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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大傢講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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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鄧廣銘先生是我國知名曆史學傢，被學界譽為“二十世紀海內外宋史第1人”。本書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社會生活等諸方麵，按專題課的形式編排。
作者不僅對宋代重大曆史事件與曆史人物，如趙匡胤、太宗即位之謎、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嶽飛、辛棄疾等進行瞭考查與評價，而且對北宋的開國和皇位繼承、北宋的傢法和政治改革運動、北宋的募兵製度與當時積貧積弱和農業生産的關係、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南宋初年對金鬥爭中的問題等作瞭深入的探討與研究。作者不但從宏觀上對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和文化政策的關係以及宋學予以論述，並對宋學和理學加以辨析，糾正瞭自己以前的提法，而且對王安石在北宋儒傢學派中的地位、周敦頤的師承與傳授以及硃熹和陳亮關於王霸義利的爭論等具體問題詳加闡釋。另外，作者還對北宋中葉一群失意官僚的聚會餐以及王安石與蔡京的飲食進行描述，再現瞭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狀態，也是宋代社會生活的一個側影。
作者簡介
鄧廣銘（1907—1998），著名曆史學傢。字恭三。1907年齣生於山東省臨邑縣。193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係，此後傾畢生精力從事中國古代史特彆是唐宋遼金史的教學與研究。1950年起任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文革”後，齣任北京大學曆史學係主任、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曾經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等職，並曾先後當選為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被學界譽為“二十世紀海內外宋史第一人”。其學術著述被匯集為十捲本《鄧廣銘全集》。
目錄
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代前言）第一講 論趙匡胤
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故事考釋
第二講 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問題辨析
1�北娑盤�後榻前遺命之說
2�北嫠翁�祖素欲傳弟之說
3�北嬲雲章傢琶�藏金匱之說
4�碧�宗居藩邸時恣縱不法諸事考略
5�敝蠐案�聲與太宗之逆取
附：試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詔書之謎
第三講 宋朝的傢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
1�彼翁�祖、太宗的創法立製和宋朝傢法的形成
2�鼻燉�新政與王安石的變法
3�蓖醢彩�變法的失敗與宋朝傢法的關係
第四講 北宋的募兵製度及其與當時積弱積貧和農業生産的關係
1�北彼握�權賦予募兵製度的種種妙用
2�蹦急�製度是北宋王朝“積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3�蹦急�製度是北宋王朝“積貧”的主要原因之一
4�蹦急�製度給予北宋農業生産的影響
第五講 王安石變法革新的精神支柱——“三不足”精神
1�薄疤轂洳蛔鬮貳�
2�薄白孀誆蛔惴ā�
3�薄傲魎字�言不足恤”
附：王安石在北宋儒傢學派中的地位
第六講 南宋初年對金鬥爭中的幾個問題
1�蹦縴緯蹌暾�府內部抗戰派與屈服投降派的鬥爭
2�鼻罔淼牡比�及其齣賣祖國的罪惡活動
3�蔽�繞著所謂紹興和議的鬥爭
附：有關嶽飛評價的幾個問題
第七講 愛國詞人辛稼軒
1�幣桓鼉哂懈叨勸�國主義精神的鬥士
2�幣桓鮎辛夾摹⒂脅鷗傻牡胤焦�
3�斃良諦�的詞
第八講 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與宋王朝的文化政策
第九講 略談宋學
1�庇Φ卑閹窩Ш屠硌Ъ右鄖�彆
2�彼窩�是漢學的對立物，是漢學引起的一種反動
3�狽鸞毯頭鷓Ф醞硤浦簾彼蔚娜寮業撓跋�
4�痹誚�立宋學進程中幾名最突齣的人物
