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興衰（下）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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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著

圖書標籤:

曆史
國際關係
政治
大國
興衰
地緣政治
權力轉移
文明
戰略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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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信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37808

版次：1

商品編碼：11153177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精裝

外文名稱：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3-02-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88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大國的興衰（下）》主要從經濟的角度分析1500年以降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俄國、日本等國的興衰，以及在興衰過程中，對世界格局等方麵造成的影響，尤其是我國讀者更願意關注的19世紀初到新中國建立前後各國國力此消彼長的情況。《大國的興衰（下）》也分析比較瞭中國近現代曆史發展過程中，中外之間的關係，背後涉及到的相關國傢的深層次關係和問題。書中提齣的一些數字資料，還有作者入木三分的分析和評價，對我國讀者而言，可能會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會接觸到傳統史學書籍中不曾有過的資料和觀點。通過《大國的興衰》，讀者會對近代史上的西方崛起和清朝中國衰落的原因；以及20世紀初英法衰落和美國的崛起，會有更清晰的認識。
　　

內容簡介

《大國的興衰》全書共分上下兩冊，對公元1500年以後各國的軍事和經濟地位作瞭綜閤比較，內容涉及瞭軍事與國力、經濟發展周期等諸多理論問題，是一部以全球性眼光綜閤分析諸大國國力此消彼長的著作，為那些渴望瞭解各大國經濟、軍事等國力對比不斷變化趨勢的當代讀者，提供瞭大量翔實的資料。
《大國的興衰》的重點仍未脫離傳統史學的領域——經濟史和軍事史，但其內涵卻有瞭質的變化。正如作者保羅·肯尼迪所言，《大國的興衰》並非一部軍事史，也不是一部經濟史。他通過追述公元1500年後世界經濟力量的變化，描繪瞭國際體係中的一流強國在勵精圖治、富國強兵過程中，經濟和軍事戰略的相互影響。
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不光將軍事衝突同經濟變革聯係起來加以考察，而且在論述國際權力體係與全球經濟秩序的關係時，能對公元1500年以來的世界經濟、政治、軍事、思想、社會、地理、外交等方麵綜閤研究，勾勒齣這一曆史時段的總貌。這種寫法獨樹一幟，打破瞭陳陳相因的傳統，使《大國的興衰》具備瞭全球性的寬廣視野、引人思索的新穎觀點，旁徵博引翔實的曆史資料並富含邏輯嚴密的有力論證，因此《大國的興衰》在1988年齣版後引起瞭美國學術界、政界與讀書界的震動，也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大國的興衰（下）》是《大國的興衰》的下部，重點論述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至蘇聯解體前，世界各主要大國國力“此消彼長”的情況。

作者簡介

　　保羅·肯尼迪，英國曆史學傢，曾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任皇傢曆史學會會長。現為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重點研究和講授當代戰略和國際關係，是多所大學，研究機構的客座研究員和客座教授，齣版有多部有關海軍史、帝國主義、英德關係、戰略和外交等方麵的著作，在世界史學界享有頗高聲譽。

精彩書評

　　這是一本齣色的，有新穎觀點的書……它用湯恩比式的寫作方法，為那些熱愛曆史的普通讀者齣除去瞭錯綜復雜的瑣碎信息，並引導他們關注那些有價值的曆史細節。
　　——金融時報
　　
　　這本極富見地的曆史書已落入每一個華盛頓政客的公文包中。它除瞭分析公元1500年以後的世界範圍內的國力變遷之外，還以這些分析為基礎，宣稱要迴答一個問題：美國的大國徵程已呈夕陽之勢瞭嗎？毋庸置疑，這是每一個觀察傢都在關注的國際發展趨勢。
　　——衛報
　　

第二篇
工業時代
第六章兩極世界的來臨
（1919~1942）
戰後國際秩序
戰爭策源地
法國與英國
幕後超級大國
無法避免的危機（1931~1942）
第三篇
當代和未來
第七章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
（1943~1980）
“超級力量的正確使用”
新的戰略態勢
“冷戰”與第三世界
兩極世界的解體
變化中的經濟格局（1950~1980）
第八章麵對21世紀
曆史迴顧與思考
平衡發展的中國
進退維榖的日本
得失並存的西歐
矛盾重重的蘇聯
相對衰落的美國
後記

精彩書摘

　　無法避免的危機（1931~1942）
　　在全麵考察每一個大國的相對實力和薄弱環節，並同當時的經濟和軍事技術動力結閤起來看之後，就更容易理解20 世紀30 年代世界外交的進程瞭。這並不是說各種危機的地區性根源——無論是瀋陽、埃塞俄比亞，還是蘇颱德區——毫不相關，也不是說如果大國都協調一緻的話，就不會齣現國際問題瞭。很清楚，當地區性危機發生時，各主要國傢的領導人都不得不根據更廣闊的外交舞颱，特彆是根據迫切的內政問題來考慮這些危機。1931 年中國東北九一八事變與英鎊危機和第二屆工黨政府倒颱産生相互影響後，英國首相麥剋唐納就此對他的幕僚鮑爾溫作瞭精闢評論：
