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文心雕龙》研究蓬勃发展,各种论著犹如雨后春笋,项巨大的需要时间、学养和功力的宗教文化工程。及至“证功”完毕,刘勰已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回眸来路,竟只孑然一身。名僧僧祜以七十四岁高龄圆寂了,太子萧统则以三十一岁的黄金年华匆匆“归位”,曾经“垂梦”给他的“大哉圣人”,又在哪里呢?刘勰是心有灵犀的,精深微妙的佛经终于沁入了他的灵魂,遂使他毅然“先燔鬓发以自誓”,“启求出家”了。而痴迷于佛的梁武帝竟慨然“敕许之”,让为萧氏王朝奉献了毕生才智的刘勰“于寺变服”,“改名慧地”,叶落归根了。不到一年,刘勰就去世了。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原道第一
征圣第二
宗经第三
正纬第四
辨骚第五
明诗第六
乐府第七
诠赋第八
颂赞第九
祝盟第十
铭箴第十一
诔碑第十二
哀吊第十三
杂文第十四
谐谵第十五
史传第十六
诸子第十七
论说第十八
诏策第十九
檄移第二十
封禅第二十
章表第二十二
奏启第二十三
议对第二十四
书记第二十五
神思第二十六
体性第二十七
风骨第二十八
通变第二十九
定势第三十
情采第三十一
镕裁第三十二
声律第三十三
章句第三十四
丽辞第三十五
比兴第三十六
夸饰第三十七
事类第三十八
练字第三十九
隐秀第四十
指瑕第四十一
养气第四十二
附会第四十三
总术第四十四
时序第四十五
……
精彩书摘
【题解】
《时序》篇主要论述诗文发展与时代演变的关系,得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结论,集中地体现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其价值和意义主要不在于它对文学发展历史的梳理和总结,而在于它对文章写作和鉴赏、批评的指导作用。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是《时序》篇贯彻始终的红线,围绕这个基本观点,在指出唐、虞、夏、商、周、汉、魏、晋、宋、齐十代诗文特点时,突出地强调不同时代文学在内容、风格、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其根本原因在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世情”和“时序”。全篇以此为中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政治教化的影响。刘勰从相对的两个方面突出了政治教化的影响,表现了诗文创作是时代政治的反映,时代政治不断变化,诗文思想内容也随之变化,“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时代的推移,政治教化作用,不仅造成诗文内容上的不同,也引起诗文格调的变化。二、学术氛围和学术思潮的影响。一个社会或一个朝代,其学术氛围或学术思潮,对诗文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刘勰认为,战国时期,学术上的百花齐放是由于“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飚骇”的思潮影响,而以齐楚为中心的文人们则受当时纵横学派的影响,出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出乎纵横之诡俗”的文人,并具体地指出邹衍、驺爽、屈原、宋玉等人华美的辞章、飘逸的文采,都是由于纵横家们游说诡辩的风格所致。在论述东汉文学时,儒学风气的盛行,使诗文作者们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感染,出现了内容尚礼法,风俗尚儒雅之作。论及晋代文学时,刘勰更进一步指出汉魏以来清谈为尚,一时间谈玄成风。到了东晋建都江南后,谈玄之风有增无减,言必老庄,远离实际,文学甚至成了玄言的讲义,可见其影响之深广。三、统治者的倡导和贬抑。《时序》中,刘勰突出地强调了君主的喜好和提倡对诗文的发展和诗坛风气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四、诗文自身的继承和发展。刘勰在论述以上三个方面影响诗文创作和发展的外部因素时,还涉及了诗文创作和发展的内在因素——诗文自身的继承和发展。《文心雕龙》中论及诗文继承和发展的篇章较多,其中最系统的是《通变》。《通变》篇通过对黄帝、唐、虞、夏、商、周(包括楚)、汉、魏、晋(包括宋初)等朝代诗文创作及其发展状况的考察,总结了诗文继承和革新的历史经验,并揭示了当时文风浮靡讹滥的原因。而在《时序》篇中,刘勰对这个问题的论述,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楚辞》的评论中,刘勰认为,屈原、宋玉的作品具有独到之处,超过了《诗经》。同时又强调指出骚赋对汉代文学的巨大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刘勰认为屈原、宋玉的文辞光华,笼罩《雅》、《颂》的原因,是由于受到纵横家的影响。这一点可以说是刘勰独抒己见的地方。
