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杜维明：当代新儒家领军人物、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央视CCTV “中华之光”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创立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于丹强力推荐：杜维明是我欣赏的儒学家，不仅由于他的学问，更在于他教会我们怎么去做人。
★★陈祖芬在人教版高中语文的选修课文里写到，杜维明是“儒学飞人”，是他把儒学带到了哈佛，是他用高尚的精神和品质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人学习中华文化。
★★杜维明才情横溢、风雨50年求学治学心路历程3部曲单行本首次公开出版。
★★《龙鹰之旅》——从哈佛到普林斯顿，反思儒家人文精神，杜维明的起点。
每个人，尤其是青年人都应该看看这套书，学习杜维明先生的开创精神和优秀品质——从这本书里，你将看到一位华人哈佛学子风雨几十年如何成长为一代儒学大师，他内心经历了如何激烈的思想碰撞，他如何成为一位登上哈佛超大演讲厅授课的老师。而，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是否还要遵从内心，坚守我们的理想？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我们是否还要追寻高尚的品格？
海报：
内容简介
儒家学说过时了吗？不，永远不会，这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根。只要身处中国，学做人、学做事，就必须了解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影响从古至今渗透千年，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要认识他人，必先认识自我。新儒学领军人物杜维明将儒学与当下中国的现实相结合，让儒学迈进了“自由之门”——儒学依然可以解决当下人们的心灵困惑。杜维明50年求学治学3部曲《龙鹰之旅》《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现龙在田》以充满才情的文字，向我们娓娓讲述了一个学者游历世界名校，所感受的心灵震荡！三部曲所收录文章多来源于美国、港台地区等颇有影响力的杂志，纽约《联合杂志》、香港《明报月刊》《人生》等，风靡一时。
《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所收文章是写于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心得随笔，在这一学术起点上，身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的杜维明接过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先生的衣钵，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开始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
这是杜维明五十多年学术生涯的第一部作品，并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在大陆出版，读者可以了解杜维明先生在学术起点对于中国文脉未来走向的思考。
作者简介
杜维明，第三代新儒家代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并曾应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邀请参加为推动文明对话而组建的“世界杰出人士小组”。先后求学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受教于牟宗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1981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96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08年创立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目录
再版序序
知识分子与时代信息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抉择
在学术文化上建立自我
争取国际学坛的发言权
从建立自我到国际学坛
——一些杂感似的答复
消弭学术界的趋时风气
——介绍熊十力先生的《戒诸生》
从博士到教授
——漫谈美国的学术界
美国学术“市场”概况
以学术为市场的弊病
维也纳之行
——记第十四届国际哲学大会
漫谈儒家的品题人物
从中国思想研究看台湾
——向台湾大专教育进一言
有关儒学研究的几重障碍
儒家的新考验
全盘西化的最后一课
——评居浩然的《义和团思想与文化沙文主义》
有关文化认同的体验
历史、文化上有分量的牺牲者
文化两极与两栖文化
——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适应与认同诸问题初探
华裔青年跃动中的知识分子
三年的畜艾
——为纪念殷海光（1919—1969）一个民族情感强烈
乡土气息浓郁的自由魂
附录
留美学生不可狂妄自大，不可乱写中文文章
——以《在学术文化上建立自我》
一文为戒陈张素珍
Intellectual Integrity与卖“野人头”陈张素珍
知识分子的流失和人才外流域外人
殊胜因缘
——记殷海光师和杜维明教授之间的
一段缘分陈平景
三十年的畜艾
——《杜维明文集》出版感言景海峰
精彩书摘
从博士到教授——漫谈美国的学术界
在美国的学术界，获得博士学位只能算刚刚初选及格。从博士开始，要接受三次复赛，等到通过了讲师、助教授、副教授的大关，才能取得正教授的资格。正教授可以算入围了。但入围以后，再要经过各种学术刊物、出版集团、基金组织乃至社会人士的考验，方能取得争夺名教授头衔的决赛权。至于能否鹤立鸡群地击败各路英雄冲到学术界的第一线，还要由洞见、机缘甚至寿命来决定。因此，美国的学术界虽然到处是金牌和银盾，要想一显身手，夺取几块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现在暂且把从博士到教授的几个阶段作一概略的描述。