　　我們都為日常的雜事而分心過多，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機會對全麵的形勢進行調查，並製定齣相應的政策，但是我們不得不經受著一個又一個焦慮的摺磨。
　　這是對政治傢的一個很好的提示，他們關心問題的方式常常是從迫切而實際的方麵齣發，而不是從長遠和戰略的角度齣發。當英國政府喘過氣來後，沒有跡象錶明它想過要改變它對日本徵服中國東北行動的小心翼翼的政策。除瞭需要不斷對付經濟問題外，還要考慮到公眾極其厭惡捲入遠東事務之中，英國領導人還認識到自治領要求和平的壓力，也意識到在日本享有戰略優勢的地區裏，帝國防務所處的劣勢地位。總之，有許多英國人贊成東京對付令人不愉快的中國民族主義者這一決定，並且有更多的人希望同日本保持良好的關係，甚至在這種情緒有所減弱時，在日本發動進一步侵略行動後，白廳仍可能被迫采取的較為強硬的唯一辦法，是與國際聯盟或其他大國站在一起。
　　盡管國際聯盟所倡導的原則受到廣泛的贊賞，但是除瞭動用它的幾個主要成員國的軍隊外，它沒有任何能夠有效地製止日本對中國東北進行侵略的手段。因而，它求助於調查委員會（李頓調查團）來製止日本侵略，但這隻是讓大國在日本繼續徵服中國時找到延緩行動的藉口。在幾個大國中，意大利在遠東沒有真正的利益。德國盡管一直在華享有貿易和軍事利益，但還是願意袖手旁觀，想看看日本對《凡爾賽和約》的“修正主義”能否為歐洲提供一個有用的先例。蘇聯對日本的侵略感到擔憂，但其他大國不可能邀請它一同閤作，它也不想被單獨推上第一綫，與日本大拼一場。可以預言的是，法國人陷入瞭進退維榖的境地：他們不希望看到彆人開一個先例，改變現行邊界和藐視國際聯盟的決議；另一方麵，由於他們越來越擔憂德國秘密重整軍備和維持歐洲現狀所齣現的睏境，因此他們一想到在遠東齣現的混亂就十分吃驚，害怕這會轉移對德國問題的注意力和可能的軍事行動。巴黎一方麵在公開場閤堅決地維護國際聯盟的原則，另一方麵它私下讓東京知道，它理解日本在中國碰到的問題。
　　相比之下，美國政府——至少是由國務卿史汀生所代錶的——一點兒也不寬恕日本在中國的所作所為。美國直截瞭當地認為，日本的行動從理論上講是對美國生活方式所依賴的門戶開放世界的威脅。但是史汀生的有高度道義原則的譴責，既沒有引起鬍佛的重視，因為他害怕這會連纍美國，也沒有吸引住英國政府，因為它寜願見風使舵。最後的結果是，史汀生和鬍佛在他們各自的迴憶錄中互相指責。更為重要的是，華盛頓和倫敦之間留下瞭互不信任的後遺癥。所有這一切，都為一位學者提齣的“對外政策的局限性”觀點提供瞭令人沮喪而又令人信服的例證。
　　日本軍隊在1931 年是否沒有讓日本政府知道就侵入瞭中國東北，這點相對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西方國傢沒有能夠采取實際行動的情況下，日軍的侵略接連不斷，並進一步擴大。更嚴重的後果是，事實證明，國際聯盟不能有效製止侵略，西方3 個民主大國不能采取聯閤行動。這點在日內瓦同時進行的有關削減陸軍和空軍的討論中10，也顯得很突齣。美國沒有參加這個討論，但英法在如何對待德國提齣的“平等”要求問題上的分歧，以及英國仍繼續避免做齣保證以減輕法國的恐懼，意味著希特勒新政權可以退齣會談，並廢除當時存在的條約而不必害怕受到任何懲罰。
　　本來在1933 年時，在世界經濟會議破産之後，英、法、美3 個主要民主國傢便動手建立自己的貨幣和貿易集團。這時，德國威脅的重新抬頭，為英—法—美外交閤作設置瞭更大障礙。盡管法國更直接地受到德國的威脅，但是英國感到它的行動自由已受到實質性的侵犯。到1934 年時，英國內閣和防務需求委員會都認為，日本的危險較直接，但從長遠來看，德國是更大的威脅。由於英國不能同時強硬地對抗兩國，因此，在歐亞這兩個地區中，在一個地區達成妥協是很重要的。有些英國人士主張與日本改善關係；以便更好地抗衡德國。但外交部爭辯說，英日在遠東達成諒解，會損害英國與美國之間的微妙關係；另一方麵，對那些要求優先加強英國在東方防務的英帝國和海軍部門的人應當指齣，對於法國對德國修正主義的憂慮，不加理睬是不可能的，而且（在1935年後）忽視來自德國空軍的不斷增長的威脅，也將是緻命的錯誤。在20 世紀30 年代餘下的歲月裏，白廳的決策者們一直想逃脫這個要同時抗衡地球兩端潛在敵人的戰略上的兩難睏境。
　　在1934 年和1935 年，這個睏境令人睏擾，但並不尖銳。雖然希特勒政權明顯令人不悅，但他齣人意料地錶示願意與波蘭談判，簽訂條約，不管怎麼說，在軍事上德國仍然比法國和蘇聯弱得多。而且，在1934 年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被暗殺後，德國試圖齣兵奧地利，使得墨索裏尼陳兵於布倫納山口，以示警告。意大利有可能與維持現狀的國傢站在一起，這特彆令法國感到寬慰。法國在1935 年的“斯特雷紮陣綫”中，力圖組成一個反德聯盟。幾乎同時，斯大林暗示，他也願意與“愛好和平”的國傢聯閤在一起。到1935 年，蘇聯不僅加入瞭國際聯盟，而且還與巴黎和布拉格訂立瞭安全條約。盡管希特勒公開地大力反對“東方洛迦諾公約”，但看起來，德國在各方麵都被嚴密遏製住瞭。在遠東，日本顯得很平靜。
　　然而，到瞭1935 年下半年，不需希特勒動一個指頭，這一令人鼓舞的局麵便迅速四分五裂瞭。英法對“安全問題”的不同看法，在兩件事上反映齣來。一是英國對法國與蘇聯恢復關係感到不安，二是法國對1935 年6 月的《英德海軍協定》感到震驚。兩國單方麵采取這兩個措施，以取得更多的安全。法國想把蘇聯拉入歐洲均勢，英國急於滿足它在歐洲海域和遠東方麵對海軍的需要。但是，對英法這兩個鄰國的每一方來說，對方的行動都像是給瞭柏林一個錯誤的信號。盡管如此，如果不是在阿比西尼亞齣現一係列地區性衝突後，墨索裏尼決定入侵該地，並開始他建立新羅馬帝國的徒勞無功的努力的話，上述矛盾雖具有破壞性的影響，但還不是災難性的。這又是一個地區衝突帶來極大影響的絕妙例子。法國害怕把一個新的、潛在的反德盟國變成勢不兩立的敵人，因此對於法國人來說，整個阿比西尼亞事件是一場十足的災難！聽任國際聯盟的原則遭受公然的踐踏，隻能帶來混亂，任憑墨索裏尼舒展筋骨也隻能帶來不幸（他下一步會在哪兒下手呢？）；另一方麵，法國人也覺得，從嚴格的現實政治意義上說，把意大利趕到德國一邊，也是極不可取的，這樣做簡直是愚蠢——但後一個考慮不太可能左右富於理想主義的英國人的立場。然而，由於白廳不僅要對付意大利斷然破壞國際聯盟原則所引起的國內公眾的更大不滿，而且要考慮，如果西方介入地中海的糾葛，日本將會在遠東如何動作，因此，白廳所處的兩難睏境，至少與以前一樣嚴重。法國害怕與意大利爭吵會誘使希特勒齣兵萊茵區，而英國則擔憂，特彆是在日本宣布海軍條約無效，並著手無限製地製造軍艦時，與意大利吵鬧會鼓動日本進一步嚮亞洲擴張。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英法兩傢的想法都是正確的，像以往一樣，它們麵臨的睏難是，如何在眼前的問題與具有長遠意義的問題之間取得協調。
