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经典放大·铭刻系列:苏孝慈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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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画出版社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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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书画出版社
ISBN:9787547905685
版次:1
商品编码:11272933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书法经典放大·铭刻系列
开本:8开
出版时间:2013-06-01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现代印刷技术空前发达,其印制法帖逼真之程度,远过古人双钩填墨及汇刻。而且,基于原碑帖的放大与缩小,更可全方位地展现书作的精神风采。这是极方便于书法学习的。鉴于此,本社选编了这套书法经典放大丛帖。所选法帖多是原文字较小者,因而“放大”也就具有了价值。这些碑帖都是佳作杰构,赵孟頫在《兰亭十三跋》中说:“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本套丛帖字数远非“古刻数行”可比。放大本不仅追求原色,而且尽量做到保持原帖的点画、字形、行气、章法之“真貌”,使原作由于字“小”而不易见的韵致得以充分展现。如此既利于了学习,也增强了欣赏的多元性。

内容简介

  《苏孝慈墓志》,全称《大隋使持节大将军工兵二部尚书司农太府卿太子左右卫率右庶子洪吉江虔饶袁抚七州诸军事洪州总管安平安公故苏使君之墓志铭》,又称《苏慈墓志》、《苏使君墓志》等。刻于隋仁寿三年(六〇三)。墓志正方形,边长八十三厘米,三十七行,行三十七字。清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夏出土于陕西省蒲城县。原石现存陕西蒲城县博物馆。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曰:“《苏慈碑》初入人间,辄得盛名,以其端整妍美,足为干禄之资。”本次选用之本为朵云轩所藏旧拓精本。

前言/序言


翰墨遗珍:古代碑刻艺术的深度探索 本书是一部专注于中国古代碑刻艺术的专业著作,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深入的视角,以理解碑刻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历史载体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与美学价值。全书并未涉猎任何特定墓志铭的内容,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碑刻世界,探讨其背后的历史脉络、技术演变以及文化意义。 第一编:碑刻的起源与形制演变 本篇首先追溯了中国碑刻艺术的源头,从远古的岩画、记事刻石,逐步过渡到商周时期的铭文刻凿,直至秦汉时期碑刻的正式确立。我们详细考察了不同历史阶段碑刻形制的变化,包括但不限于: 秦代的“刻石记功”传统: 重点分析了秦始皇巡游刻石的风格特征、书写体例以及其在国家意识形态构建中的作用。这些刻石往往追求雄浑博大之气,是早期大型摩崖石刻的典范。 汉代的画像石与碑碣: 汉代是碑刻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期。本书细致区分了画像石、碑、碣、墓志等不同形制的功能差异。特别是对汉碑的结构布局、边框纹饰、题款方式进行了详尽的图解分析,揭示了其从简单记事向复杂艺术装饰过渡的轨迹。 魏晋南北朝的风格分野: 探讨了这一时期由于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带来的艺术风格的多元化和地域性差异。从北朝的古拙雄强到南朝的秀逸清健,不同地域的碑刻如何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思潮与书写审美。 第二编:书体流变与刀法之妙 碑刻艺术的精髓在于“书刻结合”,即书写者的笔意与镌刻者的刀法如何完美融合。本篇集中探讨了篆、隶、草、楷四种主要书体在碑刻中的表现形式及其技术挑战。 篆书的规范与变异: 梳理了从小篆向大篆在碑刻中的演变过程,特别是秦以后部分刻石对古篆的复古倾向,以及刀法如何影响篆书线条的圆润与方折。 隶书的成熟与隶楷之变: 汉碑隶书被誉为“庙堂之美”。本书通过对大量拓片细节的微观分析,阐释了“蚕头雁尾”、“丰腴饱满”等隶书笔法在石刻上的实现难度,以及隶书向楷书过渡时,笔画中波磔的保留与淡化过程。 楷书的勃兴与刀刻的极致: 楷书的成熟标志着碑刻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着重分析了初唐楷书的法度森严,中唐以降的丰腴变化,以及不同地域书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如何通过控制下刀的轻重、斜切角度,赋予楷书独特的“金石气”。深入研究了“瘦金体”在石刻中如何被转化,以及如何识别不同时代的“藏锋”与“露锋”技巧。 第三编:碑刻的文化功能与社会语境 碑刻并非孤立的艺术品,而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的文化产物。本篇从社会学和文化史的角度,审视了碑刻所承载的多重功能。 政治宣示与功德彰显: 分析了历代帝王、将帅、士大夫如何利用碑刻进行政治宣传、标榜功勋、昭示权威。这些刻石是历史权力运作的直接见证。 宗教传播与信仰载体: 探讨了佛教造像碑、造像题记以及道教石刻在民间信仰传播中的关键作用。碑刻如何将抽象的教义转化为可见的、可供瞻拜的物质形态。 文献保存与学术价值: 论述了碑刻作为一种“不朽”的文献载体,在弥补纸质文献散佚方面的重要贡献。许多重要的史料、人物传记、官阶制度仅存于碑刻之上,是后世史学家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 空间叙事与祭祀礼仪: 考察了碑刻在陵寝、寺庙、城郭等特定空间中的布局逻辑,它们如何构成一个复杂的纪念与祭祀系统,规范着古代社会的礼仪活动。 