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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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之後再無大師!一代知識分子的恩怨情仇、傢國命運。
著名曆史學傢何茲全、考古學傢王世民、人類學傢李亦園!
著名作傢徐貴祥、評論傢王久辛、詩人何三坡聯袂推薦!
本書是全國一本關於民國年間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的學者群體傳記。
作者嶽南為著名紀實文學作傢,文筆細膩,挖掘瞭不少著名學人的當年隱事,令人迴味無窮,可讀性極強。
內容簡介
中央研究院是民國時期全國學術研究機構,其輝煌成就為世界所矚目,開創瞭“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局麵。《從蔡元培到鬍適: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以中研院從組建到遷往颱灣這段曆史為綫索,描述瞭蔡元培、傅斯年、陶孟和、陳寅恪、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吳金鼎、夏鼐、曾昭燏、遊壽、鬍適等知識分子在亂離之世為學術的自由和進步所付齣的辛勤汗水與不懈努力,著重刻畫瞭抗日戰爭時期,中研院人文科學研究所及相關人員,由南京到四川李莊萬裏流亡的苦難曆程,生動再現瞭傅斯年、梁思永以及與之相關的梁思成、林徽因等一流學者,在艱難睏苦中與祖國同呼吸共患難、執著於學術事業的進取精神。
《從蔡元培到鬍適:中研院那些人和事》還披露瞭中研院在歲月流逝中不為外人所知的內幕,對曆史進程中的人事糾葛、事件起源、學術爭端等湮沒日久的是非恩怨,以當代獨特的視角,進行瞭深入調查與分析,使沉積於曆史風塵中的人物,再度以鮮活的形象,凸現於世人眼前,令人在對前輩們敬仰感念的同時,也對他們各自的坎坷命運與悲壯人生,生齣幾分浩嘆。
作者簡介
嶽南,山東諸城人,中國作傢協會會員,中華考古文學協會理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始,著力對民國、特彆是抗戰時期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生存狀態、思想脈絡、道德精神與學術成就進行調查研究,有《李莊往事》、《陳寅恪與傅斯年》等作品問世,同時著有《風雪定陵》(閤撰,獲1996年《中國時報》開捲版好書奬)、《復活的軍團》、《天賜王國》等“考古文學係列作品”十部。已有數部作品被譯為日、韓、英、法、德等多種文字在海外齣版。現居北京。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這部著作具有文學傢文筆的優美,大的特點就是對史料的稽考鈎沉,將鱗爪綴成珠串,使湮沒於曆史泥沙中的真相層層剝齣,使今天的讀者看到瞭一個朝氣蓬勃的群體與一個個有血有肉的鮮活生命,讀之令人迴味無窮。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曆史學傢 何茲全
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及其繼承者,連同各所所長與專傢,對青年學者的培育特彆重視。後來留在大陸對中國考古學的全麵發展做齣優異貢獻的夏鼐,就是這一時期青年學者的傑齣代錶。本書在這方麵的研究和描述皆
目錄
蔡元培生前身後事
跨過時代的門檻
病逝港島
群英會陪都
行都燈火春寒夕
最後的博弈
群星燦爛的年代
山坳裏的身影
世間已無梁啓超
梁思永東北之行
殷墟發掘的光芒
醉彆清溪閣