《时序》作为《文心雕龙》中专门论述文学发展历史的篇章,它与《通变》篇互为表里。
《通变》篇专论诗文写作中的会通和适变、继承和革新问题,意在纠正当时文坛上“竞今疏古,风末气衰”的弊端。与《通变》篇比较而言,《时序》篇是通过阐述不同朝代的不同诗文特点及形成原因,具体论述了诗文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指出时代的变化发展是诗文演变的最主要因素,揭示了诗文发展的外部规律。
……
前言/序言
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皇皇巨著。它体大思精,笼罩群言,隐括千古,包举宏纤,向为历代学人所重,且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之《诗学》齐名,都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文心雕龙》成书于中古时期南朝的齐末梁初,迄今已一千五百余年,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辗转承继,薪火相传,且与时俱进,每有新成。惜其初始的版本,已杳无影踪。现在能够查寻到的最早版本,是唐朝学人留下的手抄本残卷,录有《征圣》(第二)至《杂文》(第十四)的十三个整篇,以及《原道》的篇尾和《谐隐》的篇题。原藏甘肃敦煌鸣沙山千佛洞第二八八窟,直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始被发现。后又被斯坦因窃攫,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宋代原已有了《文心雕龙》的刊本,《宋史·艺文志》即有“辛处信注《文心雕龙》十卷”的记载,却亦已散失。惟南宋时编刻的《太平御览》中,摘录有《文心雕龙》原文四十三则,涉及《原道》、《宗经》、《神思》、《定势》等二十余篇,计九千八百六十八字,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元惠宗至正十五年(1355),嘉兴郡守刘贞刻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刊本,珍藏于上海图书馆,1984年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清以来的研究者,莫不将它与唐写本残卷和《太平御览》之摘录,引为刊刻或校勘的依据。明代有多种版本梓行,大都融入了学者们的校勘、音注、评点和序跋。其影响较大的注本,当以梅庆生的“音注本”和王惟俭的“训诂本”居先;评本则以杨慎本和曹学佺本为上。清乾隆年间,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问世,继由纪昀予以评骘,并于道光年间“合二为一”。它们承上启下、综合集成,代表着清代《文心雕龙》研究的最高成就。清末民初,李详完成《文心雕龙补注》一书,针对黄氏《辑注》“补其罅漏”、“正其遗失”,计一百三十四条,亦广为后人所借重。
“五四运动”前后,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程,将其讲义分批辑为《文心雕龙札记》一书,重在评释,先后数次刊印,是为现代《文心雕龙》研究的先驱之作。此后三四十年间,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原名《文心雕龙讲疏》)、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后经修正,更名为《文心雕龙校证》)、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先后出版,并相继修订再版。它们资料丰赡,考证笃实,辨误析疑,继往开来,已是海内外公认的传世之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张光年等首发白话翻译《文心雕龙》之先声,随即有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选译》,郭晋稀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出版,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更有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贺绥世的《文心雕龙今读》等多种论著问世。他们分别以范、刘、王、杨诸家的著作为主要参照,释义清通,雅俗共赏,影响广泛。六七十年代,台湾有多位学者出版《文心雕龙》著作。其中,张立斋的《文心雕龙注订》和《文心雕龙考异》,对范、杨之作严加考辨,兼有指瑕、正误之功。1995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将其《文心雕龙考异》与范文澜之《文心雕龙注》,詹镆之《文心雕龙义证》,一并选入古籍文献电子资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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