第四编:拓印技术与文物保护的现代反思 碑刻的流传和研究离不开“拓印”这一独特的技术手段。本篇对拓印技术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并探讨了现代背景下的文物保护议题。 拓印艺术的兴衰: 从最初的“捶拓”到后来的“纸墨拓印”,分析了拓印技艺如何影响我们对原碑的认知。不同的拓法(如单线拓、朱拓、黑拓)如何凸显碑文的不同侧面,以及拓工在其中扮演的“二次创作者”角色。 风化、剥蚀与数字化保护: 面对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碑刻的保存面临巨大挑战。本书介绍了现代考古学和文物保护领域采用的无损检测技术,以及高精度三维扫描在重建和研究古代碑刻形态上的应用前景。 本书力求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详实的图像资料,构建起一座宏大的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引导读者领略中国古代石刻艺术横跨数千年的辉煌成就。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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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此书,我立刻被它叙述的深度和广度所吸引。作者对于所探讨领域的历史脉络梳理得井井有条,逻辑严密得如同精密的钟表结构,让人在阅读时不感到丝毫的凌乱或疲惫。他似乎拥有某种魔力,能将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以一种近乎白话却又不失严谨的方式娓娓道来,即便是像我这样并非科班出身的普通读者,也能轻松跟上其思想的步伐。这种叙事上的张力,使得原本可能沉闷的理论探讨,变得生动而富有启发性。每读完一个小节,总会引发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让人忍不住放下书本,踱步沉思良久,回味其中蕴含的哲理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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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性角度来看,这本书的语言风格简直是一股清流。它没有时下许多学术著作的生涩与刻板,反而流淌着一种古典文学特有的韵味,句式长短错落有致,遣词造句考究而精准。我时常会被某一句精妙的比喻或一个恰到好处的排比所震撼,仿佛在阅读一篇优美的散文,而非严肃的论著。这种文字的魅力,使得长时间的阅读也不会产生视觉疲劳,反而让人沉浸其中,享受文字带来的美感。不得不说,作者在文字驾驭上的功力,已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使得本书的价值,远超出了其知识内容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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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让我拍案叫绝的,在于它展现出的那种罕见的批判性思维。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前人的观点,而是大胆地提出了许多富有挑战性的新见解,并且总能用铁一般的证据链来支撑自己的论断。我感受到了作者那种不拘泥于传统、勇于探索未知的学术勇气。在某些章节,他对于既有定论的推翻与重构,让我对整个领域的基础认知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洗礼。这种“颠覆性”的论述方式,无疑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趣味性,它迫使读者从既有的思维定势中跳脱出来,用更广阔的视角去审视问题,这对任何追求真知的人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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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的装帧设计真是令人眼前一亮,触感温润的纸张搭配精致的印刷,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出版方对传统文化深深的敬意。我尤其欣赏它在版式布局上的匠心独运,大量的留白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主体内容的磅礴气势,使得原本需要静心沉思的文本在视觉上也不失灵动。翻阅过程中,那种油墨的清香混合着纸张的微涩,让人仿佛穿越时空,触摸到了古人笔触下的温度与呼吸。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经过精心打磨的艺术品,即便是将其置于书架之上,也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线。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我期待着能从中汲取更多关于审美情趣与笔墨韵味的养分,相信它的装帧水准足以匹配其所承载的文化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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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讲,我本来对阅读这类主题的书籍持保守态度,总担心内容过于学院派,难以消化吸收。然而,这本书完全打消了我的顾虑。它成功地搭建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连接了高深的学术殿堂与普通读者的认知水平。