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珍贵版本,阳明粉丝优选心学读物
◆ 叶圣陶解读《传习录》,大师眼中的大师。
◆ 尘封88年的民国绝版图书,大陆首次全译出版。
◆ 赠送《王阳明先生图谱》(印刷品)。
内容简介
作为阳明粉丝学习入门读物的《传习录》。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
大家叶圣陶于88年注释的商务版专业性毋容置疑,且是大陆首次出版,并随书赠送绝版《王阳明先生图谱》(市场估价一万元),使得本书稿成为阳明粉丝和国学爱好者珍藏的不二之选。
作者简介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明代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代表作有《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大学问》等。
叶圣陶(1894—1988),原名绍钧,字圣陶。苏州人。知名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倪焕之》《脚步集》《西川集》《稻草人》等。
精彩书评
王阳明的《传习录》是“中国人所必读的书”之一。
——钱 穆
读此(《传习录》)可知王学梗概。欲知其详,宜读《王文成公全书》。
——梁启超
目录
目录
绪言
一、传习录 二、王守仁 三、王学 四、王学大概 五、余语
上卷
徐爱录 徐爱跋 陆澄录 薛侃录
中卷
钱德洪序 答顾东桥书 答周道通书 答陆原静书 钱德洪跋 答欧阳崇一 答罗整庵少宰书 答聂文蔚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教约
下卷
陈九川录 黄直录 黄修易录 黄省曾录 钱德洪录 钱德洪序 黄以方录 钱德洪跋
王阳明先生图谱
精彩书摘
上卷
徐爱录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①。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②。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③,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④,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欬,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⑤。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门人徐爱书⑥。
【注释】
①《大学?礼记》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郑玄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唐人已有《大学》专本。北宋时,与《中庸》《论语》《孟子》合并为四书。程颐谓为“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为之作注,称《大学章句》,则区全篇为经一章,传十章,并记之云:“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 ”而以旧本为误本。《大学》有“致知在格物”一语,朱熹注云:“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又补释“格物致知”之义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己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此说也,守仁抵之。
②“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语出《中庸》;言垂法于后,堪以俟待后之圣人,虽远至百世,其道不异也。
③二氏之学,言释与道也。按守仁门人钱德洪诸人所为年谱,守仁至二十七岁,始“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至三十一岁,“渐悟仙、释二氏之非”。
④明武宗初政,宦官刘瑾专权,南京科道戴铣等以诤谏得罪。守仁抗疏救之,亦得罪,谪贵州龙场驿驿丞。以正德三年春至龙场,五年升江西庐陵县知县。其在贵州,为始论“知行合一”之时。
⑤昔九方皋相马,观其精而不措意于牝牡骊黄。此处言见其粗而弃其精也。
⑥徐爱,字曰仁,号横山,余姚人。从守仁游,守仁器之,妻以女弟。举正德进士,历官南工部郎中。守仁良知之说,学者初多未信,爱疏通辨析,畅其指要。年三十一卒,守仁哭之恸。
【译文】
先生对于《大学》关于“格物”的学说,都以旧本为依据,旧本就是先儒所说的错误版本。我开始听说时十分惊骇,继而感到疑惑,然后竭力思考相互比对,并询问先生,才明白先生的学说,如水的清寒,火的热烈,绝对是百代之后的圣人也不会怀疑的。先生天生睿智,又和气乐观,坦荡平易,不在意小节。旁人见他年少时豪迈不羁,又曾沉溺于诗词文赋,出入于佛道两家。突然听闻他的学说,都会认为是标新立异,不会深入探究。他们不知道先生在贵州偏远地居住了三年,在困境中修养平静,“精一”的工夫,已经超然进入圣域,回归正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我终日在先生门下请教,但见先生的学说,刚开始接触时似乎很容易,研究起来会发现很高深。表面上看很粗略,深入探究会发现精深。初接触会觉得很平常,学习起来才发现没有止境。十多年来,我竟然还没能入门。