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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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黄仁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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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 常州新华书店图书专营店
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52039
商品编码:1698257185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6-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76
字数:253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本书英文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AmericanBookAwards)历史类好书的提名;中文本问世后,获得如潮好评,成为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高校师生的案头必备书,并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极大的20本书”等。另有日文、法文、德文等版本。
  《万历十五年》畅销中文阅读界30多年,是高校师生以及企业家、作家、学者、艺术家、新闻记者和官员等社会各界人士常读常新的经典作品,频频出现于历年报刊杂志的阅读推荐榜单。

内容简介

  讲的时期是在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早年辗转于求学、从军之途,曾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然而时代却不允许他有这样的机缘。其后赴美研习历史,于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中国少了一个拿破仑,却多了一个以其睿智打开人们视野的历史学家。
  代表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他传奇性的一生以及大历史观的由来详见自传《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目录

出版说明
自序
diyi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参考书目

附录
《神宗实录》
《神宗实录》二

附录二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1619年的辽东战役

附录三
英文版序言
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
皇帝只是个牌位

精彩书摘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猝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儆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处分,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决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一百五十二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但对多数低级官员来说,被罚俸两月,就会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开支了。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意旨总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非议。这一事件,也难怪万历皇帝圣心震怒。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
  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实在是不成体统。
  万历皇帝是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1587年3月,他已年满二十三,进入二十四,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快有十五年了。他自然会清楚记得,在他八岁那
  一年的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他被引导进入殿前特设的帷帐里,按照礼仪的规定更换衣冠服饰,前后三次都以不同的装束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既出帷帐,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导行礼,并用特设的酒杯饮酒。天。第二天,他又被引导出来坐在殿前,以zui庄重的姿态接受了百官的庆贺③。
  几个月之后,隆庆皇帝龙驭上宾。这位刚刚九岁的皇太子,就穿着丧服接见了臣僚。按照传统的“劝进”程式,全部官员以zui恳切的辞藻请求皇太子即皇帝位。头两次的请求都被皇太子拒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哀恸无法节制,哪里有心情去想到个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说的应当以社稷为重作为理由,勉如所请。这一番推辞和接受的过程,有条不紊,有如经过预习。
  既然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就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十五年,他曾经祭天地,祀祖庙,庆元旦,赏端阳。他接见外国使臣、解职退休和著有勋劳的官员耆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这种献俘仪式极为严肃而令人悚惧,皇帝的御座设在午门城楼上,他端坐其中,俯视着下面花岗石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他的两旁站立着授有爵位的高级军官,还有许多被称为“大汉将军”的身材魁伟的御前侍卫。在广场上大批官员的注视下,俘虏被牵着进来,手脚戴有镣铐,一块开有圆孔的红布穿过头颅,遮胸盖背,被吆喝着正对午门下跪。这时,刑部尚书趋步向前,站定,然后大声朗读各个俘虏触犯天地、危害人类的罪行。读毕他又宣布,这些罪人法无可逭,请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斩首示众。皇帝答复说:“拿去!”他的天语纶音为近旁的高级武官二人传达下来,二人传四人,而后八人、十六人、三十二人相次联声传喝,zui后大汉将军三百二十人以zui大的肺活量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瓦,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每年阴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历,并正式颁行于全国。它的颁行,使所有臣民得到了天文和节令的根据,知道何时可以播种谷物,何日宜于探访亲友。翰林院官员们的集体著作,例如《实录》之类,也在香烟、乐队的簇拥下,恭呈于皇帝之前。书籍既经皇帝接受并加乙览,就成为“钦定”,也就是全国的weiyi标准。
  ……

前言/序言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委托黄苗子兄和中华书局联系。承中华书局慨允,此书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读者见面。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五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十六世纪末,全国田赋额zui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总额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十四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词,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Feudal System翻译过来的。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差别很大。当时译者对中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而欧洲的Feudal System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来,经多数学者的苦心研究,才真相大白。本书的英文本论述明代社会,避免了Feudal System的字样,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封建”一词来概括明代的政治与经济。。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此人官至吏部尚书,因张居正夺情一事去职,见本书diyi章。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的经过。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而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十五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有关十六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zui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十六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三十年,很少有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三十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其有创意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又,廖沫沙兄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为本书生色不少。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
  黄仁宇
  1981年1月于美国