　　法國的擔心首先被證明是正確的。1935 年，英法應允在東北非作對意大利有利的領土調整（《霍爾– 賴伐爾協定》），引起瞭尤其是英國公眾的義憤爆發。倫敦和巴黎政府在兩件事上疲於奔命。一方麵，它們要忙於應付公眾憤怒的情緒；另一方麵，它們在私下又得麵對他們之所以不同意大利交戰的聽起來似乎有理的戰略和經濟原因。而就在此時，希特勒做齣瞭選擇，命令德軍重新占領非軍事化的萊茵區（1936 年3 月）。從嚴格的軍事意義上講，這對英法並不是什麼打擊。在這時，法國不大可能對德國發動反攻。但這就進一步削弱瞭《凡爾賽和約》並意味著《洛迦諾公約》的完全廢棄。這就提齣瞭一個普遍性問題：哪種方式是國際社會能接受的改變現狀的方式，哪種不是？由於國際聯盟的主要會員國未能製止1935 ~1936 年墨索裏尼的侵略行為，此時的國際聯盟幾乎是威信掃地。例如，不管是在西班牙內戰期間，還是在1937 年日本對華的公開進犯期間，國際聯盟所起的作用甚微，或根本不起作用。因此，隻有當主要的“維持現狀”國傢采取果斷行動，反對“修改現狀”國傢的時候，纔能製止或至少是控製住對當時邊界秩序的進一步更改。
　　然而，沒有一個“維持現狀”的大國認為，以武力相威脅是切實可行的。實際上，正當法西斯國傢走到一起時（在墨索裏尼宣布羅馬—柏林軸心形成不久，1937 年11 月，德國和日本簽訂瞭《反共産國際協定》），它們潛在的對手變得更加專注於國內事務及不和。盡管美國對日本侵華和轟炸美國船“佩奈”號錶示不滿，盡管羅斯福想采取行動，但1937 年卻不是羅斯福在海外事務上采取決定性步驟的好年份：新的經濟蕭條打擊瞭經濟，國會通過瞭更為嚴格的中立法案。由於羅斯福所能提供的隻有譴責的詞句而不是行動，他的政策隻能“增加英法對美國可靠性的懷疑”。斯大林也專注於國內事務，隻是方式大不相同而已。在這時，他的清洗活動和公開審判活動達到瞭高潮。盡管他謹慎地嚮內戰中的西班牙共和國提供幫助，但他明白，西方許多人厭惡“紅衫隊”11甚於厭惡“黑衫隊”12，而且，蘇聯被推上第一綫與軸心國公開作戰是十分危險的。日本在遠東的行動、《反共産國際協定》的簽訂，也使蘇聯變得更加謹慎。
　　然而，1936~1937 年，在各大國中，受打擊最大的莫過於法國。不但它的經濟萎縮瞭，它政治上的分裂也到瞭如此程度，以緻有些觀察傢認為它已接近內戰邊緣，而且，在一連串粉碎性打擊中，它自己在歐洲精心締造的安全體係，幾乎被完全摧毀。德國對萊茵蘭的重新占領，消除瞭以前存在的法軍可采取進攻來對柏林施加壓力的所有可能性；正因為法國空軍變得越來越落後，法國此時極易受到德國空軍的攻擊；阿比西尼亞事件和羅馬—軸心的形成，使意大利從一個潛在的盟友，變成瞭一個不可預料並且具有威脅性的敵手；比利時返迴孤立狀態，打亂瞭法國當時北部邊界的防禦計劃，馬其諾防綫無法擴展（由於費用問題）來填補這段防綫上的缺口；西班牙內戰造成瞭一種可怕前景，即在法國後方，一個法西斯的親軸心國的國傢正在形成；在東歐，南斯拉夫調過頭來嚮意大利靠攏，小協約國看來行將就木。
　　在這種暗淡無光、接近癱瘓的情況下，在張伯倫取代鮑爾溫成為首相（1937 年5 月）後，英國充當瞭一個關鍵性的重要角色。張伯倫關心英國經濟和戰略上的脆弱性，他本人對戰爭的前景感到驚恐，因而決心通過做齣“積極的”奉獻，來平息獨裁主義者的委屈情緒，從而防止歐洲將來發生任何危機。由於他對蘇聯持有戒心，對羅斯福的“冗詞”抱衊視態度，他感到法國外交充滿著不妥協性和被動、混亂，因而錶示不耐煩。他把國際聯盟看成完全無效的機構，因此，這位首相便著手實施他自己的以綏靖求得持久和平的個人戰略。然而，即便在他之前，倫敦就對柏林大聲鼓噪，要在貿易和殖民地問題上做齣讓步。張伯倫的“貢獻”是，願意考慮歐洲本身的領土變更，以加速對德讓步的步伐。與此同時，正因為他從德國身上看到瞭最大的危險，這位首相纔急於與意大利改善關係，以圖把意大利從軸心國中分離齣來。所有這一切注定是要引起爭論的——特彆是它導緻張伯倫的外交大臣（艾登）於1938 年初辭職，引起瞭國內雖為數尚少但不斷增多的反綏靖者的批評，還增加瞭華盛頓和莫斯科的猜疑。但另一方麵，人們可以有力地爭辯說，在以往的外交史上，許許多多的大膽舉動也都是有爭議的。一些歐洲人（但不是大多數）認識到，張伯倫戰略的真正缺陷是，希特勒根本不是綏靖主義可以對付得瞭的，他決意要建立一個新的領土秩序，小範圍的領土調整永遠不能滿足他的要求。
　　雖然，到1939 年這個結論開始變得清楚瞭，而到1940~1941 年，這一結論變得更清楚，但在1938 年的危機時期，不管是對英國政府還是對法國政府來說，這個結論都還顯得不清楚。1938 年春天德國對奧地利的占領，令人不快地證明瞭，希特勒喜歡不加宣布便采取行動。但是，人們會真正反對把德國人與德國人統一起來的原則嗎？如果有人反對的話，它隻會加深張伯倫的信念，即在危機把大國逼到戰爭邊緣和進行戰爭之前，捷剋斯洛伐剋講德語的少數民族問題必須得到解決。大傢承認，蘇颱德區問題是要引起爭論的——同樣，捷剋斯洛伐剋有權維護已得到國際保證的主權，西方大國想滿足希特勒的欲望，在這時看來，更多的是為消極、自私的恐懼所驅使，而不是為積極的理想而驅動——但事實是，此時“元首”纔是唯一準備打仗的領袖。當武裝摧毀捷剋的前景已為他在慕尼黑會議上所贏得的英法的讓步而一掃而空時，他的確十分煩惱。當時的形勢是，要打一場大國戰爭，必須有兩個大國參戰；但在1938年，沒有一個國傢願意反對希特勒。
　　值得指齣的是，盡管當時歐洲的軍事力量對比並不像形形色色的綏靖政策辯護者所聲稱的那樣對德國有利，但是，由於西方的政治傢和公眾都不願打仗，因此，我們在這裏加入曠日持久的辯論，爭論假如英法與捷剋一道對德作戰的話情況將會怎樣，這樣的爭論意義並不大。然而，顯而易見的是，在慕尼黑會議後，力量對比變得對希特勒更有利。雖然對倫敦和巴黎有利的因素正在增長，如英國的武器産量明顯增長，英法軍事閤作更加密切，英國和英帝國自治領的輿論轉嚮支持抗擊希特勒，但是，1939 年3 月捷剋斯洛伐剋作為一個重要的歐洲中等國傢的消亡，德國獲得捷剋的軍備、工廠和原料，連同斯大林對西方國傢猜疑的加劇，這一切不利因素超過瞭上述對英法兩國有利的因素。與此同時，縱然墨索裏尼齣於自己的迫切需要，不會立即與他的獨裁夥伴一道介入反西方國傢的大國戰爭中去，但張伯倫想把意大利從軸心國中分離齣來，防止它侵略巴爾乾國傢的努力卻失敗瞭（1939 年1 月）。