苦難的李莊歲月
傅斯年與梁傢兄弟
林徽因的感恩信
梁思永之死
花落春仍在
陶孟和的尷尬人生
北大校園與毛澤東結緣
自立山頭的甘苦
山行復悠悠
吳文藻與費孝通“西南自立”
“進軍西北”之夢
決裂
一代名嬡瀋性仁
多情最數金嶽霖
張傢祠言和
滿目山河空念遠
落花風雨更傷春
考古星河中的兩隻“大鼎”
吳金鼎的清華時代
城子崖遺址橫空齣世
夏鼐與吳金鼎的交往
發掘彭山漢墓
打開前蜀皇帝陵墓
吳金鼎參軍內幕
盟軍招待所的悲苦日子
夏鼐的西北之行
夏鼐為郭沫若鬥膽進言
吳金鼎之死
書劍飄零一介眉
閩東纔女遊壽
走進山門
反齣“忠義堂”
遙知北國有姮娥
葉企孫冤案始末
中央研究院總乾事
霧都遙念陳寅恪
重返清華
離奇的C.C.特務案
日夕涼風至
舊業已隨徵戰盡
“搶救”學人計劃
傅斯年夜赴颱灣
在颱大校長任上
“歸骨於田橫之島”
夢裏不知身是客
鬍適的流亡生活
身死演講颱
郭沫若與董作賓的恩怨
遠去的甲骨學大師
李濟的舊夢新愁
第一代考古學傢乘鶴遠去
精彩書摘
盧溝橋事變前兩年,作為中國學界領袖的蔡元培,身體狀況已現衰老的頹勢,病魔開始與他糾纏不休。在此情形下,他仍以身垂範,為國傢民族的救亡與復興奔走呼號。據蔡的學生、曾先後齣任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的羅傢倫迴憶,有一次蔡元培到南京,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設宴招待。席前,蔡元培極為真誠懇切地苦勸汪精衛改變親日立場和行為,嚴正態度,以推進抗戰與民族復興的國策。當時在座的羅傢倫等人看見,蔡元培說到激動傷心處,眼淚一滴滴落在湯盤裏,又和湯一道咽下去,在場者無不為之動容。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蔡元培正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理、化、工等三個研究所仍留在上海租界內開展工作。未久,“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戰拉開瞭高潮大幕。硝煙炮火中,蔡元培強撐病體,親自組織、指揮上海三個研究所嚮內地撤退。
11月1日,國民黨軍隊在淞滬戰場上敗象已現,各路大軍奉命撤退或正在轉移途中,蔣介石緊急召集會議,說根據外交部的情報和意見,九國公約聯盟將於11月3日在比利時首都開會,這次會議對中國的命運關係甚大,隻要中國軍隊在上海繼續頂下去,九國公約國傢就有可能齣麵聯手製裁日本,斷其戰略資源的通道。為抓住這一稍縱即逝的曆史性契機,蔣介石決定收迴撤退成命,各部重返前綫再“支持一個時期,至少兩個星期,以便在國際上獲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
為配閤政府這一戰略決策,11月2日,蔡元培帶頭與上海交通、同濟、暨南等大學校長黎照寰、翁之龍、何炳鬆,以及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的竺可楨等著名教育界、科學界人士,聯名緻電比利時九國公約會議,強烈呼籲采取有效措施,遏製日本對華侵略,嚴懲日本違反國際公法、肆意摧毀中華民族文教機關之暴行。但曆史讓人們看到的是,無論是蔣介石還是蔡元培,都隻是一廂情願,結果是公理未能戰勝強權,希望全部落空。奉命中途返迴上海再戰的中國軍隊,於混亂中遭到日軍精銳重創,兩個星期的時日未到,中國軍隊開始大規模潰敗。12日,上海淪陷。
就在上海淪陷之際,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已由總乾事硃傢驊和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字孟真)共同組織撤往重慶;蔡元培滿懷悲憤與憂傷,乘一艘外國油輪獨自一人從上海趕往香港,準備轉赴重慶與傅斯年等人匯閤。由於一路顛簸漂蕩,年高體衰的蔡元培抵達香港後身體不支,被迫滯留在港島療養休整,暫居於跑馬地崇正會館。
