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傳統·經典與解釋·塔西佗集：塔西佗的政治史學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acitus]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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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楓，曾維術 編，李靜 譯

齣版社： 華夏齣版社

ISBN：9787508073408

版次：1

商品編碼：11268777

包裝：平裝

叢書名： 華夏文叢：西方經典與解釋書係

外文名稱：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acitus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3-06-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50

字數：228000

正文語種

編輯推薦

　　能與古希臘的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比肩的拉丁語紀事作傢，不是撒路斯特，也非李維，而是塔西佗。塔西佗的兩部紀事大書也是古羅馬文學中的瑰寶，文辭精練緊湊，言簡意賅，富有詩情，感染力強，政治事件的描寫既生動又深刻，古典語文學傢尼采也贊不絕口。除《關於演說傢的對話》外，塔西佗的其餘四種作品早已有瞭中譯，譯品均堪稱上乘，可惜都缺乏箋釋和繹讀，重新譯箋塔西佗作品，選譯西方學界有見識的繹讀，對於我們自己學會寫作晚近紀事想必不無曆史意義。

內容簡介

　　塔西佗是古典政治自由主義的思想典範之一。與現代的政治自由主義者不同，塔西佗並不相信“憲政”法力無邊，他熟悉卻並未呼喚雅典民主政治一類“普世觀念”。塔西佗相信，要成就優良的政治，靠的不是民主政製，而是高貴精神與男子氣概完美結閤的優良政治纔乾。塔西佗的作品有自己的獨特品性，既有彆於修昔底德，也有彆於現代史學的傳統，那就是柏拉圖塔西佗的紀事傳統，立誌記述帝國所經曆的政治事件，目的不在於編史，而是探究政製變遷所隱含的重大政治哲學問題。

內頁插圖

目錄

編者前言
塔西佗的編年方法與捲章劃分
首次行動中的一例死亡
提貝裏烏斯登基
編年形式、訃告與塔西佗的主題
提貝裏烏斯的卡普裏阿之旅
權力的味道
沒有齣現的鳳凰
提貝裏烏斯的訃告
皇朝政治的必然模式
尼祿的異域都城
尼祿宮中的業餘戲劇

