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国际理论前沿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内容简介

本书就科技哲学的前沿问题作了梳理和探讨，主要涉及历史认识论、体知认识论、社会本体论、认知科学哲学、技术的社会塑形、技术现象学、信息技术伦理等问题，分析全面、深刻，对于相关读者了解、把握本领域的前沿发展问题有较大的帮助。

作者简介

成素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分析》杂志常务副主编，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趋势研究”课题执行主持人。

目录

导论

第一部分 认识论的前沿问题及其动态

历史认识论的当代探索

一、 建立在科学史上的科学哲学： 历史认识论的缘起

二、 历史认识论的理论与实践

三、 对历史认识论的评价与展望

四、 延伸阅读文献

体知认识论的内涵及其哲学基础

一、 传统认识论的缺失

二、 技能与科学认知

三、 技能与身体的意向性

四、 应对活动的哲学假设

五、 应对活动的实践理解

六、 体知认识论的优势与困境

七、 结语

八、 延伸阅读文献

使真者理论及其最新研究进展

一、 前言

二、 使真者

三、 使真关系

四、 使真者必然主义

五、 使真者最大主义与否定真理的使真者问题

六、 结语

七、 延伸阅读文献

自然定律是必然的吗?

一、 引言

二、 休谟主义定律观

三、 律则主义定律观

四、 形而上学必然主义定律观

五、 评论与展望

六、 延伸阅读文献

第二部分 知识论与本体论的前沿问题及其动态

当代知识论的出场路径及其两个维度

一、 当代知识论的出场路径

二、 当代知识论作为方法论

三、 当代知识论作为认识论

四、 延伸阅读文献

科学知识社会化的两大进路

一、 背景：“理性—社会”二分的科学知识观

二、 弱社会化进路

三、 强社会化进路

四、 结语

五、 延伸阅读文献

当代专长哲学的兴起和趋势

一、 专长哲学的兴起

二、 专长哲学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

三、 寻找专长哲学的中间进路

四、 延伸阅读文献

集体本体论的建构进路

一、 引言

二、 来自个人主义的挑战

三、 集体行动者的建构

四、 集体能动性的建构

五、 细节的困境与整体的方向

六、 结语

七、 延伸阅读文献

第三部分 认知的前沿问题及其动态

基于信息技术的延展认知研究述评

一、 问题的缘起及背景

二、 主要学术观点

三、 评论与展望

四、 延伸阅读文献

从变化盲视研究溯源看认知发展

一、 扫视研究溯源与眼动实验的发展初期

二、 从注视眼动研究到变化探测实验

三、 变化盲视与认知的再认识

四、 结语

五、 延伸阅读文献

第四部分 技术哲学的前沿问题及其动态

技术的社会塑形论

一、 形成的历史渊源

二、 主要流派和观点

三、 基本概念和核心特质

四、 重要意义

五、 结语： 问题与展望

六、 延伸阅读文献

技术人工物的实在性

一、 引言

二、 围绕技术人工物实在性问题的纷争

三、 评论与展望

四、 延伸阅读文献

技术现象学当代动向及其反思

一、 技术现象学的繁荣之象

二、 技术现象学的合法性问题

三、 技术现象学的意义反思

四、 技术现象学的发展逻辑

五、 动向反思

六、 延伸阅读文献

第五部分 当代技术伦理问题及其动态

技术伦理研究的新问题： 人类增强技术及其伦理争议

一、 背景

二、 一般意义上的增强

三、 具体的增强

四、 结论

五、 延伸阅读文献

国外机器人伦理研究综述

一、 关于机器人权利的伦理学理论研究

二、 机器人技术应用中的伦理挑战

三、 延伸阅读文献

精彩书摘

　　技术伦理研究的新问题：人类增强技术及其伦理争议

　　一、背景

　　人类是否已足够完善？如果不是，又将如何来提高自己？人类只能借助于学习和训练这类传统方法吗？还是利用科学来更直接地增强精神和身体能力？

　　过去10年，人类增强已经发展为应用伦理学中一个重要的论辩话题。生物医药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激发了这类兴趣；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成果意味着：运用医学及相关技术对生物学意义上人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造、操控和增强，甚至，这对于健康的个体来说也未尝不可。这类干预作为即将到来（有的已经实现）的事物而言，对其可能的影响进行辩论，显然是具有实践意义的。近来一些崭露头角的智库和社会活动组织，特别强调了这方面的实践意义，他们往往声称自己是致力于人类增强的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运动。在支持增强和反对增强的阵营之间，已经可以发现一条生物政治学意义上的断层带：一边是转化人类主义者（transhumanists），他们相信应该研发更多种类的增强技术，同时人们可以自由地以相当极端的方式利用这些技术来改变自己；另一边是生物保守主义者（bioconservatives），他们认为不应该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或人的条件进行实质性地改变。在这两种极端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采取折中的态度来定位其立场的形形色色的群体。由于这场正在成型的政治争论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仍处于协商之中，所以对于学术意义上的生物伦理学而言，这是一个机会窗口，借此可以对论辩的形态和发展方向施加影响，避免论辩最终定型为一场界限分明的意识形态上的对峙。

