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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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快速的城市化发展。
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马克.吐温说：“一个人每天都要无聊地在同一条漫无尽头的路上走数英里，挤过嘈杂的人群，却看不到一张熟悉的脸孔。”
但这只是城市的一个面目。
孤独、疏远、快节奏、紧迫感、危机感，等等，是我们远离熟人社会所必须承担的压力。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享受着城市的自由和平台，多样的文化生活与无限的机遇可能。
我们住在城市里，但城市也住在我们内心。
我们每天生活在城市中，行走在城市的土地上，呼吸着它的空气，感受着它的氛围。无论是仍然漂泊的，还是已经扎根的，唯有认同自己所居住的城市，觉得它与众不同，城市生活才比乡村生活更令人满意。
我们的天性中深植着想要经历独特感的愿望，所以，全球著名政治学者贝淡宁教授和艾维纳教授提出的“城市的精神”（“市民精神”或“爱城主义”），看上去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实际上关涉我们每个个体的自豪感、认同感、归宿感与安全感。
在全球化席卷世界之前，每座城市都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而贝淡宁、艾维纳教授们提出这个新议题，是因为经济模式的一致，造就了极其相似的城市空间。重提“城市的精神”“城市的独特身份与气质”，实际上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回顾和感受城市的历史，体味城市的细节特点，并思考在挖掘和彰显城市精神的过程中尽一己之力。
几年前，贝淡宁、艾维纳教授推出《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时，适逢中国各个城市大力提倡“城市精神”，因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城市的精神》一书也因此获得“中国影响力图书”的殊荣。
《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聚集了全球15位知名学者及媒体人，所探讨的城市也更加多样化：从东京到迪拜，从上海到成都，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到槟城，无论是大型全球化城市，还是特色小城市，每一座城市都有也应该拥有独特的精神气质。
除了贝淡宁和艾维纳教授，15位知名学者及媒体人还包括一直致力于当下中国城市问题研究的复旦大学的于海教授，全球畅销书作家、《超*版图：全球供应链、超*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帕拉格.康纳（《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中“迪拜：从贝都因村庄到全球大城市”一文的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室主任吉勒斯.坎帕尼奥洛（“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地方主义之城”一文的作者），希腊外交部高*特别顾问德斯伯纳.格拉罗（“塞萨洛尼基：爱陌生人的社会融合模式”一文的作者），等等。
书中对“城市的精神”这一议题的思考更加多元化，书中的争议和反思，也启发着我们将“城市的精神”思考更加深入化。
通过复旦大学于海教授风趣幽默的描写，我们了解到上海人如何看待自己和如何看待别人，读懂了上海人的身份认同。
在媒体人琳恩.小笠原的笔下，我们第*次了解到作为时尚、先锋的“未来城市”东京，也有着类似曼谷一样的村庄城市的特点。而日本人独特的国民性，经历巨大的混乱仍然保持乐观的强大恢复能力，在全球化现实面前保留传统的做法，都发人深思。
学者法拉赫.哥德瑞吉对于孟买“世界主义”城市精神这一神话的解构，让我们思考“城市精神”的名与实，还有历代政府在打造城市精神过程中所掩饰的城市的另一面，也是为孟买的商业主义贡献了血汗的下层民众。
出生迪拜、作为真正的迪拜人，畅销书作者帕拉格.康纳对迪拜历史的追述、对迪拜作为当今阿拉伯世界中心的地位分析、对迪拜未来的展望，让我们打开眼界，至少扫除了我们过去对于迪拜浮华的印象。
而德斯伯纳.格拉罗和艾维纳教授对于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爱陌生人”城市精神的分析，更是引发我们对当下国人对陌生人冷漠的反思。
《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不仅可以作为一部社科读物，来提高自己对当下热点问题的思考力度，还可以作为一本涨知识的人文旅游图书来阅读，跟随作者，一起领略青岛的异域风情、东京的绚丽樱花、伊斯坦布尔迷人的多元文化、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山居岁月与“甜蜜生活”……
让我们从《城市的精神》《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这样的文本中获得启迪，让我们每个人都尽力把自己所在的城市变成“真正伟大的城市”，变成“能够让人活着并且活得更好的城市。”
内容简介
《城市的精神1：全球化时代，城市可以安顿我们》
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全球，人类正在经历高度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落脚城市，漂泊和乡愁成为人类共同的命运。城市不仅要成为人们的生存空间，更要担负起安顿人们心灵的重任。当我们脱离乡土，如何在都市丛林中寻找归属感？如何在城市中成就自己的美好生活？
两位哲学家用街头漫步和聊天的方式考察了世界*具吸引力的九大城市：耶路撒冷、蒙特利尔、新加坡、香港、北京、巴黎、牛津、柏林、纽约，不仅描绘了每个城市丰富多彩的历史，还从小说、诗歌、传记、旅游指南、建筑标记及作者的亲身经历等多种素材中撷取资料论证其观点，论述了每个城市的精神是如何体现在各自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阐明了市民对城市精神的自豪感是如何抗衡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倾向和遏制民族主义泛滥的主题。
《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
全球著名政治学者贝淡宁和艾维纳在成功合著《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一书后，为展示世界更多城市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内核，他们联合全球十五位知名学者及媒体人，深入研究自己常住或常往的城市的历史、人文和现状，写就成《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所选取的十四个城市，既包括中国的上海、曲阜、青岛、成都，也包括具有全球联系和远大抱负的世界城市如东京、孟买、迪拜等，还有一些特色小城市如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这些城市规模上各有不同，却都有独树一帜的身份。