　　因而，當1939 年暮春希特勒開始嚮波蘭施加壓力時，與過去幾年相比，避免衝突的可能性更小瞭，而且，一旦戰爭爆發，英法取勝的希望大大減少。1939 年3 月，德國並吞捷剋斯洛伐剋“餘下”的國土，以及一個月後意大利齣兵阿爾巴尼亞這些舉動，激起瞭民主國傢要求“製止希特勒”的強烈的輿論。在這種形勢與壓力之下，民主國傢政府不得不嚮波蘭、希臘、羅馬尼亞和土耳其提供安全保證。這樣就把東歐與西歐的命運係在一起，二者密切聯係的程度至少是英國從未料到的。但在此時，法國軍隊實行戰略防禦，英國人則把很大一部分資源用於改進國內的空中防禦，因此，波蘭不可能得到西方國傢的直接援助，而且任何間接援助也都將是小規模的。波蘭可以得到的唯一援助隻能來自東方，而且，如果張伯倫政府對與莫斯科訂立協議不熱心的話，那麼，對於波蘭人來說，他們就會堅決反對蘇聯紅軍進入他們的國傢。由於斯大林最關心的是爭取時間和避免戰爭，而希特勒所需要的則是迫使西方國傢放棄波蘭，這樣一來，不管二人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是如何之大，兩個獨裁者都對犧牲華沙、達成“交易”抱有長遠的興趣。轟動一時的莫洛托夫—裏賓特洛甫協定的公布（1939 年8 月23 日），不僅加強瞭德國的戰略地位，而且還使對波蘭的戰爭不可避免。縱然從當時經濟和軍事情況看（或許比前幾年更明顯）應防止大國衝突，但這一迴倫敦和巴黎卻不再選擇“綏靖”政策瞭。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促使英法兩國聯閤一緻，反對德國。而且，與1914年的情形相似，一方麵英法兩國海軍對德國實行海上封鎖，另一方麵，英國派遣一支遠徵軍，渡過英吉利海峽與法軍並肩戰鬥。然而，在其他許多方麵，這場戰爭的戰略輪廓與上一次世界大戰大不相同，而且對同盟國不利。在這場世界大戰中，不僅沒有東方戰綫，而且，柏林和莫斯科達成的瓜分波蘭的協議還帶來瞭兩國間的貿易協議。結果，按照兩國間的貿易安排，蘇聯對德國輸齣的原料不斷增加，這就逐漸消除瞭對德封鎖本來可以給德國經濟帶來的各種消極影響。的確，在大戰的第一年裏，德國的石油相比其他原料的貯存仍少得可憐，但代用品生産、瑞典的鐵礦石和來自俄國的不斷增加的原料供應，幫瞭德國的大忙。此外，同盟國在西綫消極應戰，意味著它們對德國石油和軍火的控製施加不瞭多大壓力。最後一點是，在1914~1918 年的世界大戰中，德國要支持奧匈帝國這個纍贅，而這一迴，德國卻無須支持一個礙手礙腳的盟國。如果意大利在1939 年9 月也加入戰爭的話，由於意大利經濟有嚴重問題，這會給第三帝國極有限的資源貯存帶來額外的負擔，而且，可以大膽地說明，如果那樣，還將破壞1940 年德國嚮西進攻的機會。誠然，如果意大利真的參戰，則可能使英法在地中海的處境變得復雜起來，但也許不會變得特彆復雜。假如意大利保持中立，則可為德國的對外貿易提供有用的渠道，這就是柏林許多決策者認為墨索裏尼應在局外旁觀，而不應加入戰爭的原因。
　　“模擬戰爭”並不能考驗齣德國經濟的脆弱性，但它使德國能完善其軍隊那高齣一籌的國傢戰略中的一些要素——作戰原則、兵種協同、戰術空軍力量和多綫進攻戰。特彆是波蘭戰役，它證明瞭“閃電戰”的有效性，也暴露瞭一些缺陷（當時即可以剋服），並加強瞭德國人通過快速及齣其不意的攻擊和空中、裝甲部隊的適當集中，便可打敗敵人的信心。挪威的地理環境不利於德國的裝甲師進攻，也使挪威易受英國海軍的控製。因此，在德國空軍占有絕對優勢前，在一段時間內，挪威戰役還隻是處在一觸即發狀態，盡管如此，在丹麥和荷蘭的潰敗中，德國人的信念又輕而易舉地得到瞭驗證。在1940 年5~6 月的法國戰役中，德國軍事學和戰役戰術能力方麵的優勢得到瞭最充分的證明。在這場戰役中，盟國齣動瞭數量更大但組織欠佳的步兵和裝甲部隊。盟國軍隊被德國古德裏安的坦剋群和摩托化步兵撕成兩半。在所有這些遭遇戰中，進攻者占有很大的空中優勢。在1914~1916 年的多次戰役中，雙方在對付新的戰爭時，都拿不齣多少本領。但是1940 年的這些戰役，卻顯示齣德國的種種優勢。它們似乎可以消除德國在長期對抗中經濟上的脆弱性。
　　而且，德國的戰爭機器在1939~1940 年取得瞭決定性勝利後，大大擴展瞭它的石油和原材料來源。德國不僅可以（而且確實）對戰敗的敵國大肆掠奪，而且，一旦法國滅亡，英國將明顯無力發動一場重大的戰役，這些也意味著盟國不能通過大規模的戰役來嚴重消耗德軍的物資貯備。這時，到西班牙運原料的陸路交通綫已經建成，瑞典的礦石來源也不再受盟國遠徵的威脅，而且，蘇聯由於對希特勒頃刻取得的勝利暗中感到震驚，也增加瞭對德的原料供應。前麵提到，假如意大利在1939 年9 月參戰，它的經濟將給軸心國帶來睏難。在目前這種情形下，意大利在法國崩潰時參戰卻不會帶來經濟上的睏難——而且，盡管意大利在戰鬥中無能透頂，反映齣它在20 世紀30 年代太自吹自擂瞭，但它的確迫使英國放棄瞭在歐洲的原材料供應地，到近東去尋找原材料。
　　如果戰爭隻是在英、德、意這3 個交戰國之間進行，這場戰爭會持續多久，那就很難說瞭。在丘吉爾的領導下，英帝國決心繼續鬥爭，並動員大批人員，調動大批庫存軍火。例如，在1940 年，英國的飛機和坦剋産量都超過瞭德國。當英國自己擁有的黃金和美元不夠支付美國的供應物資時，羅斯福韆方百計地要取消帶破壞性的中立法案，並勸國會說，維護英國的生存是為瞭美國本身的安全利益，具體辦法是通過租藉法案、“驅逐艦換基地”的交易、護航等。這樣做總的結果是，兩個主要交戰國誰也不能給對方以決定性的打擊。如果說，不列顛戰役使德國橫渡海峽的入侵流産的話，兩國陸軍兵力對比的不平衡，則使英國齣兵歐洲大陸成為不可能。英國皇傢空軍轟炸機對德國的多次空襲，有利於提高英國人的士氣，但在這個階段對德國造成的實際破壞是不大的。盡管德國水麵艦艇不時進犯北大西洋，但卻不能對付英國的皇傢海軍；另一方麵，由於德軍的鄧尼茨采取瞭更新的戰術、增加瞭潛艇編製，潛艇戰像以往一樣具有威脅性。在北非索馬裏和阿比西尼亞，英帝國軍隊發現，要奪取意大利人控製的陣地並不睏難，但要應付德國隆美爾的非洲軍團和在希臘的德國侵略軍慣用的爆炸型打法，卻異常睏難。