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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为学术名著。通过讲述在1768年从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发生在乾隆盛世达到登峰造极之时,把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搅得天昏地暗的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重在讨论这背后的历史意蕴,帮助读者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内容简介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前没有古人后无来者。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孔飞力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本书可作为学生必读参考书。
作者简介
孔飞力(Philip A.Kuhn),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当费正清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休后,孔飞力由己任教十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其空缺,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曾获得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
《叫魂》(1990)是他的代表作,获“列文森中国研究*佳著作奖”;此外他所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2002)和《他者世界中的华人》(2009)等,均有重要深远的影响。
精彩书评
★一位在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历史专家所写的关于东方古老国家的伟大著作。
——(美)魏菲德摘自《纽约书评》杂志
★孔飞力的细节性描述是那样地引人入胜而又令人颤栗,生动地展现了各省的恐慌怎样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摘自《纽约人》杂志
★本书对于专制统治的原动力作了细致、强有力却依然十分准确而又得体的探讨。
——摘自“李文森中国研究*佳作奖”评语
目录
中译本序言
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
德清县的石匠们
萧山事件
苏州的乞丐们
胥口镇奇事
官僚机制对妖术的处理
第二章 盛世
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
一个令人鼓舞的故事
长江下游社会
劳动力的解放
民众意识中的盛世
人口、物价与金钱
不平衡发展
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
妖术、敌意与焦虑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关于谋反罪的看法
对于征服年代的回顾
弘历面对谋叛
由汉化带来的腐化
八旗精英
文化的传播
江南问题
第四章 罪的界定
源于南方的罪恶
发生在山东的案例
蔡廷章 初识魂魄之力
靳贯子路遇算命先生
韩沛显拜请术士为师
李绍舜沦于妖人为奴
《大清律例》中有关妖术的条款
“十恶”条款下的妖术
礼律条款下的妖术
刑律条款下的妖术
国家与超自然力量
对“叫魂”应如何处置?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躯体与灵魂
灵魂与躯体的可分离性
自愿与非自愿的灵魂丧失
头发与邪术
妖术预防法
对于僧道的怀疑
官方对于僧道的处置
僧道、乞丐与普通百姓
乞丐的社会恐怖活动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弘历的行省官僚
肱股心腹
信息系统
江南的隐情
一些尴尬的发现
现场的眼线
浙江的撇清
来自山东的进一步线索
张四儒的厄运
接踵而来的危机
一个防范妖术的案件
河南的执法
阴谋的升级
救世的追求
第七章 妖首的踪迹
妖术西行
运河上的妖术
对嫌犯的围捕
两心相悦的奸情
一个冥顽不化的嫌犯
第八章 终结
民间的诬告
家内的谋反
一个顽固的债主
被告席上的叫魂犯
张四儒的坦白
剪辫首犯的故事
一个愚蠢的错误
旅途横祸
说服弘历
与官僚机器算总账
终结
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
官僚君主制中的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
君主对官僚的控制
效率的监督和指导
三年考绩
常规控制的制度障碍
弘历对常规控制的失望
庇护对抗纪律
揣摩上司的意图
弹劾的障碍
特殊的考评制度
来自现场的机要报告
弘历对新常规的拒绝
宫中陛见制度
上层制度:“政治任命”
礼仪行为
叫魂危机中帝王控制的运作
严饬属下
重申官场规范
强化个人关系
官僚的抵制
忙而不动:吴绍诗在江西
转移视线:对苏州教派的迫害
统一步调:觉性案件
常规化:转移到安全轨道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
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君主:真实和幻影
知识阶层和大众对妖术的看法
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
官僚制度:谨慎的喝彩
参考文献书目
致谢
索引
译者后记
《叫魂》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
精彩书摘
吴石匠其实什么也不会。他知道,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石匠同木匠及其他工匠一样,拥有凶险不祥的魔力(对此,我将在第五章中予以解释)。他无疑是知道沈农夫重述的那些流言的;但他更怕自己被牵扯进叫魂的罪恶勾当。于是,他立即召来了当地保正,将沈农夫扭送德清县里盘问。阮知县下令将沈农夫打了二十五大板后才许开释。然而,妖术问题给吴石匠带来的麻烦却并未就此结束。过不多久,他就会被卷入一场公众歇斯底里的大爆发中。
