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9
◆餘世存二十餘年曆史人物寫作完整呈現。“立人三部麯”包括《盜火與革命》《安身與立命》《世道與人心》,是餘世存二十餘年來近代人物寫作的完整呈現,《非常道》之後重磅作品。
◆近現代中國的紀傳體敘述。書中傳主百名,涉及人物數百位,跨越曆史近兩百年,組成瞭近現代中國的紀傳體敘述,而本書可以說是一本亂世生存指南。
◆看亂世如何激發蓬勃的生命力。在混亂又自由的年代,平時卑微平庸的生活在自由和風險中,激發齣人性的光芒,命運也迴報人生壯麗優美的風景。
◆重新打撈和認識被誤解、被忽視的人們。寫作對象從清末民初以來的曆史推手和弄潮兒,轉嚮邊緣的“怪力亂神”和被誤解、被忽視的人們,帶領讀者以全新的角度認識近代中國和近代中國人。
【餘世存“立人三部麯”包括《盜火與革命》《安身與立命》《世道與人心》,是餘世存二十餘年來近代人物寫作的完整呈現,組成瞭近現代中國的紀傳體敘述。書中傳主百名,涉及人物數百位,跨越曆史近兩百年,幾乎囊括瞭近代中國所有的重要人物。寫作對象從清末民初以來的曆史推手和弄潮兒,轉嚮邊緣的“怪力亂神”和被誤解、被忽視的人們,作者堅信在這個時代,前人的人生能夠為我們提供人格的坐標和導航。
【《安身與立命》側重從經濟、生存的角度寫人物。第一章選取瞭一組企業傢,他們或緻力於個人財富的積纍,或緻力於經世濟民,價值取嚮的差異背後,也有著智慧、勇敢和耐苦的共同特質。他們的人生展現瞭企業傢精神在近代中國的萌芽與展開。第二章從個人經濟生活的角度描寫瞭一組政治傢與文化名傢,謀國不成、謀傢有成的康有為,“跑著去領工資”的魯迅,體製外辛苦謀生的鬱達夫,都讓我們從全新的角度接近瞭曆史人物。第三章的傳主是一群“非主流”,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得到後人足夠的重視,作者卻從他們身上發現瞭“小傳統”的生活哲學。
餘世存,詩人、學者,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湖北隨州人,現居北京。做過中學教師、報社編輯、公務員、誌願者。曾任《戰略與管理》執行主編,《科學時報》助理總編輯。主持過十年之久的“當代漢語貢獻奬”。當代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被稱為“當代中國富有思想衝擊力、具有曆史使命感和知識分子氣質的思想者之一”。
已齣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國話語》《老子傳》《人間世: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傢世》《大時間:重新發現易經》《東方聖典》(主編)等。
自序 應是鴻濛藉君手 /001
經世與濟民
梁啓超:財改首席設計師 /013
範旭東:定義現代企業傢 /022
盧作孚:沒有錢的大亨 /032
周作民:在灰色中閃光 /043
鬍筆江:活在當下 /053
資耀華:吉人自有天相 /060
虞洽卿:聞人難識 /070
張嘉璈:蹇難而輝煌 /079
吳鼎昌:通達之纔 /087
康心如:有為者亦若是 /095
李嘉誠:挾傳統與新時代博弈 /102
李國鼎:傳統轉型的推手 /125
生計與排場
王國維:謀道不謀貧 /137
章太炎:職業聖人 /147
康有為:謀國不成,謀傢有成 /159
蔡元培:有天下而不與 /166
魯 迅:一要生存,二要溫飽 /177
鬍 適:中産以上 /186
鬱達夫:到體製外去 /194
張恨水:為文字而生的作傢 /201
任芝銘:亂世財物,更要看輕 /212
安身與立命
陳攖寜:再入輪迴做眾生 /223
袁樹珊:江湖術士 /233
張其鍠:劫數難逃 /240
孫祿堂:精武臻道 /249
餘雲岫:醫界魯迅 /259
李宗吾:厚黑教主 /268
鬍蘭成:張牽張招 /273
蘇曼殊:玩命情種 /280
周善培:朋友財孰多 /291
章士釗:纔與不纔之間 /299
聶雲颱:當人生成為作品 /309
魯 迅:一要生存,二要溫飽
我們今天褒貶前賢多是著眼於他們的言行,很少從他們的生存狀態齣發瞭解其言行背景,事實上知人論世會使我們更能理解前人也能理解自身。魯迅的生存和心理狀態是今人少有提及的,得益於陳明遠等學者們的研究,我們今天大概知道魯迅一生的收入狀況。十年前的一項研究錶明,魯迅在參加工作直至去世的24年間,共收入12萬元左右,相當於今400多萬人民幣,即有著年均17萬元人民幣、月均9000元~20 000元人民幣的收入。如果用今天的購買力算,相當於1 000多萬人民幣,即年均50萬元。……這筆收入,大概相當於今天北京、上海、廣州的高級白領的收入。
可以說,魯迅的收入不算低。有人因此認為,“魯迅能夠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堅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獨立人格” 。人們對魯迅的印象也是,他雖然樸素,但生活起來也是相當享受的:魯迅愛逛琉璃廠、淘古物字畫,愛吃館子、擺酒席,前期在北京住四閤院時就雇傭女工和車夫;後期在上海住大陸新村三層樓房,他和許廣平、幼子海嬰三人雇有兩個女傭,晚年經常帶全傢乘齣租車看電影、赴宴席……
魯迅被一些人認為是文人成功的典範,他生活的精緻細節給人突齣的印象。一是飲食講究,愛吃火腿等精美肉食,隔夜的菜是不大吃的;二是住房寬敞,初到上海不過兩個人,租一層樓就夠用,而魯迅卻要獨幢的三層樓;三是喜歡看電影,而且要買價高的好座位,往返要乘汽車。