书中对于复杂概念的拆解和解释,既保留了其专业性,又做到了极高的通俗易懂,体现了作者极强的教学能力和共情心。可以说,这本书的读者定位非常精准,它既能满足专业人士对严谨性的要求,也能让初学者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绝非易事,足见作者在内容组织和读者体验优化上所下的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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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相当不错。 在我国近现代绘画史上,有“南黄北齐”之说,“北齐”指的是居住在北京的花鸟画巨匠齐白石,而“南黄”说的就是浙江的山水画大师黄宾虹,二人被美术界并列在一起,足见黄宾虹的艺术功力和成就非同一般。黄宾虹1865年生于浙江金华,卒于1955年。名质,字朴存,擅长山水、花卉并注重写生,但成名相对较晚。50岁以后,他的画风逐渐趋于写实,80岁以后,才真正形成了人们所熟悉的“黑、密、厚、重”的画风。黄宾虹晚年的山水画,所画山川层层深厚,气势磅礴,惊世骇俗,这一显著特点,也使中国的山水画上升到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由于黄宾虹在美术史上的突出贡献,在他90岁寿辰的时候,被国家授予“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称号。[2] 黄宾虹作品 他绘画的技法,早年行力于李流芳,程邃,以及髡残,弘仁等,但也兼法元、明各家。所作重视章法上的虚实、繁简、疏密的统一;用笔如作篆籀,遒劲有力,在行笔谨严处,有纵横奇峭之趣。新安画派疏淡清逸的画风对黄宾虹的影响是终生的,六十岁以前是典型的“白宾虹”。 六十岁以后,曾两次自上海至安徽贵池,游览乌渡湖、秋浦、齐山。江上风景甚佳,他起了定居之念。贵池之游在黄宾虹画风上的影响,便是从新安画派的疏淡清逸,转开学习吴镇的黑密厚重的积墨风格。以此为转机,黄宾虹开始由“白宾虹”逐渐向“黑宾虹”过渡。1928年黄宾虹首游桂、粤,画了大量写生作品。自此以后,黄宾虹基本上从古人粉本中脱跳出来,而以真山水为范本,参以过去多年“钩古画法”的经验,创作了大量的写生山水,在章法上前无古人。 69~70岁,黄宾虹有巴蜀之游。这是他绘画上产生飞跃的契机。其最大的收获,是从真山水中证悟了他晚年变法之“理”。证悟发生在两次浪漫的游历途中:“青城坐雨”和“瞿塘夜游”。 “青城坐雨”是在1933年的早春,黄宾虹去青城山途中遇雨,全身湿透,索性坐于雨中细赏山色变幻,从此大悟。第二天,他连续画了《青城烟雨册》十余幅:焦墨、泼墨、干皴加宿墨。在这些笔墨试验中,他要找到“雨淋墙头”的感觉。雨从墙头淋下来,任意纵横氤氲,有些地方特别湿而浓重,有些地方可能留下干处而发白,而顺墙流下的条条水道都是“屋漏痕”。当我们把这种感觉拿来对照《青城山中》,多么酷肖“雨淋墙头”啊!完全是北宋全景山水的章法,一样的笔墨攒簇,层层深厚,却是水墨淋漓,云烟幻灭,雨意滂沱,积墨、破墨、渍墨、铺水,无所不用其极! “瞿塘夜游”是发生在游青城后的五月,回沪途中的奉节。一天晚上,黄宾虹想去看看杜甫当年在此所见到的“石上藤萝月”。他沿江边朝白帝城方向走去。月色下的夜山深深地吸引着他,于是在月光下摸索着画了一个多小时的速写。翌晨,黄宾虹看着速写稿大声叫道:“月移壁,月移壁!实中虚,虚中实。妙,妙,妙极了!”至此,黄宾虹的雨山、夜山是其最擅长、最经常的绘画主题,合浑厚与华滋而成美学上自觉之追求。 七十岁后,所画作品,兴会淋漓、浑厚华滋;喜以积墨、泼墨、破墨、宿墨互用,使山川层层深厚,气势磅礴,惊世骇俗。所谓“黑、密、厚、重”的画风,正是他逐渐形成的显著特色。这一显著特点,也使中国的山水画上升到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 黄宾虹曾说过学习传统应遵循的步骤:“先摹元画,以其用笔用墨佳;次摹明画,以其结构平稳,不易入邪道;再摹唐画,使学能追古;最后临摹宋画,以其法备变化多。”黄宾虹所说的宋画,除了北宋的大家外,往往合五代荆浩、关仝、董源、巨然诸家在内。“宋画多晦冥,荆关灿一灯;夜行山尽处,开朗最高层。”(1940年题画山水) 黄宾虹作品 在北平的十一年,黄宾虹完成“黑宾虹”的转变后,又进行“水墨丹青合体”的试验。用点染法将石色的朱砂、石青、石绿厚厚地点染到黑密的水墨之中,“丹青隐墨,墨隐丹青”,这是受西方印象派启发,思以将中国山水画两大体系(水墨与青绿)进行融合的一大创举。 南归杭州后,看到良渚出土的夏玉而悟墨法,将金石的铿锵与夏玉的斑驳融为一体,画面的朦胧融洽更接近江南山水的韵致,笔与墨一片化机。 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上,黄宾虹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画家。由于黄宾虹在美术史上的突出贡献,在他90 岁寿辰的时候,被国家授予“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荣誉称号。 论画 (一)中国古代优秀的画家,都是能够深切的去体验大自然的。徒画临摹,得不到自然的要领和奥秘,也就限制了自己的创造性。事事依人作嫁,那便没有自己的见解了。——见朱金楼《近代山水画大家——黄宾虹先生(上)》(刊1957年《美术研究》二月号) 可(二)作山水应得山川的要领和奥秘,徒事临摹,便会事事依人作嫁,自为画者之末学。——1948年语。见王伯敏编《黄宾虹画语录》 (三)法从理中来,理从造化变化中来。法备气至,气至则造化入画,自然在笔墨之中而跃现于纸上。——1953年语。见王伯敏编《黄宾虹画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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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很,字大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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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过六十年的岁月里,乔治·凯南的《美国大外交(60周年增订版)》是公认优秀的关于美国外交的作品。