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 Qin and Han]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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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著，[加] 卜正民编，王兴亮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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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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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64842

版次：1

商品编码：12033780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精装

外文名称：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 Qin and Han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10-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368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西方著名汉学家写给大家的秦汉新史】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陆威仪教授凭一己之力、专门为大众读者撰写的秦汉新史，简洁生动，优美清晰，国内首次出版；代表50年来世界中国史全新研究成果，数十所世界一流高校中国史指定教材，英语世界秦汉史首要选择必读；秦汉史专家王子今、李开元、卜宪群、彭卫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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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史视野，跨学科跨领域的全新秦汉史】陆威仪教授立足世界看中国，从全球史的崭新视角真正做到跨学科跨领域解读秦汉历史，涵括天文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城市史、环境史、女性史、民族史等多个学科领域，同时对秦汉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碑刻资料信手拈来，运用得当，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地展现了秦汉二朝对中国的重大影响。回到源头寻找中华文明强大基因，当从此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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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叙事，广度惊人，笔法精细，妙趣横生】全书分为帝国版图、政治矛盾、外部世界、城市、农村、宗族、宗教、文学、法律等10个专题，令人惊叹的话题覆盖广度，极高的历史准确度，大量具体而微的历史实例，以及简洁的文风、生动的语言、极强的故事性和启发性，堪称一部开阔思维、通俗易读的经典作品，一部新颖独特、妙趣横生的史学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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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套书】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

　　《哈佛中国史》六卷本丛书，由国际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领衔主编，集结罗威廉、陆威仪和迪特·库恩三位知名汉学家，萃集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全新的中国史研究成果，以全球史视野、多学科学识颠覆传统中国史叙述模式，倾十年之功写就，是继《剑桥中国史》之后能代表西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准的多卷本中国通史。

　　《哈佛中国史》丛书站在风起云涌的21世纪，从全球史角度重写"世界中国史"，引导世界重新思考当下中国。丛书上自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天下，下至20世纪初清朝终结，分为六个帝国时代--秦汉古典时代、南北朝大分裂、世界性帝国唐朝、宋朝的社会转型、气候变迁影响下元明帝国的兴衰，以及成就斐然、盛况空前的大清王朝，进而串起2000年中华文明跌宕起伏的荣辱命运。

　　《哈佛中国史》丛书专为普通读者而作，语言生动活泼，文风简明精悍，结构精致合理，极富故事性和启发性，是一套给大众读者简洁、清晰、独特的全新中国通史。

　　《哈佛中国史》丛书出版后获得很多赞誉，被称为"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堪称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典范之作，已被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数十所世界知名大学指定为中国史课程教材。

内容简介

　　《哈佛中国史 01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一卷。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作者陆威仪将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置于全球史、中国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观察，就这一古典时代的五个主要特征予以深入探讨。全书分十个专题，各专题又以时间演进为序，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中国秦汉二朝的概貌与演变，不仅覆盖广度令人惊叹，而且笔法精细，见解精到，为我们重新认识早期中华帝国提供了广阔而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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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中国史（全六卷）

　　[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主编

　　01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美]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著　王兴亮　译

　　02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

　　[美]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著　李磊　译　周媛校

　　03　世界性的帝国：唐朝

　　[美]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著　张晓东冯世明译　方宇校

　　04　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德] 迪特·库恩（Dieter Kuhn）著　李文锋译　邵君安校

　　05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

　　[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　潘玮琳　译

　　06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美]罗威廉（William T. Rowe）著　李仁渊张远　译

作者简介

　　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1954年生，师从何炳棣，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他的研究关注中国文明的不同方面，尤其擅长从政治和社会层面考察中国问题。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中前3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以及《早期中国的写作与quan 威》《早期中国的空间构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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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简介

　　王兴亮，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江苏科技大学副教授。著有《清末民初乡土教育研究》，译著有《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整理出版《病鹤遗稿》等；参加《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等国家和省市古籍文献整理项目，目前研究方向为思想史和文化史。

精彩书评

　　★我希望我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我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将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以，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主编卜正民，著名汉学家，“哈佛中国史”中文版总序

　　★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也能看到重写“中国史”背后的世界/全球史背景。其实，当他们用流行于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来重新撰写中国史的时候，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史”就产生了。