　　在实践层面的关联之外，增强这一话题在理论上同样令人关注。在考察人类增强时，产生的许多伦理学上的问题勾连出的是更普遍的、哲学意义上的概念和问题，例如人类本质、个体身份、道德地位、幸福等概念，以及规范伦理学、政治哲学、心灵哲学和认识论方面的问题。除了这些哲学上的联系外，人类增强也为医学、法律、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提供了思考的素材。

　　当然，在何种程度上，人类增强可以形成一类具有自身特点的现象，乃至成为一个（涉及多学科）学术研究的子领域，这还有待讨论。在支持增强的阵营中，一种较为常见，也是运用得最多的论证策略是：在那些新的、具有争议的人类能力增强方式和那些老的、已为人所接受的增强方式之间，强调某种连续性。服用莫达非尼片（modafinil）和饮用一杯咖啡之间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吗？或者与享用一整夜的充足睡眠之间又有什么道德上的差异？难道鞋子不是对脚的增强？衣服不是对皮肤的增强？记事本也同样可以看作是对记忆的增强——如果把成本和易用性等偶然因素剔除，把电话号码放在口袋里与记在脑子里，两者并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明显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技术都可视为对人类天赋能力的增强，它能使我们可以达到某种效果而不用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达到那些根本上力不能及的效果。

　　进一步推论的话，那些思想层面的数学算法，如在大脑中用于进行基本算术运算的法则，或是人们学会的读写能力，都是对我们的思想软件进行的增强。当学着去计算和阅读时，这也可以毫不夸张地理解为是在对我们的神经系统进行再编程，其生理上的效果与摄入精神作用药物的效果同样真实，当然前者的效果通常在生活中更为持久和更深远。简而言之，所有的学习都可视为生理上的增强，同样所有有形和无形的资产可视为外部的增强。如果剥离了所有这些“增强”，那么我们将无法生存，甚至在走向消亡前的短暂时间内我们也无法算作完整意义上的人。

　　如果人类增强的概念泛化到这样的程度，那么显然它是无法作为具有整合力的理念在伦理学的探究中构建一个新的、与众不同的研究领域的。同样，这也无法对那些人类增强的倡导者提出质疑。因为他们同样确信：在新兴的生物医药增强和其他更为常见的增强之间，没有任何道德层面的差别。但是，反对增强的人们，必须抵制这种对人类增强进行的泛化解释，进而在隐含着问题的新型增强与诸如穿鞋、着衣、喝茶、睡觉、使用刀叉、学习读写、使用掌上电脑，以及服用大部分现今时代的药物——这类无可非议的应用之间进行某种划界。

　　这样的划界并不需要很清晰，许多重要和有用的哲学术语也是模糊的。尽管如此，它还是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要对什么可以算作增强做出说明。这必须是一个经过合理地推论、排除了武断的结论，并能够把握住那些起码看上去可以归为一类的现象。第二，假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后，顺着它可以推导出道德层面的差异。除非能满足这两个结论，否则围绕增强这个概念在相关领域内展开伦理思考将是误导性的。当然，“增强”也可以作为一面旗帜来标识出某个领域，其中许多相互关系松散的实践、技术和愿望可以联系在一起。但是，任何声称要捍卫这一旗帜，或者致力于反对其主张的言论，则几乎都将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我们反思各类具体的增强实践及其条件和后果进而得出的伦理评判将是差别化的和细致的。例如，精确地指出哪种能力正在以何种方式被增强？谁能获取这种增强？谁做出了决定？在怎样的文化和社会政治背景下？以怎样的代价来博得增强的优势？凭借了怎样的外部条件？只有经过对这些及其他类似的情景变量做出阐明后，才能得出合理的伦理判断。接受这些判断，意味着将增强作为一种常态现象来接受。即在基本的规范性层面上，对人类进行增强的干预并没有什么特别可言，它们同样应以剔除了偏见或成见的态度、以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方式来评判，就像在实践伦理学的其他领域中所用的复杂标准那样。