翌年2月,蔡元培一傢老小逃齣淪陷的上海乘船抵港,全傢遷往尖沙咀柯士甸道,蔡元培化名“周子餘”隱居下來,平時謝絕一切應酬,但仍遙領中央研究院事務,並通過各種渠道密切關注著中研院的命運,同時為未來的生存與發展計謀籌劃。據蔣夢麟迴憶說:“蔡先生晚年錶現瞭中國文人的一切優點,同時虛懷若榖,樂於接受西洋觀念。他那從眼鏡上麵望齣來的兩隻眼睛,機警而沉著;他的語調雖然平闆,但是從容、清晰、流利而懇摯。他從來不疾言厲色對人,但是在氣憤時,他的話也會變得非常快捷、嚴厲、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樣的簡單明瞭,也像絨布下麵冒齣來的匕首那樣的尖銳。”正是具有這樣一個人格,隱居香港的蔡元培精心策劃組織,於1938年2月底在香港主持召開瞭中央研究院自上海、南京淪陷以來首次院務會議。浙江省主席兼中研院總乾事硃傢驊,以及所屬的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楨、傅斯年、陶孟和等10位所長如期赴約,共商禦侮圖存大計。麵對眾人顯現的慷慨悲歌之氣,蔡元部頗為欣慰,精神為之大振。此次會議確定瞭戰時院務工作的許多重大策略與生存發展方針,對未來作瞭前瞻性籌劃,與會同仁莫不深受鼓舞。
當淞滬抗戰爆發、上海告急之時,極富遠見的蔡元培就派人趕赴雲南昆明與當地政府有關部門接洽,希望把中央研究院在上海的三個研究所搬到昆明繼續工作。雲南方麵錶示歡迎並樂意提供路費,但作為交換條件,中央研究院下屬的工程所等相關機構,需幫助對方在昆明近郊安寜建立一所利用電爐製鋼的現代化工廠,這一要求得到瞭蔡元培批準。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工程所等機構,從日本人的鐵蹄下悄然撤離淪陷的上海,隻是限於當時的條件,煉鋼電爐沒能帶齣。撤齣人員租用外國油輪從香港、河內一路輾轉來到昆明。當時的雲南隻能用高爐和轉爐生産生鐵,中研院工程所到來後,開始在昆明東寺街石橋輔租用民房進行煉鋼實驗,後來為瞭躲避日機轟炸和市區的擁擠、喧鬧,於滇緬公路昆明至緬甸方嚮22公裏的橋頭村,建立瞭一座100畝地大小的工廠,所需設備除自製外,還通過昆明安利公司從英國、美國購進。工廠建成後,於1941年6月煉齣第一爐鋼,8月軋齣第一批鋼。之後,昆明幾乎所有最新興起的大型建築都使用此種鋼材,名震一時的勝利堂、五華山光復樓等著名建築,都是在這樣的背景和條件下興建起來的。不過,當這一切到來的時候,蔡元培已經看不到瞭。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應宋慶齡邀請,同港督羅富國爵士等人一道,齣席由“保衛中國同盟”及“香港國防醫藥籌賑會”於聖約翰大禮堂舉行的美術展覽會,並公開發錶演說。——這是蔡元培在港期間唯一的一次公開演講,其意本為嚮同胞和國際友人話彆,離港前往昆明或重慶,奈何因身體衰弱不堪,未能成行,最終病逝港島。
1940年早春,73歲的蔡元培步人瞭貧病交加的人生暮年,他的生命之火即將熄滅。而此時,偏又遭逢流亡昆明的愛女蔡威廉死於難産的緻命一擊。蔡威廉作為一位留法歸國的傑齣美術傢,自和法國歸來的林文錚結婚後,一直緻力於杭州國立藝專的藝術教學工作,滿腹纔華和理想尚未來得及施展和實現,就於抗戰流亡途中撒手人寰。蔡威廉一傢在昆明生活得極其艱難,而她本人則死得更加悲慘,在咽下最後一口氣之前還用手在牆上反復疾書“國難,傢難……”其撕心裂肺之狀,聞者無不為之動容。
白發人送走瞭黑發人,而白發人也將尋著女兒的背影飄然而去。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後剛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鮮血跌倒在地,繼之昏厥過去。兩天後,醫治無效,溘然長逝。
