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与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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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玲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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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ISBN:9787520312493
版次:1
商品编码:12318968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06
字数:316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秦汉是中国学术发生巨变的时期,也是法家变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探讨这一时期法家在学术史和政治实践中的走向既有学术价值,更富现实意义。《先秦法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与流变》以法家在秦始皇至汉武帝这一历史时段的发展流变为研究对象,对相关历史人物(如秦之始皇帝、李斯、吕不韦、赵高、秦二世,汉之晁错、贾谊、汉武帝、董仲舒)及其相关重要典籍(如《吕氏春秋》、《新书》、《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等等)依次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全面呈现法家在秦汉时期发展与流变的脉络和表现。

内容简介

  无论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还是政治史上,先秦法家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派,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学派。它助秦国走向强大、统一六国,同时又被视为秦代短暂而亡的罪魁祸首。有汉一代,出于建立新王朝合法性和反省秦亡教训的现实需要,加之儒家“独尊”,先秦法家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受到强力挤压。即使如此,因其思想中的精华内容顺应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汉代政治家、政论家在批判它的同时不得不主动去认识它、接受它、融合它,最终形成了政坛上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的格局。借助文献比勘,通过分类比较论证,《先秦法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与流变》揭示了先秦法家对秦代政治的作用和汉代“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政治特色的形成过程,亦即先秦法家从秦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演变为汉代政治的幕后策划的过程,从而系统地阐述了法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与流变。

作者简介

  杨玲,文学博士、博士后,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中和与绝对的抗衡——先秦法家思想比较研究》《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以及《楚辞语言辞典》(合著)等著作。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吕不韦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从文献比勘看《吕氏春秋》与法家的关系
第二节 《吕氏春秋》的法思想
第三节 《吕氏春秋》的术论和势论
第四节 《吕氏春秋》的君主专制思想

第二章 秦始皇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从《韩非子》之《孤愤》《五蠹》看赢政对先秦法家的接受
第二节 从秦代刻石文看法家思想在秦始皇时期的发展与流变

第三章 李斯、赵高、秦二世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李斯与先秦法家
第二节 赵高与先秦法家
第三节 秦二世与先秦法家

第四章 贾谊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贾谊与先秦法家关系考辨
第二节 贾谊的礼思想
第三节 贾谊的术论和势论
第四节 救世的热情

第五章 晁错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晁错对齐法家《管子》的接受
第二节 晁错接受齐法家《管子》的原因

第六章 《淮南子》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从文献比勘看《淮南子》与法家的关系
第二节 《淮南子》与法家发展的历史观
第三节 《淮南子》的法思想
第四节 《淮南子》的术论
第五节 《淮南子》的势论
第六节 《淮南子》的兵学思想

第七章 汉武帝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法家在武帝朝存在的必然
第二节 从武帝的用人思想与武帝之臣看法家的发展与流变
第三节 从武帝朝的繁法严律与酷吏政治看法家的发展与流变

第八章 董仲舒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董仲舒的法思想
第二节 董仲舒的术论和势论
第三节 董仲舒的君臣观念