附一：關於周敦頤的師承和傳授
附二：硃陳論辯中陳亮王霸義利觀的確解
第十講 北宋中葉一群失意官僚的聚餐會
附：王安石與蔡京的飲食
附錄 自傳
齣版後記
精彩書摘
盡管輯本《長編》中所載宋太宗的即位大赦詔因傳抄或輯錄者之潦草馬虎而緻隻剩瞭簡單的幾句；盡管《太平治跡統類》所載這道詔文也隻是一個節略本；但在兩書當中卻都著錄瞭詔文的末段，即“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麯為之製，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諸語。而這幾句話，由我看來，實乃這道詔文中最為緊要的幾句話。這幾句話，是宋太宗對為他所殺害的宋太祖在開國緻治十七年之內，建立規章製度時所執持的部分原則，做瞭一番綜括和提煉，精心結撰齣來的。而且，這不隻是對太祖一代統治立法原則的總結，還不隻是“謹當遵承，不敢逾越”，而是還要加以發展，加以擴充，作為他本人篡奪到皇位之後的治國安邦的途術。例如，在宋太祖統治期內，不斷地南徵北伐，但他對於從事南徵北伐的將帥，卻從不做一些束縛其手腳的規定；到太宗即位之後，卻也把“事為之防，麯為之製”的原則運用在軍事行動方麵，於是而實行“將從中禦”的辦法，甚至還實施“錦囊妙計”的辦法，把齣徵將帥臨機應變的主動權盡可能予以剝奪。……
前言/序言
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代前言）
1．應當建立一支研究宋史的宏大隊伍
就我國目前對各個斷代史的研究情況來說，遼宋金史的研究是斷代史研究中一個比較薄弱的環節。與日本的遼宋金史研究情況相較，我們的研究工作，特彆是在遼金史的研究方麵，也得承認是落後一些的。現在隻談談宋史的研究。
宋史研究在近代之所以不曾得到長足的發展，原因之一，應在於前代人沒有給我們遺留下較多的研究成果。《宋史》一書在元代末年修成以後，明代即有很多學者對之很不滿意，有的要重修而未果，例如湯顯祖、歸有光等；有的則已經有瞭成書，例如王洙的《宋史質》、柯維騏的《宋史新編》、錢士升的《南宋書》等。但明代學風，馳騖於空疏議論者較多，而篤實縝密則非所趨重，故上舉諸人，不論已有成書與否，其著眼點之所在，都不外乎“史法”、“義例”、“文章”、“褒貶”等事，卻不注意對元修《宋史》史料的增補和失誤的訂正諸方麵，對後來之研究宋史者實無多少助益可言。清代的史學傢們，包括乾嘉學派的人物在內，因大都沒有機會看到《續資治通鑒長編》和《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等書，所以緻力於宋代史事之研究而寫成專書者，僅有清末陸心源的《宋史翼》諸書是頗見功力之作。原因之二，似乎是在於沒有足以震動一時的新史料的發現，像商朝的甲骨、周朝的鍾鼎、秦漢的竹簡木牘、敦煌石室的北朝隋唐文書、明清的檔案等，因而缺乏一種刺激和吸引的力量，不能使大量曆史學傢趨嚮於宋史這門學科之故。
但是，前代人沒有為我們遺留下較多的研究成果，這固然可以說是一件不幸的事；而沒有足以震動一時的大量新史料的發現，卻又使有關宋史的資料有較大的穩定性，不會像其他斷代那樣，因為有層齣不窮的新史料，以緻常常使昨日研究的成果，今日又可能為新的資料所動搖或推翻。當然，在沒有大量新發現的史料的情況下，宋代的史料，對任何一個宋史研究者來說，也是異常豐富，足供搜討和采擇的。這是因為，在宋代，刻闆術已極盛行，造紙術也有很大的發展，所以各種文字記載之流傳於後代者特彆多。其中，不但紀傳、編年、紀事本末這幾種體裁的著作是曆史書，即對於古代經典的注釋中，也常常有一些涉及當代軍國大事的評述，筆記雜談一類書中專記時事的也非常多，而各種文集當中的碑傳墓誌更多與一代史事相關聯。清代的章學誠曾說“六經皆史”，就宋代人的著述來說，則更不妨說“四部”皆史。既有如此豐富的史料遺存，又沒有新發現的史料對它們進行衝擊，這對於今天的宋史研究者來說，應該說是一種最有利的條件，有瞭這樣的條件，對於前麵所說的那一不利條件，即前代研究成果的太少，也正可以變壞事為好事，這正便於我們可以縱橫馳騁於宋代曆史的各個方麵和各個角落，去做一些具有開拓性、開創性的工作，不患英雄無用武之地。更何況，即使前代人已經作齣瞭研究成果的一些問題，在今天，我們也應當在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思想、方法的指引下，去一一重新給予估價和考察，用武之地就更為無限瞭。
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代前言）宋 史 十 講我們不應當容忍宋史的研究長此落後於其他斷代，甚至落後於域外學者對於這一斷代的研究。我們所有有誌於宋史的研究者，應當群策群力，分工協作，以迎接挑戰的姿態（因為事實上我們早已麵臨著挑戰瞭），深入地進行一些理論的探討，踏踏實實而又窮搜博采地收集一些資料，把宋史的研究開展起來，使我們的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對於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來說，這是我們應當作齣的貢獻，也是我們能夠作齣的貢獻。唯一的先決條件，就是我們必須以拼搏精神，付齣極大的努力，而不容許尋求捷徑，甚或投機取巧!
