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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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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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099233
版次:1
商品编码:11564887
品牌: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4-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02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由著名文史学家程千帆先生的代表作《古诗考索》与《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合刊而成。《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全面考察了唐代行卷之风的由来、具体内容以及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古诗考索》收录了程千帆先生关于古典诗歌研究的三十二篇代表性文章,按照写作时间、行文体式的不同,分为上、下两辑。

目录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一、问题的提出
二、行卷之风的由来
三、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
四、举子及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及其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五、前人论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的关系诸说的得失
六、行卷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
七、行卷对推动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
八、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
九、结论及馀论

古诗考索
题记

上辑
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
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
比较研究
读诗举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上的讲话
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
李白《丁都护歌》中的“芒砀”解
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
李颀《杂兴》诗说
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诗题校释
读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记疑
杜甫《诸将》诗“曾闪朱旗北斗殷”解
读冯至先生《杜甫传》
韩愈以文为诗说
李商隐《锦瑟》诗张《笺》补正
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

下辑
诗辞代语缘起说
《古诗》“西北有高楼”篇“双飞”句义
曹孟德《蒿里行》“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解
附录阮嗣宗《咏怀》诗初论(沈祖蘖遗作)
左太冲《咏史》诗三论
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
陶诗“结庐在人境”篇异文释
陶诗“少无适俗韵‘韵”字说
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
少陵先生文心论
杜诗伪书考
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
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
《长恨歌》与《圆圆曲》
玉溪诗《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说
读《宋诗精华录》

补辑
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从小说本身抽象出理论来——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上
的发言
答人问治诗
唐诗的历程——《唐诗鉴赏辞典》序言
《复堂词序》试释——清人词论小记之一
说“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旧评——清人词论小记之二
读《倾盖集》所见
程千帆先生学术年表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简析

精彩书摘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
  这些意见,对于古文与时文或“俗下文字”是在文学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并且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斗争着的倾向来说,无疑地是正确的。但从整个文学史实及其社会背景来加以考察,则中唐古文家如何对待进士科举及应举之文乃至其他“俗下文字”,其情况又似乎还要复杂一些。
  前已引用的《国史补》,“韩愈引后进”条及《柳子厚墓志铭》,都记载着一件非常值得玩味的事实,即:后进为了应进士举,才去从韩、柳学古文;或者反过来说,韩、柳教后进以古文,也同时是为了他们去应进士举。可是,我们都知道,进士及第必须通过以时文——甲赋、律诗为内容的正式考试,而古文则是他们用来行卷的,而且也只能够用来行卷。韩愈及其他古文家正是以时文应试、古文行卷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来获得进士及第的,而他们的后辈,在其鼓励和指导之下,也是这么做的。那么,在这些人看来,古文有与时文对立、斗争的一面,如郭、黄两先生所指出的;是否两者也有其一致的一面,为两先生所未尝指出的呢?回答是:有的。