如今的学者,有的与先生只有一面之缘,有的从未听过先生的言谈,有的事先怀有轻视激愤的情绪,仓促地想要根据三言两语、传闻流言来臆断揣度,这样怎么能领会先生的学识呢?门生们聆听先生的教导,往往领会的少而遗失的多。就好像鉴马的时候只根据马匹的外貌,而看不到它作为千里马的特点。因此我详细记录平日的见闻,私下给同行学者们看,互相考证,希望不辜负先生的教诲。学生徐爱作。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①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 ②,‘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 ③,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④。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⑤,‘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
【注释】
①《大学》篇首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朱熹《章句》据程子曰:“亲,当作新。 ”注云:“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作新民”系《大学》引《康诰》语。
②《孟子?尽心篇》云:“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③见《书?尧典》。
④《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峻俊通假,大也。平章百姓,言百官之氏族分别章明也。
⑤见《论语?宪问篇》。子路问君子,孔子答以“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而殿以此语。
【译文】
徐爱问:“所谓‘在亲民’,朱熹先生说应当是‘新民’,后面章节‘作新民’的文句中似乎也有依据。先生认为应该跟从旧版本的‘作亲民’,有什么依据吗?”
先生说:“‘作新民’的‘新’,是自新之民的意思,与‘在新民’的‘新’不同。这难道不足以为依据吗?‘作’字和‘亲’字相对,但不是‘新’字的意思。下面‘治国平天下’之处,对‘新’字都并无说明。比如说‘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都是‘亲’字的意思。‘亲民’犹如孟子说的‘亲亲仁民’,‘亲之’就是仁爱。百姓不仁爱,舜于是任命契为司徒,让他‘敬敷五教’,来让他们互相仁爱。《尧典》中的‘克明峻德’就是‘明明德’,从‘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也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又比如孔子说过
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说到‘亲
民’就兼有教诲和养化的意思,说‘新民’就偏颇了。”
爱问: “‘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 ①,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 ②。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③。”
【注释】
①“知止而后有定”,《大学》语。止,所止之处,指至善也。言知所止则有定向也。朱子注即物而穷其理,固以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为前提也。
②义外之说,发自告子。《孟子?告子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与辩,则明仁义俱在内。此处取义外为言以明至善不在事事物物上也。
③朱熹注解《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句曰:“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译文】
徐爱问: “‘知止而后有定’,朱熹先生认为事事物物都能达到至善,这似乎与先生的学说相悖。”
先生说:“在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就是把义放在人心之外了。至善是心的本体,只要‘明明德’到了最为精一的地步就是了。然而也从没有脱离客观事物,朱熹先生注的所谓‘穷尽天理的极限而没有分毫私欲’的人,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①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之类②,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③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注释】
①盖爱以为事父、事君等为心外之事,孝与忠等为心外之理也。②《礼记?曲礼》云:“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言冬日
则温,以御其寒,夏日则清,以致其凉,昏则定其衽席,晨则省其安否也。③《礼记?祭义》篇语。
【译文】
徐爱问:“至善只在心中探求,恐怕对于天下事理,不能穷尽吧? ”先生说:“心就是理。天下哪有心外的事和理呢? ”徐爱说:“比如侍奉父亲的孝道,侍奉君主的忠诚,结交朋友的诚信,治理
臣民的仁慈,这中间就有许多理。恐怕也不能不细究吧?”