巨星殞落,舉國震驚。全中國不分政治派彆,各界人士均錶深切哀悼。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以“道德文章,夙孚時望”、“推行主義,啓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來烘托蔡元培高山仰止的人格光輝與民族氣節。國民黨在重慶舉行公祭,由黨總裁蔣介石親自主持,接著舉行追悼大會,以錶達對死者的追念與哀思。遠在延安窯洞裏的中共領袖毛澤東聞訊,也嚮這位對自己當年進北京大學謀到圖書管理員差事有知遇之恩的故校長發錶瞭“孓民先生,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的唁電,同時發動延安各界舉行追悼大會,發錶悼念文章以示尊崇與紀念。一代名流許崇智、廖承誌分彆受國共兩黨委托,親赴香港緻祭,香港各界為之執紼者5000多人。蔡氏遺體於7日下午在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福祿壽殯儀館入殮,10日舉殯,港島各學校及商號均下半旗緻哀。蔡元培靈柩初移厝於東華義莊七號殯房,以待運迴故鄉浙江紹興安葬。後因戰事迭起,炮火連綿,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華人永遠墳場。從此,這位“五四元老”、“中國新文化運動之父”、“學界泰鬥”,告彆瞭他為之奮鬥的事業,長眠於香江之岸。
蔡元培在民族危急的“大風雪”中走來,又在山河破碎的暴風驟雨中離去;在他到來和離去之後,世界已經不再是原來的世界,中國也不再是原來的中國,他所開創的經國之大業,自由之思想,科學、民主之理念,囊括、兼容之精神,將作為一座屹立在嵐煙霧海中不滅的燈塔,指示著天下儒林士子讀書治學,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將真理發揚光大。
……
前言/序言
前言
嶽南的《從蔡元培到鬍適——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即將由中華書局齣版,這是一件值得祝賀的事。
因我與中央研究院有過一段緣分,嶽南在寫作本書時,對我進行過幾次訪問,對一些舊事作過探討。現在他把這本書的校樣送來,請我看後寫幾句話。我看過稿子,順便寫下一點文字,談一點感受,算是對讀者作一個簡單推介,也藉此機會,對曾經教導、關懷、幫助過我的師友們獻上一份緬懷紀念吧。
大傢知道,中央研究院是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一個獨立的國傢級學術研究機關,原北大校長蔡元培是第一任院長。因國力有限,經費睏難,開始的時候,中研院隻設瞭與國計民生有直接關係的幾個研究所。以後不斷發展壯大,到1937年9年間,又相繼在南京、廣州、上海等地設立瞭包括物理、化學、工程研究、曆史語言在內的共十個研究所。據說按當初蔡元培先生的計劃,中研院要建立十四個研究所,但隨著抗戰爆發,各研究所被迫嚮西南大後方遷移,雖有籌備擴張的打算,但實際上的建製也就到此為止瞭。解放戰爭後期,國民黨兵敗如山倒,除一個較完整的史語所和數學所部分圖書、人員隨蔣介石政權遷颱外,其他的都留在瞭大陸,並陸續歸並入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係統。
對於中央研究院的創立者蔡元培先生,我與他見過幾次麵,因輩分差異太大,說不上深交,但我心中卻非常景仰這位“北大之父”、中央研究院元勛碩老。遺憾的是,抗戰爆發後,蔡先生由上海乘船到香港,未能迴到重慶就得病去世瞭,傷哉!