在《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中，学者们以个人经历为基础，在大量阅读资料的同时，以“漫步城市”这种方式获得的感想和对当地居民的采访和讨论为创作素材，力图描绘出更为全面的城市特性画卷。大量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此时此地”的现场经历以通俗易懂的笔触表达出来，引人共鸣，发人深思。
《城市的精神2：包容与认同》对“城市的精神”这一议题的思考更加多元化，书中的争议和反思，也揭示出在发掘和塑造城市精神的过程中，认同是复杂的，包容是需要时间的，塑造城市精神如罗马之城的建造，非一日建成，也非一人之力可行，需要摆脱现实的一些桎梏，突破“身份认同”的地方主义局限，以包容的姿态为城市成为人们共同宜居的开放空间而努力。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贝淡宁Daniel A.Bell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与苏世民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拥有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员。其著作包括《贤能政治》《城市的精神》《中国新儒家》《超*自由民主》《东方遭遇西方》《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等。
艾维纳.德夏里特Avner De-Shalit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马克斯·坎佩尔曼民主和人权研究所所长，拥有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问题、贫困、不平等和城市问题，著有《人民的劣势和权力：在怀疑时代讲授政治哲学》。
精彩书评
青岛之所以美，不仅仅在于碧海蓝天的自然景观，更是因为这里富有“异国情调”，让人们能够从一般熟知的生活之中稍稍跳脱出来，提醒人们还有与当下生活完全不同的可能。
——汪沛 贝淡宁 《青岛：理想之城》
不断面对地震和火灾的威胁，东京人依然充满活力地与人交际，旺盛的生命力就如同“飘零的花朵和坠落的树叶”。他们用“游戏”精神来对面无常，由此创造出了著名的江户时代的浮世绘。
——琳恩.小笠原（Leanne Ogasawara）《东京：花与火之城》
伦敦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提供了这种加强版的人间喜剧。萨缪尔·约翰逊有句名言，“一个人如果厌倦了伦敦，也就厌倦了生活。”这或许是因为伦敦正是戏剧化的生活。
——马克.贝维尔（Mark Bevir）《伦敦：人本主义和权力之城》
现代阿姆斯特丹对待多元化的态度可以用“奶昔”来比喻，他们认为包容是一种化合物，而不是混合物。人们融合在一起，吸收同化彼此的个性、价值观、标准和习俗。
——艾维纳.德夏里特（Avner De-Shalit）《阿姆斯特丹：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地方》
目录
《城市的精神1》
耶路撒冷（宗教之城）
当年轻人大量离开耶路撒冷时，令人不禁担忧这里纳税人群体太小，无法满足城市需要。我的一个学生说：“崇拜上帝很好，但我们也需要公民。”实际上，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在没有公民的情况下，公民精神可能存在吗？
蒙特利尔（语言之城）
用什么语言给蒙特利尔移民的孩子授课是引起社会冲突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移民都把孩子送到英语学校，这可以增加经济机会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样可以理解的是，这种做法引起说法语的蒙特利尔人的不满，他们正在为自己语言社区的成员争取平等的经济前景。
新加坡 （建国之城）
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放松了对公民社会的控制。或许政府最终承认充满活力的结社生活是爱国主义的真正秘密。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充当中介的协会对爱国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打破了社会孤立，允许人们合作，发现了本来可能被忽略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香港 （回归之城）
不是香港人不关心穷人，他们只是不相信国家福利总是或常常能保护他们的利益。过多的国家福利破坏经济发展。其实也存在其他方法保护有需要的人的利益，如利用（但不会破坏）普遍认同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香港自回归中国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加深或许与香港人的主流精神一致。
北京 （政治之城）
北京人有强烈的公民意识，这个城市充满了国家的象征。所以对城市感到自豪也意味着对国家感到自豪，批评这个城市也意味着批评这个国家。无论如何，在北京发生的事具有更大的意义。
牛津 （学术之城）
不守常规或学界人士常说的“盒子之外的思考”，是学习和研究中创造力的基础。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一年多之后才理解，不守常规不仅得到大学而且得到城市的鼓励。五一节的庆祝活动既有传统的莫里斯舞蹈者；也有几十个居民和学生组成的群体，早上5点在附近学院高塔传来唱诗班的歌声时，跳入查尔斯河冰冷的水中游泳。
柏林 （宽容之城）
实际上，在访问柏林和研究其历史的时候，你可能对一个特别的问题感到困扰。有时候，它是欧洲最宽容的城市，但它常常又堕落为最不宽容的中心。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城市在态度上如此极端摇摆呢？
巴黎 （浪漫之城）
浪漫主义有两种。我们已经讨论了好莱坞版本的浪漫：来到巴黎爱上它。这是我们采访的巴黎人拒绝的那种浪漫主义。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我们称之为“非巴氏消毒”的浪漫主义，这更接近他们的精神。
纽约 （抱负之城）
公民精神的最完美体现就是在危机时刻。出售“我爱纽约”口号的努力或许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城市品牌塑造活动。但它的成功建立在人们对这个城市及其生活方式真诚的爱的基础上。纽约风格的公民精神限制了对个人抱负的追求，如果没有了共同体意识，纽约早就被另外一个世界之都超越了。
《城市的精神2》
第一部分 中国城市
003 上海：融汇人塑造人的城………… 于海
了解上海精神，从上海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别人入手，不失为一条方便的路径。他把自己看成上海人，而其他的人都是乡下人，这不免太过自大，但有意思的是，多数自大的上海人，原本也是乡下人，只是因为先来了大上海，自己时髦了，看人就自大了。
019 曲阜：儒家文化之城…………孔新峰 贝淡宁
