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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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骞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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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
ISBN:9787514353273
版次:1
商品编码:12087232
包装:平装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7-01-01
用纸:胶版纸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民国清流”系列是民国大师集体演绎的史诗级传记。《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系作者汪兆骞继《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之后又一力作。


2.作者汪兆骞是文学界、出版界的老前辈,“朋友圈”俱为文学名家和文化精英,辐射了中国的当代文坛。汪老先生经手孵化的名作,大多让人如雷贯耳;汪兆骞做过嫁衣的作家尤其是文学大家,几乎占据中国当代文坛的半壁江山。更可敬的是,汪兆骞是一位秉持道义与良知的知识分子型作家。由汪兆骞以客观公正的史家视角讲述的民国时代的文坛,在剖析人物的性格与人格方面,自然是游刃有余,功力深厚。


3.《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中的时间节点,为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时期悲壮而惨烈的文化景观。在大环境中,这些知识分子展现出来的风骨和气节让后人敬佩。他们没有为乱世所裹挟,而是站在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在各自的领域中竭尽所能,救国救民,奏响一曲正能量爆棚的爱国主义赞歌。


4.《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中,作者汪兆骞同样凭借翔实的史实与依据,实事求是地撰写历史,披露真相,还原历史,对历史人物客观公正的讲述与剖析,刻画出民国大文人、大知识分子在大环境中呈现出来的多种文化品格,彰显人性的光辉与卑微。


5.“民国清流”系列流畅优美的写作风格,纪年体式集体传记的写法,让这一系列的图书既适合作为文学和文学家史料的补充,又能让普通读者获得愉悦而充实的阅读感受。


内容简介

大师们的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 大文人的悲壮迁徙和抗战史诗


★《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入选《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叶辛、何建明、张抗抗、梁晓声、李敬泽、叶廷芳、张颐武、王跃文、余世存、孙郁、解玺璋、李建军、北村、岳南等名家倾情推荐!

★联合早报、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央广、人民网、新华网、北京晚报、腾讯、新浪等全国百余家媒体广泛报道。


本书系民国大师们的集体传记系列之四。

本书沿袭《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的风格,承接前三部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36年),呈现出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战时期悲壮而惨烈的文化景观。

七七事变之后,国难当头,民国知识分子自觉站在统一战线的大旗下,演绎了一部壮烈激越的抗战史诗。无论是在国统区、解放区,还是在沦陷区,抑或上海的“孤岛”,“民族”“救亡”的主流都激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让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想界空前统一。胡适、郁达夫、老舍、沈从文、梁漱溟、茅盾、张恨水、闻一多、郑振铎、马寅初、陈寅恪、吴宓、赵树理、丁玲、萧军等,做着他们认为文人应当做的事情,在抗日救国的路上披肝沥胆,以各自的姿态,演绎着知识分子的气节、风骨与担当。

作者不囿于故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书写被遮蔽的历史,刻画真实生动而丰富的人物命运,立体式地彰显了民国大师们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作者简介

汪兆骞

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新近出版有《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深受读者好评。


精彩书评

《南方都市报》:

《民国清流1》这部书详尽地记录了“五四”这一历史进程,能帮很多有志了解历史真相的人答疑解惑……汪兆骞先生的功德,就是真实再现了“五四”的现场。


《凤凰周刊》:

当汪兆骞老先生用明丽、晓畅的文笔,刻画这些有主意、有风骨、有本事的民国文化前辈时,清流澎湃,激荡鼓应,让人久久不能释卷……读者可以把这部书当成展示“五四”全貌的散文长卷来阅读,也可以把它当作诸位大师的集体传记,更可以借此机会重新反思,我等应该怎样做一个文化人?