一般而言，大学毕业后要想完成博士学位，理工方面需要三年以上，文法方面需要五年以上。通常攻读博士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步是选修课程。大约需时两年，共修16门。平均成绩要维持B以上才不致退学，达到A减才有获得奖学金的机会。严格一点的学校，如果是大班制，给A不会超出上课人数的1／10。因此，一班有30人的话，只有四五个可以得到最好的成绩。第二步是通过考试。包括笔试和口试，有些学校称之谓“一般考试”，意即与主修科有关的各种问题。理工方面范围比较确定，文法方面则是海阔天空，无所不包。譬如考西洋现代思想史时，教授可以从“何为浪漫主义?”之类的哲学问题，突然跳到“穆勒哪一年去世?”之类的历史常识。置身其中，真好像坐升降机一般，忽上忽下，完全不由自主。因此，准备起来也就毫无头绪。大约读历史的，每门要阅览一百多本够水准的书才算稍有把握。博士考试至少包括4门，加起来要看的书就相当可观了。第三步是交论文。根据美国去年的调查，通过博士课程及口试而交不出论文的，几达全部候选人的30％。有很多人，经过四五年的磨炼，已是精疲力竭了，于是想在写论文时轻松一下，结果一拖再拖，五年八年，时间很快地就过去了。现在美国各大学都有规定，必须在通过考试后若干年内交论文，否则取消资格。哈佛大学的限期好像是5年，可是仍有允许延期的规定，延两三次后也就变成老博士了。
博士学位，尤其是名大学的博士学位，得来并不容易，但是在学术界里，博士不过是最起码的要求。只有最优秀的博士才能挤入讲师之林，因此取得博士学位后能够留校或到更好的学校去当讲师，是件极为荣幸的事。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哈佛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后，曾有家大公司愿出年薪1．4万美元的高价礼聘他，但他毫无考虑地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年薪不及7000元的讲师职位。因为留在学术界才有冲到第一线的可能性。然而讲师只是第一关。在三年之内，如果不能升到助教授，就必须离职，另谋发展去了。这位先生曾在私下表示，若用最机械的方式来计算，将来他可以升上去的机会只有12．5％。换句话说，另外有七位和他的资格不相上下的讲师，也在争取同样的关口。
衡量升等的标准本来应有两种：一种是教育学生的情形，一种是著作出版的表现。但是，因为前者难于评价，重点很自然地转移到比较容易客观化的后者。因此，美国的学术界流行着一句“不出版即灭亡”的口号。出版并非全是量的问题，譬如报章杂志乃至其他通俗性的文字都不能算数，只有刊载在学报或学术季刊的专门研究才予以考虑。美国学报的审核制度非常健全。刊载一篇论文必须经过专家评议、委员投票和编辑修改等手续。就以第一流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例，能够在学报上发表的不会超过1／10。至于出书，那就更困难了。能在交博士论文后五年出版第一本学术论著的青年学人，就算是佼佼者了。
从助教授升副教授共有五年的时间。机遇一错过，又只好卷铺盖走路。前年有位在哈佛教印度史的助教授，由大学时代开始，前后奋斗共有十几年，最后仍旧被迫离去。他愤愤地表示：“我们待哈佛如同圣殿，哈佛待我们好像用过的手纸，一丢了事。”但是，名学校为了维持最高的标准，不能不严守门户。《纽约时报》曾报道过学术界竞争激烈、人情淡薄的事。实际上，学术界是不问耕耘，只问收获的。个人的奋斗史和辛酸史在教授心目中不能引起共鸣，只有真才实学才是真实的学术本钱。
在一般美国的大学里，取得副教授的资格以后就可以享受“长期应聘”的权利，直到65岁退休为止，不必再为解聘而烦恼了。但是有些学校对副教授仍不肯减轻压力。譬如耶鲁大学，有很多副教授随时随地还是要受到解聘的威胁，而且因限于年资和编制的关系，有不少杰出的副教授，尽管具备了充分的资格，结果也只好终其身而不能更上一层楼了。
因此，美国的正教授，尤其是第一流大学的正教授，自然地拥有崇高的学术和社会地位。但是，他们依然不能稍微松懈。上至学术界的权威，下至研究员或大学生，都会对他们施以压力。因此，他们既要经常发表论文、书评甚至专著以满足学术界的要求，又要随时周旋于青年学子之中以提拔后进。一位教授如果不能在学术界担任自己专长的领导工作，他不但会受到同事的耻笑，甚至会遭到扣薪之类的打击。不生产的教授就好像不生蛋的母鸡一般，难免有被宰割的危险。同样地，如果他不能指引学生，带着侵略性的美国青年就会毫不留情地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各种要求。所以，第一流大学的名教授都同时担任3种课程。第一种是通识教育的大班课。听讲的多达数百人，采取演说的方式。第二种是专题研究的小班课。大约收20多位，采取问答的方式。第三种是论文指导。常是个别讲授，采取讨论的方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一方面作广泛的接触，一方面又作深入的研究。
在美国的学术界里要想崭露头角，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至于冲到第一线那就更难了。然而，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如果不肯违背留学的初衷，只有在学术界打天下才真能心安理得，虽然并非“全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但也相去不远了。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读完之后，我留下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现场感”，仿佛自己也一同经历了那段时光的洗礼。作者的语言风格很特别，它既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精准，又混杂着一种近乎诗意的抒情。尤其是在描述地域风貌和人情世故时，那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令人叹服，让人仿佛能闻到当时的空气味道，听到街坊的谈话声。这种沉浸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作者对自身情绪的诚实，他没有试图去美化或过度戏剧化那些艰难的时刻，而是坦然地展现了迷茫、失望、探索乃至最终的释然。这种真诚的笔调，使得读者更容易放下评判者的姿态，真正与作者一同去感受那份“寻根”的艰辛与最终在本土文化中找到锚点的踏实。