　　即便伦理学理论就其自身结构而言是简明的，如享乐主义，但当将它们运用到现实世界中时，则变得复杂和混乱。

　　本文的内容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或多或少一般的意义上来谈论增强伦理及其相关的问题，如人类本质的规范性意义；另一部分是关注与某些具体的增强技术相关的伦理问题。

　　二、一般意义上的增强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诺曼·丹尼尔斯（NormalDaniels）提出的问题是：改变人类本质，意味着什么。他认为，这个命题要比它表面看起来有着更为苛刻的要求。丹尼尔斯指出，所谓人类本质是一个倾向性的、有选择的和基于人群的概念。说它是倾向性的，是因为同样的人类本质在其所处的具体环境中会显现出不同的形态。说它是基于人群的，是因为定义人类本质必须把不同的个体性的观点加以整合。说它是选择性的，是因为通常有些特征（例如理性）要比另一些特征（例如鼻毛的长短）更能代表人性。按照这一观点，那么除非是在人群层面上有所变化，否则谈不上是对人类本质的改变。进而言之，类似的干预必须是影响到了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本质。因此对丹尼尔斯来说，相对于来自自然环境的干预对人的能力或本质产生的侵蚀而言，基因层面的干预似乎还构不成某种威胁。

　　一直以来都有观点认为，由于涉及改变人类的本质，人类种系工程研究必须加以抵制。对此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乔治·安纳斯（GeorgeAnnas）尤其支持，他一直在倡导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国公约，“保护人类物种公约”，并以签署国际条约的方式来实现，以禁止“改变物种”的研究。安纳斯声称，克隆和内在地改变基因，可视为一种对人性犯下的独特罪行，因为这些都是用技术对人性本质进行了改变。

　　北卡罗莱纳大学(ChapelHill)哲学系的埃里克·容斯特（EricJuengst）对此并不同意，他指出，物种并不是各种有机体的静态的集合，就好像水果罐头那样可以“保存”起来以防变质；随着每个个体的诞生和死亡，物种发生着盈亏变化；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流逝，基因的特性也发生着转变。严格地说，要禁止改变人种涉及的东西太多，因为几乎我们作为人类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改变下一代的基因组成（从字面意思严格理解的话，遵循这样的禁令意味着只能普遍地采用克隆作为人类的繁殖方式）。但是，如果这个针对“改变物种”而倡导的禁令仅仅是非严格意义上的话，即仅是禁止那些能改变“类型学意义上设定”的人类特征，或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类本质的那种干预，那么这又无法贯彻其原本所设定的目的。因为按照这种理解，哪怕是最极端的人类种系改变、基因增强，或像克隆这样的操控性生殖，也算不上是对种群进行的改变。

　　对于人类增强，日本同志社大学的饭田龙一（RyuichiIda）提出了一种亚洲式的生物保守主义观点。他告诉我们在日本，人们都尊崇一种“如其所是”的观念……这种态度表达了对自然、对婴儿的自然状态的崇敬……对人类福祉和个体幸福的伦理诉求，为科学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合理性。这在西方可能是一种直觉的力量，但在非西方的旁观者看来，则可能是一种异变。他在训练和学习这类“自然的改善”和服用合成类固醇而达成的“非自然的改善”之间做了区分。他认为，后一种改善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依赖并助长了对人的工具主义和二元论的理解。他指出，按照自然的观念，不仅诸如记忆增强药物或基因工程这种新奇的增强性干预在道德上值得怀疑，甚至许多现在西方人看来很普通的治疗性药物也是成问题的。东方医学的基本原则是在身心之间重新达成平衡，所有疾病都源自病人的失衡状态。在这种医学看来，不进行器官移植或大脑手术这类大型手术是对的。东方医学把这类人为干预所针对的状态视为出自自然，这仅仅是人类的可朽性导致的结果。相应地，病人病入膏肓是进入了回归自然的状态。他指出，在东南亚地区，佛教和儒教在日常生活中是主流思想，那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实践仍是根植于农耕传统。

　　虽然，饭田龙一描绘的上述情结，在西方的生物伦理学家看来有些格格不入，比如，任何一种伦理依据都可以支持那种对“大型手术”和器官移植的畏惧心理，不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Sandel）却提出了一个与Ida的观点相当接近的立场。桑德尔是美国的政治哲学家，曾在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中任顾问。他警告道，人类增强和基因工程表现出了一种“超级行动能力（hyperagency）”，一种危险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为了实现目的或满足欲望而再造自然的野心。桑德尔相信，由于人们正在失去“对意外事物的宽容（opennestotheunbidden）”，而处于危险之中。