曲阜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孔子的故乡。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城市像曲阜这样，同时兼具上古文明、轴心时期伟大思想家及其后代家族这三大元素。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孔氏家族的历史交缠在了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这座并不大的城市，生动地体现出儒家文化的现当代命运，在经历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商业主义等威胁之后，儒家文化圣城似乎正迎来它的春天。
055 青岛：理想之城…… 汪沛 贝淡宁
青岛是一座有着悠久理想化历史的城市。在设立这座城市之前，这片区域名叫崂山，是政治领袖、思想家和艺术家理想化地表现出各种精神理想的地方。20世纪初，青岛市成立，这里激发出了中国改革者的政治理想。
089 成都：闲适包容的花园之城………… 丛牧
安逸不仅仅是成都人的休闲方式，更是成都的城市精神和文化渊源。这一精神或源于战国时期兴建、泽被后世数千年的都江堰，长于道教发祥地之一的青城山，流淌在岷江支流府南河的河水之中，并贯穿于成都大街小巷市民文化的毛细血管里。
第二部分 大型全球化城市
115 东京：花与火之城………… 琳恩·小笠原
东京是一座国际性城市，与此同时，当地文化对国际性构成了挑战。琳恩·小笠原称，东京很大，有很多面貌，很难定义其特征。小笠原仔细思考了她在这座城市里的经历，指出很多东京以外的人都对这座城市有所误解。东京经历了巨大的混乱，但东京是乐观的，具有强大的恢复能力。
145 孟买：世界主义之死………… 法拉赫·哥德瑞
据说，孟买更名代表着世界主义之死和近来兴起的反世俗和原教旨主义政治等力量的胜利，这些力量呼吁对孟买城中的少数族裔进行种族大清洗。通过历史和文学上对孟买的描述来思考上述说法的来源，通过审视外部情况与她个人经历之间的交会点，哥德瑞吉分析了这一神话创造。
173 伊斯坦布尔：多样化和逆流之城………… 凯特瑞·卡莫拉
这里是三大文明的首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座城市或许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地之一，是文明和大陆的交会处，是一个“处于中间地带”的城市：从地理上而言，伊斯坦布尔处在大海之间；从政治上而言，它处于现代和传统之间。
209 伦敦：人本主义和权力之城…………马克·贝维尔
大多数伦敦人口都居住在这一中心周围的城市村庄，很多人每天都要去该中心区上班。他们的日常生活展现出了喧闹的人文主义，从街市的栏杆上、从欢闹的酒吧中、从乔叟和狄更斯的文学中，都可见一斑。
239 阿姆斯特丹：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地方………… 艾维纳·德夏里特
一座城市几个世纪以来都是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避难所，为何会在犹太人大屠杀期间反而成为犹太人被杀最多的城市，并且在这之后再次成为同性恋、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裔的避难所？他的回答是，阿姆斯特丹的宽容特质分为两个阶段。
迪拜从贝都因村庄到全球大都市………… 帕拉格·坎纳
迪拜近来跻身“全球化城市”行列，是越来越重要的货物、服务、资本、人员和数据流通的中心和通道。迪拜在很多外人眼里如此独特，是因为这里不像伦敦和纽约那样，拥有丰富的历史厚重感。
第三部分 小城市
297 丹佛：地方主义、合作和后政治时代前景………… 苏珊.E.克拉克
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同样实现了快速发展。苏珊·E. 克拉克在她的文章中称，丹佛的精神是地方主义和合作精神。克拉克称是地理和历史造就了这一精神。而且，丹佛不得不走这条路，毕竟这座城市距离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比较远，却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秉持着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
313 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地方主义之城………… 吉勒斯·坎帕尼奥洛
吉勒斯·坎帕尼奥洛对法国城市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描写言辞犀利，却又不失诙谐幽默，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他将城市品牌化推广和当地人眼中的真正城市特性区分开来；第二，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一方面堪称鱼米之乡，主要出产红酒和橄榄油，同时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
347 塞萨洛尼基：爱陌生人的社会融合模式………… 德斯伯纳·格拉罗、艾维纳·德夏里特
这座城市及其所属国家正处在经济危机之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市民失业，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移民潮：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让格拉罗和艾维纳极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看到整座城市都联合起来，坚持“爱陌生人”这一特性。
373 槟城：地缘上的一颗明珠与物质主义精神………… 彼得·扎别勒斯克伊斯
槟城具有如此成功的多元文化城市环境，原因在于各种族群的居民都有很多机会公开表达他们自己的文化，而这些机会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比如食物和节日，比如官方不会通过集中规划这样的方式来指定或控制文化资源。
精彩书摘
狂欢与暴乱
暴力和目无法纪就潜伏在充满小道消息和礼貌的威斯敏斯特村附近。来听听20世纪70年代球迷的口号吧：“你好，你好，切尔西暴力，你好”“把你的脑袋踢飞吧”。
要是切尔西队去客场作战，我们有时候就会去看伦敦西区其他球队的比赛：比如富勒姆队、女王公园巡游者队或布伦特福德足球队。但去伦敦桥看切尔西队比赛是无与伦比的体验。我们穿得暖暖活活的，戴着切尔西队的围巾，然后离开家门。走上大约十分钟，转弯离开北区路，经过富勒姆。其他球迷则从地铁站里拥出，汇聚成一片人流越来越多的人海。
后来，球迷骚乱越发常见，就会有大量警察出动。骑警指引我们前往球场，不过态度一点儿也不温和。比赛结束后，富勒姆路上就会挤满切尔西队的球迷，他们恐吓有时还会攻击对方的球迷。
我和我的兄弟们去过西汉姆联队的主场看切尔西队比赛。我们坐的是阿普顿公园球场的客队球迷看台。不知为什么，球场工作人员竟然允许西汉姆联队的球迷进入切尔西队球迷的看台。灾难接踵而至。一些切尔西队球迷加入了战斗，另一些则试图逃到球场上，但工作人员竟然逼迫他们回去。我们则溜到了走廊上。
伦敦的人本主义和权力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件事中，却也会发生冲突。有权有势的人试图控制和监视人们的生活。企业则尝试监督和指挥雇员的一举一动。决策者要的是引导、控制和规范私营机构和个人，但人们总能找到空间，冲破监督和控制。人们违反的方式有轻有重：雇员早退一个钟头，而司机在不能掉头的路段掉头。权力的表面下潜藏着喧闹的情绪。