评分这本书最吸引我的是它在处理宏大叙事和微观体验之间的平衡艺术。作者似乎拥有两套截然不同的镜头：一套是广角，能捕捉到时代洪流的磅礴气势和结构性变迁；另一套则是特写，专注于个体内心最私密、最细微的情感波动和认知转变。这种切换自然而流畅，没有丝毫的生硬感。我尤其欣赏作者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特定历史关口下的内心侧写的刻画，那种带着理想主义光环的“回归”，实际上充满了对现实的巨大落差和身份错位感的体验。它不是简单的赞美或批判，而是一种近乎冷静的记录，记录了知识分子如何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寻找立足之地，如何将书本上的理论与泥土里的实际经验进行艰难的整合。这种层次感，让这本书超越了简单的回忆录范畴，具有了社会学研究的价值。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结构设计非常精巧，它不是线性地讲述，而更像是一个由记忆碎片和反思片段构成的马赛克拼图。随着阅读的深入，你会发现不同的章节之间存在着巧妙的呼应和主题的螺旋上升，关于“现代化”、“传统”、“个体选择”的讨论，在不同的场景和人物身上被反复打磨和深化。这种非线性的处理，反而更贴合人脑处理复杂经验的方式——经验往往是跳跃的、多维的。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来说，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框架，去审视我们自身在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时，如何平衡外部期望与内在需求的。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背景下，个体认同构建的普遍困境。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笔触细腻而富有力量，像是老电影里那种用深棕色和褪色胶片捕捉的画面，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作者的文字里有一种深邃的思考，他似乎在用一种近乎哲学的目光审视着那个特定年代的社会脉络和个人命运的交织。读起来，我感觉自己不仅是在阅读一个人的经历，更是在窥探一个时代如何在特定文化冲突的熔炉中重塑个体灵魂的。那种从精英教育的殿堂中抽离，重新扎根于本土土壤的挣扎与蜕变，被描绘得既有理论的深度，又不失生活的质感。特别是对环境和人际关系的观察，那种不动声色的笔法，反而让冲击力更强，让人在不经意间被带入到那个时空背景下，去体会那种微妙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最终的自我和解。它不像那种直白的口述历史，反而更像是一部关于“归属感”的文学探险，充满了隐喻和回声，值得反复咀嚼。
评分我对作者处理“冲突”的方式印象尤为深刻。这种冲突不仅仅是外部环境与个人的矛盾，更是其内在文化身份之间的拉锯战。他并没有急于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耐心地展示了冲突如何生成、酝酿，并在时间的推移中自然地沉淀。这种处理方式非常高级，它要求读者保持耐心，去体味那种“两难”状态下的复杂心境。书中的许多场景描写，都充满了张力，比如在某种正式的场合与在私下的独处中，作者身份面具的转换和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这种对矛盾的深入挖掘，让整本书充满了生命力，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正的成长，往往不是来自一帆风顺，而是来自对自身分裂和不完美的接纳。
评分足不出户，读万里书。
评分包括大学教授、政府官员、职业人士、自由作家和大学生)从未有如此投入国事和天下事的。不止法兰西，德国和意大利亦复如此。美国则从1964年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开始，大学生抗议政府反民主行为的集会更是屡见不鲜了。欧美思想界的大气候对我在60年代的发议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1962年我从只有六百名本科生的东海大学到美国动则万人以上的高等学府求学时。我最感到惊讶的是美国大学生对国事和天下事，事事都不关心的校园生活。除了埋头读书外，引起“群众”兴趣的多半是球赛，否则就是各种青年人的娱乐和胡闹。不过，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很快就改变了一切。1966年我从康桥绕道欧洲飞返台湾时，四年的哈佛经验就不只局限在象牙塔中了。根据社会调研，60年代全球大学生政治觉醒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口膨胀，也就是说在人类文明史中首次出现了“青年”的群体，他们不只是从少年到壮年的过渡，而是具有独特风格和长远意义的年龄带。不过在文化心理的视域中，这一现象和当时影响人类的历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有必然的关系。 回想我1962年到哈佛留学，整整四年(包括寒暑假)都在美国的剑桥学习，没有浪费过一天一夜为谋生活或娱乐而不学习的。一千四百六十天，在人生旅途中不算长，但这是我从台湾东海大学的中文系义理专业到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文博士候选的转型，触动了我身心灵神中每一个部位，调动了我每一个细胞的能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转型使我超越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而进入了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的场所。值得强调的是，宽广的时空视野，并没有迫使我离开自己生长的精神家园；正好相反，我扎根中华文化的意愿加深了，自觉提高了。我对“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不仅心知其意而且深有体会了。 1966年通过博士口试后，我获得了研究院“哈佛旅游学者”(Harvard Traveling Fellow)的奖学金。我虽然是由哈佛燕京学社全额奖金资助留学美国的，但我攻读博士四年的大半费用却来自条件更优厚的研究院。1966年夏天我选择了绕道欧洲回归台湾并访问香港、汉城和京都的路线。我仔细参观了伦敦、莱顿、斯德哥尔摩、巴黎及柏林的汉学中心，不断地想象“儒家的话语”如何在当前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中获得新生命，提供新思路。回到母校(台湾东海大学)我在通才教育的计划中开设了“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一门专门探索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中儒学复兴的课，选修的13位同学中至少三位选择了以学术为志业的道路。我还指导了高承恕以“比较马克思和韦伯历史分析”为主题的学士论文。 回到台湾的那几个月，秋季在台北，春季在台中。在台北期间我在台湾大学作了两场报告，参加了为《知识分子》撰写专论的工作，和殷海光定了忘年交，结识了陈鼓应和李敖，担任哈耶克的翻译，和这位20世纪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朝夕与共十来天。我还到汉城拜访了高丽大学的李相殷，到香港在业师牟宗三家问学一个多月，然后把他刚完成的《心体与性体》三册书稿亲自带到台北交给正中书局，也和唐君毅一同游览京都、天理和奈良。1967—1971年我任教普林斯顿。那时正值台湾旅美学人因受美国大学生的反战运动、黑人民权抗争和华裔族群意识高涨的激励，抗议精神在校园勃然兴起。