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4
1 、“双105周年”纪念
2017年是启功先生105周年诞辰,亦是中华书局成立105周年,因此本书极具纪念意义。
2、启功先生历年为中华书局题签首次集结出版
书中170多幅题签是启功先生留给中华书局的宝贵艺术遗产,也是启功先生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2000年前后为中华版图书题写的书名签的首次正式集结出版,具有重要的艺术性与出版研究价值。
3、 装帧精美,阅读收藏两相宜
本书全彩印刷,装帧精美,将启功先生题签原貌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翻阅此书,即会沉浸其中,爱不释手。无论内容的知识性,还是装帧设计的艺术性、感染力,都堪称上品,可谓阅读收藏两相宜。
启功先生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学者、书画家、教育家,中华书局重要作者之一。启功先生1971年起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与中华书局员工朝夕相处数年。他的主要著作《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汉语现象论丛》《启功韵语》等,均由中华书局出版。
启功先生自1970年代初开始为中华书局版图书题签,一直到晚年,前后三十余年,是为中华书局版图书题签极多的人。启功先生的题签是形成中华书局版图书装帧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早年题签的风姿渊雅,还是晚年题签的修美瘦硬,都令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
为纪念启功先生105周年诞辰,纪念中华书局成立105周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启功先生题签集》一书,共同感受和追怀启功先生高尚的精神和精湛的书艺。
启功(1912—2005),字元白,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学者、书画家、教育家,中华书局重要作者之一。启功先生自称中华书局是他的「第二故乡」,与中华书局有着深厚的渊源和交往。启功先生1971年起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与书局员工朝夕相处数年。他的主要著作《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汉语现象论丛》《启功韵语》等,均由中华书局出版。
启功老师题书签
来新夏
过去人们常为自己的著述求著名学者兼擅书法的前辈题书名,也有人辗转托人求名人题写书名者。这在几十年前,几乎是一种社会风尚。自盛行电脑设计封面后,题书签似乎少了些,但仍为不少人所眷恋和保留的习惯。我的著述除了出版社硬作主外,大部分都请自己的师辈题写书名。那时为人所赞赏的题签者,南有顾廷龙,北有启功。两位前辈不仅声望高,而且精于书法,更重要的是有求必应,不厌其烦。有了他们的题签,自然为著述本身增加分量。我对两位前辈都求题过书签。顾廷龙先生为我题写过《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启功先生也写过不少书签,应是他书法作品的一部分,但至今似乎尚没有引起更大的注意。
启功先生集中题书签的地方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有关文史的书。启先生与中华书局交往颇多,整理二十四史时,更为频繁。所以彼此熟不知理,而启先生又是有求必应的人。某次,中华书局前副总编赵守俨学弟面赠其点校的《朝野佥载》,这书是与程毅中先生点校的《隋唐嘉话》合印成一册,封面上就有启先生亲题书签,非常潇洒完美。因为守俨曾是辅仁大学学生,与启先生也有师生之谊,所以我问守俨是不是你请启先生题写的?赵说不是,是设计者求的,书局许多书签都请启先生题。足以见启先生与中华书局之间的关系。
我的那些微不足道的著作,有不少就是启先生所题。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之间,曾三次出版《林则徐年谱》增订本,每次均由启先生重题书签,尤其是第三次增订本,启先生不仅为题横竖书签多则,还因我急于付印,启先生用特快专递寄来,令人感动不已。我的文集《邃谷文录》出版于2002年,但起意甚早,大约在1998年春的某一天,我去北师大小红楼看望启先生,请教编文集和商量定书名的事,并表示日后成书时还请先生题写书名。那天启先生情绪很好,主动说趁他现在还能写毛笔字,先给你写上留下。我乍听心里就有种说不清的感觉,先生主动命笔自然高兴,但当时启先生已经目疾日趋严重,是不是自己似已预知未来,特留情于老学生,真让我激动得难以言表。启先生还为我题写过《古典目录学》《天津近代史》等书签。后来,我把启先生为我所题书签汇列一起,装裱成一立轴、一横幅,悬诸书斋,颇为友人称道,也是我收藏中的珍品。
启先生不仅有求必应,而且每每附函表示作得不够好的歉意。有一次我为先祖的《萧山县志稿》一书求题书名,可能推晚了一点时间,于是在题签外又附来一封道歉信说:“命题令祖遗稿,一再迁延,实以昏忙,又兼冗杂太多之故。今日猛忆起,亟盥沐敬题,必已迟误,仍以上寄,第赎前愆耳!”
