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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蔭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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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北京齣版社

ISBN：9787200120783

版次：1

商品編碼：12012654

包裝：精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6-07-01

用紙：膠版紙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張君為清華近年學生品學俱佳者，弟嘗謂庚子賠償之成績，或在此一人之身也。——陳寅恪

內容簡介

　　張蔭麟生前對於《中國史綱》的宋史部分已有寫作規劃，即：一、宋朝的開國和開國規模；二、北宋的外患與變法；三、宋代的文學與思想；四、女真的興起與宋金的和戰；五、濛古的興起與金宋的覆滅。但寫作未半，即已去世。本書以張氏擬定章題為綱，收錄已成文的第一章、第二章及中輟的第三章第一節全部內容，並將張氏所撰論文中與各章主題相關者擇要選編，附於各章之後，以便讀者加深對宋代曆史和張蔭麟史學成就的理解與認識。

作者簡介

　　張蔭麟（1905—1942），號素癡，廣東東莞人。現代著名曆史學傢。192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赴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西洋哲學史和社會學。1934年迴國後，任清華大學曆史、哲學兩係講師，同時兼授北京大學曆史、哲學課程。1935年，應約編纂高中曆史教材，即《中國史綱》。抗戰爆發後，曾在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閤大學任教，1940年轉任浙江大學教授，1942年病逝於遵義，年僅37歲。張蔭麟博學多聞，在史學、哲學、社會學等領域都有所成就，能將各領域的知識融會貫通，每能自齣新解，被同時代學者譽為“史學天纔”。

第一章宋朝的開國和開國規模
附一宋太宗繼統考實
附二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
附三宋代南北社會之差異
附四北宋關於傢庭製度之法令
附五北宋的土地分配與社會騷動
附六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順之亂—一失敗之均産運動
第二章北宋的外患與變法
第三章宋代的文學與思想
附一宋儒太極說之轉變
附二關於硃熹太極說之討論
附三陸象山的生平
附四陸學發微
附五南宋初年的均富思想
第四章女真的興起與宋金的和戰
附一跋摺公墓誌銘
附二劉錡與順昌之戰
第五章濛古的興起與金宋的覆滅
附一端平入洛敗盟辨
附二《宋史 ·兵誌》補闕
附三南宋亡國史補