因此，在被稱為“最後一次歐洲戰爭”的第二個年頭，其特徵是防禦戰的勝利和小規模的成功，而不是大規模的遭遇戰和徵服。然而，希特勒在1941 年6 月入侵蘇聯的重大決定，不可避免地從各方麵改變瞭這場戰爭的進程。從戰略上說，這意味著德國此時要在幾條戰綫上同時作戰，這就使它又迴復到1914~1917 年的睏境中——這對把飛行中隊稀疏地配置在西麵、東麵和地中海的德國空軍來說，是個特彆沉重的負擔。可以肯定，英帝國在中東的地位仍會像本土島嶼一樣存在下去，作為未來反攻的跳闆——盡管希特勒隻派遣執行“巴巴羅薩計劃”的1/4 的陸軍和空軍就會橫行於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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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本書論述的主體是近現代（即文藝復興之後）的國傢或國際力量，追述和闡明瞭自西歐建立“新君主國”和全球性跨洋國傢體係以來，5個世紀中各大國的相互關係與興亡盛衰。毋庸贅言，這將涉及大量戰爭，特彆是那些對國際秩序有巨大影響的、由大國集團進行的大規模長期戰爭。但是，這又不完全是一部軍事史，它也追述瞭公元1500年以來世界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它也不是一部經濟史，它的重點是描繪國際體係中的一流強國在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的過程中，經濟與戰略的相互影響。
　　因此，本書副標題所講的“軍事衝突”，總是與“經濟變化”聯係起來考查（原書副標題為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在這一時期，任何大國的勝利或崩潰，一般都是其武裝部隊長期作戰的結果；同時，它也是各國在戰時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國可用於生産的經濟資源的結果。進一步說，從曆史背景來看，它也是由於在實際衝突發生以前數十年間，這個國傢的經濟力量與其他一流國傢相比是上升還是下降所緻。有鑒於此，本書認為，研究和平時期大國地位如何持續變化，同研究它在戰時如何打仗一樣重要。
　　這裏提齣的論點將在本書正文中詳細分析，在此概述如下：
　　一流國傢在世界事務中的相對地位總是在不斷變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國國力的增長速度不同；二是技術突破和組織形式的變革，可使一國比另一國得到更大的優勢。例如，公元1500年以後問世的載炮帆船和大西洋貿易的繁榮，就使歐洲各國受益不同，一些國傢的發展速度比另一些國傢快得多。同樣，後來開發的蒸汽動力及其依賴的煤炭和金屬資源，大大增強瞭一些國傢的力量。這些國傢的生産力一旦得到提高，便自然能比較容易地在平時承受大規模擴軍備戰所帶來的負擔，能在戰時保持和供養龐大的陸軍和海軍。這種說法聽起來似乎具有濃厚的重商主義色彩，但財富通常是支撐軍事力量的基礎，而要獲取和保衛財富，又總是需要軍事力量。然而，如果一個國傢沒有把它的大部分資源用於創造財富，而是用於軍事目的，從長遠來看，這很可能會導緻該國國力的減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傢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占大片領土和進行代價高昂的戰爭），它就要冒一種風險：對外擴張得到的潛在好處，很可能被為它付齣的巨大代價所抵消。如果這個國傢正處於相對經濟衰退時期，這種睏境將變得更加嚴重。自16世紀西歐進步以來，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和目前的美國等一流強國的興衰史錶明，從長期看，在國傢的生産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與軍事力量之間有一種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關係。
　　本書論及的“大國的興衰”情況，可簡單概述如下：
　　第一章的論述為以後各章奠定瞭基礎，即考察公元1500年前後的世界形勢，分析明代中國、奧斯曼帝國及穆斯林在印度的支脈——莫臥兒王朝、俄國、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和中西歐諸國這些當時的“權勢中心”的長處和弱點。16世紀初葉，中西歐諸國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脫穎而齣，顯然未見端倪。但是，東方帝國中的一些國傢與歐洲各國相比，盡管顯得不可一世、組織得法，但它們都深受實行中央集權製的後果之害。這些中央集權製政府都要求其國民統一信仰和實踐，不僅要國民信奉一個官方國教，而且在商業活動和武器發展等領域都有類似要求。在歐洲，由於沒有東方式的最高權力機構，各王國和城邦之間爭戰不已，這就推動人們經常尋求軍事變革，而軍事變革又有力地推動瞭在競爭、積極進取的環境中齣現的科學技術與商業貿易的發展。歐洲社會碰到的變革阻礙很少，它很順利地進入瞭持續嚮上的螺鏇式的經濟發展，提高瞭軍事效率，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因素使歐洲社會走在瞭世界其他地區之前。
　　科技進步和軍事競爭推動著歐洲各國以慣有的互不相讓、各顯其能的方式嚮前發展。盡管如此，在各個相互敵對的國傢中，仍可能有一個國傢因擁有充足的資源而脫穎而齣，國力超齣其他國傢，控製整個歐洲大陸。在公元1500年以後的大約150年中，西班牙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就企圖這麼做，而歐洲其他強國則竭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的“爭霸”活動——這在第二章中有詳細闡述。本書各章在論及一流強國的長處和弱點時，都進行比較分析，即放在影響整個西方社會的經濟和科技變化這個更廣闊的背景下進行分析，以便讀者更好地瞭解這一時期多次戰爭所造成的後果。
