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2
20世纪80年代,国内理论界闱绕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问题展开过激烈论战。当时一种普遍的论调是说,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唯yi具体的人性,除去阶级性就只剩下了抽象的人性,甚至只剩下了动物性。针对这种误解或曲解,周国平结合硕士论文课题,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论点:人性的完整性、人之社会性的丰富内涵、自由活动是人的本质。
周国平,一九四五年生于上海,一九六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著名学者、作家。
主要代表作有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随感集《人与永恒》,诗集《忧伤的情欲》,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善良·丰富·高贵》,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自传《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偶尔远行》《宝贝,宝贝》等,主要译著有《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偶像的黄昏》等。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
——读周国平《人性的哲学探讨》
启 之
周国平以散文闻世,“男看王小波,女读周国平”是九十年代大学里的一道风景。王小波的小说跨越古今,奇思异构,叛逆在骨。周国平的散文情浓意永,文美理深,哲思入心。我问清华的研究生,为什么周国平的散文打动人心,这些八零后的学生:居然很少有人知道,周国平吃的是哲学饭;更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对人性有专门的研究。我建议他们读一读周国平的硕士论文,刚刚问世的《人性的哲学探讨》,学生们大叫其苦——哇塞,太哲学、太艰深了,周老师太奇葩了,还能写出这种书!
学生的抱怨,反衬出周先生的高明——幸亏他今天才推出这本书,要是在90年代出了,恐怕“女读周国平”,就会变成“人畏周国平”。
这本书确实缺乏可读性,个中原因,一在时代,二在内容。此书写于1981年,那时候,整个中国刚刚从“言必马、列、毛,文必假、大、空”的语境中挣扎出来,即使跑在前面的周国平也难免要带些旧时代的痕迹。对此他深自惭愧。他给这本书开列的三大缺点之一就是“文风干涩。有太多的引经据典,太多的逻辑推理,因此在现在的我看来,仍是有太多的废话。”
对此,他做了如下的解释:“也许可以把这些缺点看作那个时代刻下的痕迹。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的文化禁锢,一方面,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的译本还相当少,更不用说现、当代的了。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我当时对尼采的了解仅限于读到某些书本中摘译或引用的片断。另一方面,在国内理论界——当时就是这么称呼的,这是一个恰当的名称,那时候的确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占据着主流地位。我虽然有意要从这种理解中突围,为此不得不大量引证原著来为我的观点辩护,但实际上也就受着当时那种话语模式的支配,即设定一个绝对真理,把它当作不容置疑的终审法官。”
翻翻80年代初的《新华文摘》,你就会知道,周国平不是在为自己辩解,而是在倾诉苦衷。从他个人的痛苦中,我们可以窥见,文化封闭和思想僵化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创深巨痛。那些讥讽周国平“奇葩”的八〇后不会想到,在写这本书时,作者首先要当“搓澡工”,把那些被弄得面目全非的基本概念扔进学科的硫酸池里,洗去它们身上的锈迹霉斑。然后,他还必须拿出“清洁工”的手段,用水龙头、铁扫帚清除淤积在思想界多年的污泥浊水。而这种清淤除垢的工作,又只能靠引经据典来支撑,用主流允许的学术语言来阐释。天下是否有什么学术超人、文章高手能在这种困境中,把“哲学中的人性概念”“人性观的基本类型”“人的活动和人性”“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以及人性理论方法论等内容写出可读性,而文风活泼,不说“太多的废话”,我深表怀疑。
周国平关于人性的研究,让我想起了许多共和国的往事。