钓鱼台运动在普林斯顿开始是偶然也是机缘。当时，五位从台湾和香港到普大攻读物理学博士的青年，要求我为他们组织“习明纳”(seminar)讨论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关注的重心是当时国际风云变幻剧烈的氛围里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自处的文化认同问题。其中一位是胡朴凯。如果不是他父亲胡秋原那时访问美国提醒大家正视当下关系民族尊严的重大问题：“因为国民政府软弱，钓鱼台主权被日本侵占”，从台湾到美国大半专修理工科对文化历史所知甚少的留学生听说钓鱼台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不是因为我安排让普林斯顿习明纳的同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地区关注国事的“公共知识人”像学术界的唐德刚和媒体界的郑心元联系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学习型组织，交流信息、观点和思想，胡秋原提供的消息即使激起强烈的义愤，也不可能导致任何有政治意义的集体行为。经由普大同学发起，通过纽约的联网，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就在大纽约地区动员了上千名同学、侨胞和国际友人在联合国大楼前举行抗议。如果抗议行为没有获得任何反应和认可，最多也就像无数在纽约街头乌合之众的游行示威一般,过去就过去了。我想CBS Walter Cronkite的重点报道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确是一大助缘
评分杜维明自述：“在台湾的中学时代因受周文杰老师的启蒙而走上诠释儒家传统的学术道路，而在东海大学亲炙牟宗三和徐复观的教诲才是促使我体悟探究儒家人文精神的本质理由”，尔后负笈哈佛，“以比较思想史为范围集中探索儒学传统的核心价值”。此后，他抱定志向据此为业，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雨兼程，矢志不渝地探究、注释、传播儒家文化。
评分此外，就是我们要获得这种东西，往往必须寻找到正确的阅读方法，而为了灵性成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阅读经典。美国哲人阿兰•布鲁姆在《莎士比亚的政治》中指出，现在很多学生是非利士人，在圣经中非利士人多次被以色列人攻破，在西方文化中就是指外强中干的意思。实际上，他的老师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这部名著中也明确说到，现代人具有越来越多关于关于“鸡零狗碎”的知识，而对于真正启迪心灵、教化人性的高贵资源视而不见。
评分老公买的，他说不错，书不错的。
评分⑤教学生抓重点.教学难免有意外，课堂难免有突变，应对教学意外、课堂突变的本领，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驾驭课堂、驾驭学生的能力。对教师来说，让意外干扰教学、影响教学是无能，把意外变成生成，促进教学、改进教学是艺术。生成相对于教学预设而言，分有意生成、无意生成两种类型；问题生成、疑问生成、答案生成、灵感生成、思维生成、模式生成六种形式。生成的重点在问题生成、灵感生成。教学机智显亮点.随机应变的才智与机敏，最能赢得学生钦佩和行赞叹的亮点。教学机智的类型分为教师教的机智、学生学的机智，师生互动的机智，学生探究的机智。机智常常表现在应对质疑的解答，面对难题的措施，发现问题的敏锐，解决问题的灵活。
评分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杜维明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
评分《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作者杜维明1962年赴哈佛留学，本文所收文章是写于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心得随笔，在这一学术起点上，身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的杜维明接过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先生的衣钵，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开始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作者杜维明1962年赴哈佛留学，本文所收文章是写于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心得随笔，在这一学术起点上，身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的杜维明接过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先生的衣钵，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开始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作者杜维明1962年赴哈佛留学，本文所收文章是写于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心得随笔，在这一学术起点上，身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的杜维明接过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先生的衣钵，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开始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作者杜维明1962年赴哈佛留学，本文所收文章是写于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心得随笔，在这一学术起点上，身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的杜维明接过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先生的衣钵，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开始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作者杜维明1962年赴哈佛留学，本文所收文章是写于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