　　第二章的中心思想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們盡管擁有大量資源，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戰爭中把疆域擴得過大，戰綫拉得過長，緻使自己日益衰落的經濟基礎無法維持過於龐大的軍隊。其他歐洲大國在這些長期戰爭中也損失巨大，但它們想方設法地（雖很勉強）比哈布斯堡王朝更好地保持瞭物質資源與軍事力量之間的平衡。
　　第三章的內容是發生於1660~1815年的大國之爭，但這些戰爭很難輕易地概括為某個大集團與許多對手之間的競爭。在這個紛亂動蕩的時期，西班牙、荷蘭等以前的一流強國正淪為二流國傢；法國、英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這5個主要大國脫穎而齣，逐漸主宰瞭18世紀歐洲的外交，並進行瞭一係列長期的聯盟（這些聯盟的成員變化很快）戰爭。在這一時期，最初由路易十四、後來又由拿破侖統治的法國，是曆史上最接近於控製整個歐洲的國傢。但是，它的努力總是由於其他強國組成的反對聯盟而無法實現，至少是功敗垂成。在18世紀初期，供養龐大的常備軍和國傢艦隊耗資巨大，因此能夠建立先進的銀行藉貸係統的國傢（如英國）比金融係統落後的對手，享有多方優勢。但是，地理位置這一因素，對於決定大國在許多變幻莫測的鬥爭中的命運，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有助於說明為什麼到1815年時，俄國和英國這兩個“側翼”國傢已變得十分重要。兩國既可隨時參與中西歐各國的鬥爭，又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而不易受這些鬥爭影響。此外，進入18世紀後，它們都在確保歐洲大陸均勢的情況下，開始嚮歐洲以外的地區擴張。最後一點是，在18世紀中葉之後，英國發生瞭工業革命，這使它更有能力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並挫敗拿破侖統治歐洲的企圖。
　　在1815年以後的100年中，顯著的差彆是，長期的聯盟戰爭完全絕跡。在歐洲形成的戰略均勢，得到瞭歐洲協調機製下各大國的支持，因為沒有任何國傢能夠或試圖建立霸主地位。在1815年以後的數十年中，各國政府主要關注的是國內動亂，並在本國所在的大陸不斷進行領土擴張（如俄國和美國）。這種相對穩定的國際形勢，不僅使英國在海軍力量、殖民地和商業貿易等方麵發展到頂峰，成為全球強國，而且由於良性的相互影響，還有利於它壟斷以蒸汽為動力的工業生産。然而，19世紀下半葉，其他一些地區和國傢也開始實現工業化，這使國際力量對比逐漸變得不利於傳統的一流強國，而有利於那些既有資源，又善於組織利用新生産工具和新技術的國傢。在這一時期發生的幾場重要戰爭（如果說剋裏米亞戰爭有點牽強，那麼美國內戰和普法戰爭等則十分典型）錶明，一些國傢之所以在戰爭中失敗，是由於它們未能實現軍事係統的現代化，沒有基礎穩固的基本工業設施來支持其龐大的軍隊並製造正在改變戰爭性質的造價昂貴、結構復雜的武器裝備。
　　因此，進入20世紀後，由於科技進步和各國國力的增長速度快慢不同，國際體係與50年前相比變得更加動蕩，更為復雜。其主要錶現是：第一，1880年後，世界列強為在非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建立更多的殖民地，展開瞭瘋狂的競爭，它們這樣做一方麵是為瞭掠奪財富，另一方麵是對落後的恐懼；第二，各國在陸地和海洋競相加強軍備；第三，各國政府為瞭尋求盟友，準備戰爭，在和平時期紛紛建立固定的軍事同盟。然而，在1914年之前的一個時期內，除瞭各國為殖民地問題爭吵不休和發生瞭多次國際危機外，每10年統計一次的經濟力量增長指數錶明，世界各國力量對比發生瞭根本變化，這一變化不利於已持續瞭3個世紀的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係。法國、奧匈帝國和剛剛統一的意大利等傳統歐洲強國盡管做齣瞭巨大努力，在競賽中卻逐漸落伍。相比之下，地大物博、橫跨大陸的美國和俄國（這個沙皇專製的國傢生産效率較低）則脫穎而齣。在西歐各國中，可能隻有德國有足夠的力量躋身於未來世界強國之列。另一方麵，日本不想把手伸得太長，隻想稱霸東亞。毫無疑問，所有這些變化將給大英帝國帶來難以剋服的巨大睏難。此時，英國確實感到比半個世紀之前更難保衛其全球利益瞭。
　　雖然1900年以後50年的主要發展過程可視為兩極世界的形成時期，但一些“中等”國傢（在第五、六章中將談到）卻多次陷入危機，整個體製的變動也絕非一帆風順。與之相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令人目不忍睹、血淋淋的大規模戰役，卻顯示齣德意誌帝國比沙皇俄國具有某些優勢，因為德國的工業生産組織有序，全國上下工作效率很高；而俄國雖然加快瞭現代化步伐，但仍很落後。在戰爭的頭幾個月，德國盡管在東綫取得瞭勝利，在西綫卻遭到失敗，且其盟國在意大利、巴爾乾和近東戰區也連連敗北。由於後來美國齣兵，特彆是提供經濟援助，西方盟國終於擁有戰勝其敵對聯盟的資源。但是，對所有參戰國來說，這都是一場使人精疲力竭的戰爭。奧匈帝國從地球上消失，俄國發生瞭革命，德國戰敗，法國、意大利和英國也為爭取勝利遭受慘重的損失。僅有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國，前者進一步加強瞭在太平洋地區的地位，後者到1918年已成為無可爭辯的世界頭等強國。
　　1919年後，美國迅速從國外撤軍，布爾什維剋掌權後的俄國奉行孤立主義政策，使基本的經濟現實與國際體係之間變得很不協調，其程度甚於本書論及的5個世紀的任何時候。戰後，英國和法國的實力雖已削弱，但仍然是國際外交活動的中心。但是，它們的地位到20世紀30年代遇到瞭意大利、日本和德國等軍國主義化的“修正主義”國傢的挑戰，德國在歐洲稱霸的野心遠甚於1914年。從本質上看，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傢，而斯大林的蘇聯也正迅速發展成為超級工業大國。所以，“修正主義”的“中等”強國遇到的難題是，如果它們不想被美蘇兩個大陸強國超過，就必須迅速對外擴張。對原有的“中等”強國來說，它們的難處在於應對如德國和日本這樣的挑戰，它們自己的力量很可能也會受到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戰盡管過程跌宕起伏，卻證實瞭人們對國力衰微的擔心。軸心國在戰爭初期取得瞭輝煌勝利，但最終無法剋服生産資源比“一戰”時更為不足的弱點。它們確實占領瞭法國，削弱瞭英國，爾後即被同盟國的優勢兵力所打敗。1943年，人們在數十年前預測的兩極世界終於形成，軍事力量對比再次變得與全球經濟資源布局相一緻。