2．必須正確估價宋代曆史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曆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這說明，封建社會在其時還具有很旺盛的生命力，還處於嚮前緩慢發展的階段，而不是已經到達瞭封建社會的沒落時期，也還並沒有齣現資本主義的萌芽。
且就下舉一些事例來論證上述的論點：
（1）在農業生産方麵，江南湖泊水渠較多的地區，在北宋期內已齣現瞭大量的圩田，這使農業生産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因而齣現瞭“蘇湖熟，天下足”的民謠。
（2）中國的四大發明，造紙術雖開始於漢代，而其普遍盛行和技術的大量提高，則是宋代的事；火藥和刻闆術的發明雖都是唐代的事，但此二者之被廣泛采用也都在宋代；發明膠泥活字的畢升也是北宋人；指南針的發明則無疑為宋代的事。
（3）瀋括的《夢溪筆談》當中，記載瞭很多關於科學技術的事，這固然說明瀋括本人科學知識的豐富，同時卻也反映齣宋代社會上科學技術的水平較前代大為提高。
（4）哲宗時曾做過宰相的蘇頌，發明瞭一種名為水運儀象颱的報時器，也可簡稱為天文鍾。其中已經使用瞭擒縱器。
（5）兩宋海上貿易之盛，遠非前代之所能比。運往國外的物品，主要為絲綢、瓷器等，這也反映齣這兩種物品生産量之如何豐富。
（6）在精神文明方麵則是：
①文學——北宋前期的士大夫們已在大力提倡寫作韓愈、柳宗元式的古文，使宋代文風較前代起瞭很大變化。所謂的唐宋八大傢，北宋一代就占瞭六名。改駢為散，對於學術文化的傳播有很大便利。為瞭配閤音樂，便於歌唱，由五七言詩衍化而成的長短句，即“詞”，在宋代也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為元明清諸代之所不能企及。
②史學——宋代史學的發展所達到的水平，在封建社會曆史時期內也是最高的。在官修的史書當中，有起居注、時政記、日曆、實錄、會要、國史等類彆的書，所記錄的都可稱為原始資料，盡管其中也包含瞭大量的弄虛作假的東西。我認為，宋代史學的發展，主要的不是體現在官修史書種類之多，而是體現在私傢著述的質量及其所創立的體裁方麵。且以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為例：
對於司馬光的政治主張及其實踐，似乎都很難給予很高的評價，但對他在史學方麵所作齣的貢獻，卻應予以充分肯定。司馬遷自述其撰寫《史記》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時雖不曾標舉齣這樣的宗旨，而《通鑒》卻也確實體現瞭這樣的宗旨。他在編寫《通鑒》時，首先把有關資料編寫為“長編”，最後則又把不采入正文中的歧異記載收入另冊，名曰《考異》，與《通鑒》並行。在曆史編纂學方麵，從此開創瞭一種新的而且是很好的方法和體裁。於正書之外再有《考異》，就可以使後來的研究者有“遞相稽審，質驗異同”的餘地瞭。南宋史學傢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諸書，於每條記事之下，大都附有大段的注文，臚舉各種異說異文，雖沒有輯成專書，稱作“考異”，與本書並行，實際上卻完全是沿用《通鑒考異》的做法。可見司馬光新開闢的這條修史蹊徑，對於後代的史學界起瞭何等重要的影響。
李燾遵循司馬光編寫“長編”時那一“寜失之繁，毋失之略”的原則，和臚舉異說以便讀者參考抉擇的辦法，所以，他雖然是一個“恥讀王氏（按指王安石）書”的人，而在他的《續資治通鑒長編》記宋神宗朝的史事當中，卻大量地引用瞭王安石的《熙寜奏對日錄》，有的寫入正文，有的附入注文之內。在這部《日錄》久已亡佚的情況下，我們正可藉此而得深入瞭解有關變法的一些議論和周摺。另如關於宋太祖太宗兄終弟及時的“斧聲燭影”事件，李燾寫在正文中的文字不是太多，而注文中所附錄的各種記載卻是“連篇纍牘”，又復不加辨析，以緻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為“考據未明”，使成“韆古疑竇”。其實李燾對於此事一定是不敢直書其所見（看來他是認為太祖乃為太宗所害的），故意地引錄眾說，使之迷離惝恍，啓讀者之疑竇的。這也正好體現瞭“考異”的一種妙用。而“考異”又是前代的任何史學著作和宋朝任何一種官修史書中所都沒有的。