目录

第一章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 / 003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拉开序幕;胡适提出不要放弃河北;郁达夫、李叔同、张恨水、老舍担起民族救亡的使命


“为谁万里御风行”——胡适以非官方身份出访欧美五十一天,作五十六次演说 / 007

“燕山柳色太凄迷”——躲在苦雨斋观望的周作人 / 017

“云何色殷红”——弘一大师“为护法故,不怕炮弹” / 024

“让诗人的声音像高射炮一样”——郭沫若、田汉参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 032

第二章 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 / 045

百城沦陷;汪精卫叛国投敌;名校南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建;梁漱溟、周扬、徐懋庸来到延安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就任中国驻美大使首战告捷 / 049

“中国的甘地”梁漱溟赴延安访毛泽东 / 058


“为全节概而免祸累”——陈寅恪在香港宁死不事倭督和汪伪 / 068

周扬、冯雪峰、徐懋庸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 078

第三章 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 / 089

国共摩擦加剧;吴佩孚拒绝汪伪邀请;周作人沦为汉奸;张爱玲、苏青和邵洵美与“孤岛文学”

“一生真伪有谁知”——方圆、冰炭集于一身的周作人 / 093

“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写得一手漂亮小说的变节文人张资平 / 107

“孤岛”中的张爱玲、苏青和邵洵美 / 117


第四章 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 / 137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茅盾到延安;吴宓讲授《红楼梦》;老舍别妇抛雏,走上抗日


巴金说,“其实我并不理解他”——抗日战争中的茅盾 / 141

“聊报国家于万一”——张恨水改写抗战小说 / 151

“血若停流定是灰”——老舍别妇抛雏,走上抗战征程 / 162

现在是一切对外的时候——“对政治一向有兴趣”的文人梁实秋 / 174

第五章 民国三十年(1941 年) / 183

民国教育文化大迁徙已过去四年;全国文化精英、作家、学者与亟待学成救国的青年学子云集于西南地区

《长河》是抗战文学最精彩的收获之一——沈从文在西南联大 / 188

“我想就是‘不苟’二字”——从日记中看“不苟”的爱国文人吴宓 / 199

被史学家忽略的文学批评家——因毛公鼎改变人生的叶公超 / 210

文学批评的一股理性冷峻之风——施蛰存的文艺批评 / 218

“君看白发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尺长白髯飘飞的冯友兰 / 224


第六章 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 / 235

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中美英首脑举行开罗会议;赵树理创作的小说是解放区文艺最杰出的代表


“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萧军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 240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萧红从荒原走向世界 / 254

“坐近一点嘛,明年不要再写《三八节有感》”——丁玲是座谈会重要人物 / 266

王实味、吴奚如的冤案 / 275

受邀请而不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狂人”高长虹 / 283

“一手攥笔杆,一手握驴鞭”的作家——赵树理的小说是《讲话》后的最重要收获 / 292


第七章 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 / 307

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郑振铎抢救珍贵文化典籍;马寅初剑指四大家族;郁达夫为国献身;叶圣陶、李劼人等给历史留下几个真实的镜头


“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郑振铎在沦陷的上海抢救珍贵典籍 / 311

“敢言敢怒见精神”——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下的马寅初 / 319

“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郁达夫的抗战生涯 / 332

“相濡以沫沫成海”——珍视友谊并为抗击侵略者的壮丽年代留下几个真实镜头的叶圣陶、李劼人等 / 344


精彩书摘

是夜,大雨方歇,胡适又和罗隆基、陶希圣等在胡宅商量于7 月9 日前往江西九江庐山开会事宜。他们吃过晚饭,坐在庭院中开会。罗隆基对国民党应对七七事变态度不积极大为不满,言道:“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胡适听罢,不以为然。他批评罗隆基,坚称此时此地只能跟着国民党政府进退,不能只搞什么党派活动(《胡适之先生二三事》,1962 年2 月6 日“中央日报”)。


胡适是当日离开南京的。他与儿子祖望乘船逆江而上,于11 日抵达汉口。安顿好儿子,胡适又于13 日与钱端升、张忠绂搭飞机离武汉,一路向南飞往香港。赶上台风肆虐,那个让胡适感到耻辱的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日,就在香港度过。胡适感慨地说:“今日总算是用飞机炮火来纪念九一八了。”