　　——葛兆光，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哈佛中国史”推荐序

　　★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成功地填补了一卷本中国史教科书和多卷本的多位作者合力撰写一卷而成的“剑桥中国史”之间的空白，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基于朝代、每卷由一位作者独自撰写完成的解释性历史。

　　——包弼德，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详尽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一直被奉为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六卷本中国史以一种新鲜、紧凑、易读的方式涵盖了公元前2世纪到20世纪初期中国古代王朝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进程。

　　——独立学者查尔斯· W.海福德

　　★这一精彩的由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主编的“哈佛中国史”丛书，为哈佛大学出版社带来了至高的荣誉。它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中国。

　　——历史学家乔纳森·米尔斯基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一书中有些见解或许可以作为对我们的考察和理解有所助益的“他山之石”。比如，作者陆威仪教授在政治史、军事史之外，以“帝国的城市”“农村社会”“外部世界”“宗族”“宗教”“文学”“法律”几个方面说明秦汉历史，这样的分析方式富有新意。中国的秦汉史学者有必要从西方学者的文化理念、学术视角、考察思路、研究方法借鉴其优异之处，通过比较鉴别，扩展自己的学术视野，提升自己的学术品质。

　　——王子今，秦汉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回归叙事，是历史学的新趋势，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叙事有种种形式，形式的变化和创新，应是历史学的追求。基于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作出精准的概括，写成易懂的叙事，是需要相当的努力才能达到的境界。我相信，阅读《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一书的读者，一定会体验到作者陆威仪的苦心而受益。

　　——李开元，秦汉史专家、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继《剑桥中国秦汉史》之后又一部认识和了解西方学者对秦汉历史总体看法的佳作。它把秦汉放在世界史、中国史的整体视野中观察，较为全面系统地描述了秦汉历史的概貌与演变。陆威仪教授把目光深入到了历史的内部，用自己的体验与理论，而非“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体系，在各个专题中表达了自己不少独特的见解。与此同时，他对秦汉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碑刻资料以及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极为熟悉，信手拈来，运用得当，体现了一位专业史学家的高超素养。

　　——卜宪群，秦汉史专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该丛书的第一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奠定了一个可靠的基调，为“哈佛中国史”丛书这个重要的新系列开了一个好头。这本书具备极高的历史准确度，覆盖话题的广度更加令人惊叹。它将吸引所有对中华帝国传统之基础感兴趣的人。

　　——梅维恒（Victor H. Mair），汉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陆威仪教授的《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开启了六卷本“哈佛中国史”系列。这一卷牢牢把握住了秦汉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得以持续两千多年……打算入手整套丛书的读者，千万不要忽视陆威仪教授为此打下的坚实基础。

　　——吉尔伯特·泰勒（Gilbert Taylor），《书单》（Booklist）

　　★陆威仪教授这一开阔思维、通俗易读的经典作品提醒我们中国始终延续但又不断改变的现实。

　　——乔纳森·米尔斯基，历史学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大众读物的杰出典范，笔法精细，生动好读。作为涵盖整个中华帝国历史的六卷本丛书的第一卷，它奠定了非常高的标准。

　　——格兰特· 哈代（Grant Hardy），《历史学家》（The Historian）

精彩书摘

　　导言

　　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历史始终与“帝国”这个概念紧密相连。但实际上，中国历史走过了逾一千年之久，仍然没有出现丝毫和此前存在的任何“帝国”相类似的特征。几个世纪以来，六个不同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军事优势而相互攻战，直到公元前221 年，秦国最终击败了它最后的对手，使六国归为一统。然而，军事征伐只是帝国历史的一个小篇章。中国历史具有持久和顽强的特质，在历经数个阶段的分裂之后，它一次又一次重塑自身，最终形成了中华文化的雏形，即最早的两个朝代：秦和汉。当然，政治和军事制度都被重新制定，文化、宗教仪式、血缘结构、村社生活以及城市景观也都进行了调整。

　　总体来说，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如同希腊和罗马之于西方。和“希腊—罗马”地中海时代类似，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和其他时代明显不同。但是，如果不先抓住中国这个最早的统一时期，了解其完成统一的具体过程，我们就无法理解本书所要讲的内容。在以后的章节中，本书将就这个古典时代的五个主要特征进行深入探讨，它们是：（1）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2）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4）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5）农村地区富裕的世家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