著重於當代史的記述，是中國史學傢們的一個優良傳統，司馬遷《史記》的最精采部分即在於秦與西漢前期的一些敘事；陳壽的《三國誌》也可算是以當代人記當代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最精采之處則是唐至五代十國部分。然而唐和五代還隻算是司馬光的近代史，依照司馬光的設想，原是打算在寫完《通鑒》之後再著手寫一部《資治通鑒後記》，即專寫北宋建國後的曆史，也就是司馬光的當代史。他早已開始瞭積纍資料的工作，可惜他的這一誌願終於未能實現。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和李心傳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以及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等書，卻都是以當代人記當代事瞭。可見著重當代史的這一優良傳統，在兩宋的史學傢中也得到瞭很好的發揚。
③哲學思想——北宋的思想傢們，對於從漢到唐的儒生們拘守其各傢的師法，並拘限於章句訓詁之學的學風，大都深緻不滿，都要對儒傢經典所涵蘊的義理進行闡發，遂形成瞭一種與漢學對立的所謂宋學。過去，人們大都把宋學與理學等同起來，這是很不恰當的。理學（即《宋史》所稱“道學”）是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纔形成的一個學派，一直到十一世紀之末，即宋徽宗即位之前，在北宋的學術界是不存在理學傢這一學派的。
著重於闡發儒傢經典義理的宋學，也可以稱作新儒學。事實上，它是儒傢學者與佛傢學者和道傢學者在長時期的互相排斥、互相鬥爭、互相滲透、互相吸取之後的一個産物。黃老學派，以及由這一學派演化生成的道教，全是中國的産物，久已與儒傢學派在發生著既排斥又交流的關係，不隻宋代為然。對此問題，姑置不論。下麵隻略述佛學與儒學的關係。
東漢時期傳入中國的佛教，是宗教而不是一個學術流派。魏晉南北朝期內，佛教經典著述大量譯為漢文，纔傳入瞭佛學。當其時，玄學與清談之風正盛行於士大夫之間，其內容乃是儒傢思想與老莊思想的混閤物，這正好為接受佛典及其義理準備瞭條件。故在南朝，講習佛教的經、論之風即大為盛行，齣現瞭一些知名的經師和論師。及講說日久，在理論上既各有發展，且多與儒傢道傢的互相糅雜，從而各派也不再恪守經說，大多有所改造。例如天颱宗、華嚴宗所講論的均已不是印度的原貌。禪宗所倡導的“佛性本自具足，三寶不假外求”和“頓悟成佛”諸說，即皆齣自魏晉玄學，全非來自印度。從隋唐時起，各教派即都自認為“得正法”，受真傳，藉為本派力爭正統地位。還都極力抬高本教派的傳授曆史。例如，中國僧人所創立的禪宗，定要追認菩提達摩為其始祖；天颱宗也定要上溯至北朝的慧文、慧思。各派都搞“定祖”活動以爭取法統、道統中的正統地位。
受到佛教爭法統（道統）的影響，唐代的儒傢人物韓愈便首先在《原道》一文中也提齣儒傢道統的繼承問題，說什麼“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說一齣，後來的儒傢便一緻接受並世代相傳。理學傢並不推崇韓愈，但對於“道統”之說則不但接受而且維護。
佛教徒眾的生活來源，最初隻靠行乞與“受請設會”（即由施主布施）二者，但南北朝的統治階級大多崇信佛法，寺院財産（包括動産與不動産）均極雄厚。這對各教派的發展具有極大推動力。具有雄厚經濟基礎的寺廟，在唐代即頻頻舉行僧講（專對僧人講佛教經典）和俗講（專對世俗人講通俗道理以募集錢財）。
儒傢學派的人也因此而受到啓發和刺激，故在唐末五代就開始齣現瞭儒傢創建的書院，到宋代更齣現得較多，且有著名的四大書院。
儒傢學者之所以要拋棄漢唐學者的章句訓詁之學而趨重於闡發經典中的義理內涵，其內在原因固在於對漢儒繁瑣哲學的厭棄而要轉移方嚮，而其外部原因則也是在於看到佛教的那些學問僧都在講說心性之學，便也想在這一方麵能與之一較高低之故。與韓愈同時的李翱寫瞭一篇《復性書》以闡發《禮記》的《中庸》篇中“盡性命之道”的道理，是從事於這種努力的第一人，也可以說他是宋學的一個先導。
既然要在講說義理方麵與佛教學者和道傢學者爭高低，便不能不把佛學和道傢的理論中可以吸取的部分盡量加以吸取。生活在宋真宗、仁宗之際的一個名叫晁迥（993—1059）的學者，既“崇尚佛乘”、“歸心釋教”，又把“老莊儒書匯而為一”，而他卻始終是以一個儒者的麵目齣現。盡管他在《宋元學案》中並未占有一席之地，但他的這種學風在當時是很有代錶性的。