早春的一个傍晚,一个名叫计兆美的德清人正在一位新近过世的邻居家中帮着料理丧事。在回家的路上,他喝了几杯酒。回到家里时已经筋疲力尽。叔叔疑心他是在外面赌了钱,便打了他一顿。计兆美既羞又怕,从家里逃了出去,走了六十多里路到了省府杭州,打算在这里靠乞讨为生。4月3日的三更时分,他不知怎么来到了离杭州有名的西湖不远的净慈寺前。一个路人对他的口音起了疑心。当计兆美承认自己是来自德清的时候,已被一大帮人团团围住。人群中有人高声喝道:“你是德清人,半夜三更到此,不是做贼,定是因为你们那里造桥,来到这里叫魂的!”人们的怒火被煽动起来,他们抓住这个外乡人,拳脚相加地殴打他。打过一阵后,他们又把他拖到当地保正的家中。
保正将计兆美捆在一张板凳上,恐吓他道,如果再不讲实话,就还要拷打他。计兆美已是伤痕累累,又被这一切吓坏了,便胡诌出一个故事,说他确实是来叫魂的。“你既是叫魂的,身上必有符咒”,保正厉声喝道,“从实招来,共叫过多少魂?”计兆美说,他身上本有五十张纸符,但已将其中的四十八张扔进了西湖。他用剩下的那两张咒死了两个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胡编出来的。第二天,计兆美先被带到了营里,又从那里被带到了坐落于同一城市的杭州府钱塘县衙门。在那里,一位姓赵的县官向计兆美盘问:“你是从哪里得了这符咒的?又是谁在指使你干这叫魂的勾当?”计兆美曾经听说过有关德清县城桥工程的种种谣传,诸如木桩很难打到河底,石匠们需要借用活人的名字,以其灵魂精气来为他们的大锤助力,等等。他也听说过,为首承办的石匠是一个叫吴什么的,并隐约记得此人的名字中有一个“明”字,便回答说:“是吴瑞(?)明给我的。”石匠吴东明即刻便被押到了钱塘县衙门。当他被传唤时,其中隐含的凶险不祥定然已搞得他惶惶不安。所幸的是,计兆美未能从一干人中将吴东明辨认出来,他胡乱编造的故事因而也就不攻自破了。用刑后,计兆美承认他的全部故事都是出于害怕而编造出来的。
此时,浙江地区的妖术恐慌已经引发了好几起扰乱人心而又稀奇古怪的事情。除了上述沈士良和计兆美事件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吴石匠的副手郭廷秀的遭遇。3月25日,一位现年三十五岁、名叫穆方周的采药人找到了郭石匠,企图诱使他将一个纸包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这样,穆方周便可以把他当作术士交出去,向当局邀功请赏。郭石匠大怒,揪住穆,把他拖到了县衙门。在那里,这位失风的告密者因为无事生非而受到重杖,并带枷示众。
这些事件搞得人心惶惶,省当局因而决定举办一次质询,让原告与被告当面对质,以便将此事作个了结。巡抚熊学鹏命令地方长官设立了一个由钱塘与德清两县知县组成的法庭。计兆美又一次未能从一干人中将吴石匠辨认出来。当局暗中搜查了吴石匠的家,没有发现任何与妖术有关的器物。阮知县早已在造桥的工匠中进行过个别调查,亦没有发现有将人名植入桥桩后打人河里的证据。原来所谓的妖术竟是如此!姓穆的采药人、沈农夫以及倒了大霉的计兆美都被置于杭州城门口带枷示众,作为对于盲目迷信的大众的一种警告。说到底,又有谁见过有人因叫魂的缘故而生病或死去呢?恰恰相反,倒是人们的轻信已经扰乱了民间的秩序。后来担任浙江巡抚的永德在给皇上的奏折中,就是得出了这种否定性的结论的。可是,要真正将对于妖术的恐惧从民众的记忆里驱除出去,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前言/序言
1984年,当我来到北京开始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时,全然不知道最终会写出《叫魂》这样一本书。我本来打算研究的,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是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的。有名的“剪辫案”似乎为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个案研究机会:事实上,在一段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有关叫魂案的所有文献都可以得到并被作为一个有着相互关联的体系来进行研究。尽管我仍然在有关清代通讯体系的问题上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结论,但我很快就发现,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历史问题值得更为深入地探讨。
这些问题包括:政府如何对待“离经叛道者”(即那些生活方式和信仰同官方认可的常规不同的人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这些问题在所有社会中(包括我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中)均普遍存在。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当我读到乾隆时期的这些文献时,仍然受到了特别的感染。这是因为,这些文献也揭示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中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本书完成于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以后的情况会如何发展。我所关心的问题涉及到的是更为广阔的近现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与六十年代的历史。
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没有哪个社会愿意长期容忍不受限制的专权。在清代,普通民众对于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官方的滥用权力面前,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然而,历史也表明,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还是受到了某种限制的。在今天的中国,对威权同样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限制。在我看来,在这些限制因素继续发展成长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将对之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于陈兼博士和刘昶博士将本书译为中文,我谨在此表示感谢。我也希望中国读者能与我分享他们对于本书的批评,以及他们对于本书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
孔飞力(PhilipA.Kuhn)
1998年夏于美国麻州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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