　　中华帝国最为突出的特征—的确，和其他所有帝国一样——是其辽阔的疆土及多元的族群。尽管今天所有的中国居民都可以追溯为“中国人”，这个词汇对于前帝国时期却是不恰当的。那个时期的人，要么以“秦人”“齐人”“楚人”为人所知，要么以其他诸侯国国名命名，或者以某个特定地域命名，比如“关内人”。公元前3 世纪，秦的征伐把这些不同的人群在政治上联结起来，但是，各地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性”仍然留存了下来。这些地域文化的多样性非但没有妨碍人民生活，相反其意义对于帝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帝国正设法通过把这些帝国中心流行的优越文化和有限的、特殊的地域文化之间的等级差别合法化，来使帝国本身合法化。这些基本的不同表现在政治服务、宗教信仰、文学以及中国生活的其他很多方面。

　　中国古典时代的第二项基本革新是发明了皇帝这个角色。皇帝不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首席大法官、最高级别的祭司，还是政治统治的真正体现。整个国家都以他为核心向外辐射：国家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是他的仆人，并且在他的命令下履行职守。国家就意味着皇帝及其身边的庸从；同样，没有皇帝，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的确，这种高度集权的特性在尊显皇帝身份的诸多禁奢规定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发明了只供皇帝穿戴的纺织纹饰，铺设了专供皇帝行走的御道。但是，它还通过一种新的城市化的形式—帝国首都—表达出来，在皇帝生来就注定成为祭司和献祭者的新的崇拜仪式里表达出来，还在新的宇宙秩序中表达出

　　来—在这个秩序中，他成为天地之间唯一的纽带。在这个集权化的政治体系里，任何在生活中最接近皇帝的人都能行使莫大的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为了行善还是作恶。伴随秦的征服而来的第三个重要变化，是统一的表意文字的广泛使用。秦国规范了此前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沟通的人群的书写方式，这个革新把帝国内所有的地区联结为一体，并建立起一个国家认可的文化典籍体系。在此后的阶段，即便是没成为现代中国一部分的地区—韩国、日本以及越南，都通过使用一种共同的文字而分享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元素。反之，这种国家经典，不但使皇帝成为帝国价值体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还使他成为践行这些价值的人所仿效的楷模，以及为人们所共享的教育和文化生活的基础。最后，共同的文化体系把所有从事帝国事务以及渴望为帝国服务的人都联接起来。在后来的若干个世纪里，通过传统戏曲、大众文学以及启蒙读本等方式，文化开始渗透到社会低层。

　　在秦征服之后的世纪里，农民和城市人口逐步非军事化，而帝国的兵役也渐渐由社会的边缘人群来代理，这个趋势扭转了早期诸国为了竞争而把兵役扩展到整个农民阶层的潮流。公元前31 年，全民兵役制被正式废除，直到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帝国瓦解之后才重新出现。对全体农民的兵役总动员消失了，之后兵役完全由非本国人的部落民族承担，他们都特别擅长在前线作战。或出于民族特有的信念，或出于其他暴力的因素，他们被从内陆调遣到帝国边陲的各个隘口。这种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有效地防止了地方武装发展到挑战帝国权威的可能，但同时也导致一种时常出现的情形，即外来民族征服及其对中国的统治。最后，“帝国”在早期中国的发展，依靠的是整个帝国新出现的一个社会精英阶层—世家大族，他们是地主阶级、商人集团和政府官员的集合体。这些世家大族利用他们主要投资在土地上的财富，以及他们动员大量亲戚和附庸的能力，主宰了整个地方社会。在古典时代，法律和习俗使祖传的土地被分配给儿子们，从而逐渐削减了家族的土地财富。即便是大地产（虽然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个阶段还没有地产算得上大）也在短短几代人的转移分配中变成了大量的小地产。为了能增加自己的财富，世家大族不得不致力于在农业之外寻找增加收入的来源。在这些家庭中，商业和借贷成为主要的职业，但最大的财富来源，当然是在朝廷内谋得一官半职。

