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北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不断兴起,对经典的李嘉图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定理等传统贸易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诞生了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为克鲁格曼,他用十分简洁的、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假设的数学模型,清晰地论证了国际贸易不仅可能在资源相似的各国之间(如美国和加拿大)发生,而且还可以在各国间同一产业内进行。[1]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催生了战略性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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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一)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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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所谓“战略贸易政策”是指“在一个实际的或潜在的国际寡头垄断市场上,影响企业间战略互动结果的贸易政策”,其主要思想是,通过改变企业间的战略互动,一国贸易政策可以将寡头垄断市场中的超额垄断利润(或“租”)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从而提高本国福利。从中可以看出,这里的“战略”并非军事目标或战略性产业,而是企业间的战略互动,即企业利润或其他目标是直接受其竞争对手或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决定所影响的。[2] 内生贸易政策理论将代议制民主政府、国内利益集团和国际政治等因素纳入同一框架,分析一国贸易政策的决定因素和形成过程。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政治捐资模型”集中研究了代议制民主政府和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互动。该模型认为,各个利益集团会因为某个贸易政策或者受益或者受损,故会为获得利益或者避免损失而向政府进行游说;代议制民主国家的竞选运动和政党筹资方式决定了政治家具有兜售其政策影响的强烈动机,现任政府在给定政治捐资的基础上综合权衡总政治捐资和投票者福利之后,将其自身福利最大化、决定最优的贸易政策均衡,最后达到政府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纳什均衡。[6]在其随后的论文中,他们将帕特南的国际关系“双层博弈”思想运用到其模型,构建了一个既能分析国内利益集团和政治家之间的战略互动,也能分析国际舞台上各国政府之间的战略互动的正式框架,阐明了在非合作和合作政策均衡条件下贸易保护结构的决定因素。非合作博弈时,博弈方都忽视其政策对要素所有者和国外政治家的影响,利益集团组织力量强大的产业将会出现较高的关税,关税保护程度与特定要素的政治捐资正相关,与外国出口供给弹性和本国进口需求弹性负相关。合作博弈时,贸易保护率不仅反映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而且反映出国外同一产业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当国内利益集团强大而同产业的国外利益集团弱小时,保护程度最高;当两者力量相当时,保护程度最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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