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部宏大的系列丛书,整体的印象是它成功地构建了一套跨越时空、对比鲜明的文明参照系。它并没有试图寻找一个普适性的“文明标准”,而是通过对各个独特文明生命周期的并置展示,引导读者去思考“进步”的真正含义。比如,在比较不同文明在面对气候变化或内部人口压力时的反应时,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不同文化基因所决定的应对策略,其长期后果是多么地不同。编纂者在材料的选择和呈现上,显示出极高的学术素养和叙事能力,使得即便是对于那些遥远陌生的文明,读者也能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智力上的共鸣。总而言之,这是一套挑战传统思维定势、激发深度思考的杰出读物。
评分读完介绍美洲前哥伦布时期文明的那一部分,我内心充满了震撼和一丝遗憾。震撼于玛雅文明在天文学和数学上的独立发展,以及阿兹特克帝国那种复杂的城邦治理结构和恢弘的城市规划,那种在与自然环境抗争中建立起来的文明形态,与欧亚大陆的路径截然不同。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的稀缺和后来的断裂,很多细节只能通过考古发现进行推测。这本书很诚实地指出了史学研究的局限性,并运用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来填补空白。它成功地将这些“失落的”文明从一个被殖民者或征服者的视角中抽离出来,用他们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去审视他们的成就和悲剧,极大地拓宽了我的历史视野,让我意识到“文明”的定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多彩。
评分这套《世界文明大系》的编排真是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它对不同文明脉络的梳理,展现出一种宏大而又细腻的视角。我最近沉迷于其中关于古代地中海文明的那卷,作者对古希腊城邦政治结构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其对雅典民主制从萌芽到鼎盛再到衰落的全过程描述得鞭辟入里。书中不仅罗列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哲学家思想,更重要的是,它将这些思想如何渗透到当时的社会结构、法律制定乃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做出了细致入微的阐释。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听到雅典集市上的辩论声,感受到斯巴达那种严苛的军事化氛围。它不像很多教科书那样干巴巴地堆砌事实,而是充满了叙事的张力,让人在阅读历史的同时,也对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复杂性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特别是关于罗马法系的起源和发展部分,那种逻辑的严谨性和对后世西方法律体系的深远影响,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不得不赞叹古人的智慧。
评分关于那本关于伊斯兰黄金时代文明的卷册,简直是打开了一扇通往知识宝库的窗户。我原以为对这一时期的了解仅限于一些零星的宗教和军事记载,但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它细致地展示了巴格达作为世界学术中心的辉煌景象,数学、医学、天文学等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以及这些知识如何通过丝绸之路和地中海贸易网络传播到欧亚大陆。作者在描述阿维森纳和伊本·赫勒顿等思想巨匠的工作时,那种对知识传承的敬畏之情溢于言表。书中穿插的大量手稿插图和建筑遗址的照片,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现场感,让我清晰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真理的无尽探索精神。我尤其欣赏它在讨论文化融合方面的态度,没有采取简单的褒贬,而是客观地展现了不同文化元素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相互碰撞、吸收和创新的过程,非常具有启发性。
评分这套丛书在处理关于东亚文明的篇幅时,展现出一种罕见的克制与深邃。我特别留意了其中关于古代中国技术革命的部分,它没有简单地将“四大发明”视为孤立的成就,而是将其置于庞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考察。比如,它探讨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如何为印刷术的大规模应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以及水利工程的发展如何反过来塑造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这种将技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叙事方式,使得历史不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相互作用的系统。此外,书中对于儒家思想以外的其他思潮,如道家、法家、墨家等流派的论述也相当到位,力图还原一个多元化的思想图景,而不是单线批判或歌颂,这种平衡感非常难得。
评分不错。。。。。。。。。。。。
评分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评分可以我一直想了解的知让,专业
评分博大精深,没有比这个更好点形容词了
评分至于名士或有名士气者,以和光同尘、不别析为洒脱,更有庄禅思想的背景,其文化姿态直接间接地联系于士的平民化、宗教世俗化的进程。宋、元以还儒者、道学与文人、名士,甚至不免有姿态的趋近。邹元标《会语》就有“奴仆就是朋友”、“疲癃皆我同胞”、“渔樵耕牧,均是觉世之人”一类说法(《会语》,《明儒学案》卷二三第536、542页),袁宏道甚至以与“市井屠沽,山鹿野獐,街谈市语,皆同得去,然尚不能合污”为“病”,径说“盖同只见得净不妨秽,魔不碍佛,若合则活将个袁中郎抛人东洋大海,大家浑沦作一团去”(《解脱集》之四《尺牍·朱司理》,《袁宏道集笺校》第508页)。明代尤其明末,世衰而“文人文化”盛。黄宗羲批评吴伟业为园艺家张涟、艺人柳敬亭所撰传,批评王世贞记刻工章筼(《柳敬亭传》、《论文管见》,均见《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即出于儒者对文人文化的批评态度。甚至陈子龙也不满于“近世缀文不别流品”,以致“西蜀富人、阳翟贾客,玄黄所至,缃素斐然”(《应本序》,《陈忠裕全集》卷二五)。“易代”这一大事件对士人生存条件的强行变更,与恢复愿望,更鼓励了文人、名士式的通脱。志在复明的彭士望、魏禧,不惜向“浆博屠沽、下走厮养”搜寻人才;全祖望《祁六公子墓碣铭》记祁彪佳之二子,也说其“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鲒琦亭集》卷一三)。明清之际士人的流品论,作为对上述事态的反应,不能不含义严重。
评分(一)政治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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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送货快,价格实惠,应该是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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