《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之外的世界:一部关于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深度观察 本书并非聚焦于黄仁宇先生那部著名的史学巨著《万历十五年》,而是以一个宏大且细致的视角,深入剖析了明朝中后期(约嘉靖末年至崇祯初年)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肌理、文化生态与政治气候。它试图描绘出一幅与《万历十五年》所聚焦的“大历史”叙事互为补充的社会群像图,展现那些在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构成时代底色的无数微小颗粒的运动与挣扎。 第一部分:士绅阶层的内在张力与地方秩序的重塑 本书首先将目光投向了构成帝国稳定基础的士绅阶层。不同于科举制度所规定的精英形象,本书通过对地方志、族谱和私人往来的深入挖掘,揭示了这一群体内部的复杂性与张力。 一、缙绅的“地方化”生存: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士绅的权力基础开始从中央的“恩荫”和朝廷的任命,更多地转向了对地方经济资源(如水利、矿产和土地兼并)的实际控制。书中详细分析了“乡绅”如何通过建立义仓、组织保甲、甚至私设税卡等方式,成为事实上的“地方小皇帝”。这种权力下沉,一方面巩固了地方秩序,但在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家税收和法律的触角难以有效穿透这些地方性的权力网络。 二、文化资本的异化:程朱理学在这一时期虽然依然占据主流地位,但其僵化的教条已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本书探讨了士人如何将“理学”转化为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文化资本”——表现为对俗文学的鄙视、对商业活动的避讳,以及对清流政治的执着追求。这种对“道统”的固守,使得士人阶层在面对实际的财政危机和军事威胁时,往往显得软弱无力,或陷入空洞的道德说教。 三、宗族与商业的边界模糊:在江南、福建等地,宗族不再仅仅是血缘纽带,而是重要的经济实体。书籍详细考察了宗族如何利用其集体信誉进行商业借贷、组织跨区域的贸易网络,以及如何通过修建祠堂和维护风水等活动,将家族财富的积累合法化和神圣化。这揭示了在国家权力衰弱的背景下,民间社会力量如何自发地构建起一套高效但却“非正式”的社会契约。 第二部分:技术的停滞与知识的扩散 本书的第二部分聚焦于明代中后期社会的技术生态与知识传播,指出技术上的“保守性”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经济的活力。 一、农学与水利的反思:明代中后期农业技术在某些领域(如高产作物引进)有所进步,但整体上对大型水利工程的投入和维护却呈现出一种系统性的衰退。书中分析了这种衰退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地方士绅更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能带来直接声誉和财富的私有项目上,而非费时费力、收益分散的公共水利体系。这种“公地悲剧”的变种,加剧了区域性的旱涝灾害风险。 二、印刷术与小说的冲击:虽然《万历十五年》提及了文人政治的困境,但本书侧重于印刷术普及带来的“社会阅读革命”。大量的通俗小说、戏曲脚本和民间指南(如医书、农书)的大量出版,极大地丰富了底层民众的精神生活,但也无形中削弱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力。书中探讨了市民阶层如何通过阅读《西游记》、《金瓶梅》等作品,构建起一套更具世俗化和反权威倾向的价值体系。 三、军事技术的“内卷化”:火器技术的引进与发展,并未带来如欧洲那样的军事革命。本书认为,这是因为在明代中后期,军事技术的发展更多地服务于镇压内部叛乱(如倭寇、流寇),而非对外扩张。火器的制造和应用长期处于“军器局”的垄断之下,缺乏民间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的驱动力,导致其在面对后金等新兴力量时,优势不再明显。 第三部分:城市的脉动与“非正式经济”的勃兴 本书最后将视野聚焦于新兴的城市空间,探讨商业资本的扩张如何重塑了社会阶层与道德规范。 一、商帮的崛起与资本的流动:以徽商、晋商为代表的商帮,不再是简单的贸易代理人,而是形成了具有高度组织性和跨区域金融操作能力的资本集团。书中详尽描述了他们如何在政府的重税和限制下,通过建立秘密的联络网络、使用票号进行异地结算、以及贿赂地方官员等手段,开辟出一条“灰色”的经济通道。他们的成功,直接挑战了“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观念。 二、城市中的“流民”与“闲人”: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和工商业的集中,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本书关注了这些“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他们是城市手工业的劳动力,也是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城市中出现了大量服务于这些边缘群体的“非正式”服务业,构成了官方记录之外的庞大经济体。例如,对城市中赌博业、妓院以及非官方信贷网络的分析,揭示了国家法律对底层社会渗透的局限性。 三、生活风尚的“世俗化”:晚明士大夫和富商阶层在物质生活上追求极致的精巧与享乐,形成了著名的“市民文化”或“雅士品味”。本书通过考察古董鉴赏、园林建造、茶道、以及服饰的演变,展现了这种对物质美学的极致追求,它既是财富积累的体现,也是对传统清贫儒家风范的一种反叛。这种对感官享受的推崇,反映了精英阶层在政治理想幻灭后,转向私人生活领域寻求慰藉的深层心理动因。 总结: 本书力求从社会结构、技术生态和民间文化等多个维度,立体地描绘出明代中后期那张复杂而充满活力的社会网络。它揭示了,在“万历十五年”那样的历史节点上,支撑帝国运转的,是无数在体制边缘、在乡野之间、在城市暗巷中发生的,关于生存、关于财富、关于尊严的微观“较量”。这些鲜活的社会场景,共同构成了明代走向衰亡前夜,那令人既着迷又深思的时代图景。