周作人尽管早已躲进苦雨斋,放弃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甘愿做一个“平凡的人”,但毕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文学作品也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崇高地位。特别是他与日本及日本文化的特殊关系,使他无法避免成为当时中日各方政治力量可资利用的政治筹码这一宿命。郭沫若写的《国难声中怀知堂》,其夸饰性的语言掩盖不了其动机,那就是争取周作人莫忘祖国,使他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那是1906 年,李叔同在日留学,与日本姑娘福基邂逅。这是李叔同最讳莫如深的一段恋情。李叔同学习西洋画,需要一位人体模特。不经意间,他发现常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身材窈窕,福基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模特人选。李叔同询问姑娘是否愿做他的模特,姑娘大大方方同意了。合作是愉悦而有成就的,李叔同旅日期间画的油画《裸女》,便是他们合作的作品。接触多了,两个年轻人就有了感情。接下来就同居了。李叔同曾于1898 年,在母亲安排下,与天津一茶商女儿俞氏成亲。不久,举家迁到上海。1901 年,李叔同与上海有“诗妓”之誉的李香一见倾心,二人常以诗词相和。多年后,李叔同遁入空门,得李香所赠诗画,送给好友夏丏尊,以示情缘已了断。



1938 年2 月5 日,胡适结束一次演说,准备到他处演说,匆匆走下楼梯。这时,迎面一位美国人微笑着将他拦住,是位身着杂役制服的美国人。胡适也微笑着问他有什么要帮忙的,杂役从口袋里摸出三块银币,说:“胡先生,听了您的演说,知道中国抗战太艰苦了,这三块银币捐给贵国吧。”胡适听罢,眼睛湿润了。远在中国万里之遥的国度,一个毫不相干的美国工人,用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支援中国抗日,让胡适感动莫名,久久难以忘怀。



梁漱溟自然记得,1918 年年初,他几乎每晚都到杨怀中家里拜访。每次开院门的,是一个高大英武的湖南青年,彼此总是点头一笑,没有互报姓名。梁与杨交谈,这位青年从不在场。杨怀中告诉他,青年叫毛泽东,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的学生,很有才华。此次到来,经他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月薪八元的管理员一职。白天还到学校里当旁听生,晚上回杨家住宿。



毛泽东批评梁漱溟,认为要求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随后几天的会议上,毛泽东还对梁漱溟说:“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自己却把自己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毛泽东最后说:“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书呆子梁漱溟被老朋友气头上的话惊呆了,书生意气又犯了,他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与毛泽东发生了激辩,要求毛泽东要有“雅量”,最后被轰下了台。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每次上课,都要步行一里多地。每天,昆华路上,都有一道这样的风景:穿着蓝布长衫的陈寅恪,腋下挟着用一块花布或黑布裹着的一大包书,沉重地走向教室,晨阳照着他的满是汗的额头,亮晶晶的。那时,他的右眼视网膜已脱落。学生见他如此辛苦,多次提议轮流去家里接他上课,都被他婉拒。



钱夏是钱玄同在日留学时,为反抗清王朝而起的名字。此举寓意打倒清王朝,恢复中华,不再亡国亡民的信念。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致信老友周作人,说“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他写信给迁到陕西城固的北京师范大学同事黎锦熙先生等人,表达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的坚贞、磊落的胸襟。



张爱玲在1944 年发表了一篇并不大为人重视的小说《年青的时候》。内容是上海青年潘汝良,爱上了一位十月革命后逃离苏俄,侨居上海的白俄姑娘。在侵略者的刺刀下,二位沦为难民的年轻人的异国之恋,本身就具的象征意义,给作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张爱玲把一切文学技巧都隐在了极朴素的叙述之中。可以发现,她的小说风格的悄然变化:从以前的繁复浓烈,向平淡自然转化。看不到的技巧,是文学中最高超的技巧。