嶽南書中提到的另外幾位師友,我不但與其熟悉,還從他們身上受到瞭不少教益,得到瞭他們許多幫助,至今感念不已。
1931年暑假之後,我考入北京大學史學係讀書,1935年畢業,這時期正是鬍適先生在北大做教授的時候。我聽過他的課,如他講的淮南王書、禪宗和尚、神秀、慧能等等,但學到的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識,沒有學到他的史學思想和學術體係。受他影響最深的倒是《紅樓夢》考證。我喜愛《紅樓夢》,贊成他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等材料,考訂《紅樓夢》寫的是曹雪芹的傢世和自傳。我沒有研究紅學,但我一直堅持此說。這是鬍先生對我最大的影響。
在校期間,有兩迴事鬍先生給瞭我極深刻的印象。當年北大所在的沙灘周圍,住著很多不是北大學生的青年人。這些青年人中,一部分是考學落第準備明年再考的學生;一部分是北伐革命戰場上退下來的青年。這些青年和北大學生一樣挎起書包走進北大課堂,找個座位就坐下聽課。教師不問,學校也不問。一天,鬍先生上課,拿齣一張紙來,說:“你們誰是偷聽的,給我留下個名字。沒有關係,偷聽、正式聽,都是我的學生,我想知道一下我的學生的名字。”鬍先生的高明和胸懷使在課堂上的我很受感動,也很受教育。那些偷聽生,都是真念書的。當時有一句話:“正式生不如旁聽生,旁聽生不如偷聽生。”可見偷聽生確實是用功用心想學習的青年。鬍先生的話改變瞭偷聽者的身份,偷聽成瞭正大光明的聽。鬍先生是用親身示範,教育瞭所有在座的青年,要做胸懷開闊的人,做純厚、高尚的人。
另一迴事是,鬍先生每星期拿齣一個星期日的上午在傢接見青年學生,解答問題,什麼問題都可以問,可以談,他盡力解答。那時他住在地安門裏米糧庫(解放後,這座房子五十年代是畫傢陳半丁先生住,後來是鄧小平同誌住)。我到鬍先生傢去過一次,問什麼問題已迴憶不起來瞭,大約主要是好奇,要去看看。隻見“高朋滿座”,都是青年學生,有問有答,有討論,有辯論,氣氛熱烈,高興和諧。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教書育人的辦法,後來我在大學教書,很想學鬍先生每星期找齣一個固定時間接見學生,藉以親近學生,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但始終沒有做到,現在想來仍感慚愧,也由此更加佩服鬍先生的精神和毅力,瞭不起。
北大畢業後我到日本留學,歸國後在重慶編瞭幾年雜誌,那時已是抗戰時期瞭。1944年我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先生邀請,進入史語所陳寅恪先生主持的史學組工作。當時史語所為躲避日機轟炸,已由抗戰早期的南京、長沙、昆明遷到瞭四川南溪縣與敘府(宜賓)之間的李莊鎮一個叫闆栗坳的山中。這個地方確實是偏僻隱蔽,從李莊鎮到闆栗坳需要沿長江岸邊走好幾裏地,再爬一個大約五百級石階的山坡纔能到達,其環境就跟《水滸》描述的我的傢鄉、山東西南部的水泊梁山差不多。傅斯年先生是這個山寨的“頭領”,隻是他多數時間在重慶,實際上在這個山頭“聚義廳”中坐第一把交椅的是董作賓先生,他是代理所長。
盡管我們居住的闆栗坳上下山辛苦,但避免瞭日機轟炸的麻煩和無謂的犧牲。關於李莊的風土人情與遷到這裏後的中研院史語所,以及由陶孟和主持的社會學所、李濟主持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梁思成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外加同濟大學等等情況,嶽南在這部著作中已有較為詳盡的披露,並且比較到位,這裏就不多說瞭。
要說的一點是,我在史語所工作期間,由於當時一些報告、電文我沒有機會看到,而事隔六十多年由嶽南從多種資料、特彆是從颱灣史語所“傅斯年檔案”中查考得來,填補瞭不少曆史空白。許多事,我看瞭嶽南的這部書稿後纔知道。特彆是當年心中已有所感覺,但事實仍模模糊糊的同事們生活間的內幕,甚至矛盾糾葛,通過“傅斯年檔案”中留存的一批書信的披露,外加嶽南的考證,理齣瞭一條明顯的綫索,我纔恍然大悟。比如傅斯年在李莊絞盡腦汁,想方設法到教育部、中研院總辦事處要錢以救濟病中的梁思永、林徽因的事;傅斯年與陶孟和發生矛盾,後來又握手言和的事;傅斯年為何對吳金鼎與夏鼐産生不同的看法,吳金鼎負氣齣走當兵的事;號稱“閩東纔女”的遊壽與傅斯年、董作賓之間暗中較勁等等,在當時我的腦子裏是模糊的。比如女纔子遊壽,我隻知道她不是傅斯年親自選拔的人,好像是南京一個什麼官推薦的。但傅斯年先生的脾氣我是知道的,凡不是他親自選拔的人,在史語所的日子是很難過的,後來遊壽果然在史語所不長時間就走瞭,她走的真正原因我不清楚。直到這次嶽南在書中有理有據地把塵封的材料擺齣來,我纔認識到,嗬,原來是這麼迴事。惜哉,遊壽!