精彩書摘

　　於是，剩下的提圖斯和多米提亞努斯的統治，將會在三捲之內處理，如果我們接受十二捲為界的話。根據這一計劃，我們可以把一捲分配給提圖斯（兩年），兩捲給多米提亞努斯，但後者伴隨著一個高得可疑的平均年數：七年半——如此節製令人難以置信，要是考慮到這位義憤（indignatio）的紀事作傢，如今正自由呼吸在圖拉真統治之下；而且就我們所能推測的範圍而言，當時他並沒有動機進行如此極端的濃縮。更有可能的是，塔西佗在這裏迴到瞭五捲編組，李維的讀者對於這一編組方法再熟悉不過；塔西佗先在提圖斯身上花瞭一捲，然後分配給多米提亞努斯四捲。如果需要將多米提亞努斯的四捲細分為兩個兩捲編組，塔西佗可以在十二捲結尾歇口氣，此處為百年祭（88A.D.），身為十五人祭司團的成員與軍事統帥，塔西佗對此有切己的興趣，正如他在《編年紀事》提醒我們的（捲十一，第1l節）。這種安排讓捲十一、捲十二平均有三年半，剩下的捲十三、捲十四平均有四年，這些數字非常接近《編年紀事》存世部分的數字。
　　這樣，《紀事》看起來幾乎不可能少於14捲，分組情況可能是：3+（3+3）+（1+4）。不過，聖哲羅姆提到的三十年這個數字，雖然人們一般認為確鑿無疑，但並不立刻迫使我們接受這點：《編年紀事》原初的計劃隻有十六捲，而非許多人認為的十八捲——我們的手稿中斷於捲十六第35節，在中斷處記載的日期之後，還有大量材料有待處理，有鑒於此，十八捲的說法就更可信瞭。
　　仍然很有可能的是，當塔西佗接近完成任務時，他有意放棄瞭如此巧妙對稱的方案，而且，由於意識到《編年紀事》與《紀事》的統一在文體上難以實現、在戲劇性上又不可想象，塔西佗便加快結局，以法翁彆墅那一幕結束捲十六，並以此結束整部作品。我們也不必想象是年老體弱促使塔西佗放棄這一計劃：這個計劃必定要做齣大量犧牲，僅僅為瞭美妙的分組——這一數字係統，在《編年紀事》更早的部分行之有效，現在塔西佗卻很恰當地將它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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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早在1959年，我國學界就引介瞭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傳》和《日耳曼尼亞誌》，在80年代，又相繼迻譯《紀事》與《編年紀事》。書是譯過來瞭，該如何讀呢？
　　自梁啓超倡導“新史學”以來，中國學人就與自傢的文史傳統一刀兩斷，走上瞭與西方史學接軌的道路。建立西方史學一科，就理解西方史書而言，的確有必要——我們總不宜用中國的文史傳統、印度的文史傳統（倘若有的話）去解讀西方的史書，西方的史書還是要放到西方的史學傳統中去讀——可是，什麼是西方的史學傳統呢？
　　梁啓超當年引進且隨後成為學界主流的“史學”，是成形於西方19世紀的“曆史學”。起初，此種曆史學懷有雄心壯誌，它企圖還原曆史的本來麵目，進而發現總體曆史進程的規律、原則、觀念或者目的。然而，雄心壯誌很快就被證明是不自量力：二戰結束後，無論是黑格爾的思辨曆史哲學還是職業史傢湯恩比的普遍史模式，都遭到瞭普遍拒斥。曆史學剩下的工作，似乎隻能是老老實實地發掘手稿、整理檔案、考辨文獻，在窮盡汗牛充棟的資料後，重組所謂過去的事實。過去很長一段時期，現代史傢們都心安理得地埋首於這平淡的“本職”工作。
　　後現代史學打破瞭現代史傢們平凡的幸福。憑藉現代語言學理論，後現代史學攻擊現代史傢還原曆史真相的企圖。他們認為，無論是“一手材料”還是“二手材料”，無論是曆史文獻還是史傢的著述，都是廣義的“文本”，最終都可以歸結為“語言”。語言／文本與真實的過去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史傢無法掙脫語言／文本的藩籬而接觸到真實的過去。況且，語言一旦說齣，其意義便不受言說者控製：語言／文本的意義由讀者賦予，讀者的每一次閱讀都會産生新的意義，所有這些意義都同等有效——非但不能接觸真實的過去，讀者甚至不能真正理解史傢寫下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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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不錯，活動時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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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的政治史學自由教育在於聆聽最偉大的心智之間的對話。但這裏我們遇到一個巨大的睏難，及，這種對話不會在沒有我們的幫助的情況下發生——事實上我們必須促成那種對話。最偉大的心智說齣的是獨白。我們必須把他們的獨白轉變為一種對話，把他們的“肩並肩/並排”轉變為“一起”。最偉大的心智甚至在寫作對話的時候說齣的也是獨白。在我們考察柏拉圖對話的時候，我們觀察到，在最高級的心智之間從來沒有過對話：所有的柏拉圖對話都是一個更高級的人和低於他的人之間的對話。柏拉圖顯然感覺到，一個人不可能寫作兩個最高級的人之間的對話。因此我們必須做某些最偉大的心智所不能做的事情。讓我們直麵這個睏難——一個如此巨大以至於看起來把自由教育宣告為一樁荒唐事的睏難。由於最偉大的心智在最重要的問題上相互抵觸，故而，他們迫使我們裁判他們的獨白；我們不能相信他們中的任何一個說的話。另一方麵，我們也隻能注意到這點，即我們的能力不足以成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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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教育——與最偉大的心智的持續的神交——是一種在形式上最謙虛，更不用說最具人性的訓練。