《宋元學案》把鬍瑗列居宋代學者的首位。鬍瑗所著《安定易說》、《周易口義》等書，全是著重於義理的闡發，而對於《易》中的“象數”則“掃除略盡”，成為宋代以義理說《易》的先驅。這也應是受到瞭釋傢講說心性的影響的。他先後在蘇州和湖州的州學中做教授，把學捨分為兩種：經義齋和治事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這可見，鬍瑗的治學，已經不是去搞章句訓詁，而是重在講明大義，所以要選取一些“心性疏通”的人去治經義。他所選取的人，還要“有器局，可任大事”，說明他的“講明六經”是要“學以緻用”。看不齣鬍瑗與佛道兩傢在學術上的直接關係，但他並不像石介那樣地排斥佛老。就對北宋的學術影響來說，在所謂“宋初三先生”當中，鬍瑗是遠遠高於孫復和石介的。
《宋元學案》的諸作者，對於王安石（1021—1086）都存有偏見，故把《荊公新學略》置諸最後，這是很不公允的。
作為政治傢的王安石，是一個援法入儒的人；作為學問傢的王安石，又是一個把儒釋道三傢的義理融閤為一的人。他曾當麵嚮宋神宗說：“臣觀佛書，乃與經閤。蓋理如此，則雖相去遠，其閤猶符節也。”“臣愚以為，苟閤於理，雖鬼神異趣，要無以易。”（《續資治通鑒長編》捲二三三，熙寜五年五月甲午）又，釋惠洪在《冷齋夜話》中載有一事說：“舒王（按：即王安石）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之也。居一日，會於南昌，少頃，潘延之（名嗣興）亦至。延之談禪，舒王問其所得，子固熟視之。已而又論人物，曰：‘某人可秤（抨?）。’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讀其書，惟理之求，有閤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曰：‘前言第戲之耳!’”我認為這段記載也是可信的。
王安石還曾說：“聖人之大體，〔後世〕分裂而為八九……有見於‘無思無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而他本人不但對佛經作瞭《楞嚴經解》，還對《老子》作瞭注釋。
《宋史·王安石傳》說他對於“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是事實。他與新黨的呂惠卿等人共同撰寫的《三經新義》，也都是重在發揮義理而不是重訓詁名物方麵的。
晁公武的《郡齋讀書誌》，在《王氏雜說》的《解題》中引有蔡卞所作《王安石傳》（可能是《神宗實錄》中的附傳）中的一段話，說道：“宋興，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初著《雜說》數萬言，世謂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於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窺性命之端雲。”在《字說》的《解題》中則又說道：“介甫晚年閑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錶裏。而元祐中言者指其糅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特禁絕之。”
《雜說》、《字說》兩書俱已失傳，《雜說》的內容不可知，《字說》則是講文字學的，亦即屬於“小學”一類的書，王安石卻結閤天地萬物之理去闡發文字的涵義，可知他和他的同黨們所編纂的《三經新義》更必然是把重點放在闡發義理方麵的。而他所闡發的義理，如所周知，又都是為他的變法服務的。這也就是說，他的通經也是為瞭緻用的。
周敦頤（1017—1073），即所謂“濂洛關閩”中之“濂”（他是湖南道州營道人，傢居濂溪）。他的學術淵源是：陳摶得《先天圖》於麻衣道人，以授種放，種放授穆修與僧壽涯，穆修以《無極圖》授周敦頤，而僧壽涯則以“先天之偈”授周。因此，受禪學影響很深的陸九淵對周敦頤是不太推重的。他曾寫信給硃熹說：“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老子》首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
硃熹和張栻，因受道傢思想影響比陸九淵較多，對周敦頤就都極為推崇。硃熹說他“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張栻說他“崛起於韆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孔孟之意於以復明”（《南康軍濂溪祠堂記》）。試看硃張稱頌周敦頤的這些話，與蔡卞稱頌王安石的那些話是何等的相似!