1963年,南京师范附小教师斯霞提出“母爱教育”,认为“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应该“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和甘甜的雨露。”斯霞的这一教育思想很快得到了同仁和家长的拥戴,呼应的文字飞向各种媒体。然而《人民日报》的赞美之声未歇,《人民教育》的批判之声蜂起:斯霞的“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的“爱的教育”,它抹杀了教育的阶级性,把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变成了为资产阶级服务。“对学生应该实施马列主义的爱憎教育,而不是人道主义的母爱教育。”不要“引导孩子陷在“人性爱的污泥之中。”让孩子们 “为小白兔的病痛而流出同情的眼泪”就会软化他们对剥削阶级的斗争。一时间,斯霞成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宣传者。极左战士以笔为枪,将“母爱教育”打倒在地,又踏上一万只脚。
这是一个信号弹,随之而来的是对电影的讨伐。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雁南飞》《士兵之歌》……宣扬“人性论”被打入冷宫,国产影片《林家铺子》《北国江南》《舞台姐妹》《早春二月》……宣传人道、人情而成了毒草。文学即人学,文艺作品离不开关于人性的描写。绝大部分文艺作品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这股风刮进了课堂,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师生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如果一人落水,救还是不救?同学们分成两派,一派是“施救派”,一派是“调查派”。调查什么呢?调查落水者的阶级出身。“施救派”发问,等调查出了结果,那落水者不就淹死了吗?“调查派”反问:如果你救起的是地主,是反革命,你不是帮助了阶级敌人了吗?“施救派”败下阵来。
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语境中,这股风肯定会吹到北京大学的课堂里。正在哲学系上本科的周国平会做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凡是有理性、有常识的人都会反感于这种极端,怀疑于这种极左。而正是这种反感和怀疑,奠定了80年代哲学界清理人性论的思想基础。
“文ge”来了,几十部“毒草影片”被点名枪毙了,人性、人情、人道成了zui大的罪名——《五更寒》“充满了人性论”,《革命家庭》“充满了人情味”,《柳堡的故事》“谈情说爱,低级趣味”……
人性、人道、人情是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连在一起的。无数的人为它丧失了人性,无数人成了牛鬼蛇神。如果你问那些穿着旧军装、腰扎武装带的少男少女红wei兵为什么打人?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他们打的是阶级敌人——敌人不是人。
这种谬论,首先来自中国的理论界。
35年后,周国平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中国当时的理论界,只要谈到人性,人们就必定搬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据此把人性归结为社会性,又搬出毛泽东关于阶级社会里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论断,据此进而把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一种普遍的论调是说,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唯yi具体的人性,除去阶级性就只剩下了抽象的人性,甚至只剩下了动物性。当真有人质问:如果抽掉了性爱、母爱的阶级属性,人与动物在这些事情上还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等于是说,在做爱或哺乳时,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便是怀着阶级感情做这些事的。如此可笑的论点,却是出自当时的理论权wei之笔下。”
饶瑞农先生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李师傅本来是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骨干,只因他在伪满时当过几天日语翻译,“文ge”一来,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入狱过堂,审问判刑,自不必说。好在他靠拢政府,积极改造,熬到了刑满。当时的政策是刑满之后留厂就业,李师傅留下来,施展他的钳工手艺。不久,他在当地农村找了个贫下中农的对象。按规定,留厂就业人员每周有假日一天。因此,这李师傅每逢周末必喜滋滋地回家,共享天伦之乐。不幸的是,“批林批孔”之际,这李师傅到了该回家的时候,突然从以前的喜形于色变成了长吁短叹。好事者一打探,原来他老婆要离婚。为什么呢?好事者一打听,才知道端底——李师傅每当上床后,必先向女方汇报学毛著之心得,批林批孔之体会,然后,方能顺利行房。而其妻对这番汇报不胜其烦,忍无可忍,提出离婚。满怀无产阶级感情的李师傅大为震怒,理直气壮地找厂里,要求领导出面调解。没想到厂领导在这事上,毫无兴无灭资的觉悟。李师傅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忍痛离了。
