒有居民委員會;他的文章常被封殺禁止,但從未寫過一紙思想匯報與書麵檢討;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傷,但並非齣於卑怯的檢舉揭發;他被不同陣營汙衊圍攻,但從未被國民政府“打倒”並發動全國性批判;他活在戰禍頻仍的時代,但從未領教過舉國民眾的武鬥;他擅逃亡,但不是為瞭逃避隔離審查、監督勞動或遣送下鄉;他活畫齣舊文人孔乙己的淒慘末路,但對學者教授淪為囚犯或賤人的經曆毫無感知;他為我們留下永恒的阿Q,但絕不會料到到阿Q同誌後來可能當上役使鄉民的村長,甚至縣長;他私通亂黨,名列通緝,但從未被戴上一頂右派或現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麼叫做被平反的狂喜與委屈;許多人譏嘲他是位“紹興師爺”,可他從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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