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书 两宋史纲(精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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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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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ISBN:9787200120783
版次:1
商品编码:12012654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7-01
用纸:胶版纸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弟尝谓庚子赔偿之成绩,或在此一人之身也。——陈寅恪

内容简介

  张荫麟生前对于《中国史纲》的宋史部分已有写作规划,即:一、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二、北宋的外患与变法;三、宋代的文学与思想;四、女真的兴起与宋金的和战;五、蒙古的兴起与金宋的覆灭。但写作未半,即已去世。本书以张氏拟定章题为纲,收录已成文的第一章、第二章及中辍的第三章第一节全部内容,并将张氏所撰论文中与各章主题相关者择要选编,附于各章之后,以便读者加深对宋代历史和张荫麟史学成就的理解与认识。

作者简介

  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广东东莞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1934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讲师,同时兼授北京大学历史、哲学课程。1935年,应约编纂高中历史教材,即《中国史纲》。抗战爆发后,曾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0年转任浙江大学教授,1942年病逝于遵义,年仅37岁。张荫麟博学多闻,在史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所成就,能将各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每能自出新解,被同时代学者誉为“史学天才”。

目录

第一章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
附一宋太宗继统考实
附二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
附三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
附四北宋关于家庭制度之法令
附五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
附六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
第二章北宋的外患与变法
第三章宋代的文学与思想
附一宋儒太极说之转变
附二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
附三 陆象山的生平
附四 陆学发微
附五 南宋初年的均富思想
第四章 女真的兴起与宋金的和战
附一 跋折公墓志铭
附二 刘锜与顺昌之战
第五章 蒙古的兴起与金宋的覆灭
附一 端平入洛败盟辨
附二 《宋史 ·兵志》补阙
附三 南宋亡国史补