狄更斯笔下的伦敦总是充斥着违法和暴力的威胁。在《巴纳比·拉奇》（Barnaby Rudge）中，狄更斯描绘了18世纪末的伦敦：
伦敦的街道……有的宽阔气派，有的狭窄荒凉，光线昏暗……即使是在最明亮大道的转弯处都有偏僻危险的地方，随时会有贼闯出来或是藏身在那里，很少会有人愿意走那里……难怪有了这些有利条件，街头抢劫（致人受重伤，弄出人命也是常有的事）会在夜里的伦敦中心区域发生，使得温顺文雅的人都害怕在商店关门之后上街。15
当时的伦敦没有专业的警察部队，维持治安总是和外国的专制主义和对自由的威胁相关。
《巴纳比·拉奇》以1780年6月的戈登暴动为背景展开。1778年的天主教救援法案废除了针对天主教徒的几条刑事法律条文，事实证明，伦敦民众很不欢迎这个法案。年轻的政治家乔治·戈登勋爵尝试领导民众进行抗议。6月2日，他在圣乔治广场召集了大约6万人，他们要从那里游行到威斯敏斯特，向议会呈送大众请愿书。抗议者分成四组，每组走不同的路线，路上不断有支持者加入。到了下午，戈登已经无法控制住抗议者了。周日和周一，人群洗劫了天主教堂，闯入爱尔兰人居住区并实施了恐怖行为。周三，他们毁掉了全伦敦的天主教商店、酒馆和房舍。英格兰银行也遭到了攻击。该法案的富人支持者的家被毁于一旦。暴徒打开并烧毁了弗利特河畔的债案犯监狱和国王长凳监狱，放走了大约1600名犯人。
为了阻止这次暴乱，英国采取了各种办法。城市民兵和荣誉炮兵部队采取了行动。威尔克斯（Wilkers）带领普通议员拿起武器捍卫英格兰银行。最终，到了周三和周四，由一万名士兵组成的军队带着可以向暴徒开火的命令开进首都。周四晚上，大约有300名市民死亡或性命垂危，450人（其中的25人后来被绞死）被捕，至此，这场暴乱总算画上了句号。
我第一次和大哥在外面过夜，是在他克拉珀姆区与人同住的房子里。我十几岁的时候，他和他的伴侣在布里克斯顿买了一套只有一间卧室的一楼公寓。他们的公寓经常失窃，所以，除了租电视之外，也尽可能去租其他东西。1981年夏天，他们布里克斯顿的公寓附近爆发了暴乱。那年夏天，我去伦敦南区，看到商店的窗户玻璃都被打破了，窗户都用木板钉住了。
1983年，弟弟在圣诞假期到哈罗兹百货公司做销售员。一个周六，我和父亲去帕森格林的一家小酒馆和一个朋友吃午饭。等我们回到那个朋友的家中，便听到新闻上说爱尔兰共和军轰炸了哈罗兹百货公司。我们连忙跑回家去陪母亲。哈罗兹百货公司的人事部门很快就打电话来说我弟弟很安全，但有六个人遇难了。爆炸现场后来建造了死者纪念碑。
如果伦敦的各种人为活动总是会演变成无视法纪的暴力行径，那不满情绪就是帝国的软肋，会激起恐怖主义和种族暴乱。而联合王国（英国）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帝国。16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都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爱尔兰民族主义对伦敦有着最暴力的影响。1867—1885年的芬尼亚爆炸运动就是较早的一个例子，在那段时间，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用炸弹炸了伦敦桥、议会、苏格兰场（警察总局）、监狱和伦敦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尔兰共和军发动了与这些轰炸类似的破坏行动。
在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北爱尔兰动乱期，发生了更多的恐怖袭击事件。1973年3月8日，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发起了第一次行动，当时，恐怖分子设置了四枚汽车炸弹，其中两枚炸弹引爆，致使1人遇难，180人受伤。爱尔兰共和军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一直针对伦敦进行炸弹袭击。有时候他们事先发出警报，比如打电话给警察局，还使用密码，借此表示他们的警告确有其事。但有时候他们直接行动，而且，就算他们提前预警，往往也不给警方留有足够的时间去疏散人群。要不就是放烟幕弹，说一个错误的放炸弹地点。1994年，随着和平进程日渐成功，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停火。从那之后，主要的恐怖威胁变成了伊斯兰激进分子，其中很多人都是来自英帝国的另一部分移民——巴基斯坦人。
现代伦敦的暴乱往往是仇恨和长期存在的移民叛逆性格相结合的结果。种族事件和不满情绪促使了暴乱的发生，但在酷热的夏季，更多的移民很快就加入了进来——往往如此，但也并不总是这样。
1948年夏天，大约500名牙买加移民乘坐“帝国疾风号”来到英国，定居在布里克斯顿区周边。此后十年，加勒比黑人移民拥向伦敦，弥补了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尤为缓解了公共部门的劳动力短缺危机。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劳动力市场逐渐完善之后，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出台的是《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案》（Commonwealth Immigrants Act 1962），对移民实行更为严格的限制。伦敦的加勒比黑人移民遭遇了歧视和暴力。1958年，白人青年对当地的黑人进行了一系列极为残忍的袭击。第二年，住在黑人社区的克劳迪娅·琼斯（Claudia Jones）组织了现在每年举行一次的诺丁山狂欢节，来缓和极度紧张的种族关系。
2011年8月4日，警察在托特纳姆开枪打死了黑人马克·达根。有传言称他是因为肤色才被“处死”的。8月6日，达根的家人和另外300人一起向涉案警察局抗议游行。后来，警察推搡示威人群，可能还打了一个年轻女性示威者，结果和平示威演变成了暴力事件，汽车、巴士、房屋和商店都被烧毁。骚乱和哄抢很快就蔓延到了伦敦的其他地方，包括布里克斯顿、克罗伊登、西汉姆和哈克尼，以及牛津广场的购物区。暴徒来自不同的种族和阶层。许多被逮捕的暴徒都是白人中产阶级。司法部后来在报告中称，在被提起诉讼的人中，41%是白人，39%是黑人，12%是混血儿，6%来自南亚。85%是男性，94%的人不到40岁。17
示威者利用黑莓手机来追踪和逃避警方的追捕，甚至还协调组织逃跑活动。警方根本不可能有效控制这么多起大规模骚乱。抢劫者得到了发威的机会。他们将电器商行、体育用品店和卖酒的商店作为目标。抢劫者不仅不遮脸，甚至还拿着抢来的东西摆造型拍照，并把照片上传到社交网站上。有报道称，暴徒甚至先在店里试穿，再决定抢走哪件衣服。有传言称（自然不足为信）暴徒甚至排队轮流洗劫商店。到8月10日为止，骚乱哄抢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估计高达2亿英镑。
多元文化主义
我是吃母亲做的炖菜长大的，但也吃过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罐头食品和包装食品，比如字母意面和脆煎饼。我父亲下午回家，用煮锅热牛奶，放进廉价的速溶咖啡粉中，一边吃一包饼干，一边喝咖啡。他就吃这些。下馆子很贵，对我们来说太奢侈。有时候我们去百货公司和戏院里的咖啡馆。不过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自己带吃的或是回家再吃。