  上文已经指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及多数中坚人物都是进士科举出身的。这个事实证明他们绝不排斥进士科举。他们在进士登第之前,经常用古文来行卷;及第从政并成为显人之后,又广泛地借着后进向他们行卷的机会来宣传和推行古文。这个事实又进一步证明了,古文家不但不排斥进士科举,而且还使其所发动或参加的这个新兴文学运动在某些方面策略地利用了这种考试制度及其派生的行卷这种风尚。这是因为,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古文诚然是以与时文及其它“俗下文字”相对立的身分出现的,提倡和创作古文,就很有必要去贬抑和排斥时文及“俗下文字”;而从文学运动的角度来说,为了其更顺利地推行这一文学运动,又必须尽可能地利用为当时有文学才能的知识分子所趋赴的进士科举制度,把这些人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所以,古文和时文是应当对立的,事实上也是对立的;可是,古文运动却不能和进士词科对立,事实上也不曾对立。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之下,如果韩愈等人不策略地把后两者对立起来,那么,他们自己首先就不可能进士及第并成为当世显人,后进自然也就不会向他们行卷学文,而古文运动的开展也就决不会有当时那样顺利了。正因为韩愈等人策略地造成了对于他们本身及其追随者说来,学文与觅举是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这样一种局势,古文运动才如历史所昭示,在中唐那个以时文为正式考试内容的进士科举极盛的时代,反而减少了反对派的阻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很辉煌的篇页。
  ……
华夏文脉的流传:唐代科举与文人精神的交织 本书并非一部单纯的学术考证,而是力图描绘一幅恢弘的历史画卷,探寻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内在逻辑,尤其是唐代作为中国诗歌艺术高峰时期,进士科举制度与文人精神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并非聚焦于具体的文献考据,而是着眼于更为宏观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生态,旨在勾勒出唐代士人如何在科举这一独特的社会机制下,塑造其文学生涯,并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华文化的走向。 一、 时代背景:巍巍大唐,文教鼎盛 唐朝,一个空前开放、自信包容的时代,其繁荣的经济、开放的对外政策、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并成为选拔官员主要途径的背景下,读书入仕成为了无数士人的人生目标。这一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激发了士人的学习热情,也使得文学创作不再仅仅是士大夫的雅兴,而是成为他们谋求功名、展示才华的重要手段。 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文字的力量被前所未有地放大。诗歌,作为一种高度凝练、富于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自然成为了士人表达情感、抒发抱负、甚至进行社会评论的重要载体。从初唐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到盛唐的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再到中晚唐的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无数闪耀的名字构成了唐诗星河,而这些文人,无一不是科举的参与者或科举精神的体现者。 二、进士科举:文人仕途的“敲门砖”与“试金石” 进士科,作为唐代科举中最受瞩目的科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是通往仕途的“敲门砖”,更是衡量一个人才华、学识、品德的“试金石”。对士人而言,考取进士意味着鱼跃龙门,意味着实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这使得他们在寒窗苦读之余,也格外重视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 唐代的科举考试,尤其是明经、进士两科,对文章写作的要求极高。进士科更侧重于考察诗赋的创作能力,特别是“行卷”这一环节,更是将文学创作直接与科举成绩挂钩。考生将自己的诗文作品呈送给考官,以期获得赏识,进而金榜题名。这一制度的出现,在客观上刺激了文人对诗歌创作技法的钻研,也使得诗歌创作更加注重形式、意境、情感的表达,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现出深刻的内涵与卓越的艺术水准。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科举制度对文人精神的影响并非全然积极。为了迎合考官的喜好,一些文人可能会选择更为保险、更为程式化的写作风格,甚至出现“为文而文”的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种与现实政治、社会需求紧密结合的创作模式,催生了唐诗的辉煌,使得诗歌真正成为了能够反映时代精神、触动社会大众情感的强大力量。 三、行卷:从“邀功”到“抒情”,文人精神的独特载体 “行卷”,作为唐代科举考试中一项独特的制度,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它并非简单的自我推介,而是文人之间、文人与权力之间的一种微妙互动。通过行卷,文人不仅展示了他们的文学才华,更借此机会表达他们的政治理想、人生抱负,甚至对社会现实的关切。 行卷的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它们可能是对壮丽山河的赞美,对人生际遇的感叹,对朋友情谊的珍重,亦或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这些作品,虽然服务于“求官”的目的,却也记录下了唐代文人真实的情感世界和精神追求。例如,许多描写边塞风光、征战场景的诗歌,既是作者对军旅生活的想象与描绘,也可能是在为自己将来报效边疆、立功立业的理想铺垫。而那些抒发离愁别绪、怀才不遇的诗篇,则反映了他们在科举道路上的艰辛与失意。 行卷的风气,也催生了一种文人共同体。考官与考生之间,考生与考生之间,通过诗歌进行交流、切磋、乃至竞争。许多著名的诗篇,正是通过行卷的形式得以流传,并最终被编入文集,成为后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资料。