第九章 《盐铁论》与先秦法家
第一节 御史、大夫的治国观念
第二节 文学、贤良的治国观念
第三节 从论辩双方的学派归属看法家的发展与流变

结论
征引文献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先秦法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与流变》:
  赵高对法家思想比较熟悉。他了解和学习法家学说的途径之一是宫中官员之间的口耳相传与实践。因为自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后,商鞅的法家思想就一直是秦国官方的政治指导思想之一。商鞅虽然被车裂,但他的主张依然在秦国施行。途径之二是通过官方收藏的典籍学习。这主要集中于韩非的法家思想。赢政是如何看到韩非的《五蠹》和《孤愤》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到的是赢政青睐韩非之作一定会引起秦国官员对韩非文章的关注,因而加速韩非著作的编集。秦始皇下令焚书时,因为法家思想在秦朝独一无二的地位,法家典籍不在焚毁之列,由此秦收集到的韩非的作品保存完整。汉取代秦后,其图书档案皆被萧何接管。《史记·萧相国世家》说:“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司马迁在《韩非列传》说:“(韩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又说:“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韩长孺列传》说韩安国“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于此可见,韩非的著作流传非常广泛。这种广泛与秦王朝对韩非作品的重视有密切关系。所以,包括赵高在内的秦国官员拥有阅读韩非文章的便利条件,具备接触韩非思想的机会。这是赵高学习、接受韩非学说的前提。
  为了篡取皇权,赵高把法家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连坐法是法家严刑酷法的标志。赵高对它的应用和威力深谙于心。当秦二世胡亥对赵高说他想尽情享受人生时,赵高表示赞同,但提出蒙毅等故臣的存在将威胁秦二世的王位,妨碍他享乐,所以要“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②。赵高是要借秦二世之手铲除异己,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首先,以连坐除去故臣和皇亲。其次,用“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的手段更置亲信。连坐法是法家严刑峻法的一个标志,它使人与人之间没有情感,只以利益牵连。商鞅利用连坐法使出征的将士在疆场上只能前进不敢退缩,只能奋力拼杀不敢投敌。因为他们的行为直接关系家中亲人的安危,关系到与他们同一伍的士卒的安危。韩非说,连坐法可以使人们互相监督,从而减少犯罪。连坐法虽然有残酷的一面,但从政治管理角度评判尚存合理因素。而赵高教导秦二世用连坐法杀大臣、远骨肉实在是灭绝人性。但是昏庸的秦二世为了保全自己的皇帝之位,为了尽情享乐竟然完全答应,不仅对他父亲的故臣,而且对自己的兄弟姊妹痛下杀手:“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死于杜,财物人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①假如除去贤明的公子扶苏,让无能的胡亥做皇帝,是赵高篡权的第一步,那么杀大臣远骨肉就是赵高阴谋的第二步。因为老臣与皇族的存在会阻碍他篡权。除去旧势力之后,赵高开始培植自己的党羽。他用的是“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的手段。这本是商鞅驱使民众的一种策略。《商君书·说民》说:“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去强》又有:“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凭借连坐法,赵高借秦二世之手已经除掉了有权有势的富贵之臣,接下来他要做的是利用秦二世手中掌管的国家财富形成自己的朋党。具体的做法就是用功名利禄笼络收买无权无势的大臣,让他们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服务,成为自己的心腹和帮凶。这是赵高对先秦法家学说的又一应用。
  篡权的障碍除去后,赵高终于要对秦二世下手了。他首先测试朝中大臣对自己的态度,于是就有了中国历史上丑陋而滑稽的一幕:指鹿为马。这一幕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深刻的烙印,以至于后世君臣常常引以为戒。陆贾《新语·辨惑》篇说:“秦二世之时,赵高驾鹿而从行。……当此之时,秦王不能自信其直目,而从邪臣之言。鹿与马之异形,乃众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别其是非,况于暗昧之事乎?……群党合意,以倾一君,孰不移哉!”指鹿为马成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代名词。而一说到指鹿为马,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赵高,无形中赵高似乎成了这一“历史剧”的原创者。
  ……
《先秦法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与流变》这本书,它所描绘的并非历史长河中法家思想的单一印记,而是它如何在秦汉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蜕变与演进。它探讨的是,源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法、术、势”为核心,强调君主集权、法治严明的法家思想,是如何在秦朝统一六国后,又在汉朝的统治实践中,融入了新的元素,调整了其锋芒,最终呈现出一种既保留其根本精神,又有所扬弃与创新的复杂面貌。 本书的开篇,将带领读者回到先秦,那是法家思想萌芽并壮大的沃土。我们将考察商鞅变法、申不害的“术”、韩非子的集大成,理解法家何以能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国家机器运作的重要理论支撑。这部分内容,旨在为理解其后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厘清其最原始的面貌——那种强调“治之所重,在乎无为”而又“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严苛与公正,以及对人性本恶的深刻洞察。 然而,秦朝的迅速崛起与覆灭,为法家思想的流变提供了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作者将深入分析秦朝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法家思想功不可没。秦朝统治者对法家理论的实践,体现在其严酷的法律、强大的中央集权以及对土地、人口的精细管理。这本书会详细剖析秦朝如何将法家“以法治国”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如统一文字、度量衡,建立郡县制等,这些都深刻地烙印着法家的痕迹。但同时,秦朝的快速灭亡,也让世人对法家的某些极端主张产生了深刻的反思。这本书不会回避秦朝灭亡的教训,并会重点探讨,法家思想中过于强调刑罚、忽视教化、压制人性的部分,是如何在实践中埋下了覆灭的种子。 紧接着,汉朝的建立与发展,则为法家思想的流变开启了新的篇章。汉初统治者在吸取秦亡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对法家思想进行调整与融合。本书将着力探讨汉朝统治者如何“黄老之学”与法家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但这种“无为”并非放弃管理,而是一种更为柔性的统治方式,强调“休养生息”,以恢复民力。在这里,读者将看到法家的“法”依然是维系国家秩序的重要工具,但其锋芒被“道”的光辉所缓和,刑罚的适用范围和严酷程度有所降低,更注重“德”的教化作用。 本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便是汉朝在继承法家“术”与“势”思想方面的独特表现。我们将分析汉朝统治者如何运用“权谋”与“策略”,平衡不同势力,维护皇权稳定。这种“术”的运用,在汉朝官僚体系的运作、对地方势力的控制、乃至对匈奴等外部威胁的处理上,都有着深刻的体现。同时,汉朝统治者对“势”的理解,也从单纯的君主个人权力,逐渐延伸到对整个国家机器的掌控,以及对民意变化的敏锐洞察。 更值得探讨的是,法家思想在汉朝如何与儒家思想发生碰撞与融合。虽然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法家思想并未因此消失,而是悄然渗透到汉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实践以及治国理念之中。