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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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合上这本书,那种历史的余温久久不散,这绝非仅仅因为信息量的庞大。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构建了一种“时空感”。它让你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个遥远的年份,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所面对的困境、他们的日常琐碎、他们的精神追求,和我们之间,在本质上究竟隔着多远,又相似在哪里。这种对普遍人性和特定历史环境交织点的捕捉,使得该书具有了一种超越时代的穿透力。它不是一本关于过去的书,而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现代社会在面对结构性挑战时,那些似曾相识的影子。这种引发的深层次反思,是任何一本仅仅记录“发生了什么”的书所无法给予的,它让历史成为了思考当下的一个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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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让人眼前一亮,拿到手里沉甸甸的,那种纸张的质感和油墨的散发出的淡淡墨香,瞬间就将人拉回到了一个更加重视书籍本身的时代。内页的排版也很讲究,字号大小适中,行距留白处理得当,长时间阅读下来眼睛也不会感到过于疲劳。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这个增订纪念本在细节上体现出了出版方的用心,无论是扉页的设计,还是附录中那些珍贵的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的清晰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工艺品。它让人在阅读内容之前,就已经对作者和这部作品产生了由衷的敬意。我喜欢这种用心的实体书带来的阅读体验,它远胜于冰冷的电子屏幕,能让人更真切地感受到文字的力量和历史的厚重。翻开书页时,仿佛能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这对于提升阅读的沉浸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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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同类题材的史学著作相比,这本书的语言风格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平衡点。它既保有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资料的可靠性,又完全避免了传统史学作品中那种晦涩难懂、佶屈聱牙的文风。作者的笔触是冷静而克制的,但字里行间又蕴含着一种对历史人物的深切理解和近乎悲悯的同情。尤其是在描绘一些制度性困境时,那种冷静的叙述反而产生了比激烈控诉更强大的批判力量。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非常清醒的观察者的陪同下,慢步走过那个年代的每一个角落,没有被强加任何预设的价值判断,只是被邀请去观察、去感受、去理解那个时代的“逻辑”。这种叙事的成熟度,使得即便是对历史不太热衷的读者,也能从中获得极大的阅读乐趣和智力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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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这本书的章节布局,我立刻被它那种叙事上的匠心所吸引。作者并非简单地堆砌史料,而是采取了一种极为精妙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切入点,将宏大的历史背景通过几个关键人物的命运轨迹徐徐展开。这种叙事手法的好处在于,它极大地削弱了历史读物常常带来的枯燥感和距离感。通过聚焦于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或浮沉或坚守的个体,读者仿佛得以窥见权力结构运作下的真实人性——那些无可奈何的妥协、那些微不足道的坚持,以及深藏在制度之下的无奈与悲凉。每一章似乎都像是一个独立的微型剧本,精准地捕捉了那个特定时间点上,复杂社会机器中的齿轮是如何咬合、又是如何发出刺耳摩擦声的。这种精雕细琢的结构,让历史的复杂性变得可消化、可感悟,而不是高高在上难以企及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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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最大的震撼,在于它对于“不变”的深刻洞察。在许多历史作品中,焦点往往集中在那些波澜壮阔的变革和翻天覆地的事件上,然而,这本书的视角却独辟蹊径,直指那个时代“一切似乎都在运转,但核心却纹丝不动”的悖论。它细腻地描摹了官僚体制的惰性、思维模式的固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张力。读完之后,我常常会陷入沉思:时间真的带走了多少东西,又留下了多少原封不动的惯性?作者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将那个时代的“僵局”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展示,让你体会到那种难以挣脱的宿命感。这种对深层结构和文化惰性的挖掘,远比记录朝代更替来得更为深刻和持久,它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历史阻力往往来自于那些看不见的、习以为常的既有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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