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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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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53664

版次：1

商品编码：11763293

品牌：三联书店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20

字数：209000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万历十五年》自出版后即成为一本长销不衰的经典历史著作。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然而其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的兴衰，并且告诉我们与以往历史书中不同的海瑞、张居正……读黄仁宇的书，你会深刻体会“历史给人以智慧”！
　　《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黄仁宇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内容简介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黄仁宇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黄仁宇作品系列：万历十五年》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作品系列：万历十五年》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
　　《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参考书目
附录一
附录二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精彩书摘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问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j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卒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儆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

前言/序言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5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133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7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1～5％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50％。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500万，税收每年竟达700万英镑，折合约银2000余万两，和人口为30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2000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le of Chinese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②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綖，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因为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有关16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30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30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其有创意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又，廖沫沙兄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为本书生色不少。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
　　黄仁宇
　　1981年1月于美国

历史的幽微切面：一部关于权力、信仰与日常的深度剖析 《明代中后期社会治理与思想变迁研究》 本书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宏大叙事史籍，它摒弃了对帝王将相功过得失的简单评判，而是选择了一个更为精微的切入点——明代中后期，特别是万历年间前后，中国社会肌理的深层变化。作者以扎实的史料考证为基础，力图揭示在表面繁荣与内部危机并存的时代背景下，支撑整个帝国运转的复杂系统是如何运作、又在何种力量的拉扯下逐渐失去弹性的。 一、 国家机器的“僵化”与“适应”：官僚体系的权力困境 明朝中后期的文官集团，已然是一个高度成熟、但也日益沉重的体系。本书开篇即聚焦于朝廷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运行逻辑。我们不再仅仅关注内阁首辅的权势达到了何种地步，而是深入探究“票拟”与“批红”制度下，皇帝、内阁、司礼监三方在具体政务处理中的微妙博弈与相互制约。 冗官与低效的悖论： 随着国家机构的膨胀，职能重叠与相互推诿成为常态。书中详细分析了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等部门在应对地方灾害、财政收入与司法案件时的反应速度与执行效率。通过对具体案例的还原，如漕运的延误、京察与大计的政治化，展现了制度的惯性如何阻碍了对新问题的有效反应。 士大夫群体的身份危机： 晚明士人普遍接受了“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然而，当理想遭遇现实的政治倾轧与经济困境时，他们的行动逻辑发生了变化。本书探讨了“清流”与“浊流”的界限如何模糊，以及在缺乏强有力皇帝领导的情况下，文官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如何从意识形态之争异化为对资源分配权的争夺。我们看到了正直官员在体制内遭遇的巨大阻力，以及他们如何在“不作为”与“被同化”之间艰难抉择。 二、 财政的失衡与经济的渗透：白银时代的隐痛 明朝中后期，随着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国家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本书致力于揭示这种货币体系的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 税收制度的结构性缺陷： 尽管白银充斥市场，但国家层面的税收体系（尤其是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的过时）未能有效跟进。书中详尽分析了“一条鞭法”在不同地区的推行效果，指出其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加剧了地方豪强与底层百姓之间的矛盾。富裕阶层通过隐匿土地和贿赂胥吏，成功地规避了负担，而负担最终转嫁到了自耕农身上。 商业资本的非政治化： 晚明徽商、晋商等商业力量的崛起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与西方早期商业革命不同，这些巨商的财富更多地表现为对艺术品、园林和地方公益事业的投入，而非直接挑战中央集权的政治投资。本书探讨了儒家“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如何深刻地限制了这些商业资本的政治影响力，使它们成为庞大官僚系统外围的“财富提供者”，而非制度的改革者。 三、 思想的多元与信仰的转向：儒学的内部分化 晚明是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但这种活跃也伴随着传统的解构与信仰的重塑。 阳明心学的世俗化与异化： 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在江南士人中广为流传，本意在于强调个体的主体性与道德实践。然而，在实际的社会传播中，它被一些人曲解为放纵私欲、追求个人享乐的借口。本书考察了心学在市民阶层与士绅阶层中的不同解读，以及它如何与当时追求“真性情”的文学思潮相融合，形成一种对传统纲常名教的潜在消解力量。 理学的坚守与形上学的退却： 与心学的活跃相对的是，以东林学派为代表的正统儒学，在面对现实危机时，似乎更倾向于退守到对朱熹理学经典的精微解释上。书中分析了东林与非东林党争中，双方对于“义理”与“时务”的辩论，揭示了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对纯粹道德原则的执着，有时反而阻碍了务实的政治妥协与改革的推进。 四、 边疆的压力与帝国的“收缩” 本书还专题分析了明朝面对的外部安全挑战。与前代不同，晚明的边患不再仅仅是游牧民族的袭扰，而是在辽东地区演变成一场耗费巨大的、需要专业化军队（如戚继光的“新军”模式）来应对的长期战争。 军事开支的黑洞： 辽饷、剿饷的征收，直接导致了中央财政的枯竭。书中详细对比了辽饷在不同时间段对地方财政的抽取力度，以及这种抽取如何直接加剧了地方的民变风险。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军事失败故事，而是一个资源分配机制崩溃的故事。 长城防线的意义重估： 传统的“内向防御”战略在面对后金（清）的崛起时显得力不从心。本书探讨了朝廷在“议和”与“决战”之间的摇摆不定，以及这种决策上的犹豫如何消耗了军事力量和民族信心。 总结：一个“平稳”的危机 《明代中后期社会治理与思想变迁研究》试图描绘的，是一个充满张力、却又在表面上维持着一种“平稳”的社会。这种平稳是建立在腐朽的制度、被压抑的矛盾和精英阶层对现实的集体性逃避之上的。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引导读者超越对“皇帝昏庸”或“奸臣当道”的简单归因，转而关注支撑一个庞大帝国运转的社会结构、经济逻辑与思想基础，是如何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共同导向最终的崩塌。这是一部关于“何以如此”而非“如何挽救”的深刻洞察之作。