　　久而久之，地方世家大族开始在经济上依靠为国家服务，以保持他们的地位优势。若要获得为帝国服务的机会，就必须接受正式的教育，因此家族的子子孙孙都开始勤习帝国的文学、文化。这些世家大族既拥有地方权力，又效忠于帝国，从而成为了地方社会和朝廷之间

　　的最主要的联系。他们把皇帝的意志强加给整个帝国，范围之广是那种人手不足的官僚机构从来不可能达到的。后期，随着帝国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国家行政人员和人口数量比率的下降，这些散居在整个帝国的世家大族对国家而言更为重要了，同时他们向帝国索取的回馈

　　也更大了。

　　若干个世纪过去了，随着中华帝国的逐渐衰弱和败落，古典时期出现的国家社会的五个特性经历了持续的变化。皇帝的特性和功能以及他的宗教性本质，在政治的压力之下也都在发生演变。文化典籍的内容，它与文字文化的其他因素之间的联系，人们传播并利用它来录

　　取朝廷官员的方式，都随着政治背景的转换而变化着。无论何时，当外族入侵中国并建立新的朝代，他们都会对国家军事组织进行调整，并且重新审视军队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些世家大族一次又一次在各个地区改变着他们增加财富和施展地方影响的方式，以及他们介入国家事务的渠道。但是，不管是哪种形式，以上这五个特性在中华帝国两千年历史中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理念。这种国家与社会的理念至今仍在塑造着中华文化，影响着当代世界。

　　第1章帝国版图

　　地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它不只是研究地表形态、河道或土壤类型，还研究人类塑造地理环境和被其所塑造的方式，以及它们在空间中相互影响的方式。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已向土地索取生存必需品。但中华文明尤以其与土地的关系紧密而闻名于世，由此形成了很多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同时，自旧石器时代起，成百上千代农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使地貌也发生了变化。以这种方式掌控自然，必然要通过控制自然资源和剥夺他人生计来主宰他人。控制土地和水源，对秦、汉的帝国结构与其历史进程，都是最为

　　基本的。

　　和所有中国历史时期一样，早期帝国的地理状况是这个国家不同区域的一种传说。秦朝所创造的国家不是我们从地图上所熟知的当代中国。有现今中国三分之一面积大的西部地区（今天的新疆和西藏），对秦帝国和早期汉帝国而言都是陌生的化外之地。当代的内蒙古和满洲也都处于帝国的边缘地区，现今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也是这样的情况。尽管现今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和广西）有帝国驻军，但它们仍处在中华文化圈之外。早期帝国阶段的中国，以及它后来很长时间的历史中，都由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灌溉盆地所构成。这个区域包含了所有足够平坦而又湿润、适合发展农业的土地，因而也就划定了中国腹地的历史界线。

　　这个地区有几个特殊的地理特征。首先是多山，因此在美洲农作物引入之前，多数的土地不适宜耕种；这种缺陷导致了人口的高度集中，在铁路和飞机出现之前，大部分人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有限的可耕种土地再被分割成一些核心区—冲积平原、江河沿岸地区，以及内陆盆地—它们被峻峭的山脉或者高原阻隔，把中国的内陆腹地分割成不同区域。

　　在罗马帝国，把谷物或者葡萄酒从地中海的一端用船走水路运到另一端，要比用马车通过陆路把它们运送到只是百里之外的地方便宜很多。没有水路连接的地区加入不了地中海地区经济体系。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况。在19 世纪铁路铺设之前，用牲口驮运谷物到100 英里之外的地方，所花的费用比生产谷物本身的费用还要高。除了如香料、丝绸或珠宝之类以很小的数量就能产生很高利润的奢侈品之外，通过陆路运输大宗货物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华北地区缺乏天然港口，使得沿着海岸线来往运输的贸易不景气。因此，几乎所有大宗贸易都依靠内陆水路。但即便如此，这种运输方式也有局限性。黄河和长江这两条主要河流均自西向东流，没有任何可供航运的水道连接它们。在北方和南方之间，没有自然交通枢纽。