但如果僅僅把魯迅看作是成功人士,這會妨礙我們對他的認知,這甚至是一種誤解。事實上,魯迅終生未擺脫生存的壓力。跟今天年收入30萬~50萬左右的白領階層一樣,魯迅的不安全感是實實在在的。這既跟他的傢庭背景有關,也跟他後來的體製生存和體製外生存方式有關。
魯迅齣生在一個沒落的封建傢庭,父親的病使他嘗盡世態炎涼。他在名篇《呐喊自序》中寫道:“我從一倍高的櫃颱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衊裏接瞭錢,再到一樣高的櫃颱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有誰從小康人傢而墜入睏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麵目。”直到晚年,魯迅還迴顧說:“契訶夫的想發財,是那時俄國的資本主義已發展瞭,而這時候,我正在封建社會裏做少爺。看不起錢,也是那時的所謂‘讀書人傢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親纔窮下來,所以我其實是‘破落戶子弟’,不過我很感謝我父親的窮下來(他不會賺錢),使我因此明白瞭許多事情。”
1912年,31歲的魯迅進入教育部做“公務員”,開始領薪水,但隻能領到半薪,當年收入1 100元。第二年,工資上漲,但也隻能領到九成薪水,全年計2 586元。第三年,仍未領全薪水,全年收入3 146元。隨後幾年多為3 000多元的年收入。1918年,開始在《新青年》刊物發錶小說與雜文,但屬於同人刊物,沒有收入。
1920年,魯迅年收入2 640元,較前幾年為少,因教育部拖欠三個月薪水。這一年魯迅開始在北京大學和高等師範任兼職講師,盡管開始不計報酬,但總算在工薪收入外有瞭講課費。1921年,魯迅年收入2 578元,其中講課費88元。1922年收入不詳。1923年,魯迅年收入2 304元,其中稿費69元,講課費141元,這一年,魯迅還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兼課。
1924年是一個轉摺年,這一年魯迅年收入2 600多元。教育部薪水3 600元,魯迅領到手的隻有1 095元,其他稿費700多元,講課費800多元。工作12年之久的魯迅,業餘講課和寫作收入超過瞭公職收入。1925年,魯迅的年收入2 800多元,這一年的魯迅不僅繼續在北大、北師大兼任講師,而且開始在中國大學本科兼任小說學科講師,在黎明中學和大中公學兼任高中文科教員。最多的時候,魯迅到8所學校兼課。
我們由此可知,魯迅的收入雖然不算低,但設身處地地想,他也並不輕鬆,否則他不會到處兼課。一個民國體製中的公務員的辛酸,魯迅都經曆瞭。到1925年,魯迅在他的名文《燈下漫筆》中還忠實地記錄他10年前的一次兌換錢的經曆:“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瞭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瞭。我隻得探聽,鈔票可能摺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於,暗暗地有瞭行市瞭:六摺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瞭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摺瞭,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瞭現銀,沉甸甸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他為此感嘆,中國隻有兩個時代,“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暫時做穩瞭奴隸的時代”。
一個參加工作十幾年的老“公務員”仍未獲得“財務自由”,這纔是真實的魯迅。1919年11月,魯迅藉債500銀圓,為期3個月,利息1分3厘(共65銀圓),補足購房款。1920年5月,魯迅藉債400餘銀圓。1921年3月,魯迅又藉債700餘銀圓。1924年5月魯迅買下瞭破舊的小四閤院──阜成門內西三條鬍同21號(現在的北京魯迅博物館內),共花費1 000銀圓左右,魯迅嚮友人許壽裳、齊宗頤各藉400銀圓,所欠的債,一直到幾年後纔用他的講課費還清。
1926年,魯迅在一篇日記中說:“翻開我的簡單日記一查,我今年已經收瞭四迴俸祿錢瞭: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節的夜裏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約還有九韆二百四十元,七月份還不算。”
我們今天讀魯迅,可以想到這是人到中年的魯迅,這是一種什麼心境?有人說魯迅“跑著去領工資”,當年的報紙還說魯迅為“索薪”參加遊行被警察打落瞭“門牙”,由此可見當時的公務員也得為自己的利益“維權”。到1926年時,魯迅還在給人寫信說,想多“弄幾文錢,以助傢用”。
1927年夏天,魯迅對朋友說:“我想贈你一句話,專管自己吃飯,不要對人發感慨。並且積下幾個錢來。”1928年夏天,魯迅對一位朋友說:“處在這個時代,人與人的相擠這麼凶,每個月的收入應該儲蓄一半,以備不虞。”過瞭幾天他又說:“說什麼都是假的,積蓄點錢要緊!”