本书将详细梳理这一过程,分析法家的“法”与儒家的“礼”、“仁”是如何在汉朝的统治实践中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兼容并蓄的局面。例如,在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上,汉朝的法律依然带有法家的严谨与实用,但其背后更多地融入了儒家的教化与德政的理念。这种融合,使得汉朝的统治在保持一定秩序的同时,也更加注重民心的收敛和社会的和谐。 本书还将深入探究法家思想在汉朝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流变。不仅仅是统治阶层的治国方略,法家思想也可能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影响着地方官员的管理方式、社会的组织结构,甚至是民众的日常行为规范。作者会通过解读汉代的史料、法律文献,以及出土的文物,来展现法家思想在汉朝社会的广泛渗透及其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此外,本书还会关注法家思想在汉朝后期,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新的发展。当汉朝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危机加剧时,法家思想中强硬、严酷的一面是否会重新显现?当“党锢之祸”、“宦官乱政”等事件发生时,统治者是否会重新诉诸严厉的法律和铁腕的手段?本书将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法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适应性与变异性。 总而言之,《先秦法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与流变》并非仅仅是对法家思想发展脉络的简单梳理,而是对这一古老思想在秦汉这一关键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复杂蜕变、深刻融合与多元演进的一次全景式描绘。它旨在揭示,法家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在与历史现实的互动中,不断调整自身,最终以一种更为成熟、更为灵活的面貌,深刻地塑造了秦汉帝国的政治格局与历史进程。本书将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演变的独特视角,展现法家思想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不朽生命力。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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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实在是太吸引人了,硬壳的封面摸起来质感十足,深沉的墨绿色调搭配烫金的书名,散发出一种古朴而又厚重的气息。我喜欢这种能够让人一拿起来就感觉内容分量的设计。内页的纸张选择也十分考究,不是那种刺眼的亮白,而是略带米黄的哑光纸,长时间阅读下来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排版布局非常精妙,字体大小适中,行距留得恰到好处,使得复杂的文献引用和理论梳理在视觉上变得清晰易懂。很多学术著作的排版往往令人望而却步,但这本书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兼顾了读者的阅读体验,这在同类书籍中是难能可贵的。光是翻阅这封面和内页的细节,就能感受到出版方对这部作品的重视程度,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我期待着沉浸在这文字构建的世界里,享受这场视觉与知识的双重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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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让我欣赏的一点,在于它对历史的“动态演变”的捕捉能力。它没有将古代的思想流派视为孤立、静止的教条,而是将其置于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熔炉中进行考察。我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最初锐利如刀锋的概念,是如何随着朝代更迭、社会环境的变化,被不断地打磨、钝化,或者被重新塑造成新的工具。作者在比较不同时期对同一思想的接受度和适用性时,展现出了极高的敏感度,尤其擅长捕捉那些“细微的转折点”。读完之后,我脑海中不再是几个僵硬的人物画像和理论口号,而是一幅不断流动的历史长卷,思想的生命力与历史的残酷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既理性又略带悲剧色彩的整体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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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与其说是在学习知识,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智力上的马拉松。它的行文风格非常凝练,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承载着密集的论点和严谨的论据,没有丝毫的赘余。对于习惯了轻松叙事风格的读者来说,一开始可能会感到有些吃力,需要反复回溯才能完全消化其中的信息量。我发现自己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拿出笔在旁边空白处做思维导图,梳理作者层层递进的推理链条。这绝不是一本可以“速读”的书,它要求读者全身心地投入,与作者进行一场智力上的“对话”。正是这种对深度的坚持,使得每一次阅读上的困难,最终都会转化为知识上的巨大收获,读完一个章节后,那种成就感是难以言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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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读完关于早期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章节,立刻被作者那种近乎于“考古学家”般的细致入微所震撼了。他没有满足于对经典文本的表面解读,而是深入到汗牛充栋的史料堆砌中,试图重建那些思想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真实面貌。尤其是他对某些关键概念在不同学派间流转时意义的微妙偏移的剖析,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示范。举个例子,当他论述某个核心术语如何被后世的诠释者“驯化”或“异化”时,那种抽丝剥茧的论证过程,让人不得不佩服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这种治学态度,拒绝了一切浮光掠影的概括,坚持从最小的单位去理解历史的脉络,使得全书的论点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读起来让人有一种“信服”的力量感,而不是被强行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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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照角度,让我对古代社会运作的底层逻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一直以为古代的治理术更多是基于道德感召和儒家伦理,但这本书却揭示了在那些宏大叙事之下,一套更为务实、甚至可以说是冰冷无情的权力运作机制是如何悄然成形并发挥作用的。作者在描述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制定时,往往会穿插一些极富画面感的细节,仿佛能看到当时的官员们如何在复杂的利益纠葛中做出抉择。它没有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将这些思想和制度视为特定社会结构下的必然产物,这种“去道德化”的分析视角,反而让历史显得更加真实可信,也更能启发我们思考当代社会治理中的某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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