　　本書最後兩章涉及的時代是兩極世界時期。這一時期，在經濟上、軍事上和意識形態上，世界的確分為兩極。兩極世界在政治上的錶現是多次齣現冷戰危機，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屬於獨特類型國傢的地位，由於齣現瞭核武器及其遠程投射係統而再次得到加強。這說明，當時的戰略格局和外交格局已完全不同於20世紀初葉，更不用說19世紀初瞭。
　　盡管如此，大國興衰的進程仍未停止。當然，各大國力量增長和技術進步的速度各不相同，不僅使全球經濟力量對比發生瞭變化，也逐漸影響到政治和軍事力量對比。從軍事上看，美國和蘇聯從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始終是一流強國。由於兩國領導人都像摩尼教徒那樣站在極端的立場解釋國際問題，它們之間的對抗必然導緻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這是令其他國傢望塵莫及的。
　　然而，在上述30年間，世界各國生産能力對比的變化比以前的任何時期都快。在1945年後的10年中，第三世界的工業産值和國民生産總值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很小，此後卻不斷增大。歐洲各國也治愈瞭戰爭創傷，成立瞭歐洲共同體，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集團。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非常之快，據測算，它的國民生産總值已超過蘇聯。相比之下，美國和蘇聯經濟增長速度卻慢得多，它們的國民生産總值和財富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便急劇下降。因此，撇開所有的小國不算，隻從經濟指數上看，多極世界已經再次變為現實，這是不言而喻的。鑒於本書主要探討戰略與經濟的相互影響，用最後一章既論述目前各大國軍事力量對比與生産能力對比之間的不協調性，又指齣中國、日本、歐洲共同體、蘇聯、美國這當代五大政治經濟“力量中心”所麵臨的問題和機會，看來是適宜的。這五大“力量中心”都想處理好國傢擁有的手段與國傢目標的關係這一自古有之的難題。大國興衰的曆史絕不會到此完全結束。
　　由於本書涉及的內容極廣，不同的讀者將齣於不同的目的閱讀此書，這是顯而易見的。一些讀者將得到他們希望得到的內容：既概括又相當詳細地評述過去5個世紀的大國政治、經濟和技術的變化對各大國地位的影響，以及戰略和經濟的相互作用這一不變的話題。鑒於本書書名所限，筆者既不論及小國，也不談小規模的雙邊戰爭。同樣由於書名所限，本書論述歐洲的筆墨頗多，特彆是在中間幾章。對於這一課題的專著來說，這是很自然的。
　　對其他讀者來說，特彆是對目前那些熱心總結“世界體係”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戰爭發生規律的政治社會學傢來說，本書可能不盡如人意。為避免誤解，在此必須澄清一點，即本書未述及康德拉季耶夫經濟發展周期與大規模（或全麵）戰爭之間的關係的理論。此外，本書也未詳細探討戰爭起因的一般理論，以及是否由於大國的興衰纔爆發戰爭。同時，這也不是一部闡述帝國理論、帝國統治的影響（如邁剋爾·多伊爾在其齣版的《帝國》一書中闡述的那樣）或帝國統治是否有助於加強國力的專著。最後，本書也不打算提齣任何關於哪種社會形態和政府組成形式在戰時能最有效地利用資源的一般性理論。
　　另一方麵，本書匯集的大量資料無疑可供有關學者用來進行上述歸納與概括。曆史學傢（而不是政治社會學傢）在總結一般性理論時遇到的問題是，過去的史料浩如煙海，他們無法據此得齣“確實”科學的結論。因此，雖然我們可將某些戰爭（如1939年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原因歸結於決策者害怕世界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但這一結論無助於解釋始於1775年的美國獨立戰爭、1792年的法國大革命戰爭和1853年的剋裏米亞戰爭。同樣，盡管我們可以指齣，1914年的奧匈帝國是一個“衰落”大國引發大規模戰爭的良好範例，但“興起的”大國德國和俄國在導緻戰爭爆發方麵也同樣起瞭關鍵作用。對此，戰爭理論傢們又如何解釋呢？所以，各種有關帝國好壞、帝國控製力是否受可測量的權力距離比值製約的一般性理論，由於所依據的史料不同，對同一問題可能做齣時而肯定、時而否定這樣毫無意義的迴答。
　　盡管如此，如果我們不管上述理論，隻是觀察一下過去500年的“大國興衰史”，便可清楚地看到，在承認任何時候都可能有個彆例外的前提下，能得齣一些有價值的結論。例如，我們發現在綜閤經濟力量和生産能力對比的變化與國際係統中各大國的地位之間，有一種因果關係。兩個最好的例證是：16世紀以後世界貿易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漸移嚮大西洋和西北歐，1890年後的幾十年中世界工業品集中産地又由西歐慢慢移嚮其他地區。這兩個例子都說明，經濟力量的轉移預示著新大國的崛起。這些新大國總有一天會對世界軍事力量格局和各國領土狀況施加決定性影響。過去幾十年發生的全球生産的重要力量嚮“環太平洋地區”轉移，不隻引起瞭經濟學傢的關注，原因就在這裏。
　　同樣，曆史事實還錶明，從長遠看，在每個大國經濟的興衰與其作為一個軍事大國（或世界性帝國）的興衰之間，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聯係。其原因有二：第一，支持龐大的軍隊離不開經濟資源；第二，在國際體係中，財富與力量總是聯係在一起的。300年前，德國商業理論傢馮·霍尼希寫道：“一個國傢當前富強與否不取決於它本身擁有的力量和財富，而主要取決於鄰國力量的大小與財富的多寡。”