陈公博请并不熟悉的苏青吃饭,推杯换盏之后,借着酒力,浇出心中块垒,黯然说出自己的人生经历:一介热血文人,参加革命,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又使其希望幻灭,心灰意懒,为了友情,以自己的命相报。看着眼前堂堂男儿,听着他内心流出的悲怆命运,一个涉世不深的弱女子动了恻隐之心,合乎人之常情。但世事的残酷是,事物对错,并不取决于常情,苏青受到攻讦和付出的代价,是因她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坚持报知遇之恩的私人性选择,是因她毫不掩饰地同情丧失民族气节者之流。


邵洵美在《十日谈》发表文章批判“文人无行”,说“有些‘没有饭吃’或‘有了饭吃不饱’的人”,以为当文人是“无本生意”,就“人人想做”,“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明人组成的”,“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于是,就有人猜测,这是骂鲁迅的,因此这种挑衅,势必遭到鲁迅的痛击。有人还言之凿凿,说鲁迅写的《各种捐班》(1933年8 月26 日《申报?自由谈》),就是回应邵洵美这篇文章的。似也无根据。依《鲁迅全集》的编辑原则,大凡鲁迅批评文字指向谁,都在注释中说明。此论无非是说,邵洵美先惹了人家鲁迅,鲁迅为了自卫,才发动反击批判邵洵美的。



6 月初,一个上午,茅盾在窑洞里正读《中国文化》杂志,毛泽东来到他的住处。毛泽东进屋就说,实在太忙,一直没看过你和夫人、孩子。说着,又拿出一本自己写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新民主主义论》送给茅盾:“刚刚出版。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两个老朋友兴致勃勃地从《新民主主义论》谈到古典文学。毛泽东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谈到鲁迅,也有独特的见识,让茅盾惊叹不已,自愧弗如。



当时张恨水已搬到南京郊外上清河。他每天下午顶着酷暑烈日,匆匆步行十几里地,赶到报社,然后就伏在办公桌上,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旭日东升,才疲惫地往城外赶。到了家里,倒头便睡。有时,在半路上会碰上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听到空袭警报响起,他不得不趴在田埂或伏在树下。空袭之后,他即奔向报馆,马上撰写夜里就要印刷的重要社论和时评。



那时的张恨水四十来岁,身材高大,胖墩墩的,为人和蔼可亲。其嗓门大,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因在北京多年,便操一口京腔徽调。每次撩起长蓝布衫,拿着折扇上得楼来,总是高喊:“今天真热。”报社同人回忆,他一来编辑部,首先翻阅当日各家报纸,拆阅稿件和私人信件,然后与同人谈谈情况。等他坐下来,会全神贯注笔走龙蛇,不多久,漂亮的社论或时评就写出来。



被人过度宣传的老舍与沈从文的矛盾,更多地赋予意识形态的色彩,或故意挑拨二人的关系。事实是,老舍与沈从文并无芥蒂。早在1935 年1月5 日《人间世》征询“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时,老舍回答的第一本书就是沈从文的《从文自传》。1946 年,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回忆愉快的云南之行时,就说见到了闻一多、沈从文等人。“诸先生都见到或约我吃饭,或陪我游山逛景。这真是愉快的日子。”而沈从文在1952 年被迫逃离文坛,填写《博物院工作人交待社会关系表》时,便将老舍列入“作家中较熟悉的”之人(沈从文《交待社会关系》)。在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沈从文依然将老舍引为朋友。



一次,日寇飞机来昆明轰炸,师生听到警报后,纷纷跑向防空洞。刘文典忽见沈从文从身边经过,甚是不悦,对身边学生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该死的,他跑什么呀!”刘文典素来看不起新文学作家,认为他们的创作不是真正的学问。刘文典的可爱,在于他敢于当面直言不讳地贬损他认为没本事的人,对大人物蒋介石同样敢于犯颜,而对他服气的人,不管年纪长幼、身份贵贱,总是十分谦恭,如他曾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