程顥程頤兄弟受學於周，大概隻屬於啓濛教育，但二程卻把儒傢學說發展得更抽象、更玄妙精微，並且也更著重於個人的身心的修養。其後再經程門的一傳、再傳的弟子們的宣揚傳布，到南宋便形成瞭理學傢這一流派。
北宋的這些學者們，全都是以“緻廣大、盡精微”為其治學宗旨的。唯其要緻廣大，故都有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唯其要盡精微，故都要把儒傢學說的義理進行深入的探索。以這一治學宗旨為標準，除上舉諸人之外，範仲淹、李覯、歐陽修、司馬光以及三蘇等人，也全都可以算作宋學中的重要人物，盡管他們的思想見解有大相歧異之處。
宋朝南遷後，理學的流派已經形成，又有硃熹、陸九淵等數大師齣現，這一學派在學術界和思想界的聲勢和影響都很大，但並不能說它已居於支配地位。例如與硃陸同時的著名學者林栗、程迥、程大昌，先後齣生於浙東的呂祖謙、鄭伯熊、薛季宣、陳傅良、陳亮、葉適等，就都不能列入理學傢中，而是隻能稱作“宋學傢”的。其專以史學傢著稱的李燾、李心傳、彭百川、王賞、王稱等人，自然更都不能稱為理學傢瞭。
總之，宋代新儒學（包括理學而不應太突齣理學）的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曆史時期內，也可說是空前絕後的。
3．怎樣研究宋代的曆史
第一、宏觀的研究方法
這首先要從中國曆史的發展規律來研討，察看宋代的曆史究竟處於封建社會的哪個階段。對於這一問題，在宋史研究者中迄今並未得齣一緻的意見。有很多人認為，在宋代，已經齣現瞭資本主義生産關係的萌芽；在地租形態中，也已經齣現瞭貨幣地租。我以為，這一說是不很妥當的。因為，所謂資本主義的萌芽，必須具備一些一定的條件，例如：（1）勞動力的商品化，即勞動者可以自由齣賣其勞動力；（2）必須有規模較大的手工工廠；（3）必須有包買商人的齣現；等等。而在宋代，卻是並不具備這些條件的。至於貨幣地租，則一直到解放之前，中國全部境土上還不曾齣現過貨幣地租，更無論於宋代瞭。在宋代齣現的類似貨幣地租的，全隻是一種摺租，即仍以實物租為本位，而因某種緣由，臨時把實物摺閤為貨幣繳納的。這不能叫貨幣租。這種種說法既都不能成立，故兩宋時期仍然是封建社會。如前所舉述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諸事例，說兩宋已屆封建社會的衰落期或崩潰期也是不妥當的。最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它依然處於封建社會緩慢上升的時期，也可稱之為封建社會的中期。
其次，須與十至十三世紀世界上其他國傢相比較，以確定兩宋所應占有的曆史地位。不論從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發展的水平來說，當時的中國（以宋政權為代錶）實際上全是居於領先地位的。這不但從中國的四大發明來說，隻有造紙術是在唐代傳入西方的，印刷術、指南針以及火藥的使用，西亞和歐洲諸國則無不是在十三世紀以後；而從兩宋與亞、歐、非諸洲的海上貿易來說，從中國運齣的，大都為瓷器、絲綢以至銅錢之類，亦即大多為手工業製造品，而從那些地區與國傢交換來的，則多為香料、藥材、象牙、瑪瑙、車渠、蘇木等物，亦即大多為從自然界采集而得者。兩相比較，其孰為進步，孰為落後，自然也是很清楚的。
為什麼中國的封建社會在宋代（或者說從十至十三世紀）能發展到這樣的高度?這個問題當然要從曆史發展的動力來尋求解答。在今天，我們不應該對這個動力問題僅僅給予簡單的答復，例如說，隻有農民的戰爭和農民的起義，纔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唯一動力。北宋政權並不是農民戰爭的産物；在北宋末年發生的宋江、方臘所領導的起義，也全是局部性的，與唐末、元末或明末的大規模農民起義無法相比，我們不能牽強附會地說方臘（更不要說宋江瞭）的起義曾迫使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壓迫有過什麼改善。南宋一代的許多次農民起義，包括初期的鍾相、楊幺、範汝為，以及發生於晚期的江西、福建等地的農民起義，也無不如此。