　　河水侵蚀着西部高地的岩石和泥土，把它们带到平原地区沉积为淤泥。黄河的湍流穿过高山之间的峡谷，挟裹了大量泥土。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河流来说，５% 的泥沙含量通常被认为是高的，但众所周知，黄河水的泥沙含量高达46%，它的一个支流泥沙含量更高达63%。如此高的泥沙含量使河水非常混浊，黄河也由此得名。黄河在其下游最后500 英里的河段，不再有大的支流，因此河水逐渐变得缓和，泥沙也沉积下来。

　　由于河床逐渐升高，黄河在历史上数次漫过河堤。于是，黄河大堤被一再加高以防止水灾。在一些地方，黄河水位开始漫过周边的乡村。如今，黄河水位在一个1100 英里长的河道上比平原高出11 码。堤坝没能控制泥沙淤积，洪水更加肆虐。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黄河溃堤多达1500 次以上，冲毁农田，淹死村民，黄河也由此被称为“中国之殇”。

　　在秦和汉帝国的统治下，黄河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大约90%的人口定居在其周围。它被山岭分割成西北地区（即现在的甘肃和陕西北部）、中心黄土高原地区（即现在的陕西、山西和河南西部），以及冲积平原地区（即现在的河南、河北南部，山东、安徽北部，以及江苏北部）。长江灌溉盆地在这个时期仍属于边缘地区，它也被自然分割成三个区域：高山环绕的岷江盆地（即现在的四川）、长江中游（湖北、湖南和江西），以及长江下游地区（浙江、安徽南部和江苏）。

　　在黄河流域，中部高原的风积黄土极少能抵抗木制掘棍。由于黄土都很疏松，这些易碎、多孔隙的土壤在年降雨量仅仅10 到20英寸的地区，为一些如粟米、小麦等标准农作物的种植提供了充足的水分（虽然这些地区在秦朝统一的时代可能会比现在稍微湿润一些）。由于天气干旱，土壤不会被降雨离析，而是能持续肥沃和保持其碱性。黄土堆积成山，横亘在高原上，有利于防止洪水漫延。相反，在东部的大平原，黄河水中的泥沙在这里沉积下来。尽管这种土壤比黄土更加肥沃，这种沉积性泥土也更易造成洪水泛滥和盐化。降雨主要出现在雨季，大约70% 的降水都在八月，春季和初夏的降雨量很少。在农作物最需要水的生长旺季，尽管有来自西部山脉的融化雪水，黄河却降到很低的水位，因此用河水浇灌是不可能的。农民只能把希望寄托于那些富有之家的水井，或者由一小群农民挖掘的水井。除此之外，巨大的堤坝工程是由帝国负责维护的。正如我们所见，这种由帝国出资的大规模防洪系统，和小规模、家庭拥有的灌溉系统的结合，塑造了中国华北的政治经济结构。

　　……

前言/序言

　　【中文版总序】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幸运地发现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出席了同一会议。在朱老师这一代人中，他可谓极富才学，或许性情也最火爆。对我而言，他还是一位慷慨的良师益友，在我需要之时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议。我想通过回忆自己与朱老师在北京月坛公园的一次谈话来为中国读者介绍这一套书。当时我俩正散着步，我突然向他袒露心声，说自己曾数度迷茫——90年代初的我正处于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阅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

　　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朱老师或许对中国同事们的研究局限多有责备，但对那些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来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则往往慷慨相助。他相信，我们的确能够带来些什么，而且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经验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听他说着，我不禁想起了明朝时的一句俗语：中国人用两只眼睛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一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师是觉得他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只睁开了一只眼，而外国历史学者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只眼睛。

　　作为一个二十来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间外面来观察中国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二十来岁的光阴正好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意味着我大致上与中国所谓的“文革一代”同辈。彼时正是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对于一个在此时拥抱中国明代社会和经济史的外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讽刺，因为彼时我最想求教的历史学者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一个中国人——傅衣凌。傅衣凌对与我同辈的中国历史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展示给了我们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70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见过傅老师一面，至今我仍后悔没能向他学习更多，像我从朱老师那里学到的一样。