精彩书摘

  第二章北宋的外患与变法
  150两宋史纲
  一
  自从石晋末年(947),契丹退出汴梁后,它的极盛时代已成过去。白马岭之战使太宗觉得契丹易与。太原攻下之后,他便要一劳永逸地乘胜直取燕云。这十六州的国防要区一天不收回,他的帝国一天不能算是“金瓯无缺”。但是他的部下,上至大将下至兵卒都指望太原攻下之后,可以暂息汗马之劳,同时得到一笔重赏,回家去享享太平福。太宗却不这样想。将士有了赀财,那里还肯卖力去打仗?不如等燕云收复后,才给他们一起颁赏也不迟。而将士贪赏求逸的隐衷又怎能向皇帝表示?在迅速的“宸断”之下,太宗便领着充满了失望心情的军队向东北进发。一路所经易州和涿州的契丹官将先后以城降,不到一月便抵达幽州城(今北平)下,附近的契丹官将又络绎来降。宋军围幽州城三匝,城内空虚,自分无幸。契丹主也准备放弃这重镇。独有一大将(舍利郎君),自告奋勇,请兵赴援,他领兵夤夜兼程,从间道兜到宋军的后方,席卷而北。宋军仓卒应战于今北平西直门外的高梁桥(下为高梁河)一带,立时大败,四散逃窜。幸而契丹主帅受了重伤,不能穷追。败军复集后找寻太宗不得,只当他已死。正议拥戴太祖的儿子继位间,却发现了他只身乘驴车遁归,大腿上中了两箭。十八年后他就因这伤口的发作而死。
  高梁桥之战(太平兴国四年,979)以后,宋辽边境上的冲突,断断续续地拖了二十几年,彼此都无大进展。(京戏中有名的“杨家将”就是在这时代出现的。)太宗于死前三年(994),正当李顺乱事未平之际,曾两次遣使往契丹议和,都为所拒绝。真宗咸平六年(1003),宋殿前都虞候王继忠孤军力战,为契丹所俘。他本是真宗藩邸的亲信,骁勇著名。契丹摄政太后萧氏,很器重他,授以高官,配以贵女。他既荷新宠,又感旧恩,一心要促成宋辽的和好。萧后和她朝中的领袖们对于边境的拉锯战也未尝不感厌倦,但怎肯平白休兵?次年,他们率领倾国的军队南下,同时由王继忠出面与宋朝通书约和,真宗用宰相寇准的定策,一面严密布置守御,并亲至澶渊(今河北濮阳县西南)督师,一面遣使赴契丹议和。契丹攻瀛州城不下,而其进迫澶渊的前锋的统帅(即去年擒王继忠者)又中伏弩死。两方且战且议的结果,便是所谓“澶渊之盟”。构和的条件载于两方交换的誓书内。兹将宋方的誓书录下。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
  据说,宋方的使人临行时,真宗吩咐他道:若不得已,许与契丹的岁币,不妨添到一百万。寇准却把使人召来,对他说:虽有御旨,若许过三十万,我便砍你的头。其后使人定约回来,真宗正在幕内用膳,不及召见,先差太监去探问。使人在幕外,不便扬声,只把三个指头向额上一点。那太监当为三百万禀报。真宗听了道:太多,也罢,姑且了事。
  二
  澶渊之盟后,宋朝边境保持了三十年完全的和平,而有西夏赵元昊之患。西夏原初的地域,大略包括今陕北的无定河以西、延水之北和绥远的鄂尔多斯。这区域在唐以来为羌族所散布。唐末,这区域的守将跋拔氏(北魏之后)割据自主,传世至宋。太宗时,西夏叛而复附,附而复叛。澶渊之盟前一年,西夏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盟后二年,又复就抚。是时西夏之于宋边,还不过是癣疥之患。至仁宗明道元年(1032),赵元昊(赵是太宗时赐姓)继位,而形势大变。元昊从小就是一个异凡的人物,不独精娴武事,并且通蕃(盖指藏族)汉文字,从法律书、兵书,以至佛典,无所不读;又能绘画,能出新意创制器物。他劝其父不要臣属中国。其父说:“我们三十年来,周身锦绮,都是宋朝所赐,怎好负恩?”他说:“穿兽皮,勤力牧畜,是蕃人的天性。大丈夫要为王为霸,锦绮算什么?”在继位之前,他曾领兵西征回鹘,连取了甘州和西凉府(并在今甘肃省河西地)。既继位,模仿宋朝制度,改革政府组织。自创西夏字根,命人演成西夏文字,又命人拿来译《孝经》《尔雅》《论语》等书(西夏文译的佛经和其他西夏文书现在还有留存)。他有蕃汉兵十五六万,仍都兴州(今宁夏省会);西取回鹘的沙、瓜、肃三州(并在今甘肃河西),东南寇宋。他继位之初已私自改元,第七年(1038),便正式称帝,定国号为大夏。此后,宋在今陕西黄河近岸、延水流域,以迄甘肃的环县、庆阳、泾川、固原一带的边境上,和西夏展开四年的苦战。宋方的主要将帅是安阳人韩琦和苏州人范仲淹。范之参预这次军事,原是由韩的举荐,但初时二人的战略根本不同。韩主张集中兵力,深入进攻,一举击破敌主力。他也知道这是冒险的事,但他以为“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范却以为“承平岁久,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国之安危,未可知也”。“为今之计,宜严戒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即关中),使无虚可乘;若寇至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敌)岂敢深入?二三年间,彼自困弱。”他又主张军事与外交并用,亲自作书,劝元昊罢兵称臣,时人多以他为怯。庆历元年(1041),韩琦巡边至镇戎军(今甘肃固原),派兵数万,深入敌后,窥取羊牧隆城(今甘肃隆德附近),所遣的统领官贪利轻进,陷入敌人的大包围中,全军尽覆。兵士阵亡的,据当时边庭低折的报告,也有一万零三百人。这是宋与西夏战役中最惨的败仗,中外为之震撼。契丹乘这机会,蠢蠢欲动,次年便向宋朝提出割地的要求。宋朝只得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加原额三分之二),以为宽免割地的代价。经这一役的教训,韩琦只得接受范仲淹的清野固守政策。从此二人同心协力,作持久计。二人皆名重一时,人心归向,又皆号令严明,爱抚士卒,对近边的羌人部落,也推诚相与,恩威并用。士卒用命,羌人感畏,边境渐安。边民为之歌唱道: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