评分☆☆☆☆☆

我很少读到一部作品，能够如此不动声色地完成对一个时代精神气质的精确“冷冻”。作者似乎掌握了一种时间停滞的魔力，把那个特定的年份——那个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年份——所有的气味、声响、制度的锈迹都捕捉了下来，并将其永久地封存在纸页之中。阅读过程与其说是“读”，不如说是“沉浸”。我不是在被动接受信息，而是在跟随作者的引导，一点点剥开历史的表皮，去感受那种时间缓慢流逝下的沉重与压抑。那些繁复的礼仪、那些文绉绉的奏折、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争吵，在作者的笔下，都获得了其历史的重量。它让我体会到，历史的真实面貌往往不是惊心动魄的瞬间，而是无数次日常坚持与妥协所累积而成的厚重底色。这部书，是关于沉默、关于坚持、关于在既定框架内寻求个体意义的深刻探究。

评分☆☆☆☆☆

这部作品着实令人眼前一亮，它不是那种铺陈宏大历史叙事的鸿篇巨制，反而像是一部极其细腻的微观考古报告。作者的笔触如同手术刀般精准，深入到特定历史时期的肌理之中，去探究那些平日里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个体命运与制度的僵硬。我特别欣赏它那种近乎冷静的叙事风格，不带强烈的褒贬色彩，而是将事实和人物的困境赤裸裸地摆在读者面前，任由读者自己去品味其中的无奈与悲剧性。读起来，你能深切地感受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每一个身居高位者，无论其个人能力如何卓越或平庸，似乎都被时代和体制的惯性所裹挟，如同精密齿轮上的零件，只能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转，即便其中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也难以撼动整体的行进方向。这种对结构性压力的描摹，远比单纯歌颂或批判某个帝王将相来得更有力量和深度，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历史的运作逻辑，让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需要时间消化其中蕴含的深层思考。

评分☆☆☆☆☆

坦率地说，初读这本书时，我曾因为其信息密度之大和人物关系之复杂而感到一丝压力，它要求读者保持高度的专注。但一旦适应了作者的节奏，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独特的美感——一种古典的、结构性的美。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令人叹服，他能在跳跃性的叙事中，巧妙地穿插考据扎实的细节，使每一个看似独立的片段，最终都汇集成一条清晰的河流，流向共同的命运。这种结构安排，模仿了历史自身的复杂性：并非单一因果链条，而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尤其赞赏作者处理不同社会阶层时的平衡感，既不完全偏向于描绘底层百姓的疾苦，也不盲目推崇精英阶层的智慧，而是力图还原一个立体的、充满张力的社会切面。这使得整部作品的视野非常开阔，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态的广度和深度。

评分☆☆☆☆☆

这本书给我的震撼，主要来源于它对“人”在巨大历史洪流面前的渺小感的刻画。它没有给我提供一个清晰的英雄人物或一个明确的时代主题，相反，它展示了许多充满矛盾、能力有限、却又身负重任的个体。我看到了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的碰壁，看到了循规蹈矩者在变革压力下的挣扎，甚至看到了那些看似掌握权力的人，其实也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囚徒。这种“万事皆有定数，然人犹自努力”的宿命感，在字里行间弥漫开来，极其动人。它迫使我反思，我们今天所推崇的“效率”和“创新”，是否也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被另一套我们尚未察觉的“惯性”所钳制？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是阅读这部作品最宝贵的收获之一，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记录，更像是一面映照人类处境的镜子。

评分☆☆☆☆☆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对于“日常性”的捕捉和放大。很多历史著作热衷于描绘战场的硝烟弥漫或是朝堂上的风云变幻，但这部作品却将聚光灯打在了那些看似寻常却决定了时代基调的细微之处。比如对官僚体系内部运行细节的描写，那些冗长而繁复的公文流程、对祖制的恪守到了何种令人窒息的程度，以及官员们在升迁、考评、乃至家庭琐事中如何耗尽心力。这种叙事方式极具代入感，仿佛我不是在阅读历史，而是成为了一名在那个时代挣扎求生的中层管理者，时刻被等级、礼仪和规则所束缚。它用一种近乎散文诗般的细腻，描绘了一种集体性的焦虑和停滞感。读完后，我感觉对“人治”与“法治”的理解都有了新的层次，明白制度的惰性和惯性，有时比任何一位英明君主的决策都更为强大和持久。

评分☆☆☆☆☆

传说中的万历十五年，名副其实

评分☆☆☆☆☆

很喜欢，还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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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看过电子版的，还是觉得纸质书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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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看，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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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highhigh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

书是非常不错的，真的，非常不错的

评分☆☆☆☆☆

京东打折真的太棒了 趁机把书单全部扫空 而且快递速度也特别快 棒棒

评分☆☆☆☆☆

物流很快，书也挺好的，应该是正版，给个好评！

评分☆☆☆☆☆

经济史名著之一，阔以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