因此，隻給予簡單的解釋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中說：“用‘曆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來錶達一種關於曆史過程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一切重要曆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産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由此産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以及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他在《論住宅問題》一文中也說道：“唯物史觀是以一定曆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曆史事變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我認為，要追尋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原因，也包括要尋求宋代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所以有那樣高度的發展，是必須遵循著這樣一些原則，從極為錯綜復雜的一些方麵去尋求，纔最為妥當的。
第二、微觀的研究方法
宏觀是對於這一特定曆史時期的籠罩全局的鳥瞰，微觀則是對具體到這一特定曆史時期內的某種典章製度，某種社會現象，某種新興事物或思想學說，某個特定事件，某次群眾運動，某一特定曆史人物，以及類似這樣的一些問題的研究。這樣的研究便要要求研究者能廣泛地去閱讀有關史籍，大量地鈎稽有關資料，再做一番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的審核考訂工作，然後細緻地加以排比和梳理，分析和綜閤，闡發和評價，寫為論文或專著。
從事於微觀研究，必須練就一些基本功力。過去，我曾因提齣目錄、職官、年代、地理為治史的四把鑰匙而受到批判，那是發生在極左思潮占統治地位期內的事。嚴肅認真地說來，在我們以馬列主義為指導、運用辯證的方法進行研究時，上舉四個方麵的基本功還是必須具備的。現在隻就與研究宋史有關的目錄學略說幾句。
從研究宋代史事來說，單憑靠一部清人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可以從中找到絕大部分可用史籍。從十九世紀以來，新齣現的重要宋代史籍，隻有《宋會要輯稿》、《宋大詔令集》和《慶元條法事類》等書，為數有限。但是，我在前麵盡管說過，從乾嘉以至近代，研究宋史的成果並不多，而對那些僅有的成果我們卻必須心中有數。對於當今國內外學者研究宋史的信息和情況也必須靈通和瞭解。目前歐、美、日本的漢學傢中專傢輩齣，不予以足夠的重視，不把過去長時期中外學術隔絕所造成的損失疾起進行補救，那對我們今後的研究工作也是極為不利的。以上也可算作目錄學知識的一個組成部分。
就研究宋史的必讀書籍來說，不論你所想要研究的是屬於哪一方麵的問題，下開幾種最基本的史籍是非閱讀不可的：
（1）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五百二十捲
（2）李心傳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二百捲
（3）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捲
（4）《宋史》中的部分《誌》（如《選舉》、《兵》、《食貨》、《河渠》等）和部分《列傳》。《宋史》既極蕪雜，且捲帙過多，隻應從中選讀一些篇捲，而很難遍讀全書。
（5）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各《考》中講述宋代的部分。清人章學誠雖對馬端臨和《文獻通考》均力加貶抑，但《通考》中對宋代各種典章製度的記載，卻都是可與《宋史》中的《誌》互相補充的。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實在是讓人眼前一亮，那種典藏本的氣質撲麵而來。硬殼封麵帶著一種沉甸甸的質感，摸上去能感受到紙張的厚度，這對於愛書之人來說簡直是種享受。內頁的紙張選擇也相當考究，文字的排版清晰疏朗，閱讀體驗極佳。我特彆喜歡它在細節處的用心，比如書脊上的燙金工藝，在燈光下微微閃爍，透露齣一種低調的奢華感。拿到手裏，就感覺這不是一本普通的讀物，而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藝術品。這樣的製作水準，讓我在翻閱時充滿瞭儀式感，仿佛在與曆史進行一場鄭重的對話。當然，光有好看的外錶是不夠的，但好的裝幀無疑為閱讀體驗打下瞭堅實的基礎，讓人更有動力去深入瞭解內容。這種對細節的極緻追求，足以體現齣版方的誠意。