　　在本書各章中，這種觀點將多次被證實。18世紀中葉的荷蘭肯定比100年前要富有，但它已不再是一個強國，因為鄰國法國和英國比它擁有更多的力量和財富。1914年的法國無疑比1850年的法國強大，但與強大得多的德國比較，法國就顯得遜色瞭，因此，它絕不會因為自己比過去強大而感到慰藉。與鼎盛時期（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相比，英國現在擁有的財富要多得多，其軍隊擁有的武器的威力也大得多。但這些已毫無意義，因為它的産品産量已由占世界總産量的25%下降到約3%。如果一個國傢比鄰國強大，它的日子就好過；如果一個國傢比鄰國弱小，它就會遇到麻煩。
　　但這並不是說，一個國傢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的增減將同步進行。從本書提供的大部分曆史事例中可以看齣，在一個國傢的經濟力量升降麯綫與軍事影響升降麯綫之間，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時間滯差”。同樣，這一點也是不難理解的。一個經濟正在迅速發展的國傢（如19世紀60年代的英國、90年代的美國和今天的日本）總希望自己越來越富，而不希望將巨資用於軍備。半個世紀之後，國傢的投資重點就可能發生變化。以前的經濟發展造成的後果之一是，海外義務增多（因為要依賴國外市場、原料、軍事聯盟，可能還有基地和殖民地）。現在，其他國傢或敵對國傢在經濟方麵則以更快的速度發展，並同樣希望擴大在國外的影響。因此，世界上的競爭愈演愈烈，市場上股票的價值不斷下跌；悲觀主義的觀察傢談論衰退，愛國的政治傢號召“復興”。
　　在這種令人擔憂的環境中，大國往往會自然地把比兩代人之前多的多的費用用於國防，但仍然感到國際環境不夠安全，而這僅僅是因為其他國傢發展得更快，正變得更加強大。西班牙帝國在紛亂的17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所花的軍費，要比16世紀80年代卡斯蒂利亞王國經濟繁榮時期多的多。愛德華七世統治時期，英國在1910年的國防開支，也比1865年巴麥尊勛爵去世時英國經濟處於鼎盛時多的多。難道1910年的英國人感到更安全嗎？美國和蘇聯似乎也麵臨同樣的問題，這在後文還要論述。大國走下坡路時的本能反應是，將更多的錢用於“安全”，因而必然減少經濟“投資”，從長遠看，這使自己的處境更為睏難。
　　從本書論及的500年曆史中，還可以得齣另一個普遍適用的結論，即為爭奪歐洲或世界霸權而進行的大規模聯盟戰爭的最終結局，與雙方動用的生産資源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聯係。為反對西班牙—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所進行的戰爭，以及18世紀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拿破侖戰爭等大規模衝突，以及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都證明瞭這一點。一場令人煩惱的長期戰爭是檢驗雙方力量的試金石。隨著戰爭的進行，交戰各方資源的多少將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不過，我們應該既做齣上述概括，而又不陷入錯誤的經濟決定論的羅網。盡管本書作者對追溯500年世界事務的“主要發展趨勢”興趣頗濃，但並不是說“經濟決定一切，各國的成功與失敗都齣於經濟原因。”大量事實證明，還有其他多種原因，譬如地理位置、軍事組織、民族士氣、聯盟體係等許多因素都可以對各國的國力起製約作用。例如，在18世紀，尼德蘭聯邦是歐洲最富裕的地區，而俄國則最窮。可是，荷蘭卻衰敗瞭，俄國卻興起瞭。個人的愚行（如希特勒的）和高超的作戰技能（16世紀的西班牙步兵團和20世紀的德國步兵都很善戰），都是決定戰鬥、戰役勝負的重要因素。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場大國間（通常是聯盟間）的長期戰爭中，勝利往往屬於有堅實的經濟基礎的一方，或屬於最後仍有財源的一方——就像西班牙艦長們過去常說的那樣。本書述及的許多事實都將證明，這個重要觀點雖然具有諷刺意味，卻是正確的。正因為5個世紀以來大國的國力與經濟力量相輔相成，弄清目前經濟與技術發展趨勢對當前力量對比可能産生的影響纔有意義。這並不否認人們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人必須在既可提供機遇又可限製機遇的曆史環境中創造曆史。
　　一篇較早論述本書探討的問題的論文，是普魯士著名曆史學傢利奧波德·馮·蘭剋1833年發錶的評論“諸大國”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蘭剋考察瞭西班牙衰落以後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情況，並試圖說明為什麼一些國傢崛起後又逐漸衰落下去。在文章的結尾，他分析瞭當時的世界形勢，以及法國發動拿破侖戰爭想稱霸歐洲的企圖失敗後發生的國際事件。在審視各大國的“前途”時，齣於曆史學傢的職業習慣，他也踏入瞭預測未來這一無法確知的領域。
　　寫一篇論述“諸大國”的文章是一迴事，而寫一本關於“諸大國”的書則是另一迴事。我原來的打算是，寫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書，因為我認為，讓讀者瞭解（可能隻瞭解一些）有關各大國不斷變化的發展速度的背景知識，或各大國麵臨的地緣戰略問題就夠瞭。當我開始寄齣本書的前幾章徵求意見，或與有關學者談論本書的主題時，有一點變得越來越清楚，那就是我的推測錯瞭。讀者需要更多的、更詳細的背景知識，因為他們得不到有關各大國經濟和軍事力量對比不斷變化的參考材料。正是由於經濟曆史學傢和軍事曆史學傢都尚未涉足這一領域，這方麵的資料纔較少。如果說在書中加進詳細的背景知識材料是有意義的話，那麼這樣做就是填補瞭大國興衰史中一個重要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