如果說嶽南這部著作有什麼獨特的地方,我認為除瞭具有文學傢文筆的優美,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對史料的稽考鈎沉,探賾索隱,發掘探幽,將鱗爪綴成珠串,使湮沒於曆史泥沙中的真相層層剝齣,使今天的讀者看到瞭一個朝氣蓬勃的群體,和一個個有血有肉、有獨特性格和風範的鮮活的生命,讀之令人親切感動,迴味無窮。
當然,因篇幅與選材上的關係,有些我以為很好的材料,嶽南並沒有納入書中。比如,當時史語所有個好製度,就是不定期的作學術報告。我印象中傅斯年、李濟、董作賓,還有勞乾、董同龢、逯欽立等先生都作過。傅先生講的“性命古訓”對我留下瞭很深的印象,逯欽立那時還年輕,與我年紀仿佛,是山東菏澤地區同鄉,他所作的陶淵明詩演講,很為大傢喜歡。董作賓先生說話有河南口頭語“老天爺”,說不三句話就齣來一個“老天爺”,或“我的老天爺!”時間久瞭,我們這些後生小子們背後就送給他一個“老天爺”的雅號。隻要一說“老天爺”如何,大傢都知道是指董先生,後來竟連年輕的傢屬們也跟著叫起“老天爺”來瞭。因瞭這個雅號,現在想起來,董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如在眼前,並覺得特彆親切。在艱苦的抗戰條件下,史語所開創的這個學術交流活動,對每個人的研究都是個督促。後來我在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當主任的時候,就定期讓同仁作學術研究報告,一直維持瞭好幾年,大傢反映都說這辦法很好。
嶽南書中提到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都是我的師輩人物,梁思永先生於李莊後期身體不好,在病床上的時候較多,但還是堅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特彆是他一手發掘的安陽殷墟那批東西,可謂傾盡瞭心血。因為在李莊闆栗坳山上沒有娛樂活動,星期日,我們年青人有時就到社會學所去,順便認識瞭陶孟和先生與梁方仲、羅爾綱等研究人員。陶先生話較少,是個老實人,也是個真正的學人,可惜解放後不太得誌,也受瞭一些淩辱,最後抑鬱而終。這一切,從嶽南書中可以較清晰地看到,不贅。
除瞭社會學所,我們也到山下的中國營造學社聽梁思成先生夫人林徽因師母的“訓話”。當時林師母已病在床上瞭,看到我們去她特彆高興,“訓”起話來也格外起勁。我說的“訓話”完全是真誠善意的。梁、林都是我的長輩,待人熱情,林夫人長得漂亮,又極健談,和她在一起,話總是她說的多,我們這些後生小子圍在她身旁,聽著她的話,如沐春風中。
至於嶽南書中所述及的吳金鼎、夏鼐、曾昭燏、遊壽等年輕一輩學者,都是我的學長,說起話來就更隨便一些,要講關係的話可謂親如兄弟姐妹。我認為,這幾個人皆屬於鬍適、陶孟和、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第一代學者之後又一批天纔式人物,也都是瞭不起的學問大傢,是很值得紀念的。嶽南在書中對他們的理想、事業與人生追求有不同的描述,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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