父母都是各自家里的独生子女。我母亲有四个堂兄弟姐妹。一个嫁给了加勒比黑人诗人。另一个是个和平主义者，二战期间在远东当过担架员。战争结束后，他娶了一个中国女人，并移民去了加拿大。在我十五岁那年，他来我家，带我们去伯爵宫的一家中餐馆吃饭。那是我第一次尝试亚洲食物。
等我上了大学，头一次尝到印度美食（准确地说，应该是我尝到了英国版的印度美食，使用百得牌调味酱做成，连菜名都是根据这种调味酱取的；后来我作为研究生去了印度，才了解了当地的烹饪方法）。去饭馆吃饭变得便宜了，父母便决定尽己所能，享受与我、我弟弟在一起的时光。赶上有人过生日或是每个假期的最后一晚，我们就到西肯辛顿的喜马拉雅餐厅去。
人本主义和权力的冲突并不需要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程度。有时候，有权有势的人会尝试保存他们认同的文化。但文化和城市并非静态。不管精英们有何希望，主流文化始终在较量和改变，而这往往是跨国流动和交流的结果。
伦敦一向是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在罗马人离开之后，又有其他群体来到伦敦，他们有的是入侵者、商人，还有的是流动工人。就这样，到了10世纪，伦敦的人口可谓形形色色，有盎格鲁人、比利其人、凯尔特人、威尔士人、布立吞人、丹麦人、东撒克逊人、法兰克人、高卢人、朱特人、麦西亚人、挪威人和瑞典人。相对而言，伦敦一般都能很快吸收同化移民。移民通常都能得到允许，可以定居、通婚、生育子女、自己做生意。然而，伦敦和其他地方一样，对移民的态度反映出了经济状况。如果经济欣欣向荣，移民就会被视作伦敦宽容和财富的象征。若是赶上经济不景气，移民就会被指控做出了不公平的商业行为。
人们移民到伦敦，往往是为了赚钱。商人在这里找到了获利的机会，企业则在这里寻找不断的生意和劳动力。伦巴第街是伦敦金融城的银行业中心，12世纪来自意大利伦巴第的商人到此定居，这里因此而得名。
若是无关经济目的，人们一般都是因为宗教或政治问题而移民。17—18世纪，许多欧洲移民都是宗教难民。胡格诺派的新教徒为了逃避法国的迫害而来到这里。两万名西班牙系犹太人在斯皮塔佛德及其周边地区定居下来。到了19世纪，伦敦接收了大批拥来的政治难民，包括俄国农民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赫尔岑、德国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意大利共和主义者朱塞佩·马志尼以及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王子。伦敦因此成为重要的舞台，人们在这里创造、传播和宣传各种激进思想，反对欧洲独裁统治。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很多巴黎公社社员都逃到了伦敦，其中包括帕斯卡·格鲁塞、查尔斯·隆盖和阿尔伯特·雷纳德。1878年，很多德国难民为躲避社会党人法而逃到了伦敦，其中很多难民都是手工匠人：约翰·莫斯特是书籍装订工，赫尔曼·荣格是钟表匠，安德里亚斯·肖依是家具设计师。他们很熟悉马克思的观点，却相信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和夏尔·傅立叶的互助主义和无政府社会主义。
欧洲难民在伦敦的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8他们创立并加入俱乐部和辩论社团，因此和伦敦的激进分子、共和主义者建立了联系。19世纪70年代末，他们组建了综合共产主义工人教育联盟和玫瑰街俱乐部。1879年，英国染色工弗兰克·吉特兹组建了玫瑰街俱乐部英国分会，这里很快就成为规模更大的荷默顿社会民主俱乐部的一部分。1882年警方关闭了荷默顿俱乐部，在那之后，玫瑰街俱乐部英国分会便转变成了劳动解放联盟，是社会民主联盟的一部分，而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第一个现代社会主义组织。
自古罗马时代就有非洲人到伦敦定居，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在大西洋奴隶交易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因此，更多的非洲人来到了伦敦。有一段时间，伦敦的皇家非洲公司垄断了奴隶交易。这种垄断的局面直到1689年才算结束，而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则成为奴隶交易的主要城市，但伦敦依然是自由的非洲人和逃跑的奴隶的主要定居点。到了18世纪中叶，伦敦有1万多名黑人。1807年，英国奴隶交易被废止，1834年，整个大英帝国都禁止进行奴隶交易。
现在伦敦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加勒比黑人。确实，“帝国疾风号”来到伦敦，船上的乘客在布里克斯顿定居下来，有时候人们将这一事件视作多种族社会的起始点。19从1955年到1968年，仅从牙买加来到伦敦的移民就有将近20万。1980年，超过50万的加勒比黑人在英国定居，其中大多数都住在伦敦。除了加勒比移民，还有来自印度、中非和巴基斯坦的移民。20世纪初，伦敦的有色人种达到200万，约占伦敦总人口的1/3。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在伦敦的人口中，大约70%是白人，15%来自南亚（其中印度人占6%，巴基斯坦人占3%，孟加拉国人占2.5%），10%是黑人（5%来自非洲，4%是加勒比黑人），3.5%是混血儿，中国人占2%。20
前言/序言
贝淡宁 艾维纳·德夏里特
在撰写本篇导言之际，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有关移民的激烈讨论，欧洲刚刚决定改变移民政策，从而减少进入欧洲大陆的移民数量。然而，移民问题对欧洲或美国本土居民产生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在前往美国的移民中，有将近一半最后都定居在了五个大都市中，分别是迈阿密、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和洛杉矶；前往欧洲的移民选择的最终落脚点是慕尼黑、柏林、马尔默、布鲁塞尔、伦敦等城市。移民人数太多，因此，德国几座城市（首先是慕尼黑）的市民称，他们的城市已经吸纳了足够多的移民，现在应该允许他们的城市限制移民，从而使移民转向其他地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城市希望保留他们独特的城市身份1。如此说来，城市真的有身份吗？如果真的有，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城市要有身份，就需要拥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特质，同一个州中的城市尤为如此。现今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超过五成的世界人口都居住在城市中，而在19世纪，这个比例只有3%，在有些欧洲国家，比如比利时、荷兰和英国，绝大多数人口（68%～71%）都居住在城市中——新的社区拔地而起，看起来多多少少都有些相似，让人觉得这些城市都是一样的，但这也许只是臆测而已。这些城市不仅各有不同，我们还认为，应该鼓励城市去发展它们自己的特质。