  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两位使西贼“心胆寒”“惊破胆”的大将可都不是雄赳赳的武夫,而是温雅雍容的儒者。那羌人尊称为“龙图老子”(因为他带“龙图阁直学士”衔)的范公,并且是一代的作手,他这时在军中的歌咏,为宋人所传诵的,兹录一首如下: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宋朝虽守住了西北边境,却谈不到犁庭扫穴。因为宋取防堵的战略,需要兵力特别多。自对西夏用兵以来,禁军从四十余万增至八十余万,军队的维持费自然照这比率增加,而战时的非常支出还不算。政府虽把税收入增到无可再增(例如以较真宗景德时,商税酒税皆增四倍余,盐税增一倍余),仍不敷甚巨,只得把太祖、太宗以来的储蓄,拿来支用。到西夏事定时,“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了。朝廷对元昊自始就没有关闭和平的路,只要罢兵称臣,在相当限度内,银绢是不吝惜的。元昊见宋边无隙可乘,又适值国内发生严重的天灾,便于庆历三年(1043)遣使来讲和。两方所争的只是元昊称呼,来使所持元昊的文书自称“男邦尼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兀卒是他自取的名,意思是“我的祖宗”。继后他的文书,竟直用汉译作“吾祖”。但这不过是一种讨价的刁难,次年元昊便答应取消这个怪名,而对国内自称夏国王,对宋称臣。宋朝则答应每年“赐”他绢十万匹,银七万两,茶四万斤。和议成后四年,元昊因为占夺新娶的媳妇,为其子所杀,年四十六。
  三
  范仲淹自从读书应举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常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远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即元昊僭号之前十三年,当他任大理寺丞(年三十七,登进士第后十年)时,他已看见国家隐伏的危机,上书朝廷,倡言改革。书中最精警的一段道:
  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道经》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又曰:“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圣人当福而知祸,在治而防乱。……我国家……自真宗皇帝之初,犹有旧将旧兵,多经战敌,四夷之患,足以御防。今天下休兵余二十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岂圣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虑。古来和好,鲜克始终。……今自京至边,并无关崄。其或恩信不守,衅端忽作,戎马一纵,信宿千里。若边少名将,则惧而不守,或守而不战,或战而无功,再扣澶渊,岂必寻好?未知果有几将,可代长城?伏望圣慈……与大臣论武于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举忠义有谋之人,授以方略,委以边任;次命武臣密举壮勇出群之士,任以武事,迁其等差……列于边塞,足备非常。……至于尘埃之间,岂无壮士?宜复唐之武举,则英雄之辈,愿在彀中。此圣人居安虑危之备,备而无用,国家之福也。
  除了国防整顿外,仲淹于官吏之选任、人才之储养、直谏之奖励、文风浮薄之救正、君德之修省,皆有所规陈。但他这封富于预言性的奏书竟未曾发生一点实际的影响。
  庆历三年(1043),当元昊使来,西事大定之后,仲淹被召入朝为枢密副使,旋任参知政事,一时朝野倾心属目。他于就职的次月,上了一封“万言书”,条陈兴革事宜十项。这十项中除关于民生的两项(厚农桑,减徭役)外,其余大旨不出天圣三年的建议的范围,不过比从前更为周详,更为具体罢了。现在把其中比较最重要的六项归入四纲领,节述如下。
  (一)关于国防建设的。恢复唐朝的府兵制:“先于畿内并近辅州府召募强壮之士,充京畿卫士,约五万人,以助正兵,足为强盛,三时务农……一时教战。……俟京畿近辅召募卫兵已成次第,然后诸道仿此渐可施行。”
  (二)关于民生的。(甲)厚农桑:“请每年秋,降敕下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可兴之利,可去之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并委本州运选官计定工料,每岁于二月间兴役,半月而罢,仍具功绩闻奏。”(乙)减徭役:省并户口虚少的县份,使这些县民繁重的徭役可以减轻。(因人民须服役于县衙,县多户少,则役重。)