这一过程,无形中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学传播网络,使得唐诗的生命力得以延续。 四、古诗考索:追溯文脉,理解文人的“心迹” 尽管本书不侧重于具体的文献考据,但我们对“古诗考索”的关注,是为了更深层次地理解唐代文人创作的“心迹”。“考索”并非仅仅是对字词、典故的辨析,更是对创作背景、时代精神、以及文人内心世界的探寻。 当我们阅读一首唐诗,如果能了解其创作的时代背景,了解诗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了解他可能经历的科举之路,那么我们对这首诗的理解,将不再停留在字面意义,而是能够触及到更深层次的情感与思想。例如,理解杜甫的“三吏”“三别”,离不开对安史之乱及其带来的社会动荡的认知;理解李白的浪漫主义诗篇,则需要体会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狂放不羁与对自由的向往。 “古诗考索”更是对唐代文学如何继承前代传统,又如何开创新局的追溯。唐诗并非凭空出现,而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吸收、融合、创新。了解汉魏六朝的诗歌,有助于我们理解唐诗在格律、意境、题材上的演变。而唐诗的成就,又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五、文人精神的传承与演变 本书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探寻唐代进士科举与文学创作背后所折射出的文人精神。这种精神,既包含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也包含了对个人才华的自信,更包含了对家国天下的担当。他们用手中的笔,记录下时代的变迁,抒发着个人的情感,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唐代文人身上所体现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与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展现出的“乐天、忧民、爱国、尚志”的情怀,构成了其文人精神的核心。即使是在追求仕途的过程中,他们也始终保持着对道德伦理的坚守,对人生价值的思考。 诚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制度与文化形态也在不断演变。但唐代文人所创造的文学成就,所体现出的精神风貌,却如同中华文脉中最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启迪着后人,激励着我们去理解和传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本书希望通过梳理唐代进士科举与文学的互动,带领读者穿越时空,感受那个伟大时代文人的勃勃生机,体味那份独属于中华民族的文人情怀。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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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当初拿到这本《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的时候,我并没有抱太高的期望。我以为这会是一本非常“学院派”的书,充斥着晦涩的术语和枯燥的考证,只适合专业的学者阅读。但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多么的片面。这本书完全打破了我对学术著作的刻板印象,它以一种近乎故事性的笔触,将唐代那个波澜壮阔的科举时代,以及身处其中的士子们,生动地展现在我眼前。我之前对“进士”的理解,大多局限于他们日后成为官员,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他们成为官员之前的挣扎与期盼。而“行卷”,正是他们展现自我、寻求机会的关键一步。我以前总觉得,文学创作应该是纯粹的,是心灵的自由抒发。但这本书让我认识到,在唐代,尤其是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文学创作与现实政治诉求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行卷”就是这种联系的集大成者。作者对“行卷”中所包含的“古诗”的考索,更是让我大开眼界。他不仅仅是去辨析诗歌的来源,更是去解读士子们为何选择这些“古诗”,这些“古诗”在“行卷”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们如何被士子们重新解读、运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种非常精妙的文学分析,它揭示了文学作品在特定社会语境下的“功能性”。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像是穿越回了那个时代,亲眼目睹了那些年轻的士子们,在明亮的灯火下,伏案疾书,将自己毕生的学识与对未来的期盼,倾注在“行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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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简直就是一本“唐代文坛潜规则”的揭秘手册,而且是那种写得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揭秘。我一直觉得,唐诗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承载了诗人纯粹的情感与卓越的艺术。但这本书却告诉我,在那些看似纯粹的诗歌背后,隐藏着一条极其复杂且充满策略性的“进身之路”。我之前对“行卷”的理解,简直可以用“一无所知”来形容,顶多知道是个士子为了求官而写的文章。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行卷”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个人品牌营销”,是士子们在科举考试之外,与权力阶层进行的一次深度互动。作者的叙述,让我清晰地看到了,从选择送呈对象,到文章的谋篇布局,再到字斟句酌,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智慧与风险。而他对“行卷”中“古诗”的考索,更是让我醍醐灌顶。我之前对“古诗”的认知,停留在汉魏六朝,觉得那是唐诗的源头。但这本书让我明白,在唐代,“古诗”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被士子们在“行卷”中赋予了新的生命。