对于城市能够拥有当地特色这个说法，中国貌似构成了一个特别的挑战。这个国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从1982年到2011年，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20.6%上升到了51.3%。据预计，这个趋势未来还会加速提升：到2025年，预计中国将拥有15个特大城市，每个城市的平均人口将达到2500万。中国的大型城市似乎消弭了所有差异；城市死气沉沉，样式相同，毫无多样化可言。但正是因为多样化，人类的社交生活才具有价值，才有意思。中国的城市经历了30年的苏联式现代化发展，而在随后的30年中，又采用了美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两种建筑模式都没有以不同的中国城市所具有的特定历史与文化为基础。
从一方面来看，中国对“城市各有不同”这一说法构成了挑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以特性为基础的社群意识，因为以农为本的传统已经弱化，人们广泛认为需要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建立全新的社会责任感。如果人们认同他们的城市（如果能感觉到自己的城市表现出了特别的身份，就更有可能认同），那他们就更有可能产生社会责任感，更有可能关心和文明礼待其他市民。自从我们的第一本书《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2（该书被翻译成中文，似乎在中国尤为引起共鸣）出版以来，中国的几座城市便开展研究，提出了它们自己的“精神”，正是这些精神构成了千篇一律的建筑风格的基础；推动建立以特性为基础的社群意识，是建立责任感的关键。
北京进行了民意调查，以确定其“精神”，调查结果对城市规划乃至文化遗产的保护都产生了影响。北京的主要干道上张贴有主要城市口号，即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上海的城市口号则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让我们想到，我们往往会把“市民精神”（也就是城市所具有的自豪感）设定得与其他城市不一样，以表达具有明显对比的价值观。贝淡宁在北京和上海都任教过，他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你更喜欢哪个城市”这一问题。甚至在他开始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在北京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会说起他们有多爱北京，有多不喜欢上海；而在上海，这种情况正好相反。这两个城市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这一点体现在二者的城市布局、不同形式的经济活动、对外开放程度，甚至是出租车司机的对话中。贝淡宁现在在济南和青岛教书，人们与他的对话不可避免地转变到了这两座城市之间的对比（即便不是竞争）上。中国的其他城市同样是乍一看十分相似，但事实并非如此。较小的城市专门发展土特产，大型城市则在夸耀它们的教育能力和文化吸引力。无论这些企划有何起源，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市民”往往都会为他们所在城市的成就而骄傲。
在本书中，我们收录了一系列讨论城市及其特殊身份的文章。本书有关城市的身份，还有关城市居民的身份，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想要讨论的。数百年来，一个人的身份由何构成，这个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课题。心理学家、政治学者、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等学者都这样问过：哪些社会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身份，这些社会关系是如何塑造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的？当然了，在20世纪，国家成为政治身份的主要来源，以及集体成员自决的场所。一个爱国主义者为他们的国家骄傲，是因为国家在其历史、政治和制度方面表现出了特别的方式。但国家发现越来越难以提供这种独特的感觉，因为它们必须迎合市场和国际协定的需要，因此，在根据其自身的价值和对善良的理解来制定政策方面，它们就少了几分自主权（除非它们像朝鲜或不丹那样与世隔绝）。
到了21世纪，关于全球身份和世界主义上升的文章有很多。随着移民、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互联网、新社交传媒、习俗交流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了世界主义。“达沃斯人”是这一趋势的极端体现。所谓“达沃斯人”，是指有的人超越了对国家的忠诚，自视为国际主义者，自诩为“世界公民”（从更为负面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人将全世界看成他们用来获利的地方）。3但“达沃斯人”有多少？事实证明，即便是在达沃斯，也很少有人把自己只看成（或是主要看成）“世界公民”。2012年，我们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会议上介绍了我们的第一本书，并且在互为竞争城市的支持者之间引发了激烈讨论：比如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比如华盛顿和纽约。城市似乎也能塑造现代男性与女性的身份。想要经历独特感的愿望似乎深深扎根于人类的天性中。随着对国家依附程度的降低，想要找到补充（或替代），最好是“向下”去城市中找寻，而不是“向上”，把整个世界作为基地。
那么城市如何提供替代呢？它们能否提供独特感，能否提供特别的政治身份？随着大都市成为商业、文化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城市当局开始挑战国家所具有的优先和优越的地位，那么城市成为重要的研究区域，或许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相比小镇和乡村生活，大多数关于城市的理论往往会关注是什么使城市生活显得不同：城市允许经济发展和低人均碳排放，城市是创造和创新的场所。“智能”城市或“理想”城市会根据成功矩阵，实现这些优势的最大化。主张城市生活具有综合优势的理论非常重要。然而，很少有理论从规范的观点出发，谈到是什么促使城市与众不同，互有差别，为何城市身份如此重要。因此，我们在第一本书中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游走于美洲、欧洲和亚洲这三大洲的不同大城市中，采访了这些城市里的数百位市民，我们了解了关于这些城市的文献和历史，并且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第一，“市民”会感到特别的自豪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独具特色的城市环境中，还因为相对于其他城市，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是独一无二的。也正是有了这些特点，城市生活才比乡村生活更令人满意。换句话说，他们为他们的城市骄傲。我们称这种骄傲为市民精神。