弟子汪曾祺在联大写的稿子,几乎全部由沈从文修改后寄出去的。李霖灿在丽江画玉龙雪山的画,也多由沈从文代为出手。那时通货膨胀,邮费上涨,有时信封上贴满邮票。一两封尚可,像沈从文几乎天天都自费给学生寄稿件,那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票子堆起来的。是薪金不多的沈从文,从自己生活费里挤出来的。他毫无怨言,默默地这么做了多年。



据汪曾祺回忆,吴宓讲《红楼梦》,深受学生欢迎,常常尚未开课,教室已被学生坐满。来迟的女生没有椅子坐,吴宓见到,就转身到其他教室去搬椅子,等到大家都有座位,才开始上课。此等骑士风度,感动了学生,遂有大量男士纷纷效仿,一时成为风气,传为美谈。



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为招徕食客,以雅号“潇湘馆”为店名,生意果然不错。一贯以“怡红公子”自况,深爱林妹妹的吴宓闻之,认为这是一个俗商对《红楼梦》的亵渎,甚是恼怒。他选好时机,趁“潇湘馆”宾客盈门之时,提着一根很粗的黄藤文明棍登上门去,然后不由分说,一通乱砸。仍不解气,还要老板立刻摘下“潇湘馆”匾额。



有次出游,吴宓见一军官举枪打鸟,遂上前劝阻:“子弹应留着打鬼子,打鸟岂不浪费。”军官见吴宓西装革履,不知是哪方神仙,只好收手。正巧这时西南联大学生从此经过,齐向教授鞠躬问候。军官知吴宓乃一穷书生,面生怒色,准备发难,学生见状,拉起吴宓离去,避免一次激烈冲突一次,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在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讲话。马寅初突站起来,当面质问,孔被问得面红耳赤,结结巴巴说:“我是孔子后人,不会贪污的。”有人见状,给孔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提议会议休息十分钟。解了围的孔祥熙落荒而逃。为了拉拢马寅初,蒋介石和孔祥熙曾派中央银行会计处处长金国宝去马寅初处,传达政府恭请马寅初出任财政部次长的命令。马寅初识破蒋、孔之计,说:“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怕办不到。”此后,蒋、孔几番派人游说,马寅初终不改不予合作的初衷,令蒋、孔很丢面子。


一日清晨,在去往课堂的途中,白髯飘飞,手上拿着一个用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裹着的书包的冯友兰,与一身旧西装的金岳霖相遇。金故作认真状:“老兄,修到什么境界了?”冯一本正经曰:“到天地境界矣!”二人大笑,各奔课堂而去。


1940 年,萧军由重庆再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当教员。1941 年出版了报告文学《侧面》的续集《从临汾到延安》。毛泽东与萧军关系密切,交往多,通信多,喝酒碰杯多,谈文学多。故萧军与朋友谈天时,常狂妄且有江湖气地放言:鲁迅是我父亲,毛泽东是我大哥。说者大言不惭,听者莫不瞠目。当时,除了丁玲,在延安的作家中,萧军算是重量级的了。



鲁迅是喜欢萧红的。一次,萧红穿着火红的上衣、咖啡色的裙子,请鲁迅评价。鲁迅坐在躺椅上,很有兴味地看着她,微笑着说:“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弄得不漂亮了。”鲁迅还对她以前穿过的短统靴子批评了一番,让萧红很吃一惊。鲁迅说,那短靴是军人穿的,应把裤子塞在靴里。萧红问,为什么你以前不告诉我?鲁迅说:“你不穿了,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在重庆时,高长虹俨然成为政论家。他写的大量关于抗战的时评,角度新颖,思想深刻,见解卓异,也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一日,他的一个崇拜者,曾是狂飙社成员,现已成为阎锡山二战区驻重庆办事处任主任的梁武,突然到高长虹居住的旅馆拜访,特奉上白花花的大洋五百。高长虹微微一笑,摇头拒不接受,并不无讥讽地道:“那是刮地皮的钱!”