他们不仅仅是复述前人的诗句,更是巧妙地运用“古诗”的意象、典故,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甚至隐晦地评论时政。这种将“古诗”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和“情感载体”的运用方式,实在是令人惊叹。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打破了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让我们看到了唐代文人是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如何在诗歌中实现自我价值与政治抱负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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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真是让我眼前一亮,完全颠覆了我对唐诗研究的刻板印象。我一直以为唐诗研究就是对李白、杜甫、白居易这类大家的作品进行细致解读,或是探讨他们作品的思想艺术高度。但这本书完全跳出了这个窠臼,将目光聚焦在“进士行卷”这个看似边缘但却至关重要的环节。我之前对“行卷”的理解非常有限,大概知道是士子为了求官而向权贵呈递的作品。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行卷”背后蕴含的巨大社会、政治和文化意义。作者抽丝剥茧,详细梳理了唐代进士科举制度下,士子们如何通过“行卷”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博取功名,以及这背后复杂的运作机制。更令人着迷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制度的层面,而是深入到“行卷”作品本身,对其中的古诗进行了深入的考索。我之前对“古诗”的理解也比较模糊,以为就是汉魏六朝的诗歌。但这本书让我明白,在唐代,“古诗”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文学体裁存在,更是士子们在“行卷”中模仿、借鉴、甚至创新的一种方式。作者对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行卷”中的古诗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指出了其渊源、特点以及与同时代主流诗歌的异同。这让我对唐代诗歌的发展脉络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不再是孤立地看待某个诗人或某首名作,而是能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这本书的史料考证非常扎实,引用的文献之丰富令人咋舌,但又写得生动有趣,一点都不枯燥。它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我穿梭于唐代的文坛和官场,让我得以窥见那些“落第”或“得第”的士子们,他们如何在诗歌的海洋中搏击,如何在政治的漩涡中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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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读完这本《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感觉自己像是完成了一次精密的考古挖掘,重新认识了唐代文学的另一面。一直以来,我脑海中的唐代文学,就像一座座巍峨的高山,李白、杜甫、王维……他们是顶峰,光芒万丈。但这本书,却引导我走向了山脚下的那片土地,那里有无数勤恳耕耘的农夫,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也塑造了这座山的轮廓。我之前对“行卷”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走后门”、“巴结权贵”的简单印象,以为那不过是些为了迎合而写的应景之作。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行卷”绝非如此简单。它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文学营销”,是士子们向权力中心展示自身综合素质的舞台。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揭示了“行卷”背后严谨的运作逻辑:从选择送呈对象,到作品的主题、风格、甚至是文字的斟酌,都充满了策略性。我尤其对作者关于“古诗”在“行卷”中作用的分析感到震撼。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借古喻今”、“借古抒怀”的艺术手法。士子们巧妙地运用前代的典故和意象,来影射时事,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者诉说怀才不遇的愤懑。这种将文学与政治巧妙结合的智慧,让我看到了唐代文人的深刻洞察力和生存智慧。这本书的文字风格,也是一大亮点。它不是那种冰冷的技术性分析,而是充满了叙事感,读起来就像在听一位饱学之士娓娓道来,将那些尘封的历史细节,一一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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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价值,绝对超出了我对一本学术专著的期待。我之前之所以对“唐代进士行卷”这个主题感到陌生,是因为市面上很少有这样深入且系统地探讨这一议题的作品。我一直以为,历史的洪流中,能够被我们记住的,必然是那些名垂青史的大人物、大事件,那些科举制度下的“行卷”,听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这本书,恰恰从这样一个“微小”的切入点,撬动了整个唐代文学生态和政治格局。我特别欣赏作者那种“以小见大”的研究视角。他没有急于宏大叙事,而是沉浸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将那些散落在各处的“行卷”作品,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奏疏、序跋、传记等文献,一一梳理、辨析,最终构建出一个鲜活的唐代文人仕进图景。