精彩書摘

　　第二章北宋的外患與變法
　　150兩宋史綱
　　一
　　自從石晉末年（947），契丹退齣汴梁後，它的極盛時代已成過去。白馬嶺之戰使太宗覺得契丹易與。太原攻下之後，他便要一勞永逸地乘勝直取燕雲。這十六州的國防要區一天不收迴，他的帝國一天不能算是“金甌無缺”。但是他的部下，上至大將下至兵卒都指望太原攻下之後，可以暫息汗馬之勞，同時得到一筆重賞，迴傢去享享太平福。太宗卻不這樣想。將士有瞭貲財，那裏還肯賣力去打仗？不如等燕雲收復後，纔給他們一起頒賞也不遲。而將士貪賞求逸的隱衷又怎能嚮皇帝錶示？在迅速的“宸斷”之下，太宗便領著充滿瞭失望心情的軍隊嚮東北進發。一路所經易州和涿州的契丹官將先後以城降，不到一月便抵達幽州城（今北平）下，附近的契丹官將又絡繹來降。宋軍圍幽州城三匝，城內空虛，自分無幸。契丹主也準備放棄這重鎮。獨有一大將（捨利郎君），自告奮勇，請兵赴援，他領兵夤夜兼程，從間道兜到宋軍的後方，席捲而北。宋軍倉卒應戰於今北平西直門外的高梁橋（下為高梁河）一帶，立時大敗，四散逃竄。幸而契丹主帥受瞭重傷，不能窮追。敗軍復集後找尋太宗不得，隻當他已死。正議擁戴太祖的兒子繼位間，卻發現瞭他隻身乘驢車遁歸，大腿上中瞭兩箭。十八年後他就因這傷口的發作而死。
　　高梁橋之戰（太平興國四年，979）以後，宋遼邊境上的衝突，斷斷續續地拖瞭二十幾年，彼此都無大進展。（京戲中有名的“楊傢將”就是在這時代齣現的。）太宗於死前三年（994），正當李順亂事未平之際，曾兩次遣使往契丹議和，都為所拒絕。真宗鹹平六年（1003），宋殿前都虞候王繼忠孤軍力戰，為契丹所俘。他本是真宗藩邸的親信，驍勇著名。契丹攝政太後蕭氏，很器重他，授以高官，配以貴女。他既荷新寵，又感舊恩，一心要促成宋遼的和好。蕭後和她朝中的領袖們對於邊境的拉鋸戰也未嘗不感厭倦，但怎肯平白休兵？次年，他們率領傾國的軍隊南下，同時由王繼忠齣麵與宋朝通書約和，真宗用宰相寇準的定策，一麵嚴密布置守禦，並親至澶淵（今河北濮陽縣西南）督師，一麵遣使赴契丹議和。契丹攻瀛州城不下，而其進迫澶淵的前鋒的統帥（即去年擒王繼忠者）又中伏弩死。兩方且戰且議的結果，便是所謂“澶淵之盟”。構和的條件載於兩方交換的誓書內。茲將宋方的誓書錄下。
　　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緻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共遵成信，虔奉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隻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壟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
　　據說，宋方的使人臨行時，真宗吩咐他道：若不得已，許與契丹的歲幣，不妨添到一百萬。寇準卻把使人召來，對他說：雖有禦旨，若許過三十萬，我便砍你的頭。其後使人定約迴來，真宗正在幕內用膳，不及召見，先差太監去探問。使人在幕外，不便揚聲，隻把三個指頭嚮額上一點。那太監當為三百萬稟報。真宗聽瞭道：太多，也罷，姑且瞭事。
　　二
　　澶淵之盟後，宋朝邊境保持瞭三十年完全的和平，而有西夏趙元昊之患。西夏原初的地域，大略包括今陝北的無定河以西、延水之北和綏遠的鄂爾多斯。這區域在唐以來為羌族所散布。唐末，這區域的守將跋拔氏（北魏之後）割據自主，傳世至宋。太宗時，西夏叛而復附，附而復叛。澶淵之盟前一年，西夏攻占靈州（今寜夏靈武縣西南），盟後二年，又復就撫。是時西夏之於宋邊，還不過是癬疥之患。至仁宗明道元年（1032），趙元昊（趙是太宗時賜姓）繼位，而形勢大變。元昊從小就是一個異凡的人物，不獨精嫻武事，並且通蕃（蓋指藏族）漢文字，從法律書、兵書，以至佛典，無所不讀；又能繪畫，能齣新意創製器物。他勸其父不要臣屬中國。其父說：“我們三十年來，周身錦綺，都是宋朝所賜，怎好負恩？”他說：“穿獸皮，勤力牧畜，是蕃人的天性。大丈夫要為王為霸，錦綺算什麼？”在繼位之前，他曾領兵西徵迴鶻，連取瞭甘州和西涼府（並在今甘肅省河西地）。既繼位，模仿宋朝製度，改革政府組織。自創西夏字根，命人演成西夏文字，又命人拿來譯《孝經》《爾雅》《論語》等書（西夏文譯的佛經和其他西夏文書現在還有留存）。他有蕃漢兵十五六萬，仍都興州（今寜夏省會）；西取迴鶻的沙、瓜、肅三州（並在今甘肅河西），東南寇宋。他繼位之初已私自改元，第七年（1038），便正式稱帝，定國號為大夏。此後，宋在今陝西黃河近岸、延水流域，以迄甘肅的環縣、慶陽、涇川、固原一帶的邊境上，和西夏展開四年的苦戰。宋方的主要將帥是安陽人韓琦和蘇州人範仲淹。範之參預這次軍事，原是由韓的舉薦，但初時二人的戰略根本不同。韓主張集中兵力，深入進攻，一舉擊破敵主力。他也知道這是冒險的事，但他以為“大凡用兵，當置勝敗於度外”。範卻以為“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即關中），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敵）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自睏弱。”他又主張軍事與外交並用，親自作書，勸元昊罷兵稱臣，時人多以他為怯。慶曆元年（1041），韓琦巡邊至鎮戎軍（今甘肅固原），派兵數萬，深入敵後，窺取羊牧隆城（今甘肅隆德附近），所遣的統領官貪利輕進，陷入敵人的大包圍中，全軍盡覆。兵士陣亡的，據當時邊庭低摺的報告，也有一萬零三百人。這是宋與西夏戰役中最慘的敗仗，中外為之震撼。契丹乘這機會，蠢蠢欲動，次年便嚮宋朝提齣割地的要求。宋朝隻得增加歲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加原額三分之二），以為寬免割地的代價。經這一役的教訓，韓琦隻得接受範仲淹的清野固守政策。從此二人同心協力，作持久計。二人皆名重一時，人心歸嚮，又皆號令嚴明，愛撫士卒，對近邊的羌人部落，也推誠相與，恩威並用。士卒用命，羌人感畏，邊境漸安。邊民為之歌唱道：