严文井老人在他走后,讲了不少赵树理的趣闻,说老赵酷爱家乡戏上党梆子,常常主动“送戏上门”。有时天色已晚,他常会“推门而入”:“老严,我来给唱段上党梆子!”接着,他不用等“老严”让座,已一屁股坐在书桌边,双手并用,代替打板和锣鼓,同时高亢地哼着过门。一段惊天动地的曲调,便大屋子里回响。还没等醒过神,琢磨出意思,老赵又主动说:“还有一段更好的!”又是双手并用,哼过过门,放声高唱,又是声高震屋,曲调飞扬。严老说:“这个晚上,老赵倒是尽了兴,而我则有苦说不出。”



穷其四年,郑振铎竟收购珍贵古籍八百三十余种,并做大量整理工作,或写题跋,或写札记,并在日记中详记版本、内容等。他的努力付出,艰苦备尝,大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自云:“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1949 年3 月,中共已将国民党赶到台湾,留在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党的安排下,从全国各地区集中到北平。在北平西郊机场举行的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仪式上,马寅初突然见周恩来正乘坐在一轻吉普车上指挥大会,不顾会议秩序,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人跑到周恩来身边,大声而激动地说:“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来到北京。



1942 年2 月,日军占领毫无抵抗能力的新加坡。郁达夫躲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偏僻小市镇。一天,化名赵廉的郁达夫,装扮成工人模样,登上市镇的公共汽车。车子行在半路,突被一队日本宪兵拦住。几个宪兵冲上汽车,其中为首的日军军官哇啦哇啦说了一通。车上人听不懂日语,以为大祸临头,都吓得面色苍白,惊恐万状。车上的郁达夫,早就听懂,日本人只是上车问路。郁达夫用日语为他们指了路。日军军官临走前,问了郁达夫的姓名、住址,向他举手敬礼,然后带兵走了。


日本人立即到东京、上海等地进行秘密调查。很多朋友闻之,都劝郁达夫赶紧躲到别处去,以防不测。郁达夫却镇静地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都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

此后一段时间,日本人虽已改称“赵先生”为“郁先生”,那张窗户纸,已经捅破,但一切都维持原状,常来喝酒,常来闲扯,常来借钱。日本人怎么想,郁达夫难以揣摸。他自己早就对结局有了心理准备。



1938 年,李劼人在成都近郊东沙河堡菱角堰购置土地,约两亩。1939年,日军轰炸成都时,建成一批泥墙草顶的简易房舍。李劼人家自八世祖从湖北入川定居,从未有过自己的房子,很多书籍在迁徙中散失,有了“菱窠”,他可不再担心自己多年置备的近万部书籍和积存的大量报纸遗失。为了方便信件、图书投递,他在门楣题“菱窠”二字,意指此菱角堰之窠臼也。又因此地处于市郊,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故可供进步作家栖身,一时成为成都文学界的一个据点,借机掩护了不少地下党作家。作家唐山在其《李劼人,被忽略的“中国左拉”》一文中,曾说“马识途(作家,电影《让子弹飞》原著作者)被通缉时,就住在‘菱窠’”。叶圣陶多次到“菱窠”访友。