　　当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一套中国帝国时期的历史时，我找到了与我同辈的三位历史学者，他们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兴趣。我们并非用同一种语调或同一种国家视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国人，两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来论述问题，但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识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导引，主要是请他们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他们的描述才能够与时俱进，跟上现在的知识脚步。我可不想我们只是在重复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请他们仔细考虑在他们所写的那个时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写作。我希望他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他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将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以，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我所写的元明卷与其他几卷有一个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是在整个系列的编纂后期才逐渐显露出来的，所以该特征在其他几卷中并没有出现。正如我提到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这么做最开始是为了满足我对自身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环境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而这些成果正不断涌现。然而，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气候虽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发现要回答元明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就不得不把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考虑进来。元明卷并非完全在论述中国自中世纪暖期到小冰期的环境历史，但它的确是在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考虑的框架内对历史进行阐释的。

　　现在，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四位学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卜正民

　　2016年6月2日

《哈佛中国史：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内容概述（排除该书已包含的范围）本书聚焦于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的短暂统一与随后的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长达四百余年的强盛统治。然而，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一帝国时代的奠基与演变，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秦汉王朝建立之前和之后的广阔历史脉络，以及秦汉自身运作机制的诸多侧面，这些内容将作为理解秦汉帝国核心内容之外的重要背景和后续影响。一、秦汉之前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准备：战国时代的终结与思想百家争鸣的余波要深刻理解秦的统一和汉的继承，必须回溯至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代（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结构、政治理论和军事技术发生剧烈变革的熔炉。 1. 诸子百家的成熟与流变：秦汉的制度设计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成果的筛选与整合。本书可以深入探讨诸子百家中，那些未能在秦汉主流意识形态中占据核心地位，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流派：墨家（Mohism）的衰落与影响残留：重点分析墨家“兼爱”、“非攻”等伦理主张在战国晚期的实际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因其强硬的组织结构和技术倾向，逐渐在中央集权的秦汉体制下边缘化。探讨墨家遗留下来的工艺技术、军事防御思想如何被秦汉吸收或摒弃。道家（Taoism）的初期形态与“黄老之学”的实际运作：深入考察在秦统一前，黄老思想在西周旧地和秦国本身如何被用于“无为而治”的早期国家建设试验，以及它如何成为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理论基础，这与秦朝的严酷法家实践形成了鲜明对比。 2. 战国末期的地缘政治格局：秦的崛起是建立在对六国（齐、楚、燕、韩、赵、魏）战略的精准打击之上。本书可以详细分析：六国之邦的内部矛盾与衰亡路径：分析楚国庞大的地域和文化差异如何阻碍其统一，赵国在北方军事革新上的成功与局限性，以及魏国率先的变法如何被其后继者超越。非中原地区的互动：探讨战国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如东胡、林胡）以及南方百越地区的复杂关系，这些互动构成了秦汉对外战争和边疆政策的原始模型。二、秦汉帝国运转机制的深度剖析：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与日常生活秦汉帝国宏大叙事之下，支撑其运行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面貌，往往需要更细致的描绘。 1. 秦汉的基础经济体系与土地制度的精微变化：本书可以着重阐述：国家主导的资源配置：详细分析秦汉时期，尤其是汉代，国家对盐铁官营的精细化管理模式。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垄断，而是涉及资源勘探、生产组织（包括奴婢、刑徒和自由民的参与）、运输网络以及市场调控的复杂系统。赋税与劳役的社会成本：考察土地私有化背景下，田租、口赋（人头税）和徭役（强制劳动）的实际比例与征收方式如何影响不同阶层农民的生存状态。探讨在不同时期，地方豪强（如“望族”）如何利用复杂的法律和人际网络，规避国家税负，加剧贫富分化。 2. 帝国行政体系的“非中央化”层面：虽然秦汉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官僚制度，但帝国地域的辽阔性使得权力下放成为必然。郡县制下的地方精英：考察秦汉郡县长官选拔和任用体系中，地方士人（即后来发展为士大夫的阶层）扮演的角色。分析他们如何通过教育、宗族网络和与上级官员的联姻，在实践中对中央政令进行解释和变通，形成事实上的地方影响力。法律执行的“弹性”：探讨秦的严苛法律在汉代如何被儒家伦理和人情因素逐渐软化。分析司法文书和地方志中反映出的，地方官在判案时如何平衡国家律法与宗族习俗的案例。 3. 帝国疆域内的文化融合与认同构建：秦汉的疆域包含了极为多样的文化群体。南方文化（如楚文化）的同化过程：细致描述秦汉政权如何通过移民、修建道路、推广官方文字和历法，对长江中下游等前统一时期高度成熟的文化区域进行整合。探讨这些地区在接受秦汉制度的同时，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帝国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艺术风格。边疆军事化定居点（屯田与戍卒）：深入研究汉代在河西走廊、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边防军事区，这些定居点不仅是军事缓冲带，更是农耕技术和行政管理向外辐射的“前哨站”，它们的人员构成、生活条件和文化交流具有独特的价值。三、秦汉之外的延续与反思：魏晋的动荡与帝国的“再生” 秦汉的瓦解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下一轮循环的开始。理解秦汉的遗产，需要看到它们对后续时代的深远投射。 1. 秦汉衰亡的“模式化”：分析秦汉帝国在面临内部腐败、边患加剧、土地兼并和气候变化（如小冰期影响）时，其反应机制的相似性。探讨在汉末，士人阶层如何开始公开质疑中央集权的正当性，以及他们提出的替代性政治方案（如州牧制度的兴起）。 2. 思想的转向：从“治世”到“乱世”的哲学调整：在汉末的社会大动荡中，士大夫们对秦汉所推崇的“法治”和“独尊儒术”产生了深刻的反思。本书可以探讨：玄学的兴起与对儒学的批判：分析“竹林七贤”及当时知识分子如何通过老庄哲学、形神论等，对汉代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进行解构，寻求个体精神自由和生命本真的价值，这直接预示了魏晋风度的形成。谶纬之学的政治利用与破产：考察汉代早期谶纬（迷信的预言学说）如何被用作皇权合法性的补充工具，以及在王朝末期，当谶纬预言无法阻止灾难发生时，它如何迅速失去公众信任，加速了朝代的更迭。通过对这些“秦汉周边”和“秦汉内部细微结构”的考察，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更具层次感和动态性的早期帝国历史图景，超越对帝王功过和主要战役的传统叙述。