評分這本書的選材角度非常新穎，成功避開瞭傳統史書的窠臼，讓人耳目一新。作者似乎不滿足於講述帝王將相的宏大敘事，而是將筆觸更多地投嚮瞭社會生活、市井百態以及普通士人的精神世界。我特彆喜歡它對某一時期生活習俗、審美趣味的詳細描摹，這使得曆史不再是遙遠的概念，而是鮮活的、可感知的。通過這些生動的側寫，我仿佛能觸摸到那個時代的溫度，感受到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喜怒哀樂。這種從“大曆史”嚮“微觀史”的過渡，極大地增強瞭閱讀的代入感和趣味性，讓枯燥的年代感鮮活起來，成功激發瞭我對那個時代更深層次的好奇心。
評分我對這本書的史料考證的嚴謹性印象非常深刻，這纔是它真正的價值所在。雖然作者的錶達很流暢，但從字裏行間可以感受到背後是海量的文獻梳理和反復的交叉驗證。特彆是在涉及一些爭議性事件的描述時，作者並沒有簡單地站隊，而是非常客觀地呈現瞭不同的史學觀點，並給齣自己的審慎判斷，這種“存疑”的態度非常值得稱道。它不是那種為瞭追求戲劇性而進行主觀臆斷的通俗讀物，而是有堅實學術根基的普及之作。對於我這種希望在輕鬆閱讀中也能確保信息準確性的讀者來說，這種平衡拿捏得恰到好處，讓人讀得放心，學得紮實。
評分這本書的章節設置和內容邏輯編排，展現瞭一種非常清晰的宏觀把握能力。它不是簡單地按時間順序堆砌事件，而是圍繞幾個核心脈絡展開，比如社會經濟的變遷、文化思想的演進，以及與周邊勢力的互動等等。這種結構化的梳理，使得讀者能夠更容易地構建起對那個時代的整體認知框架，而不是被碎片化的信息淹沒。每講似乎都在解決一個大的曆史課題，層層遞進，邏輯鏈條清晰可見。特彆是它對某一特定曆史時期的多維度剖析，讓原本模糊的印象變得立體而豐滿，真正做到瞭“見微知著”，對理解曆史的復雜性非常有幫助。
評分這本書的敘事風格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平易近人，完全沒有一般曆史讀物那種高高在上的說教感。作者似乎很懂得如何將復雜的人物關係和重大的曆史事件，用一種如同朋友聊天般輕鬆的語調娓娓道來。讀起來一點都不覺得枯燥，那些曾經讓我望而生畏的官製改革、軍事部署，在作者的筆下變得生動有趣起來。我尤其欣賞它那種旁徵博引的能力，時不時地穿插一些有趣的軼聞趣事，讓人在獲取知識的同時，也能收獲不少談資。這種行文方式，極大地降低瞭普通讀者接觸深奧曆史的門檻，讓曆史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每讀完一章，我都會有一種“原來曆史可以這麼讀”的豁然開朗之感，這是我閱讀許多其他同類書籍時未曾獲得的體驗。
評分一套書缺明史不知道為什麼
評分買就對瞭，哈哈哈，買吧，買吧，快點
評分商品很不錯，已多次購買瞭，京東商城送貨很快。
評分作者不僅對宋代重大曆史事件與曆史人物，如趙匡胤、太宗即位之謎、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嶽飛、辛棄疾等進行瞭考查與評價，而且對北宋的開國和皇位繼承、北宋的傢法和政治改革運動、北宋的募兵製度與當時積貧積弱和農業生産的關係、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南宋初年對金鬥爭中的問題等作瞭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評分值得推薦的好書！京東自營圖書，無數次購買！沒話說！正品保證，送貨快，包裝好，售後無憂！真的要點個贊！
評分中國近代史不下百位史傢各有己說，然其功力實有高低，其眼光實有長短，論說近代之事，擇書首要。中華書局所齣此套叢書之近代史，必能有所裨益。後之君子士人，可覽焉。
評分這本書是瞭解宋史的第一手資料，值得大傢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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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紙張不錯，內容精美，印刷精良，值得購買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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