  (三)关于科举制度的。“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重定外郡发解条约,须是履行无恶艺业及等者方得解荐,更不弥封试卷。……其考较进士以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进士、诸科,并以优等及第者放选任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选限。”
  (四)关于用人行政的。(甲)明黜陟:是时成例,“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坐至卿监丞郎者比比皆是”。仲淹请严定考绩之法,使无功不擢,有善必赏。(乙)抑侥幸:自真宗以后,恩荫愈滥,“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三年)南郊并(每年)圣节(皇帝生日)各奏一子充京官,少卿监奏一子充试衔……其大两省等官……复更(例外)每岁奏荐。……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仲淹请废圣节恩荫之例,其余恩荫的优待,亦大加减损。
  仲淹任参知政事不满一年,便在怨谤丛集之下,不安于位而去。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复府兵一项因其他大臣一致反对,谈不到实施;变科举一项,已完全实行,但他去职后不久,旧制又被恢复;其他各项,若不是未及着手,便是才开了一点端绪,便因他的去职而停息。他去职后,出巡西北边,其后历知州郡,八年而殁(1053),谥文正。
  仲淹字希文,二岁丧父,其母携他改嫁长山(在今山东)朱氏。初从朱姓,名说。至二十九岁,始复本姓,定今名。年二十一,中“学究”科。继后读书于长山的山寺中。这时他的生活很清苦,每日煮一锅粥,划为四块,早晚取两块,加上几茎齑菜和一些盐便算一餐。年二十三,得知自己的身世,立即带着琴剑,离开朱家。其母派人追及他,他说:“十年后,等我中了第,再来迎接母亲。”他投入南京(宋以商丘为南京)的府立学舍,在学舍中更加贫乏,有时连粥也不饱,夜间被盖不够,就和衣而睡。真宗巡幸南京学舍,生徒皆往观看,他独不出。南京留守的儿子和他同学,见他的情形和留守谈及。留守命人送了他好些肴馔,他收下,却一直等到腐败也不一动。留守的儿子问故,他说:“并非不感谢厚意,可是食粥已久,安之若素,一旦享受了这嘉肴,以后吃粥还吃得下么?”年二十七,登进士第。初仕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法官),常为断狱事和郡长官争是非。长官每盛怒临他,他一点也不摇动,归去便把和长官往来辩论的话记在屏风上,等到满任,整副屏风都写满了。后来知开封府时,有一宦官,倚势作威,中外畏惧,他独抗疏弹劾;自知此事危险,疏上之后,嘱咐诸儿子,他若不幸,以后他们不可做官,但在他墓旁设馆,教书度日。他虽显贵,常以俭约表率家人。非宴客,食不重肉。每夜就寝前,自计一日间自奉的费用和所做的事,若觉得两者可以相当,便熟睡,否则终夜不安,次日必设法做一有益于人的事以为抵补。他为次子娶妇,听说妇家以纱罗给她做帷幔,便怒道:“罗绮岂是做帷幔之物?我家一向清俭,怎得乱我家法?若敢拿来我家,必定把它当众烧掉。”他的起人景慕的遗闻轶事,可以写一本书,这里所选择的只代表他的不移于贫贱,不淫于富贵,不屈于威武的性格,即孟子所谓“大丈夫”的性格。
  仲淹死后八年,当仁宗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时年四十)自江东提点刑狱任满应召,赴阙也上了一封“万言书”。他也觉得国家的现状非变革不可,但他认为变法的先决问题是人才的问题。照他的人才的标准,这时无论在中央或在地方,在位或在野,都缺乏人才。“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下人至不可胜数。……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为什么人才这样缺乏呢?他以为由于“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不得其道。什么是“教之”之道呢?他以为国家应自都城以至乡镇,遍设学校,凡优秀的青年都取入学校,由国家供养,严选教师,教以“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所谓“刑政”之事,包括军事。“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大小。……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无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率两师旅之帅也。”什么是“养之”之道呢?他以为国家于取入学校和仕于政府的士人,应当“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自婚、丧、祭、养、燕享,以至服食器用皆有定制),裁之以法”。什么是“取之”之道呢?他说“取人必于乡党、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试之以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至于“任之”之道,则任期要久,职责要专,并待以严格的考绩之法。简单地说:要变法,积极方面当从政治和军事教育的普及化做起;消极方面当首先废除以文辞和记诵取士的科举制度。他认为这是逼切的需要,他警告仁宗以下面一类故事:
  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世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者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
  但他这封书的效果和三十五年前(天圣三年)范仲淹所上的那封书一样。
  四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无子,以从侄继,是为英宗。英宗在位四年,其子继,是为神宗。
  神宗即位时才二十岁(以足岁计还未满十九岁)。他做皇子时,谦恭好学,优礼宾师,很得士林的称誉。他是感觉异常敏锐的人。他即位之初,和朝臣谈到太宗的死状,至于堕泪。他立志要兴振中国,收复燕云的失地,湔雪祖宗的耻辱。以稚年临御,承积弱之后,而发奋图强,在这一点上,他和汉武帝正相符同(他即位时比武帝长三四岁)。他一生的事业也似乎隐隐以武帝为榜样。但他的福命不如武帝:武帝寿六十九,他寿仅三十八。他所处的时代也和武帝所处的大不相同。武帝初年,当长期休息之后,公家的财力绰裕盈溢;而神宗即位时,不独府库虚竭,国计也濒于入不敷出了。武帝承景帝深文酷法、繁刑严诛的余风,其时主威赫铄,法为国是,令出必行;而宋太祖“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和真、仁两朝过度的宽柔,浸假造成政治上一种变态的离心力:以敌视当权为勇敢,以反对法令为高超,以言事得罪为无上的光荣。政府每有什么出乎故常的施为,必遭受四方八面寻瑕抵隙的攻击,直至它被打消为止。范仲淹的改革就在这样的空气里失败的。英宗朝因为追尊皇帝本生父的名号的小小问题(即所谓“濮议”,英宗本生父原为濮王),笔舌的战争就闹得天翻地覆。到神宗即位时,这种政治上变态的离心力久已积重难反了。再者,汉初去春秋战国“军事中心”的时代不久,尚武之风未泯,右文之政未兴,故将材易求,斗士易得,图强易效。宋初惩五季军人恣横之弊,一意崇文抑武,三衙实际的长官爵不过四品至六品,唐朝的武举制度也废而不行,军为世贱,士耻言兵,结果良将勇士,两皆寥落。神宗朝重大的战役多委之宦者季李,其时军事人材的缺乏可想见了。第二章北宋的外患与变法
  神宗做皇子时,对王安石久已心仪神往。他即位时,安石方以前知制诰的资格,闲住在金陵。他正月即位,闰三月便命安石知江宁府,九月便命安石为翰林学士。其后三年间,安石遂历参知政事而至宰相。这王安石是江南西路临川县人。其父历知韶州及江宁府通判。他少年时代的优裕顺适和范仲淹恰成对照。据说他的“眼睛如龙”,读书过目不忘。他二十四岁便登进士第,本取第一,因赋卷中语犯忌讳,改置第四。可是他一生从没有和人谈及这件得意的失意事。他的诗文在文学史上都属第一流,并且为当代文宗欧阳修深所心折。欧初识他时,赠他的诗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直以李白、韩愈相拟。他不独以文名,德行、政事也无不为侪辈所推服。他官知制诰时,他的夫人给他买了一个妾,那是当时达官应有的事,安石见了她,就问:“那里来的女子?”答道:“夫人叫我来侍候舍人的。”问她的来历,原来她的丈夫是一个军校,因运米损失,家产入官,还不够赔,便把她卖掉,得价九十万钱。安石立即命人把她的丈夫找来,让他们复为夫妇。他官知制诰后,居母丧,年已四十余,却尽极哀毁,在厅堂里以藁枯席地,坐卧其上。有一天,某知府给他送一封信,那差人看了他的样子,只当他是一个老仆,叫他递入内宅。他在藁席上拿了信就拆。那差人嚷骂道:“舍人的信,院子也拆得的么?”左右告诉差人那就是舍人!他于书卷外,一切嗜欲都异常淡薄,对衣食住都漠不关心。后来毁他的人便说他“囚首垢面而谈诗书”。他于荣禄也未曾表现过一点兴趣。宋朝的“馆职”(“三馆”是国家的图书馆和史馆)是朝廷储才待用的机关,地位极清高,也是仕宦上进必由之路。照例进士名列前茅的,初仕任满后可以请求考试馆职,他却不去请求。再经两任(三年一任)外官之后,大臣荐他去考试馆职,他也不赴。再历一任外官之后,朝廷直接授他馆职,他也不就。再经一任外官之后,朝廷又授他以更高的馆职,他于屡辞之后,才勉强俯就。但他不是没有办事的才能。他在政治上的好处,后来的史家极力埋没,但我们于他早年的政绩还可以找得一例:他知鄞县任满后,县人就给建立生祠。这样一个德行、文章、政事的全人,他在仕途上愈懒于进取,朝野的有心人愈盼望他进取。当他给仁宗上“万言书”的时候,他久已声满天下。可是到了他由江宁知府,而翰林学士,而参知政事,而宰相,一直猛跳的时候,到了天爵和人爵极备于他一身的时候,先进和后进的同僚,包括那正人君子的领袖司马光,都不免对他侧目而视了。
  ……