启先生不仅为我题签还应我所求为他人题签,也表现出非常谦和的态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受《许昌市志》主编委托,代求启先生题签。启先生在寄下书签时,还在附给我的信中说:“久违为念,得书至慰。《许昌市志》横竖各条,写呈求教。如有不适于印刷处,示下重写,勿客气也。”本世纪初,我代天津地方志办公室求启先生为题刊名《天津市志》和书名《志苑珍宝》,当时启先生目疾已甚,书写已有一定困难,但他为满足他人要求,仍勉力为之。并附一函说:“近题书签,多半字大。印时不加缩小,每觉难看。兹写力求较小,如书册略大,放大些付印也”。真是为人想得周到。这是我看到他最后的毛笔题签。不久,中华书局的崔文印先生寄来他们夫妇合著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一书,是启先生的硬笔书法题签。我曾写下如下一段话说:
“看到封面中间启功先生的题签,虽是没有惊异,但却引来辛酸。启先生是当代人所共知的书法大师。 我看过很多启先生的书法作品,特别是中年以后,飘逸潇洒,直逼明人董其昌、邢侗。八十岁以后,笔墨略见瘦削,但字体、行气、用笔等等,依然大家风度。足以示范后学。所见各种书签,一直使用毛笔,均精美有韵致。近年来也只是往来信件用毛笔较少。为文印所题书签使用签名笔之类的硬笔书法,这是我首次见到。是先生因眼疾加重已难用毛笔来写书签了吗?我心酸于吾师老矣!但又很感动,文印对启先生来说,应属晚辈。且是在中华认识的一个普通编辑。面对文印之所求,启先生虽患眼疾难用毛笔,但却没有推辞,拿起不曾用来题签的签字笔之类的笔写下硬笔书法的书名,即使印章盖歪,也在所不顾,只为了不让晚辈失望。这真是难得的温暖友情,当今之世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人间自有真情在,启先生若不宅心仁厚,能不顾自己已有的盛名,写下与自己以往书法有较大差距的书名吗?直至他九十岁以后,病情日渐沉重,还为晚期学生张廷银师弟题写了博士论文《魏晋玄言诗研究》的书名。廷银送我一本,我看到已经完全不像启先生的题字时,不禁潸然,心想要写篇小文,呼吁“别让启先生再题签啦!”但又担心会有损于启先生呵护晚辈的仁人之心。
启先生一生写了无数书签,约略估计,当与顾老不相上下。二人的德望与学术水平,亦都是上一代宗师。顾先生的题签已由上海图书馆整理成集,于2005年正式出版问世。而启先生的题签,至今仍散在各方。我曾向中华书局领导谈到过,以中华书局出版各书题签为基础,并向曾请启先生题签者征求题签,再从图书馆文史类藏书中检阅,汇总编次略缀数语付之枣梨传之后来,即能成册。这不但保存了启先生的书法遗作,亦是对启先生的一种纪念。我期待着不久真能见到《启功先生题签集》!
(刊于2006年12月22日《文汇读书周报》)
后记
今年是中华书局创立105周年,也是启功先生诞辰105周年。我们以这本《启功先生题签集》,来缅怀这位与中华书局渊源深厚的学界耆宿。
启功先生1971年到中华书局参与点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就此与中华书局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为中华版图书题写了170多条题签,这是启先生关切、支持中华书局的见证,也是他留给中华书局的一份厚重的艺术遗产。在中华书局创立105周年之际将其结集出版,是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事。
启先生题签的书,时间跨度长,涉及的领域方方面面,整理工作耗时较长。我们首先从《中华书局百年总书目》中逐条检索出启先生题签的图书及相应的出版信息,并按出版时间排序编辑。然后是查找题签档案,我曾和同事们一道整理过中华书局的装帧设计档案,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当我打开久未开启的柜门,看着满满一柜子的牛皮纸档案袋时,还是颇有无从下手之感。
这项工作是比较艰难的,费时费力,有如“蚂蚁搬山”。开始是对照书目寻找档案袋,后来发现档案袋上的内容信息并不完善,会造成遗漏,于是便逐一开袋检视,这样又加大了工作量。起初的热情在重复枯燥的翻检过程中逐渐被消磨掉,中间还数度因其他工作甚至是拖怠而间断。后来下决心加快整理档案的进度,每天设定目标,坚持这项“搬山”的工作。周末安静,没有其他事情干扰,也跑来加班赶进度。于是越来越多的启功先生的题签被找了出来。这个过程又像是在“寻宝”,比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是启功先生题签比较多的一套丛书,当打开这样的口袋,小心翼翼地将琳琅满目的启先生题写的书名条摆在桌上逐一欣赏时,那种感叹和兴奋的心情不亚于发现了深埋在地下的宝藏。