用户评价

评分☆☆☆☆☆

对我而言，这本书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其对思想史和法律传统如何被“建构”的过程的深入挖掘。秦汉帝国不只是一个军事和行政实体，更是一个思想和规范的熔炉。作者对法家思想的演变、道家思想在治国方略中的妥协与转化，以及儒家思想如何一步步被改造并最终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漫长历程，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这不仅仅是哲学史的梳理，更是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探究。法律的制定、文字的统一，这些看似技术性的措施背后，都隐藏着对天下共识的构建意图。我尤其欣赏书中对“意识形态工程”的细致刻画，它揭示了早期的帝国缔造者们是如何系统性地试图塑造臣民的思维模式，以确保统治的长治久安。这种对“软权力”运作的洞察，让这部关于早期帝国的史书，读起来竟有了现代政治学著作的锋芒，极具启发性。

评分☆☆☆☆☆

这部作品，如同一次深邃的潜水，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奠定中华文明基石的磅礴时代。作者以一种近乎考古学家的严谨，却又不失史诗般的叙事张力，勾勒出了秦汉帝国从萌芽到鼎盛的复杂图景。我尤其欣赏它对“帝国”这一概念的解构与重塑，它并非简单地描绘疆域的扩张与制度的建立，而是深入探讨了权力如何通过文字、法律和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肌理的每一个角落。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听到兵马俑深处传来的古老号角声，感受到中央集权体系初建时那种冰冷而高效的运作逻辑。对于理解中国历史的“大一统”情结，这本书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钥匙，它超越了传统史书的编年叙事，直指核心的结构性变革。那种从战国遗留下来的活力与剧变，如何在秦朝短暂而剧烈的统一尝试中被熔铸，又如何在汉代逐渐演化成绵延千年的官僚体制基础，这种内在的张力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在惊叹其伟大的同时，也对其中蕴含的残酷与牺牲有了更深的体悟。历史的厚重感和作者的洞察力完美结合，使得每一次翻页都像是在揭开一层尘封的竹简，所见之处，皆是鲜活的政治哲学与社会生态。