魯迅的諸多名文都是在這種心境裏産生的。1923年,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的著名演講中說:“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彆。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裏麵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除瞭覺醒的心以外……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裏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錢──高雅地說吧,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瞭。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裏,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瞭。”……
1927年,魯迅在《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中說:“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藉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纔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放下擔子,纔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纔能做文章。”
因此,我們能夠想見魯迅的特殊性。跟民國眾多的學者教授不同,魯迅對經濟、生計的敏感是異乎尋常的。作為長子的壓力,作為公務員的束縛,他活得並不舒坦。他一直生活在緊張、糾結之中,直到1926年,他還在為跳槽患得患失,這一年他去瞭廈門,又去瞭廣州,就是為瞭多掙錢。
自1927年鞦天起,魯迅決意脫離體製,他既不擔任公職,也不做教員,而是專事獨立寫作。這一年,他已經46歲瞭。他選擇瞭上海為定居地。有學者認為,魯迅之所以如此,“一方麵是基於戰鬥的需要──殖民文化與商業文化固然不堪,但卻足以造成文化專製的縫隙,進而便於以筆為旗,展開社會批判與文明批判;而另一方麵則分明齣於經濟的籌劃和生存的盤算──這裏匯集瞭全國最多的報刊、書局以及其他經營性文化設施,隻有這裏纔能為紙間的勞作提供豐足持續的版稅與稿酬,從而去除生活上的後顧之憂。這些都錶現齣先生清醒務實的經濟頭腦。”
這其實也是高看瞭魯迅,他隻是一個完全靠自己打拼的文人。師友們對他的幫助確實也開始見效,如蔡元培的介入,使魯迅受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得月薪300元,從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大學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個月之久,共計14 700元,摺閤黃金490兩。這些穩定的收入使魯迅終於有瞭最後10年的較為穩定的生活。
1927年,魯迅年收入3 700多元,超過瞭北京生活時期。1928年,魯迅年收入5 900多元,其中一大半來自大學院特約撰述員的收入。1929年,魯迅年收入15 000多元(閤人民幣100多萬元),其中一大半來自他跟自己的學生老闆李小峰打官司追迴的版稅,他的學生、北新書局的“書商”李小峰扣其版稅,經協商分期嚮魯迅償還,據鬱達夫說,總數有20 000元之巨。1930年,魯迅年收入15 000多元。1931年,魯迅年收入8 900多元。1932年,魯迅年收入4 200多元。1933年,魯迅年收入1萬多元。1934年,魯迅年收入5 600多元。1935年,魯迅年收入5 600多元。……
也就是說,魯迅隻到生前最後十年,收入纔算可觀。陳明遠說,“魯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9年間(1927年10月—1936年10月)總收入為國幣78 000多元,平均每月收入723.87元(閤今人民幣2萬多元)”——此係10年前數據,今人民幣4萬多元,相當於今天都市高級白領的收入。就是說,直到此10年,魯迅纔算有瞭“財務自由”。
可以說,魯迅終生處在生計的糾纏之中。他跟當代“亞曆山大”的“屌絲”一代一樣,都有著生存的緊張,隻不過,他對自己的生計有著務實的考慮。有人認為他是“理財高手”,說他的理財有幾大特點:“不斷跳槽轉換工作”“多綫程理財”“堅持親自理財”“選擇最佳經濟地區”等,這其實是高抬瞭魯迅。跟民國傍官傍商、長袖善舞的理財專傢不一樣,跟梁啓超、鬍適等體製內生存者不一樣,他的理財真正是平民的、文人的。因此,他的言路、思路跟青年、跟大眾相通。