我以前读唐诗,多是直接欣赏其艺术之美,很少去想这些诗歌是如何产生的,作者创作的初衷是什么,以及它们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许多看似纯粹的文学创作,背后都 interwoven 着复杂的现实考量。而“行卷”正是这种现实考量最直接的体现。作者对“行卷”中“古诗”的考索,更是点睛之笔。他不仅仅是辨别古今、区分体例,而是深入分析了士子们如何借用“古诗”的意象、典故、语言风格,来表达自己的情怀、彰显自己的学养,甚至规避政治风险。这种对文学形式与政治诉求之间微妙关系的洞察,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唐代文人心中的“诗与远方”,也看到了他们脚下的“泥泞与挣扎”,这是一种非常立体的历史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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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北,阳极於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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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是南宋大作家,著名的爱国诗人。所著《剑南诗稿》,存诗九千多首,最为丰富。通行版本为明毛晋汲古阁刻本,八十五卷,现由江苏师范学院钱仲联教授校注。陆游诗稿,历代未有全注者,钱仲联教授此书实为创举。他据多种宋、明版本校订底本误字、异文,作有校记,并在汲古阁本所收之外,据各种资料辑补佚诗多首。每首诗有题解,说明该诗的写作时地;对诗中史实、典故、人名、地名等,尽量加以注明。后附陆游年表、传记材料、前人关于陆游著作的版本著录、题跋等。内容充实,为研究陆游诗作提供了较好的版本。为方便读者检索,书后附篇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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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欢这样的书,有思想,便于应用,赞一个。优惠力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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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天仪曰:天如鸡子,天大地小,天表里有水,地[○《开元占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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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曰: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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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将近二十年的磨难以后,仍能重新恢复学术研究、且取得非凡成果的人则相当少见。在那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中,有多少人不堪重压而对人生失去信心,有多少人虽能隐忍苟活而不再坚持对真理的追求?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去责备那些不幸的人们,他们在非人世所堪的情境中能度过二十年艰难岁月已足以赢得我们的尊敬。然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坚毅之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使他们能够直面人生,宠辱不惊。程先生就是这样的坚毅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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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昊,四十以后,别号闲堂。千帆是其曾用过的许多笔名之一,后来就通用此名。祖籍湖南宁乡,老家在宁乡土蛟湖竹山湾(现改属望城县),后迁居长沙。程千帆1928年入金陵中学,193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历任金陵中学、金陵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职。1978年任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在校雠学、历史学、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领域均有杰出成就。2000年6月3日10时45分在南京因病逝世。1913年9月21日(农历癸丑年八月二十一日)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家境比较贫寒,但却有非常丰厚的文学传统:曾祖父程霖寿,字雨苍,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程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程颂万,字子大,有《十发居士全集》;父亲程康,字穆庵,有《顾庐诗钞》,是近代著名诗人和书家成都顾印伯先生的弟子,专攻宋诗,尤精后山。母亲姓车,名诗,字慕蕴,江西南昌人;外祖父车赓,字伯夔,侨居湖南,以书法知名当时。诗为其家学,幼承庭训,十二三岁即通声律,曾写诗呈请子其大叔祖和伯夔外祖批改。其叔祖的批语有“诗笔清丽,自由天授”之语,外祖的批语是“有芊眠之思,可与学诗”。儿童时代在其外家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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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大作,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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