　　增强的问题所在，并不是要倒向机械论，而是想要进行掌控的冲动。这种冲动会忽略乃至摧毁人的感激之情，即认为人的能力和取得的成就都是拜上苍所赐……。承认生命的这种先天禀赋，也就是要意识到我们的天赋和能力并不是全部源于我们的所作所为，尽管我们会努力地去锻炼和发展这种天赋。

　　但是，如此理解会使得这种反对意见沦为仅是对心理因素的关注，即由实践中的增强活动所引起的、带有偶然性和推测性的心理影响。同样也可以设想，一个增强了的个体，尽管他不相信其天赋和能力全部源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同样会确定地认为如果不是自然、上帝或命运等因素的贡献，自己简直就什么都不是。

　　或许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学习(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在增强性的产品上进行相关标识。一瓶记忆增强药上会印上这么一段话：

　　可能引起便秘、口干、皮肤起疹和丧失对意外事物的宽容。如果48小时后症状仍然持续，请咨询医生并且（或者）求助精神导师。

　　同在哈佛大学的弗朗西斯·卡姆（FrancesKamm）对于桑德尔的论点提出了一个在哲学上更为细致的回应。她考察了是否如桑德尔所说的，掌控的欲望将推动增强，是否这样的欲望本身会构成其不应被准许的理由。卡姆分析了桑德尔关于父母/孩子间关系的观点，以及究竟增强怎样影响到了公平分配（责任）和实施帮助的义务。她还讨论了治疗/增强的区别，并批评了近来那种把这一区分解释为具有规范性力量的观点，如桑德尔和彼得·施瓦茨（PeterH.Schwartz）。

　　曼彻斯特大学法学院的约翰·哈里斯（JohnHarris）对治疗/增强的区别有更多的研究。他批评了诺曼·丹尼尔斯和其他人所持的观点，即把常态的或者“种系特征”的概念，当作具有在道德上划分高优先级干预（那些帮助保持或恢复正常功能）和低优先级干预（那些旨在增强正常功能）能力的看法。哈里斯基于后果论的立场给出的论证是：那种压倒性的、对治疗和增强一起反对的道德禁令，在防止了伤害的同时，也妨碍了造福于人。当沉浸在这样的道德光芒中，保护或是造福的做法，被当作增强或改善，还是当作保持或治疗，已经不再重要了

　　哈里斯还简短地谈及了其他一些反对增强的观点，包括“扮演上帝”型反对意见，不过他对此着墨不多，墨尔本大学的托尼·科迪（TonyCoady）对这一问题有更详细的讨论。科迪认为，这种反对意见可以但并不必须依赖于神学的假设。进而，他在基督教神学中区分出了三种关于人和自然规律的传统观念：支配型、看管型和共同创造型。根据支配型的观点，人被创造出来为的就是去做自然的主人。看管型的观点认为，人的作用是通过行动去保存自然规律。而在共同创造的隐喻中，上帝命令人在不断地创造世界的进程中成为他具有创造力的伙伴。支配型的模式，被批评为对生态方面的关注麻木不仁。看管型模式被认为对待物种过于消极，其实物种同人一样也被赋予了自发性和创造性。共同创造的模式则低估了上帝和他的造物（人）之间的差距。他认为，所有这三种模式自身都包含一定的真理，“在信徒们关于人类在造物等级序列中的地位这一神秘话题的讨论中，三者对话中展现出来的张力，值得认真地关注”。

……

前言/序言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国际理论前沿丛书概述（代序）

　　当前，社会科学领域正面临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理论界的证明和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研究机构、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近年来，围绕“国家战略和上海先行先试”高端智库建设目标，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个一百年”战略构想、“十三五”规划、国家安全战略、全球治理等领域的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完成了一批中央决策需要的、具有战略和全局意义、现实针对性强的高质量成果。

　　在“创新工程”机制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结合研究生教学和高端智库建设方向，于2015年初正式启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前沿”编撰和出版项目，力图反映相关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探索前沿，为硕士研究生理论积累和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习提供引导，也为授课教师提供基础性材料。此次组织出版的丛书，是201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和研究生院共同资助的第二批集中成果，重在梳理国际领域相关哲学社会科学近年的重要观点和成果。丛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为根本指导思想，以领导人“5·17”讲话为原则，以我院60个创新团队为骨干力量编撰。

　　整个申报评审过程秉承了院“创新工程”公开竞争，择优选取、差额资助原则，所有立项申请均委托第三方组织评审，根据申报质量进行差额资助，确定通过名单向全院公示。为确保编撰质量，成立了院领导牵头、各研究所所长组织、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领衔、院部相关处室协同“四位一体”的组织框架和工作机制，为丛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保障。

　　丛书编委会

　　2017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