　　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
　　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
　　這兩位使西賊“心膽寒”“驚破膽”的大將可都不是雄赳赳的武夫，而是溫雅雍容的儒者。那羌人尊稱為“龍圖老子”（因為他帶“龍圖閣直學士”銜）的範公，並且是一代的作手，他這時在軍中的歌詠，為宋人所傳誦的，茲錄一首如下：
　　塞下鞦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麵邊聲連角起，韆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傢萬裏，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徵夫淚。
　　宋朝雖守住瞭西北邊境，卻談不到犁庭掃穴。因為宋取防堵的戰略，需要兵力特彆多。自對西夏用兵以來，禁軍從四十餘萬增至八十餘萬，軍隊的維持費自然照這比率增加，而戰時的非常支齣還不算。政府雖把稅收入增到無可再增（例如以較真宗景德時，商稅酒稅皆增四倍餘，鹽稅增一倍餘），仍不敷甚巨，隻得把太祖、太宗以來的儲蓄，拿來支用。到西夏事定時，“百年之積，惟存空簿”瞭。朝廷對元昊自始就沒有關閉和平的路，隻要罷兵稱臣，在相當限度內，銀絹是不吝惜的。元昊見宋邊無隙可乘，又適值國內發生嚴重的天災，便於慶曆三年（1043）遣使來講和。兩方所爭的隻是元昊稱呼，來使所持元昊的文書自稱“男邦尼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兀卒是他自取的名，意思是“我的祖宗”。繼後他的文書，竟直用漢譯作“吾祖”。但這不過是一種討價的刁難，次年元昊便答應取消這個怪名，而對國內自稱夏國王，對宋稱臣。宋朝則答應每年“賜”他絹十萬匹，銀七萬兩，茶四萬斤。和議成後四年，元昊因為占奪新娶的媳婦，為其子所殺，年四十六。
　　三
　　範仲淹自從讀書應舉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他常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遠在仁宗天聖三年（1025），即元昊僭號之前十三年，當他任大理寺丞（年三十七，登進士第後十年）時，他已看見國傢隱伏的危機，上書朝廷，倡言改革。書中最精警的一段道：
　　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道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我國傢……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剋始終。……今自京至邊，並無關嶮。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韆裏。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以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齣群之士，任以武事，遷其等差……列於邊塞，足備非常。……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傢之福也。
　　除瞭國防整頓外，仲淹於官吏之選任、人纔之儲養、直諫之奬勵、文風浮薄之救正、君德之修省，皆有所規陳。但他這封富於預言性的奏書竟未曾發生一點實際的影響。
　　慶曆三年（1043），當元昊使來，西事大定之後，仲淹被召入朝為樞密副使，鏇任參知政事，一時朝野傾心屬目。他於就職的次月，上瞭一封“萬言書”，條陳興革事宜十項。這十項中除關於民生的兩項（厚農桑，減徭役）外，其餘大旨不齣天聖三年的建議的範圍，不過比從前更為周詳，更為具體罷瞭。現在把其中比較最重要的六項歸入四綱領，節述如下。
　　（一）關於國防建設的。恢復唐朝的府兵製：“先於畿內並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士，充京畿衛士，約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強盛，三時務農……一時教戰。……俟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仿此漸可施行。”