《旧影新知:百年风云中的文人侧影》 本书深入探寻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时期,一批杰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轨迹与学术贡献。它并非一部宏大的政治史或战争史,而是聚焦于文化精英群体的个体命运、思想嬗变以及他们如何在动荡中坚守学术良知、传承文化薪火的故事。 第一章:风起南洋:留学生群像与现代性的萌芽 本章回溯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大批中国青年负笈海外,尤其聚焦于东南亚及欧美顶尖学府的学习经历。着重描摹了他们在异国文化冲击下,如何吸收西方现代思想,并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与出路。书中详细考证了早一批留日、留欧学生群体中,思想的碰撞与学术路线的初步形成。重点阐述了“教育救国”思潮下,师范教育、工程学、以及早期人文学科的发展脉络,描绘了他们回国后如何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和学术体制构建的核心力量。 第二章:北平的春秋:学术殿堂的构建与坚守 聚焦于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的北平及周边地区,本书描绘了高等教育机构如何在战乱阴影下,努力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术规范和研究体系。我们得以一窥当时大学课堂的景象,教授们如何将严谨的西方学术方法与本土文化研究相结合。例如,对某几位重要历史学家在故宫博物院整理古籍、对语言学家深入田野考察方言的细节进行了深入的记录。这一时期,虽然政治动荡不安,但学术的“黄金时代”正在悄然酝酿,一批奠基性的学术专著和理论框架在此阶段形成。 第三章:内陆的灯火:西南联大的精神遗产 本书将大量篇幅献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史诗”——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经历。这部分内容侧重于物质条件的极端匮乏与精神世界的极度丰裕之间的鲜明对比。通过对当时教职员工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的细致梳理,展现了如何在简陋的教室、稀缺的纸张中,依然维持着高标准的教学和前沿的研究。重点分析了在这种压力下,不同学科(如物理学、哲学、古典文学)如何相互启发,形成了超越地域和专业壁垒的独特学术共同体。书中特别强调了“刚毅坚卓”的校风背后,蕴含着的对国家民族的深沉责任感。 第四章:笔墨与良知:文人的“隐”与“显” 本章探讨了在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扮演的多重角色。一些学者选择了投身抗战宣传,用犀利的笔杆子鼓舞人心,参与到社会改造的洪流中;而另一些则选择了“以守待时”,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致力于整理、保护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遗产,视为对国家文明根脉的守护。本书力求平衡地展现这两种选择背后的思想挣扎与道德困境,避免简单地贴上“入世”或“出世”的标签,而是探讨他们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复杂考量。 第五章:战后余音:思想的梳理与未来的分野 抗战胜利后,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着新的挑战:战后的重建、意识形态的重新整合以及个人命运的抉择。本章关注战后几年,一些学者试图将战时积累的经验和思想资源,转化为推动战后社会进步的动力。同时,也剖析了在新的政治格局形成前夜,思想界内部出现的路线分歧和学术路线的调整。对几位重要学者在这一时期的讲学内容和出版物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揭示了他们对未来中国文化走向的深刻忧虑与期盼。 结语:文化记忆的传承 本书的结语部分总结了这些学者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可贵品质: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学术独立性的捍卫、以及在民族危亡之际所展现出的文化担当。它旨在提醒今天的读者,在喧嚣的时代背景下,回望前辈们如何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考验中,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本书试图通过聚焦个体和群体的小历史,来映照出那段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生命力顽强不息的真实侧面。书中所有引述的史料、日记、信件均严格依照原始文献考证,力求还原历史的温度与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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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文风,有一种沉郁而苍凉的美感,像一幅晕染开来的水墨画,初看平淡,细品之下,才发现墨色的层次变化万千。作者对于细节的捕捉能力堪称一绝,他总能从那些常人忽略的角落里,挖掘出时代的侧影。例如,关于当时大学经费紧张到连墨水都要配给,学者们不得不自制墨锭的故事,虽然简单,却生动地勾勒出“穷教授”的清高与无奈。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的“留白”,它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得一清二楚,而是将判断的空间留给了读者,引导我们去体会历史的复杂性,而不是简单地进行道德审判。这种克制而又饱含情感的叙述方式,使得人物形象立体丰满,不再是教科书上扁平化的符号。读这本书,像是在老旧的阁楼里翻找泛黄的信件,每一页都散发着那个逝去时代的独特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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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此书,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去重新审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那些在物资极度匮乏、生命随时可能遭受威胁的年代里依然能保持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大师们相比,我们现在拥有的安逸环境,是不是让我们在某些方面变得过于“柔软”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掌握得极好,它没有采用宏大叙事来铺陈战争的残酷,而是通过聚焦于个体命运的微观视角,将历史的厚重感巧妙地融入其中。我特别喜欢作者对于“袍泽之谊”的描绘,在那个资源被严重挤压的时期,学者之间的相互扶持、精神上的相互砥砺,那种超越了地域和党派的纯粹友谊,读来令人动容。它让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复杂性,有妥协,有抗争,但更多的是一种对文化传承的近乎偏执的坚守。