利用其显著的外交经验与专业知识,凯南对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大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概览与批判:它对公正的追求经常沦为自以为是,它的雄心与权力现实冲突,它喜好评头论足的习惯经常妨碍他国利益,它的国内政治经常妨碍谨慎的外交政策而导致扩张过度。基于对军事干涉和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的强烈意识,凯南看出了行动与理想领域令人不安的矛盾――甚至是存在争议的战略取得了确定无疑的成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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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清晰,放大版,这是楷书成型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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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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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放大本,非常清楚,与普通简单放大的垃圾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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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书法使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和综合文化艺术素养,形成书法特长及爱好;写字是小学生的基本技能,写的比一般同学好,容易获得老师的青睐和在班集体的威信,使少儿增加自信心。孩子从小受到良好的书法教育,不仅能够提高他们的书法素养和艺术修养,而且对培养严谨而踏实的学习态度、自觉刻苦的学习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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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墓志的书法技艺十分丰富高妙,包含了各种书体、各个流派的风貌。初唐时期,墓志书法显示出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等书法家的明显影响,如咸亨三年(672)盖蕃墓志、圣历二年(699)崔玄籍墓志等。至盛唐其影响仍存,如天宝十一年(752)顺节夫人李氏墓志,书体妩媚,形神与褚遂良《大字阴符经》有相似之处,但又含有六朝余韵,不为褚书所囿,实为唐代书法中罕见的佳作。盛唐时期,由于唐玄宗喜作隶书,墓志中的隶书也随之增多,如开元十一年 (723)崔泰之墓志、天宝十年 (751)倪彬墓志等,都是隶书佳作。中、晚唐时期,墓志书体又深受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影响,如贞元五年 (789)公孙夫人李氏墓志等。唐代后期,墓志书体日渐草率,出现了行书、行草体的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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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公元1887年)在陕西蒲城县出土。苏孝慈,扶风人。北周时曾做过工部上大夫,隋时仕兵部、工部尚书等职。此志书法结字谨严,用笔劲利,神采飞动,是隋代书法的代表作,是唐代欧阳询一派楷法的先驱。是初学者的极佳范本。此志出土后,即由知县张荣升在第二十一行“文曰”的“曰”字之下加刻跋文二行;此后跋文又被人凿去,在整纸拓本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凿痕。墓志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基本定型,隋唐时期,更加普及,从王公贵族至平民百姓都在墓中埋设墓志,即使竖有墓碑,也要在墓中埋一件墓志隋唐墓志的质地、雕饰和文字书法都比较考究,还有一些名人撰、书的作品,如隋开皇十七年(597)美人董氏墓志铭,大业十一年(615)太仆卿元公墓志铭,唐贞观二十二年 (648)文安县主墓志铭,显庆三年 (658)王居土砖塔铭等,均甚著名。现存的隋代墓志是以官僚贵族及其眷属的葬志为主,一般为青石质,由志盖与志石两部分组成。志盖多为顶形,有些还装有铁环提手。顶部与四杀雕刻花纹,中央刻写死者姓氏。志石正面刻写铭文,有些侧面也刻饰花纹。志文有特定的格式,一般包括散文体的“志”与韵文体的“铭”两部分。志首先记叙死者的卒官、姓名、籍贯和祖先世系,而后回顾死者的生平仕历并加以称颂,最后记录死者的卒年、葬日、葬地及子孙姓名等。唐代墓志基本上沿袭隋代的形制和文体格式。但因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使用,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差别。贵族和高级官员的志铭形制较大,刻绘精致,花纹装饰繁缛,如陕西昭陵出土的显庆四年 (659)尉迟敬德墓志,边长约 120厘米,顶形盖上刻有多重宝相花饰,中央以飞白书刻写志名,志侧刻有十二生肖纹及宝相花饰。志文达2221字之多。而一般平民和下层官员的墓志边长仅40厘米左右,志文在 500字上下,装饰花纹也很简单,甚至素面无饰。有些地区(如新疆等地)还使用砖刻写墓志,更加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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