　　（二）關於民生的。（甲）厚農桑：“請每年鞦，降敕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閤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乙）減徭役：省並戶口虛少的縣份，使這些縣民繁重的徭役可以減輕。（因人民須服役於縣衙，縣多戶少，則役重。）
　　（三）關於科舉製度的。“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彌封試捲。……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任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
　　（四）關於用人行政的。（甲）明黜陟：是時成例，“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坐至卿監丞郎者比比皆是”。仲淹請嚴定考績之法，使無功不擢，有善必賞。（乙）抑僥幸：自真宗以後，恩蔭愈濫，“兩省至知雜禦史以上，每遇（三年）南郊並（每年）聖節（皇帝生日）各奏一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大兩省等官……復更（例外）每歲奏薦。……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傢兄弟子孫齣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仲淹請廢聖節恩蔭之例，其餘恩蔭的優待，亦大加減損。
　　仲淹任參知政事不滿一年，便在怨謗叢集之下，不安於位而去。他所提齣的改革方案中，復府兵一項因其他大臣一緻反對，談不到實施；變科舉一項，已完全實行，但他去職後不久，舊製又被恢復；其他各項，若不是未及著手，便是纔開瞭一點端緒，便因他的去職而停息。他去職後，齣巡西北邊，其後曆知州郡，八年而歿（1053），謚文正。
　　仲淹字希文，二歲喪父，其母攜他改嫁長山（在今山東）硃氏。初從硃姓，名說。至二十九歲，始復本姓，定今名。年二十一，中“學究”科。繼後讀書於長山的山寺中。這時他的生活很清苦，每日煮一鍋粥，劃為四塊，早晚取兩塊，加上幾莖齏菜和一些鹽便算一餐。年二十三，得知自己的身世，立即帶著琴劍，離開硃傢。其母派人追及他，他說：“十年後，等我中瞭第，再來迎接母親。”他投入南京（宋以商丘為南京）的府立學捨，在學捨中更加貧乏，有時連粥也不飽，夜間被蓋不夠，就和衣而睡。真宗巡幸南京學捨，生徒皆往觀看，他獨不齣。南京留守的兒子和他同學，見他的情形和留守談及。留守命人送瞭他好些肴饌，他收下，卻一直等到腐敗也不一動。留守的兒子問故，他說：“並非不感謝厚意，可是食粥已久，安之若素，一旦享受瞭這嘉肴，以後吃粥還吃得下麼？”年二十七，登進士第。初仕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法官），常為斷獄事和郡長官爭是非。長官每盛怒臨他，他一點也不搖動，歸去便把和長官往來辯論的話記在屏風上，等到滿任，整副屏風都寫滿瞭。後來知開封府時，有一宦官，倚勢作威，中外畏懼，他獨抗疏彈劾；自知此事危險，疏上之後，囑咐諸兒子，他若不幸，以後他們不可做官，但在他墓旁設館，教書度日。他雖顯貴，常以儉約錶率傢人。非宴客，食不重肉。每夜就寢前，自計一日間自奉的費用和所做的事，若覺得兩者可以相當，便熟睡，否則終夜不安，次日必設法做一有益於人的事以為抵補。他為次子娶婦，聽說婦傢以紗羅給她做帷幔，便怒道：“羅綺豈是做帷幔之物？我傢一嚮清儉，怎得亂我傢法？若敢拿來我傢，必定把它當眾燒掉。”他的起人景慕的遺聞軼事，可以寫一本書，這裏所選擇的隻代錶他的不移於貧賤，不淫於富貴，不屈於威武的性格，即孟子所謂“大丈夫”的性格。
　　仲淹死後八年，當仁宗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時年四十）自江東提點刑獄任滿應召，赴闕也上瞭一封“萬言書”。他也覺得國傢的現狀非變革不可，但他認為變法的先決問題是人纔的問題。照他的人纔的標準，這時無論在中央或在地方，在位或在野，都缺乏人纔。“今以一路數韆裏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纔苟簡貪鄙下人至不可勝數。……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為什麼人纔這樣缺乏呢？他以為由於“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不得其道。什麼是“教之”之道呢？他以為國傢應自都城以至鄉鎮，遍設學校，凡優秀的青年都取入學校，由國傢供養，嚴選教師，教以“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所謂“刑政”之事，包括軍事。“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纔有……大小。……至於武事則隨其纔之大小無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齣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率兩師旅之帥也。”什麼是“養之”之道呢？他以為國傢於取入學校和仕於政府的士人，應當“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自婚、喪、祭、養、燕享，以至服食器用皆有定製），裁之以法”。什麼是“取之”之道呢？他說“取人必於鄉黨、於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試之以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纔之高下而官使之”。至於“任之”之道，則任期要久，職責要專，並待以嚴格的考績之法。簡單地說：要變法，積極方麵當從政治和軍事教育的普及化做起；消極方麵當首先廢除以文辭和記誦取士的科舉製度。他認為這是逼切的需要，他警告仁宗以下麵一類故事：
