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1625年被一些建筑民工在周至县大秦寺发现。根据《一五五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记载:“此碑是一块石板。顶部有九个大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字的上部有‘十’字,字的两侧有盘龙。下部是碑文和人名,刻在碑的正面和两侧。碑底部宽 3英尺4英寸,厚11.3英寸;顶部宽3英尺0.3英寸,厚10.5英寸,高约6英尺5英寸。碑的整个身高约9英尺1英寸。”又据《 〈景教碑〉揭密》记载:景教碑座为龟座,碑文1870个字,由大秦寺僧景净撰文,朝议朗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用楷体字书写。据《中国景教》记载:人名及职衔用叙利亚文写成,共记载了82个人,其中叙利亚教士77名。碑文的主要内容分三部分:景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景教教义及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因唐朝皇帝礼遇景教而给予的赞扬。景教碑出土后引起世界轰动,具有重要意义。
评分印刷质量一般
评分纸质和印刷都没的说。只是此系列是为搞书法的人出的,所以都没有说明所据底本的版本,是此类碑帖的通病。此碑闻名遐迩,至今始一睹其风采,幸甚幸甚。
评分经典碑帖,质量不错。
评分碑额上部,由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这块石碑上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地点有两种说法,盩厉说和长安说: 盩厉出土说:日本汉学家佐伯好郎考证在盩厉,根据苏轼《南山记行》诗:“至宝鸡、虢、郿、盩厉四县,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此外,毛尔(Moule)、冯承钧与向达都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盩厉说。伯希和、徐光启、李之藻、桑原骘藏、石田干之助等认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西安府金胜寺。1928年向达到盩厉、楼观考察,在楼观西五里处发现大秦寺遗迹。寺内有《五峰丘木山大秦禅寺钟铜铭》:“……唐太宗赦赐丞相魏徵大将尉迟恭起盖监修……”
评分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真正学习鉴赏碑帖,成为许多收藏者的兴趣,从对碑帖的整体认识来说,鉴赏也是由表及里,有各个不同的侧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拓本的装潢,各种旧拓本特别是古拓本,有不同时期的式样,因此,“经折装”、“蝴蝶装”、“线装”等都反映出材料和裱装时代特征,再是对拓本纸张和拓本具体的墨色和效果,这则是对材料和技法的客观分析了。
评分碑上有文字:“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使西效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 这几句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波斯教,唐太宗降旨准许了他们的请求,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反映当时唐朝在文化上包容万象的气度和自信。此外碑上还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碑额上部,由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的典型的佛教莲花瓣朵,显示出景教开的是中土佛教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因此后人读来并不觉得晦涩难懂,更像一篇精美的历史散文。20世纪初,丹麦人傅里茨·何尔谟(Fritz Halms)出三千金买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方药雨透露与罗振玉,罗氏立刻转告时任学部尚书荣协揆,乃通令陕西巡抚制止此事[1]。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与荷尔姆协商,最后何尔谟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何尔谟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复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十分逼真,几可乱真。1907年陕西巡抚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入藏西安碑林(现西安碑林博物馆)安置。何尔谟回伦敦后又依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复制了一批,分派各国大学和朝鲜金刚山长安寺。[2]其中一复制模版现展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地下室。
评分碑上有文字:“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使西效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 这几句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波斯教,唐太宗降旨准许了他们的请求,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反映当时唐朝在文化上包容万象的气度和自信。此外碑上还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碑额上部,由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的典型的佛教莲花瓣朵,显示出景教开的是中土佛教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因此后人读来并不觉得晦涩难懂,更像一篇精美的历史散文。20世纪初,丹麦人傅里茨·何尔谟(Fritz Halms)出三千金买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方药雨透露与罗振玉,罗氏立刻转告时任学部尚书荣协揆,乃通令陕西巡抚制止此事[1]。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与荷尔姆协商,最后何尔谟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何尔谟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复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十分逼真,几可乱真。1907年陕西巡抚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入藏西安碑林(现西安碑林博物馆)安置。何尔谟回伦敦后又依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复制了一批,分派各国大学和朝鲜金刚山长安寺。[2]其中一复制模版现展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地下室。
评分很好的书,值得收藏。碑帖,“碑”和“帖”,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将歌功颂德、立传、纪事的文字,先按字的点画墨道两侧,钩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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