先生感叹道:“这种说法蒙蔽人已经很久了,哪能一句话就得清楚呢?如今姑且就你所问的解释一下。比如侍奉父亲,不能从父亲身上寻求孝顺的道理。侍奉君主,不能从君主身上寻求忠诚的道理。结交朋友、治理臣民,不能从朋友和臣民身上寻求诚信和仁慈的道理。这些道理都只在人心之中,心就是理。人心没有私欲遮蔽,就是天理,不需要从外界增添分毫。这种内心纯粹的天理,表现在侍奉父亲上,就是孝道;表现在侍奉君主上,就是忠诚;表现在结交朋友、治理臣民上,就是诚信和仁慈。只要在内心中下工夫摒除私欲、存养天理就可以了。”
徐爱说:“听先生这么解说,我已经有所省悟。但从前的观点萦绕心中,还
有没能释然的地方。比如侍奉父亲的事,其间冬温夏清、晨昏定省之类,有许多
细节,不也需要讲求吗?”
先生说:“怎么能不讲求呢?只是要有个主次,只是在内心摒除私欲、存养天理上讲求。就比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孝心,惟恐有丝毫私欲夹杂其中。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孝心,惟恐有丝毫私欲夹杂其中。只是讲求有这份心,这份心如果没有私欲,纯粹是天理,是颗诚挚于孝顺亲人的心,冬天自然就会思量父母的寒冷,便自然要去寻求温暖。夏天自然就思量父母的暑热,便自然要去寻求清凉。这都是那颗诚挚于孝顺亲人的心生发出来的条件,但却必须先有这诚于孝顺的心,然后才有这些条件表现出来。以树木比喻的话,这诚于孝顺的心就是根,行为上的表现就是枝叶。必须先有根,然后有这些枝叶,不是先找到枝叶,然后再去种根。《礼记》说的‘有深切爱心的孝子,必定有和悦的气度。有和悦
气度的,必定有愉快的神色。有愉快神色的,必定能流露出和顺的容态。’必须有深爱作为根,就自然如此。”
前言/序言
《千年问镜》 引言 历史的长河奔涌不息,总有那么些时刻,人类的思想如璀璨的星辰,划破时代的黑暗,照亮前行的道路。它们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最终汇聚成影响深远的思想洪流。《千年问镜》便是这样一部力图捕捉和呈现这些思想火花的著作。它不聚焦于某个单一人物的生平片段,也不拘泥于某一学派的狭隘定义,而是将目光投向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那些涌现出的、对认识世界、改造人生、建构社会具有关键启示意义的思想片段,并试图通过一种“问答”式的叙事,激发读者自身的思考与探索。 第一章 智者之思:对“知”的求索 人类文明的起点,便是对未知的好奇与对“知”的渴求。本章将追溯古往今来,那些关于知识的本质、获取途径、以及认知局限的深刻洞见。我们将探讨先哲们如何区分“知道”与“理解”,如何在有限的感官经验与无限的宇宙真理之间架起桥梁。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审慎:孔子这句话并非对知识的悲观论调,而是对学习态度的一种提醒。它强调的是个体生命有限,而知识无限,因此,学习必须有方向、有重点,循序渐进,切忌贪多求全而不得要领。本章将从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中国古代教育家们关于学习方法、治学态度以及知识分类的智慧。例如,韩愈在《师说》中强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指出真正的学习在于追求“道”,而“道”的传承离不开师长的指引。同时,我们将考察中国古代的藏书、编纂、校勘等活动,这些都体现了先贤们对知识的尊重和对信息传播的重视。 “我思故我在”的起点:笛卡尔的这一哲学命题,标志着西方哲学从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转向对主体意识的审视。本章将深入剖析这种“内向性”思辨的意义,探讨主体如何通过反思自身的存在来确立认识的基础。我们将考察其后的理性主义思潮,以及康德如何试图调和经验与理性,构建起认识论的宏大体系。同时,也会触及经验主义学派,如洛克、休谟等,他们对感官经验作为知识来源的强调,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怀疑论与实在论的论战。 知识的边界与“不知道”的勇气:苏格拉底的“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看似矛盾,实则蕴含着深刻的认识论智慧。它提示我们,认识的真正进步往往始于对自身无知的清醒认识。本章将深入探讨这种“自知之明”在科学发展与个人成长中的作用。我们将审视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如何在面对未知领域时,以谦逊的态度和严谨的精神,不断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例如,伽利略在面对保守观念时的坚持,牛顿在“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谦逊,以及爱因斯坦在相对论提出过程中所经历的思维的飞跃与对传统认知的颠覆。我们也将探讨,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在这种“不知道”的勇气中,保持批判性思维,辨别真伪,避免陷入认知陷阱。 第二章 伦理之道:对“善”的践行 认识世界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生活则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指引。本章将聚焦人类在处理人际关系、社会秩序、以及个人品德等方面所积累的智慧,探讨“善”的内涵以及如何在实践中不断践行。 “仁者爱人”的温度: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便是“仁”,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尊重与和谐。