其实,在那位理论权wei看来,既然人类社会只有阶级性,没有共同的人性。那么包括饮食男女在内的人之欲望,就都应该归属于不同的阶级。而李师傅早就应该与那位没有正确的“做爱观”的女人分道扬镳。李师傅请领导调解,是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的表现。
周国平以人性作为论文的题目,显然是有感而发,他要纠正广泛的误解,还人性的本来面目。为此,他在书中着重阐述了三个论点。“第yi,人性的完整性。人性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人所特有且共有的生物属性、心智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体。第二,人的社会性的丰富内涵。从横向看,同时代的社会关系不但有阶级,而且有民族、国家、职业、家庭等等,它们都有阶级所不能取代的特殊内涵,在人身上形成相应的社会规定性。……从纵向看,还存在着历史继承的社会关系,即个人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化的接触和对它们的接受。第三,自由活动是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是自由,即以活动本身也就是能力的运用和发展本身为目的和zui高享受。在此意义上,可以把自由活动规定为人的真正本质,它是人的价值和使命之所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zui大限度地保证一切个人自由发展其能力的社会,才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
在此书的第六章中,周国平对否定抽象人性的歪理邪说,给予了更直截了当的驳斥。他指出,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尽管这个系统分裂成了彼此对立的阶级,但是,“人们所从事的各种形式的活动之间仍然存在着结构上的统一性,尽管活动领域不同,人都是活动的主体,在活动中通过一定的手段改造对象。因此,任何个人只要以一定的方式从事活动,他也就因为活动结构的统一而获得了人的共同本质。”也就是说,在阶级爱憎之上,还有着人类共同的感情。斯霞的“母爱教育”与所谓资产阶级“爱的教育”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
那些指斥斯霞把孩子“陷在人性爱的污泥之中”的革命左派,无知于自己就生活在人类社会的统一性之中,而自以为只有把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放在无菌室里,才能保持其纯洁性。他们忘记了,他们吸吮的母奶就产于无菌室外,而父母对他们的爱抚就出自“人性爱的污泥”之中。
那些主张先调查溺水者的出身成分,再决定是否施救的激进青年,那些鼓吹“亲不亲,阶级分”的革命小将,当其父母沦为“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的时候,有几个不是扑上去保爹保娘呢?人性在他们身上的胜利,证明了书中阐述的一个朴素的真理:“人的一般本质也就是广义的共同人性。它们是普遍的,即为一切社会类型包括一切阶级类型的人所具有。它们是稳定的,即为一切历史时代的人所具有。”“人们在爱情、友谊这样的私人感情关系中表现出的个性差异是zui为突出的,其中也包括一定的阶级差异。但是,把阶级感情看作阶级社会里人的无所不包的感情形态,否认爱情、友谊区别于阶级感情的特殊性和其中包含的纯粹人类感情的因素,显然是荒谬的。”
可以说,这本书不但挖掉了那些歪理邪说的老根,廓清了笼罩中国几十年的理论迷雾,也奠定了周国平的“三观”,为他的散文创作奠定了方向和审美。
前些年,《文化苦旅》火的时候,读书界有“南有余秋雨,北有周国平”的说法。余秋雨站在历史的荒墟之上,以文化反思为职志,游走于现实的庙堂。周国平驻足于哲学的殿堂之中,以灵魂、人心为皈依,浪迹于精神的家园。那些沉迷于其散文的人们,可曾知道,自称厌恶政治、甘守孤寂的周先生,骨子里无可救药地坚守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
2016年10月
《人性的哲学探讨》
自序
本书是我的硕士论文,完成于1981年,距今已35年了,现在是初次出版。虽有种种缺憾,我决定不做修改,保持其原貌。
我于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苏联当代哲学。在学习期间,我经常浏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哲学问题》,也读了一些苏联出版的哲学书籍,注意到在当时的苏
联哲学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热门,而这又是世界范围内哲学关心人的问题的大趋势的折射。不过,我很不喜欢苏联哲学家们依然太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那种充满废话的冗长文风。因此,第三学年写硕士论文时,
我决定不受专业方向的限制,基本上撇开苏联哲学,直接研究人性问题。我以前上大学时就对人性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趁写硕士论文的机会做一番系统探讨,也算是了却一个夙愿。
现在重读这篇论文,我不免感到惭愧。主要缺点有三:其一,资料准备不足。全书相当单一地以马克思著作为思想资源,在这方面下了一点功夫,而对于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人性理论,当时的我仅是一知半解。尤其是西方当代的学说