心得随笔，在这一学术起点上，身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的杜维明接过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先生的衣钵，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开始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作者杜维明1962年赴哈佛留学，本文所收文章是写于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心得随笔，在这一学术起点上，身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的杜维明接过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先生的衣钵，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开始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作者杜维明1962年赴哈佛留学，本文所收文章是写于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心得随笔，在这一学术起点上，身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的杜维明接过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先生的衣钵，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开始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作者杜维明1962年赴哈佛留学，本文所收文章是写于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心得随笔，在这一学术起点上，身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的杜维明接过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先生的衣钵，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开始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作者杜维明1962年赴哈佛留学，本文所收文章是写于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心得随笔，在这一学术起点上，身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的杜维明接过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先生的衣钵，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开始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作者杜维明1962年赴哈佛留学，本文所收文章是写于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心得随笔，在这一学术起点上，身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的杜维明接过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先生的衣钵，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开始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作者杜维明1962年赴哈佛留学，本文所收文章是写于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心得随笔，在这一学术起点上，身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的杜维明接过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先生的衣钵，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开始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作者杜维明1962年赴哈佛留学，本文所收文章是写于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心得随笔，在这一学术起点上，身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的杜维明接过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先生的衣钵，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开始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作者杜维明1962年赴哈佛留学，本文所收文章是写于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心得随笔，在这一学术起点上，身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的杜维明接过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先生的衣钵，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儒家论说，开始在轴心文明的视域中反思儒家人文精神。
评分②民主平等是指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不因家庭背景、地区差异而歧视，不因成绩落后、学习困难遭冷落。民主的核心是遵照大多数人的意志而行事，教学民主的核心就是发展、提高多数人。可是总有人把眼睛盯在几个尖子学生身上，有意无意地忽视多数学生的存在。“抓两头带中间”就是典型的做法。但结果往往是抓“两头”变成抓“一头”，“带中间”变成“丢中间”。教学民主最好的体现是以能者为师，教学相长。信息时代的特征，能者未必一定是教师，未必一定是“好”学生。在特定领域，特定环节上，有兴趣占有知识高地的学生可以为同学“师”，甚至为教师“师”。在教学中发现不足，补充知识、改善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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