把生計放在重要地位的魯迅難以“免俗”,他說過,他跟高雅的知識分子是不一樣的。“所以我恐怕隻好承認‘俗’,因為隨手翻瞭一通《世說新語》,看過‘娵隅躍清池’的時候,韆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瞭,於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酬。寫完之後,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麵前齣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他對青年對大眾的勸告也極為實際:“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韆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
魯迅一生受氣,其中多有跟錢相關。直到臨去世前幾年,他還在跟學生打官司,李小峰剋扣他的版稅占他一生收入的五分之一;臨去世前四年,國民政府不再支付他特約撰述員費用……這些事件都會影響一個人的心理。難怪魯迅感慨:“在錢下呼吸,實在太苦,苦還不妨,受氣卻難耐……我想此後隻要以工作賺得生活費,不受意外的氣,又有點自己玩玩的餘暇,就可以算是幸福瞭。”
但魯迅是強大的。他雖然為錢操心,但仍不遺餘力地行非常之舉。他對親友、對年輕人、對陌生人的幫助是多樣的。其中,他齣資印行葉紫的《豐收》、蕭軍《八月的鄉村》、蕭紅《生死場》、曹靖華譯的《鐵流》以及紀念瞿鞦白的《海上述林》等。他對左聯刊物、對柔石傢屬的捐助亦有案可稽。在郵局工作的孫用,將自己的譯稿《勇敢的約翰》寄給魯迅,以求得幫助。魯迅代其聯係齣版,墊付瞭230元的製版費,當書店付還一部分製版費時,他又用這些錢預支瞭譯者的版稅。上海英商汽車公司售票員阿纍在書店裏捧讀《毀滅》愛不釋手,魯迅得知他的錢不夠,問他:“一塊錢你有沒有?這本隻要一塊錢本錢,我那一本,是送給你的。”阿纍從內衣的口袋裏掏齣那塊帶著體溫的銀圓,放到魯迅的手裏。……
我們從生計的角度看魯迅,或者更能理解魯迅是我們中間的一員,他跟我們一樣,為生計所苦,承受瞭一個現代中國國民的生之甘苦。也隻有如此,從當時到現在,他豐沛的文字纔感動瞭一代代在中國生活中掙紮並收獲的心靈。
自序 應是鴻濛藉君手
收錄在這部書裏的文字時間跨度長達二十年,集中寫作的時間也長達十年,因此文字的不整齊不統一是明顯的。青春期的誇飾,謀稻粱時的鋪陳,人生階段的心態轉移,都影響瞭我的文字。好在這是記人論人的文字,讀者既能看到我“飛揚跋扈”的一麵,也能看到我剋製自己、白描敘事的一麵;既能看到我“服務的”英雄主義一麵,也能看到我“專斷獨裁”的一麵。
其實我提請讀者參與的是讀書中人物。自青年時代起,我就有“野心”為筆下的人物“蓋棺定論”,這也是2000年以來我有十年時間連續來頌揚“當代漢語貢獻奬得主”的一大因緣,我希望在散亂的史書、意識形態評判之外,為當代社會貢獻我個人“論世知人”的人生坐標。在寫作中,我盡可能把眼前所見的材料熔鑄到筆下,拋開我個人的主觀不說,即使這些材料,仍足以“開捲有益”。
雖然這些文字部分曾以《中國男》和《大民小國》之名結集,但重新整理纔發現,我寫近現代史上的人物已有一百多篇(限於傳主齣生時間等原因,本書刪掉瞭不少當代人),其中有不少文字為我珍愛,尚未跟讀者見麵。這次能以閤集的形式齣現,實在是一大因緣。自十年前《非常道》等書不約而同掀起瞭“民國熱”,直到今天,關於現代史的當代著述還少有可觀可流布之作。作為一個誤撞入曆史寫作領域的人,我對讀者的歉疚難以言說。
不少人問我,這些紀傳、評傳寫瞭什麼?迴到我身上,二十年來,或者說最近十年,我完成瞭從青年到中年的轉換,從激昂走嚮從容,有人說是從魯迅走嚮瞭鬍適,從憤青走嚮瞭文化主義,從西化走嚮瞭綜閤……我相信這些轉變是真實的,但沒有變的仍是理想、曆史的善和正義。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籲請世道人心的創造和安頓,一直在捍衛人類的正義和認同;當然,更為關鍵的,我在文字中交代瞭自己,二十年來,我都不像個“說書人”,我都不是沒話找話的人,不是以寫作刷存在感的人。
在選擇人物時,我一度不免受製於時代和知識精英的喜好。在2005年至2010年的寫作期間,我為之作傳的多是現代史上的主流人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曆史推手和弄潮兒,多為“早期偉大的中國國民黨人和早期偉大的中國共産黨人”(陳丹青語)。寫這些人,如林覺民、瞿鞦白等,既“政治正確”又“知識正確”,極為順手。他們的人生至今讓當代人奉為楷模,他們的言行早已成為後人“聞而起興”的典範。當然,我也發現瞭主流或颱海兩岸今天都不免忽略的人,如武訓。我理解自己,不僅是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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