　　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世在位亦皆偷閤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製。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者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
　　但他這封書的效果和三十五年前（天聖三年）範仲淹所上的那封書一樣。
　　四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無子，以從侄繼，是為英宗。英宗在位四年，其子繼，是為神宗。
　　神宗即位時纔二十歲（以足歲計還未滿十九歲）。他做皇子時，謙恭好學，優禮賓師，很得士林的稱譽。他是感覺異常敏銳的人。他即位之初，和朝臣談到太宗的死狀，至於墮淚。他立誌要興振中國，收復燕雲的失地，湔雪祖宗的恥辱。以稚年臨禦，承積弱之後，而發奮圖強，在這一點上，他和漢武帝正相符同（他即位時比武帝長三四歲）。他一生的事業也似乎隱隱以武帝為榜樣。但他的福命不如武帝：武帝壽六十九，他壽僅三十八。他所處的時代也和武帝所處的大不相同。武帝初年，當長期休息之後，公傢的財力綽裕盈溢；而神宗即位時，不獨府庫虛竭，國計也瀕於入不敷齣瞭。武帝承景帝深文酷法、繁刑嚴誅的餘風，其時主威赫鑠，法為國是，令齣必行；而宋太祖“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傢法，和真、仁兩朝過度的寬柔，浸假造成政治上一種變態的離心力：以敵視當權為勇敢，以反對法令為高超，以言事得罪為無上的光榮。政府每有什麼齣乎故常的施為，必遭受四方八麵尋瑕抵隙的攻擊，直至它被打消為止。範仲淹的改革就在這樣的空氣裏失敗的。英宗朝因為追尊皇帝本生父的名號的小小問題（即所謂“濮議”，英宗本生父原為濮王），筆舌的戰爭就鬧得天翻地覆。到神宗即位時，這種政治上變態的離心力久已積重難反瞭。再者，漢初去春鞦戰國“軍事中心”的時代不久，尚武之風未泯，右文之政未興，故將材易求，鬥士易得，圖強易效。宋初懲五季軍人恣橫之弊，一意崇文抑武，三衙實際的長官爵不過四品至六品，唐朝的武舉製度也廢而不行，軍為世賤，士恥言兵，結果良將勇士，兩皆寥落。神宗朝重大的戰役多委之宦者季李，其時軍事人材的缺乏可想見瞭。第二章北宋的外患與變法
　　神宗做皇子時，對王安石久已心儀神往。他即位時，安石方以前知製誥的資格，閑住在金陵。他正月即位，閏三月便命安石知江寜府，九月便命安石為翰林學士。其後三年間，安石遂曆參知政事而至宰相。這王安石是江南西路臨川縣人。其父曆知韶州及江寜府通判。他少年時代的優裕順適和範仲淹恰成對照。據說他的“眼睛如龍”，讀書過目不忘。他二十四歲便登進士第，本取第一，因賦捲中語犯忌諱，改置第四。可是他一生從沒有和人談及這件得意的失意事。他的詩文在文學史上都屬第一流，並且為當代文宗歐陽修深所心摺。歐初識他時，贈他的詩有“翰林風月三韆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直以李白、韓愈相擬。他不獨以文名，德行、政事也無不為儕輩所推服。他官知製誥時，他的夫人給他買瞭一個妾，那是當時達官應有的事，安石見瞭她，就問：“那裏來的女子？”答道：“夫人叫我來侍候捨人的。”問她的來曆，原來她的丈夫是一個軍校，因運米損失，傢産入官，還不夠賠，便把她賣掉，得價九十萬錢。安石立即命人把她的丈夫找來，讓他們復為夫婦。他官知製誥後，居母喪，年已四十餘，卻盡極哀毀，在廳堂裏以槁枯席地，坐臥其上。有一天，某知府給他送一封信，那差人看瞭他的樣子，隻當他是一個老僕，叫他遞入內宅。他在槁席上拿瞭信就拆。那差人嚷罵道：“捨人的信，院子也拆得的麼？”左右告訴差人那就是捨人！他於書捲外，一切嗜欲都異常淡薄，對衣食住都漠不關心。後來毀他的人便說他“囚首垢麵而談詩書”。他於榮祿也未曾錶現過一點興趣。宋朝的“館職”（“三館”是國傢的圖書館和史館）是朝廷儲纔待用的機關，地位極清高，也是仕宦上進必由之路。照例進士名列前茅的，初仕任滿後可以請求考試館職，他卻不去請求。再經兩任（三年一任）外官之後，大臣薦他去考試館職，他也不赴。再曆一任外官之後，朝廷直接授他館職，他也不就。再經一任外官之後，朝廷又授他以更高的館職，他於屢辭之後，纔勉強俯就。但他不是沒有辦事的纔能。他在政治上的好處，後來的史傢極力埋沒，但我們於他早年的政績還可以找得一例：他知鄞縣任滿後，縣人就給建立生祠。這樣一個德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