前言/序言

  这部书已经出版了二次,这是第三版。自从初版以来,曾有日文译本在日本出版;还有香港地区刊行的本子。据知也有人译成英文。可惜的是,这些本子都缺了一大块,原因是我漏了许多。这当然是一种不幸。

  一九九二年七月,我在收拾陈年老笔记本子时,忽然发现了一个褐色小本本。这里头有95页记录着一九六五年顾颉刚老先生对我讲述的中华古史。这是重大发现,令人惊喜。翻阅之下,知道这个本子,比前一个蓝色本,更为重要。书名《入门》,必须增补上褐色小本的记载,才真的更会体现这一书名。为什么出了这些事?和“文革”有关。我是一九六五年单独听讲的,一九八○年才着手整编蓝色本本,那时忘记十多年前原是把听讲笔记先后录写在两个本子上。是“文革”之前所听所闻,到“文革”之后,才单单发现了蓝色本。又过了十多年,才新发现了褐色本。这一发现,就像偶然看见了新宝藏。对于读者来说,这是新闻!对于编者来说,这是一次新奉献!我感到莫大的庆幸!

  这两个本子都是往年不寻常的日子,所作的不寻常的记录。两本合一,才是真正的全璧。

  褐色本所记,中心是中华民族之缘起、壮大与发展。这里包含着古族、古事、古人、古文字、古书、古神话、古故事、古器物、古文学、古诗、古代逸闻趣事。

  这里是顾颉刚大师一生心血的闪光晶体,展示了他老先生对中华民族之远古先人的深刻探索,也展现了顾先生的渊博与精深。显示着这位鼎鼎大名的史坛巨人对于古史的谙熟、通晓及其铿锵有声的独到见解。

  这是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研究成果,以至于所有谈论,即使是遣词造句,也是经过精心推敲的。例如对中华上古各族的分分合合,都不随意动用些不科学的语言。作为整理人,我在整理原笔记时,十分注意不走样子,不离格儿。努力保持顾老原话、原意、原色、原味。当然笔记语言,同他本人的口头语言不可能一般模样。而把数十年前的笔记语言,再化成读者可能看得清的语言,并不可能一个错字、一个错句也没有。

  我在编写过程中,对于中华民族的久远的历史和文化,越发感到骄傲和光荣,想读者必将有同感。当然,一些史学研究家和一般学者,也会感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书将有助于他们自己的科研工作。