它同時也是一種大膽的訓練：它要求我們與知識分子和他們的敵人的虛榮的嘈雜、魯莽、無思(thoughtlessness)、廉價徹底決裂。它要求我們蘊含在把公認的見解僅僅視作意見，或把一般的意見視為至少和最奇怪的、最不流行的意見一樣可能錯誤的極端的意見（的行為）中的那種大膽。自由教育是破除庸俗的解放。希臘人用一個美麗的詞來錶達“庸俗”；他們把它稱作apeirokalia（粗鄙，粗俗），對美好的事物的經驗的匱乏。自由教育為我們提供對美好事物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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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鞦》又是魯國史書的專名。各國史書有專名的，如晉國史書叫《乘》，楚國史書叫《檮杌》（見《孟子·離婁下》）。魯國史書專名《春鞦》，所以《左傳·昭公二年》敘述晉平公派遣韓宣子（起）齣使魯國，看到《易》《象》和《魯春鞦》。不過韓起所看到的《魯春鞦》，一定是從周公姬旦敘起，纔能說：“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而現存的《春鞦》，纔從魯隱公敘起。隱公父親惠公以上的魯國曆史原始記載已經完全亡佚。《楚語上》也說：“教之《春鞦》”，就是說，對太子，用史書教授他。《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鞦》”、“燕之《春鞦》”、“宋之《春鞦》”、“齊之《春鞦》”，就是指周朝、燕、宋、齊諸國都有史書，墨子曾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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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事態被許多膚淺的幻象所隱蔽。無論如何，我們相信我們的觀點比那些最偉大的心智的觀點更優越，更高級——這要麼是因為我們的觀點是我們的時代的觀點，而可以設想，比最偉大的心智的時代更為晚近的我們的時代，也比他們的時代更優越；要不然就是因為我們相信，每一個最偉大的心智從他們的觀點齣發都是正確的，但是，和他們聲稱的不一樣，他們不絕對正確：我們知道不可能有唯一的(the)絕對真實的實質性的見解(substantive view)，隻有絕對真實的形式性的見解(formal view)；那種形式性的觀點在於這樣一種洞見，即，一切整全性的見解都與某種特定的視角相關，或者說，所有整全性的見解都是相互排除的，沒有一種可能是絕對真實的。那些對我們隱藏我們真正的處境的膚淺的幻象根本上是這樣的（是這樣一個幻象）：我們比，或者說我們可能比過去的最明智的人更明智。我們因此而受惑扮演（劇院）經理和馴獅人的角色，而不是專注而馴順的聆聽著的角色。然而我們必須麵對我們驚人的處境，這一齣境是為這樣一種必然所創造的，即，我們試圖成為比專注而馴順的聆聽者，也即，裁判，更多的東西，而我們又沒有能力成為裁判。就我而言，在我看來，這一處境的原因在於，我們已經失去瞭所有我們可以信賴的，絕對可靠/權威的傳統，給我們權威的指導的nomos（法，規範），因為我們的直接的教師和教師的教師相信一個絕對理性的社會的可能性。這裏我們每個人都被迫憑藉他自己的力量來尋找他自己的方嚮，無論它們是多麼地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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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鞦》又是魯國史書的專名。各國史書有專名的，如晉國史書叫《乘》，楚國史書叫《檮杌》（見《孟子·離婁下》）。魯國史書專名《春鞦》，所以《左傳·昭公二年》敘述晉平公派遣韓宣子（起）齣使魯國，看到《易》《象》和《魯春鞦》。不過韓起所看到的《魯春鞦》，一定是從周公姬旦敘起，纔能說：“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而現存的《春鞦》，纔從魯隱公敘起。隱公父親惠公以上的魯國曆史原始記載已經完全亡佚。《楚語上》也說：“教之《春鞦》”，就是說，對太子，用史書教授他。《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鞦》”、“燕之《春鞦》”、“宋之《春鞦》”、“齊之《春鞦》”，就是指周朝、燕、宋、齊諸國都有史書，墨子曾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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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鞦》是儒傢的經書，記載瞭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曆史，也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春鞦》一書的史料價值很高，但不完備，王安石甚至說《春鞦》是“斷爛朝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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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不錯挺不錯挺不錯挺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