人们若是觉得一座城市与众不同，便会产生这种市民精神；如果一座城市高度推崇全球化，与其他地方别无二致，那么人们是很难感觉到骄傲的，就好像人们不会为了街区上有麦当劳而骄傲。社群意识似乎与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一样，都深深植根于人类的天性之中，通常都需要依附于一个表现出特性的社区。因此，我们的第二个结论便是，很多当代大都市都具有我们所谓的“特性”或“精神”。但我们的研究和论点有一个限制，那就是为了创作《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我们研究的城市仅限于我们会讲通用语言的地方。因此，书中出现的是蒙特利尔、纽约、牛津、巴黎、柏林、耶路撒冷、北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城市。我们自然很想弄清楚我们的论点是否适用于其他城市。出于这一目的，我们邀请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写一写他们个人很熟悉的城市，这些城市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这些人士熟悉他们所写的城市，或是因为他们曾经或现在居住在那里，或是因为他们多年来一直在研究那些城市。我们委托他们撰写文章，并在上海和耶路撒冷举行了研讨会，这就是本书的来历。书中涉及上海、曲阜、青岛、成都等中国城市，还涉及大型国际化城市，比如东京、孟买、伊斯坦布尔、伦敦、阿姆斯特丹和迪拜等，此外，我们还写到了丹佛、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塞萨洛尼基和槟城，这些城市虽小，却在周边区域中发挥了重要的市场功能。所有这些城市都具有独树一帜的身份，对“城市化不可避免带来同质化”的论断发起了挑战。
当然，我们很清楚，我们的论点将面临一场硬仗。过去，社会批评家撰写文章称，相比小镇和乡村生活，大城市里的生活非常孤独，人们彼此疏远。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于1903年创作了一本有关城市的书《大都市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被世人多次引用。在书中，他写道，现代生活的最深层次问题在于个人尝试在社会的主权权力之下，在历史遗产和外部文化及生活技能之下，维持自身存在的独立和个性；所有这些问题都出现在城市里，因为在城市里，现代的人们可以表达其自主权，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必须忍受孤独。城市就是“自主权”与“平淡无奇”进行斗争的地方。正如马克·吐温在1867年所称：“一个人每天都要无聊地在同一条漫无尽头的路上走数英里，挤过嘈杂的人群，却看不到一张熟悉的脸孔。”或许城市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很吸引人，但以特性为基础的社群意识似乎并不在其列。如果在现代城市中有任何共同的生活，那似乎就是对最新高科技产品的高度个人主义追求。当城市化与貌似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力量相结合，就有可能将各种文化转化成单一的消费主义文化。
但现代城市中出现了一种不同形式的社群意识。越来越多的人都体会到了越发强烈的世界主义，但他们也想感觉与众不同。我们认为，城市能让世界主义和以特性为基础的社群意识互相结合。确实，我们看到市民往往为他们的城市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感到骄傲，同时还会促进独特的市民文化和生活方式。蒙特利尔人努力推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耶路撒冷人努力宣传他们的宗教身份，而且，尽管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反传统主义”，曲阜的居民仍以保存下来的儒家文化遗产而骄傲。伦敦人以人文传统和对外开放为傲，而相比之下，英国的乡村居民就显得有些故步自封了。阿姆斯特丹人的骄傲在于他们的开放和包容，尤其是在整个荷兰都表现出排外态度的时候。“我爱纽约”是现代最有名的市场营销口号，或许并非巧合。全世界的城市都在模仿这一口号。在中国的首都，常常能看到人们穿的T恤衫上印着“I love Beijing”（我爱北京）。或许可以讽刺地说，这一切不过是受到金钱的驱动，但这种口号确实体现了真实的感情。
人们确实热爱他们的城市。纽约的特性在于众所周知的个人主义（我们称之为“抱负”），但作为基础的社群意识和城市自豪感在“9·11”这样的危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市民精神，部分原因在于纽约与美国的其他地方并不相同。纽约人常说，相比整个国家，他们对纽约这座城市的依附感更强烈。其他美国城市则在努力将它们自己和纽约区别开来。2011年，拉姆·伊曼纽尔当选为芝加哥市长，在对芝加哥居民的讲话中，他提到：“我们和纽约人不一样。”纽约以身为移民磁铁而自豪，芝加哥则因为它们在美国大型城市中拥有的移民人数最少而骄傲：在芝加哥出生或移民到那里的人往往都会终生居住在芝加哥。因此，我们可以说，城市若是能表现出特殊的身份或特性，往往就可以催生出最强烈的城市自豪感。
那看起来相对类似的中国城市又如何呢？外国游客常说中国的城市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事实上，中国城市的相似外观掩盖了每一座城市对特性和社群意识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深植于每一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模式中。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普遍的说法——我们的书主要基于一个乐观的信念：城市能够将全球化和以特性为基础的社群意识结合起来。而且，我们认为城市作为身份认同的场所，具有国家的其他优势。最重要的是，在城市层面上追求特性，不大可能造成强烈的憎恨和战争。事实上，市民精神能够抑制过度的民族主义。除了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城市并不拥有军队，因此，市民的自豪感就不太可能具有危险形式。如果城市能提供形式丰富的社区和独树一帜的身份，就会使一些民粹主义政客无言以对，这些政治家正是利用了人们对现代世界社群意识降低的担心。因此，最好在城市这个层面上追求以特性为基础的社群意识。
现而今，首都城市的居民往往都是民族主义者。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危机期间，人们往往会聚集在国旗周围，比如遭遇外国发起的严重恐怖袭击。但本书中的文章显示，大多数“市民”都拥有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无须完全延伸到国家的层面。这并不是在否定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合法作用，举例来说，把树立强烈的中华民族感当成一项共同项目来推动，有助于人们更加努力地把财富和资源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重新分布到西部贫困地区。然而，民族主义若是没有受到较为强烈的市民精神的遏制，就更有可能导致危险，因为民族主义煽动者发现更容易从未婚单身男性中得到支持，因为这样的人没有强有力的家庭纽带。总而言之，我们的观点并非市民精神能够并且应该取代民族主义，成为政治认同的来源（不过未来或许会如此），我们只是想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市民精神融合了地方自豪感和对外开放性，为人们提供了心理基础，从而使人们成为更为温和的民族主义者。