《帝国兴衰的交响:从开国到鼎盛的史诗画卷》 历史的洪流:一个伟大时代的侧影 本书并非仅仅是罗列史实的编年史,而是一部深入剖析两宋时期社会、文化、政治与军事脉络的恢宏巨著。它以“兴”与“衰”的辩证关系为核心,试图还原一个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特定历史阶段。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个在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转折点,那里既有文治的辉煌登峰,也有边患的长期困扰,更有思想文化前所未有的解放与繁荣。 本书的叙事结构,巧妙地避开了传统史学中过于侧重帝王将相的窠臼,转而关注“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交织,力求描摹出一个立体、有温度的宋代社会图景。 --- 第一篇:北宋的奠基与转折——从“杯酒释兵权”到“靖康之耻” 第一章:赵氏的黄袍加身与中央集权的重塑 宋朝的建立,标志着自唐末五代以来军阀割据局面的终结。本章将详尽解析太祖赵匡胤如何以极高的政治智慧,通过“杯酒释兵权”和“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完成了中央集权体系的再构建。这不是简单的权力转移,而是一场深刻的政治结构性改革,它为随后的文治盛世奠定了制度基础,同时也埋下了日后积贫积弱的内在隐患。我们将细致考察开国初期的土地兼并、赋税制度的初步确立,以及对地方藩镇的有效控制策略。 第二章: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风云际会 宋仁宗时期,帝国在维持表面的繁荣下,已显露出土地兼并导致的社会矛盾尖锐化和冗官冗兵的财政危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拉开了改革的序幕。然而,真正意义上试图重塑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是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 本章将对变法内容进行深度剖析,包括“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乃至“保甲法”的初衷、实施细节及其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引发的反响。我们不仅探讨了“新旧党争”的政治斗争层面,更深入探究了变法背后所代表的两种治国理念的冲突:是侧重效率的官僚集权式干预,还是侧重自由的传统士绅经济观?变法的失败,绝非简单的权力倾轧,而是触动了根深蒂固的利益格局所致。 第三章:士大夫的黄金时代与文化的内向性发展 两宋时期,科举制度的成熟使得士大夫阶层空前壮大,这不仅是政治精英的来源,更是文化精神的载体。本章将聚焦于宋代理学的兴起,从周敦颐、二程到朱熹的理学体系构建过程,探讨“存天理,灭人欲”如何成为支配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最高准则。同时,我们将考察文学艺术的世俗化倾向:宋词如何取代唐诗的豪迈气象,转而追求婉约与写实;市民阶层的兴起如何催生了繁荣的瓦舍勾栏文化;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定格的,那个繁华背后暗流涌动的城市生活景观。 第四章:辽、夏、金的铁蹄与边防体系的瓦解 宋朝的“重文抑武”国策,在和平年代成就了文化繁荣,但在面对外部军事压力时,其弊端暴露无遗。本章将详细梳理宋朝与契丹(辽)、西夏的复杂关系。重点分析澶渊之盟的签订,它如何以岁币换取了百余年的和平,却也固化了军事上的被动地位。随后,金人的崛起打破了原有的均势,女真族的强大军事力量最终撕碎了北宋的防御体系,导致“靖康之变”的发生。我们将还原那段屈辱的历史,并思考其对后世民族心理和国家战略的影响。 --- 第二篇:南渡与偏安——风雨飘摇中的南宋气象 第五章:高宗的南迁与重建朝廷的艰难抉择 从汴京陷落到宋室南渡,这一过程充满了仓皇与挣扎。本章探讨了宋高宗赵构在权力真空和巨大国家危机中如何重整旗鼓,在临安(杭州)建立南宋政权。偏安一隅的南宋,其政权合法性始终面临挑战。重点分析了主战派(以岳飞为代表)与主和派(以秦桧为代表)的尖锐对立,以及这种对立背后所折射出的战略选择困境:是倾尽国力收复失地,还是以暂时妥协换取政权稳固?岳飞的悲剧,是国家战略路线之争的残酷终结。 第六章:从张浚的中兴到孝宗的重振 南宋并非一成不变的衰弱。孝宗皇帝在位期间,是南宋中兴的短暂高峰。本章分析孝宗如何大力推行改革,整饬吏治,一度恢复了对淮河一线失地的有效控制,使南宋的国力达到新的平衡点。我们考察了这一时期的军事部署调整,以及士大夫阶层在维持南宋“合法性”叙事中所扮演的精神角色。这表明,即使在地理受限的情况下,一个政权依然可以通过内部的自我革新来争取生存空间。 第七章:理学南传与市井经济的极致繁荣 南宋的文化地理中心彻底转移到了江南地区。本章着重分析这一时期文化的核心特征:陆九渊的“心学”兴起,对朱熹理学的突破与补充;以及江南地区在商业化和城市化方面的深度发展。南宋的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指南针的应用、纸币(如“会子”)的广泛流通,都表明其经济形态已远超前代。杭州作为世界级大都会,其发达的金融体系和高度精细的城市管理,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市场经济的绝佳样本。 第八章:蒙古的阴影与宋朝的终结 本书的结尾,聚焦于晚期南宋面对的更为致命的威胁——崛起的蒙古帝国。从钓鱼城之战中宋军展现的顽强抵抗,到最终南宋君臣在崖山海战中的悲壮谢幕,这是对一个王朝漫长挣扎的最终审判。本章不仅叙述了军事对抗的过程,更侧重分析了南宋为何未能有效应对蒙古的战略进攻,以及其内部统治集团在面对亡国危机时的决策失误。崖山一战,不仅是宋朝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大一统格局的开始。 --- 结语:两宋遗产的反思 本书试图通过对两宋兴衰过程的细致梳理,探讨一个核心问题:一个在军事上长期处于守势,却在文化、经济和制度创新上达到顶峰的帝国,其历史遗产究竟意味着什么? 两宋的经验教训,是关于文治与武功平衡的永恒警示,也是关于思想解放与国家安全之间取舍的深刻案例。它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关于如何应对外部压力与内部结构性矛盾的沉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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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本精装书时,一股淡淡的油墨香气扑面而来,这大概是老派读书人特有的情怀吧。我对宋史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它“积弱”表象下的制度创新和文化自信。因此,我更关注作者如何平衡军事上的困境与文化上的辉煌。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个更为均衡的视角,而不是一味地歌颂或批判。特别是对“内重外轻”这一核心矛盾的探讨,如果能有深入且独到的分析,这本书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精装本的厚重感,预示着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我期待它能提供扎实的基础知识,同时又不失批判性的思考,让我能以更成熟的眼光去看待那个“近乎完美却又充满缺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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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本书的封面设计风格非常古典,有一种淡淡的书卷气,拿在手里把玩都能感受到那种对历史的敬意。