和观点,我基本上是从苏联学者的批判和别的第二手资料中得到一星半点的了解。其二,立论中的独断论倾向。这尤其表现在对除马克思之外的西方哲学家的评论上,即使有所肯定,也都要加上批判的尾巴。其三,文风干涩。有太多的引
经据典,太多的逻辑推理,因此在现在的我看来,仍是有太多的废话。
也许可以把这些缺点看作那个时代刻下的痕迹。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的文化禁锢,一方面,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的译本还相当少,更不用说现当代的了。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我当时对尼采的了解仅限于读到某些书本中摘译或引用的片段。另一方面,在国内理论界——当时就是这么称呼的,这是一个恰当的名称,那时候的确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占据着主流地位。我虽然有意要从这种理解中突围,为此不得不大量引证原著来为我的观点辩护,但实际上也就受着当时那种话语模式的支配,即设定一个绝对真理,把它当作不容置疑的终审法官。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理论界围绕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结合硕士论文的课题,我也发表了几篇谈马克思的人性理论的文章,因此被列为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那场论战实质上是在争论思考人的问题的
合法性,一派以马克思的名义宣布其不合法,另一派也以马克思的名义申辩其合法。其实,我本人对那种引经据典的论战方式和寻章摘句的写作风格很不满意。引证马克思是为了打开一个禁区,可是,世上本无禁区,庸人自设之。按我的
性情,我是宁愿去尝神设的禁果,而不是去闯人设的禁区的。因此,不久以后,当我“结识”了尼采之时,我真正感觉到了一种解放的欢快。我对自己说:我和他们争论思考人的问题是不是合法,这多么可笑,我直接去思考就是了;宝库就在这里,何必和他们在门外瞎折腾,我径直走进去就是了。一旦回到事物本身,意识形态的壁垒就不复存在了。
毫无疑问,如果我现在来写这个题目,面貌一定很不同,至少我会比较公正和完整地利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思想资源。但是,我相信本书仍有其价值。为了写这篇论文,我毕竟比较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人性的论述。我至今仍认为,马克思不愧是一位属于西方优秀精神传统的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依然是一座宝库。
在中国当时的理论界,只要谈到人性,人们就必定搬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据此把人性归结为社会性,又搬出毛泽东关于阶级社会里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论断,据此进而把社会性归
结为阶级性。一种普遍的论调是说,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唯一具体的人性,除去阶级性就只剩下了抽象的人性,甚至只剩下了动物性。当真有人质问:如果抽掉了性爱、母爱的阶级属性,人与动物在这些事情上还有什么本质区别?这
等于是说,在做爱或哺乳时,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便是怀着阶级感情做这些事的。如此可笑的论点,却是出自当时的理论权威之笔下。针对这种误解或曲解,我在本书中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论点。
第一,人性的完整性。人性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人所特有且共有的生物属性、心智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体。其中,心智属性包括理性与非理性,非理性即个体的情绪和情感体验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的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人的自然本性人性化的程度,人的社会本质深刻化的程度,人的心智生活丰富化的程度,三者是互相制约而一致的。个人同样如此,一个人在某一方面需要的满足程度和能力的发展程度,受制于并且体现了他的整个个性的发展程度。个性是人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表达的是具体个人占有完整人性的程度及其方式的独特性。
第二,人的社会性的丰富内涵。从横向看,同时代的社会关系不但有阶级,而且有民族、国家、职业、家庭等,它们都有阶级所不能取代的特殊内 人性的哲学探讨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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