本章将深入解读“仁”的丰富含义,从“克己复礼为仁”的自我修养,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再到“泛爱众”的博大胸怀。我们将考察古代士人如何在社会实践中践行“仁”,例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时,也会对比西方哲学中关于“爱”的探讨,例如,古希腊的“阿伽佩”(Agape)之爱,以及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探究不同文明在“善”的追求上的共通与差异。 “利”与“义”的权衡:在社会交往中,利益的取舍与道义的坚守往往是困扰人心的难题。本章将剖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利”与“义”的深刻论述。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决绝,体现了对道义的至高追求。我们将探讨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个体如何在这种权衡中做出合乎道德的选择。同时,也会审视古今中外关于社会契约、公平正义等问题的探讨,例如,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卢梭的“公意”理论,以及当代社会对环境保护、动物福利等伦理议题的关注,来理解“善”的实践维度是如何不断拓展的。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内心:道德的实践不仅体现在外在的行为,更关乎内在的心灵。本章将探讨“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内省、自律来培养高尚的品德。我们将回顾历史上那些以人格魅力感召人心的君子形象,以及他们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内心的坦荡与坚定。同时,也会触及佛教的“慈悲”观,道家的“无为而治”中的“道法自然”等思想,来理解不同哲学流派对个体道德修养的独特见解。 第三章 治世之道:对“序”的构建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组织与秩序的构建。本章将审视古往今来,那些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组织社会、以及维护长久稳定的思想,探究“序”的形成与演变。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智慧:老子这一比喻,并非轻视治理,而是强调了一种顺应自然、审慎操作的态度。本章将解读中国古代统治者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将审视法家“法、术、势”的集权思想,道家“无为而治”的清静理念,以及儒家“德治”与“礼治”的相结合的政治智慧。例如,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其长远影响;秦朝统一中国后,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其成败得失;以及唐朝开放包容的治世理念,其盛世的根源。 “分权与制衡”的精妙: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如何避免权力滥用,构建稳定而公正的社会结构,是历代思想家孜孜以求的目标。本章将考察古希腊城邦民主的实践,罗马法的精神,以及启蒙运动以来关于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等思想的演进。我们将深入分析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洛克的《政府论》等奠基性著作,理解现代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会触及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组织形式的变迁,例如,封建制度下的等级划分,行会制度下的经济互助,以及现代社会中社团、组织的作用,来理解“序”是如何在不同层面上被构建的。 “民之所忧,我之所忧;民之所乐,我之所乐”的担当:任何治世之道,归根结底都应以民为本。本章将探讨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渊源与发展,以及其在实践中的体现。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朴素认识,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我们将考察那些真正将人民福祉放在首位的政治实践。同时,也会审视当代社会在民主参与、公民权利、社会公正等方面的探索,理解“序”的构建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更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和维护的过程。 结语 《千年问镜》并非要为读者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而是希望通过对古今中外伟大思想的梳理与碰撞,激发读者对这些永恒命题的自主思考。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挑战,但人类对于“知”、“善”与“序”的追问,却从未停止。愿本书能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的思想之光,也照亮读者内心的探索之路,让我们在穿越时空的思想对话中,获得启迪,找到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