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 [Autoine Guilland, Modern Germany and Historians,London:Jarrold & Sons,1915]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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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一部历史学家的集体传记
　　一个从分散虚弱走向统一强大的民族的精神历程

内容简介

　　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19世纪也是各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层出不穷的世纪。无论是沉静如水的兰克、还是激情似火的特赖奇克，都在关注自己时代的核心政治主题——民族统一运动。安托万·基扬的作品不仅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德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们的学术研究、个性特征和表达风格，更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对现实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热情（passion）、抱负（ambition）和渴望（aspiration）。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研究从观念上重塑了德意志民族意识，使康德的“旧德国”变成了俾斯麦的“新德国”。
　　然而，这一过程的代价是什么？安托万·基扬以他不安的预言警醒人们：史学工作者在关注现实、运用历史时承担着何种道义责任？历史研究是否能够、如何能够达致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协调？

作者简介

　　安托万·基扬(Antoine Guilland，1861-1938)，师从法国历史学家布列尔·莫诺(Gabriel Monod)，1895-1929年担任瑞士苏黎世邦理工学院(法语)历史学与地理学教授。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在法国，很久以来，我们一直以为德国历史学家是公正的。但是，我们错了，他们的学问欺骗了我们。
　　——安托万·基扬

目录

译者的话
导论
第一章 先驱者
第一节 尼布尔
第二节 列奥波德·冯·兰克
第二章 特奥多尔·蒙森
第三章 海因里希·冯·聚贝尔
第四章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但是，德国的历史学家们把现实主义政策看作是唯一正当的选择，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真理：人类处境的所有进步都是由以下伟大的思想家们带来的，这些人洞悉世界的矛盾和不幸，他们转向了另一面，设想并向人们证明世界可以更美好、更公正、更幸福。正像阿尔贝·索雷尔说的，我们应将以下思想归功于这样的思想家们：“权利观念来自对不公正的现实的思考，所有有关人类尊严、良知的观念都来自对狂热迷信的混乱状况的思索。”
　　根本上说，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对这一真理的认识是模糊的，尽管他们有一套历史哲学，但这只是让他们去证明强力和欺骗的合理性，他们总是试图证明，强力与道德价值不可分割，这个世界的盛大戏剧说到底是使得功业更具光辉。再者，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讨论普鲁士的巧取豪夺的合理性的时候，远不是把这归因于利益法则，而是以他们高超的诡辩技巧费尽心机地让他们的同胞逃避对欺诈的谴责。
　　我们必须提防这样一种认识：德国历史学家们对法国大革命的仇恨完全是由这一事件的理想主义特征引起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情绪，一些人是因为恐惧，而另外很多人则是出于嫉妒。
　　“我本来很愿意承认法国人的要求是正当的”，安希隆（Ancillon）曾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其他民族中看到由此带来的危险的话”。这是柏克式的呼喊，而所有普鲁士的历史学家也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是的，因为他们的国家，因为他们钟爱的制度，他们害怕这场革命，这种由恐惧造成的仇恨经常表现在他们身上。
　　在19世纪那个开明的德国，要找出几个真正同情甚至对法国抱有公正看法的人——学者、作家、画家——是件悲哀的工作。也许我们可以指出几个人——如兰克曾认为笛卡儿（Descartes）是“一个深刻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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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丛书都挺好的，正在收藏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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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俾斯麦的“新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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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的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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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该书序言的后半部分已经十分清晰地陈述了自己对于德意志历史学派（实际上他指的是小德意志派的史学家，即普鲁士历史学派）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很多方面与后者是对立的。比如权利观念，基扬倾向于强调权利是在对不公正的现实的批判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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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工作者在关注现实、运用历史时承担着何种道义责任？历史研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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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世纪。无论是沉静如水的兰克、还是激情似火的特赖奇克，都在关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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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发表于1899年，一个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的时代。考虑到作者的法国背景，我们必须回想到1870年普法战争给法国思想界带来的冲击。[3]虽然一些文化史专家认为这场战争对法国的影响非常小，但政治史家的看法大不相同。这场战争对法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我们这里感兴趣的只是法德关系的演变。普法战争前，法国思想界洋溢着某种普遍的乐观主义精神，法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文明充满信心，并认为它毫无疑问地居于欧洲和世界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认为祖国和普遍的人道主义密不可分，换言之，他们是普世主义者。不过他们很少关心德国，在他们的想象中，德国人是诚实的、爱沉思和幻想的民族，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德国怀有好感。但正如作者在书中揭示的那样，19世纪的德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变迁，启蒙时代理想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康德的德国变成了一个讲求实际、甚至为了实际目标而不惜耍弄手腕的德国，俾斯麦就是这个新德国最完美的化身。德国的知识分子，首先是它的历史学家们积极投身最为广阔和现实的政治生活，朱利安·本达所称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这时已经在德国出现。但是，除了埃德加·基内和帕拉多尔·普雷沃斯特之外，法国思想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咄咄逼人的新德国的潜在威胁，当普法战争到来时，法国人几乎不怀疑他们的国家会赢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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