拥护城市特性，还有一个原因，即具有特性的城市还能完成令人满意的政治目标，而若要在国家层面上来完成这些目标，就比较困难。在美国，联邦政府对移民的态度越来越严苛，而这片大陆上的几个城市则宣布要做“庇护城市”，这些城市的主要政策否定了国家的政策：它们避免施行与非法移民有关的联邦法律，并且不会迫害这些非法移民。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叙事结构非常独特，它采用了多线并进、碎片化记忆重构的方式来展现一个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气质”。它更像是一部意识流的小说，而非传统的历史著作。作者在不同的章节中穿梭于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和当代数字经济的冲击之间，通过描绘特定地标（比如一座老火车站的变迁、一片被拆除的工厂区）来串联起宏大的社会变迁。这种跳跃式的写作手法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历史耐性和专注力，但一旦适应了这种节奏，就会发现它带来的阅读快感是无与伦比的。它揭示了城市记忆是如何被选择性地保存、遗忘和重塑的。我特别欣赏作者对“空间叙事”的运用，即如何通过建筑的退场和新事物的登场来讲述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它探讨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如何记住发生过什么”。这本书的语言华丽而精准，充满了文学性的隐喻，读起来有一种在迷宫中探索的刺激感，非常适合那些喜欢从历史深处探寻当代文化根源的深度读者。
评分这本书简直就是一场关于现代都市生活困境的深刻剖析，简直可以说是一剂猛药，让人在阅读时感到既清醒又不安。它的叙事风格极其冷峻和理性，充满了对效率至上主义的反思。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而是不断地追问：我们为了所谓的“发展”和“现代化”究竟牺牲了什么？书中大量篇幅都在探讨“去人性化”的空间设计如何加剧了个体的疏离感。我尤其记住了关于“通勤时间焦虑”的那一章，它将冰冷的统计数据与个体心理压力结合起来，揭示了现代人被时间宰割的生存状态。文字的密度非常高，需要反复阅读才能完全消化其中的复杂论证，但这种挑战性恰恰是它魅力所在。它不会给你提供廉价的解决方案或温情的安慰，而是毫不留情地撕开繁荣表象下的结构性问题。对于那些在城市中感到迷茫，试图寻找意义的职场人士来说，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虽然照出的形象不尽如人意，但却是必需的自我审视。它迫使你重新审视自己与工作、与空间、乃至与自己内在节奏的关系，是一本需要用心“对抗”才能读完的佳作。
评分坦率地说，这本书在处理城市美学和功能主义的冲突时，显得尤为激进和批判性强。它的风格非常尖锐，几乎是以一种颠覆性的姿态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城市景观。作者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战后以来，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设计中对效率和可复制性的盲目追求，认为这导致了全球城市面貌的趋同化和景观的“平庸化”。书中充满了对“符号建筑”的嘲讽，认为它们不过是资本和权力的廉价装饰品，空洞无物。这本书的论证体系非常严密，大量引用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但它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紧密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剖析，使得批判具有了坚实的地面支撑。读起来感觉像是在进行一场精神上的“城市净化运动”，被作者的犀利观点不断挑战既有的审美和价值判断。它要求读者跳出“方便”和“美观”的日常标准，去探究空间背后的意识形态。这本书更像是一份宣言，它为那些对当代城市发展感到失望和无力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和精神出口，非常值得一读，但可能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才能完全领会其深层含义。
评分我最近读的这本书，在处理城市中的“非正式经济”和“边缘人群”时，展现出了一种罕见的同理心和洞察力，风格上非常贴近纪实文学，充满了现场感。作者似乎花了大量时间与那些在城市阴影下生存的人们同吃同住，记录下了他们的口述史和日常的生存智慧。它描绘的不是规划蓝图上的完美社区，而是那些被主流叙事排除在外的“灰色地带”——那些流动摊贩的智慧、非正规聚居点的互助网络。这些篇章读起来让人心头一热，因为它强调了在制度性保障缺失的情况下，民间自发的生存策略是多么的富有创造力和韧性。与那些高高在上的理论分析不同，这本书的语言朴素而有力，每一个引用的故事都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和不易。它提醒我们，城市的活力往往来自于这些看似“混乱”和“不规范”的角落，而不是那些光洁无暇的CBD。读完后，我对城市管理者和普通市民看待流动人口的态度都有了极大的转变，开始更关注那些被数据忽略的“人”。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成功地将社会学研究的深度与文学的感染力结合起来，让复杂的议题变得触手可及，引人深思。
评分最近读完了一本关于城市规划与社会变迁的著作，感触颇深。这本书没有过多地探讨那些宏大的理论框架，而是聚焦于城市肌理中那些细微的、常常被忽略的角落。作者以一种近乎人类学家的细致入微，描绘了不同时代、不同功能区域的建筑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居住者的行为模式和情感联结。比如，书中对老式里弄和现代高层住宅的对比分析就特别引人深思。里弄里那种天然形成的邻里网络，那种在共享空间中自然发生的互动，与高密度、高度私密化的现代公寓形成了鲜明的张力。我特别喜欢作者处理历史脉络的方式，不是简单的时间线梳理，而是将历史的沉淀视为一种“物质遗存”，它无声地指导着当下的生活选择。读完后，我再走在任何一条街道上，都会不自觉地去探寻那些被时间打磨的细节，思考它们背后隐藏的社会逻辑。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慢下来”观察城市的方法，让我们意识到，城市并非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砌，而是一个活着的、充满矛盾和记忆的有机体。尤其对于那些希望深入理解城市生活本质的非专业读者来说，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人文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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