评分☆☆☆☆☆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极为高明，仿佛一出精心编排的交响乐，在不同的乐章间切换自如。它能够在宏大的战略层面——比如帝国对匈奴的长期战略部署——与极其微观的个体经验——比如一个基层官员的判决书——之间流畅地转换。这种转换不仅没有造成阅读上的割裂感，反而增强了历史的立体感和可信度。尤其是在描绘秦朝的速亡及其留下的政治遗产时，作者的笔触充满了对历史必然性的冷静反思。那种试图以绝对的、刚性的制度去统一多元文化和广阔地域的尝试，其内在的矛盾性被清晰地揭示出来。读到关于汉代如何吸取秦亡的教训，转而采用“宽大”与“怀柔”并济的策略时，我深感历史的辩证法在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理解“循环往复”的历史规律的优秀模型，让我们看到权力运作的永恒规律与时代背景下的具体表现。

评分☆☆☆☆☆

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中国”这个概念的形成过程有了一种全新的、去神话化的认识。作者巧妙地规避了那种将秦汉视为线性进步的叙事陷阱，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欧亚大陆互动背景下进行考察。书中对于不同文化元素在统一过程中如何被吸收、改造或排斥的讨论，极为精妙。它展现了早期中华帝国并非铁板一块的同质化产物，而是一个不断吸收、不断调和的动态复合体。例如，关于边疆政策的描述，不再是简单的“武力征服”，而是包含了复杂的军事屯垦、经济交流乃至文化渗透的多层次策略。这种多维度的审视，极大地丰富了我对古代地缘政治的理解。它提醒我们，伟大的文明往往是在不断的碰撞与融合中诞生的，而非真空状态下的自我完善。书中对文献的解读也颇具匠心，常常能从看似平淡的史料中挖掘出被前人忽略的政治信号，让人拍案叫绝。

评分☆☆☆☆☆

我必须承认，初读此书时，我被其信息密度和论证的复杂性稍微震慑住了。它不是那种轻松愉快的历史读物，更像是一部需要全神贯注、反复咀嚼的学术巨著。作者的笔触细腻到令人发指，尤其是对于社会阶层流动和经济基础变迁的探讨，展现出非凡的深度。比如，书中对汉代盐铁专营制度的剖析，不仅仅停留在政策本身，而是深入挖掘了它如何重塑了地方豪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以及它对底层民众生活产生的微妙影响。这种对微观细节的关注，使得宏大的帝国叙事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坚实的土地和具体的人群之上。我个人对书中关于“士”阶层的兴起尤为感兴趣，那是知识精英如何从旧贵族体系中挣脱，并最终成为帝国治理骨干的精彩篇章。这种结构性的转变，是理解后世中国精英政治模式的关键。整本书的论述逻辑严密，引用和参考的资料之广博，令人叹服，这无疑是奠定其在该领域权威地位的基石。

评分☆☆☆☆☆

超级有big的图书，双11抢购，非常合适

评分☆☆☆☆☆

是正版货，印刷美观，字清淅，纸张手感好，值得推荐的一套书，内容很精彩，视角与教科书不同，有很強的参考价值，是套好书！

评分☆☆☆☆☆

另辟蹊径的综合角度阐述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如果说《剑桥中国史》是国外大学给硕士研究生读的，那么《哈佛中国史》就是国外大学给本科生读的。当然对于我们普通的读者来说是了解中国历史的又一个综合角度。

评分☆☆☆☆☆

纸张不错，京东送货速度也快，就是希望快递不是用来扔的，有个角磕碎啦，直接影响了外观品质。本着收藏和学习的目的，心里不爽！！！希望以后注意。

评分☆☆☆☆☆

很厚很沉的一套精装书。典型的外国人思维，非编年体，更像是看了若干若干书之后的笔记，分类分章节的那种，强调观点，而非时间轴和故事。如果对历史完全没了解，可能看了和没看一样，属于历史进阶读物。

评分☆☆☆☆☆

对极地景观的亲身经历，以及讲故事的高超技巧，汉普顿·塞兹用魅惑的神力召唤着注定沉没的美国军舰珍妮特号和她勇敢船员们的英魂。随着戏剧化升级——在冰上、海上和陆地上——这些人的性格，以及他们英勇非凡的领袖愈发突出。翻开第一页，读者就会被吸引到冰上不愿离开，直到每个人的结局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