这本书带来的思考,远超历史范畴,它直指人性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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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真是让人爱不释手,仿佛搭乘了一艘时光机,直接回到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作者的笔触细腻得如同老照片的纹理,不动声色地勾勒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群像。我尤其欣赏他对于“清流”二字的独特诠释,它不仅仅是一种文人风骨,更是在乱世中坚守精神家园的勇气。书中对几位学者的日常生活描写,琐碎却真实,让我看到了他们如何在一穷二白、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依然坚持着对真理和学术的追求。比如,书中提到某位老教授,在简陋的教室里,用颤抖却坚定的声音讲授晦涩的哲学,那份对教育的热忱,隔着文字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力量。这绝不是一本枯燥的史书,它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与挣扎,读来让人既心酸又肃然起敬。它让我明白,真正的“大师”,他们的伟大不仅在于学识的渊博,更在于他们在极端环境下所展现出的精神韧性。每一次翻阅,都像是与这些前辈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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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更像是一次深呼吸,它让我暂时抽离了现代生活的喧嚣和碎片化信息流的干扰。作者的文字功底深厚,行文如行云流水,但内里却蕴含着强大的思想重量。我特别关注到书中对于“乡愁”与“家国情怀”的探讨,对于那些被迫流亡、颠沛流离的学者而言,他们的“家”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寄托。书中通过对几位大师在西南联大时期的艰苦卓绝的教学和研究场景的描绘,清晰地展示了,在那个“不周山倾”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用笔墨和讲台,构筑起民族精神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对精神力量的礼赞,是全书最核心、最打动我的部分。读完后,内心充满了敬意,同时也深感责任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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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我对阅读这类聚焦于历史学者的书籍抱持着一丝疑虑,担心会过于学术化或陷入无休止的怀旧情绪中。然而,《民国清流4》彻底打破了我的预设。作者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同时,展现出惊人的洞察力,他并没有将这些大师神化,而是将他们还原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也会为柴米油盐发愁,也会有学术上的争论,甚至也会在动荡中流露出人性的弱点。正是这种“去神化”的处理,反而更具说服力。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非常精妙,像是多条河流最终汇入一片汪洋,不同的个体故事最终交织成一曲关于民族苦难与知识分子担当的交响乐。我特别赞赏作者对彼时思想交锋的梳理,那份自由探讨的氛围,即使在战火中也未曾熄灭,这才是“清流”真正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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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好,囤货,以后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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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朋友买的,反馈说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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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完整无缺,物流速度快,这类书要慢慢看,多看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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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史诗!民国,大师輩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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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文人身上体现的人性之复杂,确实令人咋舌。鲁迅耿介一生,以文以匕首抢枪,文字所过之处,所向披靡,但亦有误伤者,如误伤杨绛姑母杨荫榆,误伤小人物徐懋庸,似可见鲁迅性格中的器量之小;郭沫若才华横溢,却无文人风骨,屈从于强权,跟着风向跑,八面玲珑;周扬对于权力欲望之强,让世人瞠目,为此可以捏造罪名,落井下石,极尽陷害之能事;丁玲曾是强权之下的受害者,却在平反之后有挟嫌报复的嫌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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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不错,发货快,快递员尤其不错,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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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好作品,涵盖历史,文学,思想的提升,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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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闻多见识,眼界就开阔了,思想就深刻了,这本书就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值得一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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