现在的无纸化办公固然提高了效率,但文化感也随之而消失了,翻看这些前辈们留下的既熟悉又陌生的档案,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编辑书写的发稿单和设计单、老美编们手绘的封面小稿,粘贴的色卡,往来的书信……在那个还没有用计算机办公的时代,他们同样把出版流程做得一丝不苟,每个人都写得一手好字,每本书的出版流程单据都可以作为艺术品来欣赏。虽然纸张已经泛黄发旧,但其中传递出来的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优雅的人文气质仍然熠熠生辉。
启功先生温和儒雅、健美大气的书名题签都书写在宣纸上,有的钤盖有专门的题签章,在设计封面时,这些书名签条需要根据设计构图来调整字间距,甚至连落款和印章都要重新调整间距缩放大小。那时还没有扫描仪,不用电脑来设计,而是靠美编手工绘制设计稿,因此签条多被剪开重新调整,粘贴在形形色色的稿纸和美编用的坐标纸上,旁边标注着诸如“横缩125毫米”、“阳文缩140mm五条锌版”、“高缩143毫米制阳文锌版一块”等等字样,这是前辈们给印刷厂的制版说明。所谓锌版就是当时普遍使用的金属腐蚀版,用来将图案或文字压印在封面上。有的签条还有启功先生自己书写的调整说明,如《靖康稗史笺证》,启先生在书名旁注:“功在禹下一印太大,如要用请嘱工厂缩小,或放在下边或放在左边”,旁边是启功先生的闲章“功在禹下”。这是一枚启先生常用的印章。韩愈赞孟子“功不在禹下”,启先生说自己“功在禹下”,大禹之子是启,“禹下”即指启,“功”又“在禹下”,即指启功。启功先生在题写自己的著作《汉语现象论丛》书名签时钤了“珠申”章,“珠申”即“肃慎”,女真族祖先,满语音译,以示不忘祖先之意。再如《注史斋丛稿》,启先生题完书名后另附一张纸单独落款“启功署耑”,旁边钤了三枚印章,两枚大概自觉不满意画了叉,满意的一枚用墨笔勾出箭头指明位置。书名题签虽然字数不多,但同书画作品一样,方寸之间也十分讲究章法布局和笔墨情趣。从这些细微末节之处,足以体现启功先生题签时精益求精的认真态度。
本书在编排体例上,采取了一种书一个对开页,题签和书影左右对照的形式,尽量保持档案的原始状态,不做过多的技术修饰,并简要注明了该书的出版信息。有些图书的原签已无法找到,这部分书的题签是将书影上的题签部位单独剪裁,再用图像处理的方式将图案和底色与书名题签分离,背景淡化,突出题签,起到模拟原签的效果,特在此说明。
启功先生的题签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在今年的中华书局4·23读者开放日活动中,我们展出了整理出来的部分题签,读者反响热烈。6月,又值香港中华书局成立90周年,京、港两地中华书局在香港集古斋共同举办了“启功题签展”,我们将精选的60种题签连同原书、原装帧设计稿等一并送往香港展出,也受到了香港各界的热烈欢迎。现在,我们将中华版图书全部启功先生题签,汇为一编,正式出版,与更广大的读者一起欣赏启功先生精湛的书法艺术。
另外要说的一句题外话是,名家题签是中华版图书的一大特色,也是一种传统。很多书法家和知名学者都为中华书局的图书题写过书签,整理时遇到这类档案,我也同时登记拍照,用以存档,将来有机会,这部分同样珍贵的装帧设计档案也是完全可以整理结集出版的。
本书的整理和编辑工作,得到了很多同事的大力协助—书局老编审柴剑虹老师是启先生的学生,对编辑整理工作提出了很多指导和建议;已经退休的陈雅老师负责查配样书,她登记抄录,查找图书,一丝不苟;图书馆和编辑部的同事纷纷提供藏书,少数图书一时难寻,通过网购填补了关键的缺失;样书图片均由同事徐轶拍摄,每次补拍都随叫随到;柴剑虹、梁彦二位先生通读了全稿。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向这些不辞辛苦的同事一并表示敬意。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一年过去了,回想这一年断续进行的整理和编辑工作,个中滋味唯有自知。启功先生曾称中华书局是他的“第二故乡”,这本小书就是我们作为启先生的“家乡人”,对他最好的缅怀和纪念。
毛淳
丁酉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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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精彩,可以看出从60年代到启先生90岁左右的书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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