我过去看一些宋史的书籍,要么内容太过晦涩,要么就是篇幅过于庞大,让人望而却步。我更偏爱这种“纲要”式的梳理,既能把握住历史的脉络,又不会被枝节淹没。我希望这本书能在宏观叙事上做得出色,比如对宋朝的政治结构、社会风貌的概括性描述,这些都是构建整体历史观的关键。如果能巧妙地穿插一些经典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那就更好了。我期待它能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着我游览那个复杂而又辉煌的时代,而不是把我扔进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自生自灭。精装版的入手感带来的期待值是相当高的,希望能被扎实的内容所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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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总想系统地梳理一下我对宋朝的理解,总感觉碎片化的知识点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图景。这本书的出现正好满足了这个需求。我非常看重史学著作的“史眼”,也就是作者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我希望它不只是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能深入剖析宋代文化繁荣背后的深层原因,比如理学的兴起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士大夫阶层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变化。精装版的收藏价值也是一个加分项,书架上摆着一本厚实、用料扎实的史学著作,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我希望这本书的作者在处理南北宋的过渡和差异时,能有独到的见解,避免落入俗套的叙事陷阱,真正展现出两宋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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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对细节比较敏感的读者,所以对书籍的装帧和印刷质量十分挑剔。这本书的精装版显然是下了功夫的,纸张的质感摸起来很舒服,印刷的清晰度也无可挑剔,即便是小字注释部分也看得清楚明白。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阅读历史需要高度的专注力,糟糕的印刷质量会极大地分散注意力。我希望这本书的章节划分能清晰明了,逻辑链条要足够稳固。阅读历史纲要,最怕的就是前后矛盾或者论述跳跃。我更喜欢那种像搭积木一样,一层层稳固地建立起历史知识体系的结构。如果能在关键的历史节点配上相关的图表或地图辅助说明,那就更完美了,能有效帮助读者在脑海中构建起历史地理的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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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确实没得说,拿到手里就感觉很有分量,精装版的质感非常棒,书脊和封面都处理得很到位,一看就知道是用心打磨过的作品。我对历史类书籍一直情有独钟,尤其是宋代,这个时期的文化、艺术、制度变迁都太引人入胜了。这本书的排版也很舒服,字体大小适中,留白处理得当,长时间阅读也不会觉得眼睛酸涩。我特别欣赏这种注重细节的设计,毕竟阅读体验不仅仅是内容本身,外在的呈现也同样重要。那种抱着一本厚重的好书,慢慢翻阅的感觉,是电子阅读无法替代的享受。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也很有韵味,虽然我还没深入细读内容,但仅仅是看着封面上的纹饰和标题,就能感受到一种沉淀下来的历史厚重感,让人立刻被吸引进去。希望内容也同样精彩,能给我带来全新的宋史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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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统一买的书也是经过精挑细选才买的,很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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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不说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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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有讪上语,奏之,上大怒。即日罢相,责授安德军节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彦使还,果辱命,上震怒,窜之岭南,诏衡自便,复官与祠。年六十有二薨,赠资政殿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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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到62之间的三天,买了几十本书了,活动还是非常给力的。大家小书也一直陆续在买,活动时的价格还算不错,平时直接买旧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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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京东商城买书,书的质量绝大部分都不错,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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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如刘半年、徐志摩一般都属英年早逝,非常可惜, 被”陈寅恪“先生誉为”清华十年留学生之一人代表“。被前辈大师共推为"史学天才”,其编写的“中国通史”,民国当时就被选为中学历史课本。此书虽是“未完成”但仅有论述就已为两宋描摹出独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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