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奖(2010)、格尔达·汉高奖(2012)、汤因比奖(2017)获得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作品。
许倬云、杨照撰文推荐。
《亚洲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专门介绍18世纪欧洲对亚洲的探索、认知和发现。各种标签的形成、解除与修正过程中,改变或丰富着那个时期西方世界对亚洲的认知,也影响着之后三百余年西方世界对亚洲的认知。一国对他国,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认知,是一个漫长的不断修正的过程。要了解现在,就需要探究历史。或许,这本书会在史学研究、文化研究之外的其他层面上给我们更多启发。
《亚洲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启蒙时期的世界观与求知欲促使欧洲人接触陌生的亚洲,欧洲不断和同时代的亚洲互相比较,借以寻得自己的定位,从而逐渐从亚洲的优势中解放出来。《亚洲的去魔化》呈现的正是在18世纪这段知识系统大变动的历史时期,欧洲人与亚洲知识、亚洲印象纠缠的过程。欧洲在这个世纪深入认识亚洲,原本神秘奇幻的国度现在成了清晰的客体,这种知识上的去魔化令欧洲获得了一种至今依然挥之不去的优越与自大感。奥斯特哈默的研究呈现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难题,对今日的世界来说,这段历史为不同文化的互相理解及冲突沟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作者:(德国)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译者:刘兴华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1952年生,曾在伦敦德国史研究所和弗莱堡大学工作,现为康茨坦茨大学近现代史教授。他出版过大量有关18世纪以来的欧亚历史著作。其作品包括《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中国与世界社会:十八世纪至当代》(获得德国史学家协会奖)《中国革命: 1925年5月30日, 上海》等。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因其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卓越成就获得莱布尼茨奖(2010)、汤因比奖(2017)。目前,他正在从事2 0世纪的去殖民化史研究,并和入江昭(Akira Iriye)合作主编6卷本《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刘兴华,德国波恩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游学德国多年,现从事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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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第一篇 知识之路
第二章 亚洲-欧洲:界限、均衡、等级
第三章 变换角度:欧洲自由心证的表现空间
第四章 旅行
第五章 相遇
第六章 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亚洲为经验
第七章 报道、出版、阅读:从经验到文字
第二篇 当代人与历史
第八章 历史的基本力量:草原战士、征服者、簒夺者
第十章 真假暴君
第十一章 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
第十二章 女性
第十三章 时代转折:欧洲中心论的兴起
这本书的史料功力令人叹服,它似乎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关于18世纪欧洲人与亚洲互动的小道消息或官方公函。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对“时间感”差异的探讨。欧洲启蒙运动强调历史进步论和线性时间观,而他们观察到的亚洲帝国,尤其是清朝,却似乎固守着一种循环的、永恒的传统。作者巧妙地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揭示了欧洲知识分子是如何利用这种“时间错位”来合理化自己对亚洲的“优越感”的——如果亚洲停滞不前,那么欧洲的干预就成了使其“现代化”的必要步骤。这种对时间观念的权力化分析,极大地深化了我对帝国主义文化根源的理解。全书的论证层层递进,从感官接触(物品、图像)到理性建构(哲学、政治理论),最后到策略部署(外交、贸易),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绝对是研究早期全球化史的必读书目。
评分阅读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18世纪的欧洲图书馆,面对着那些泛黄的地图和手抄本,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亚洲”图景。这本书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在于其对“失败的交流”的关注。很多欧洲使团的努力,最终都因为文化误解而不了了之,但恰恰是这些“失败”的记录,构成了欧洲人认知亚洲的底层代码。作者没有将这些失败简单地归结为文化障碍,而是深入挖掘了权力不对等如何扭曲了信息的接收和解读。例如,关于乾隆皇帝的朝贡体系,欧洲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对其形式的模仿,而未能真正理解其背后的政治逻辑与儒家伦理基础。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看到,所谓“去魔化”,并非是欧洲人真正理解了亚洲,而更像是用一套他们自己能接受的“非魔幻”的框架重新包装了亚洲,从而为后来的全面介入铺平了道路。这种叙事进路,对我们理解当代的跨文化沟通障碍,也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评分这个书名——《甲骨文丛书·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听起来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学术的野心。我刚翻开第一页,就被那种探究“祛魅”过程的视角深深吸引住了。它似乎不是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试图解构欧洲人如何一步步放下对遥远亚洲的刻板想象,将之还原为可以理解、可以互动的政治实体。我特别关注其中关于启蒙思想家如何处理东方哲学与基督教义冲突的论述,那段文字分析得极为精妙,指出十八世纪的欧洲并非铁板一块地“迷信”东方,而是存在着复杂的思想拉锯战。有些学者试图将儒家思想纳入普世理性框架,以此来挑战教会权威;而另一些则坚持认为亚洲的“理性”本质上是虚伪的,必须警惕其潜在的专制性。这种细腻的区分,使得我们对“东方主义”的形成有了更立体的认识,它远比萨义德描述的更为早熟和多面。整本书的论证逻辑非常严密,引用的史料也相当扎实,让人感到作者是在刀尖上跳舞,既要忠于历史细节,又要搭建宏大的理论框架。
评分读完整本书,我最深刻的感受是那种知识分子面对“异域”时特有的焦虑和兴奋。这本书成功地捕捉到了18世纪欧洲精英阶层那种“既想了解又害怕被污染”的矛盾心理。它详细描述了驻外使节、传教士和商人们带回的那些模糊不清的报告是如何被宫廷和沙龙里的知识分子们过滤、重塑,最终成为影响外交政策的“二手知识”。尤其是关于中亚贸易路线和印度次大陆政治格局的章节,作者没有简单地归结为殖民掠夺的预演,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欧洲权力平衡术的背景下去审视。我尤其欣赏作者对“去魔化”这个词的运用,它暗示着一个去神秘化的过程,但同时,这种“去魔化”本身也可能是一种新的、更具侵略性的“科学化”或“理性化”的包装。这让我想起当时欧洲博物学对亚洲动植物的分类热情,那种试图用西方的分类体系来驯服和占有异域知识的冲动,在政治领域同样有所体现。这是一本需要反复阅读才能完全消化的佳作。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极其冷静克制,但其探讨的主题却是爆炸性的。它没有采用那种煽情的笔调去控诉或赞美任何一方,而是像一个冷峻的手术刀,剖开了十八世纪欧洲扩张主义的文化准备阶段。我特别欣赏其中关于“品味”和“时尚”如何介入帝国主义叙事的分析。例如,瓷器、丝绸、中式园林,这些文化符号如何从昂贵的奢侈品,逐渐转化为欧洲贵族身份的象征,进而为后来的政治渗透提供了一种软性的文化合法性。作者指出,当欧洲人开始欣赏亚洲的“精致”时,他们同时也开始认为亚洲的政治结构是“停滞不前”的,这种审美上的赞叹与政治上的轻蔑构成了奇妙的共生关系。这种对文化消费与权力关系的精妙捕捉,远超出了传统的外交史范畴,更像是社会文化史的杰作。作者的叙述节奏把握得极好,总能在看似琐碎的细节中,引出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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