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流亡與身份 第一章 從避難到流亡:1940-1941年法國的潰敗與美國基金會 在背對地中海,企圖逃齣法國當局追捕的雜亂難民人群中,猶太裔大學教師作為公務員,是最先受到反猶立法波及的一群人。他們屈辱地丟掉工作,預示著他們將被整個社會拋棄,而他們寄希望於前往美國,以逃避這一悲慘命運。事實上,洛剋菲勒基金會不久前剛剛開始實施一項救援計劃,嚮身處險境的這些教師提供一筆安傢費,以保證他們在到達美洲後最初一段時間的生活所需。學者群體在這裏作為一個例證,它是從1940年6月起迅速開始實施的政治性、職業性甚至宗教性的跨大西洋援救措施的一個縮影。 很多人希望打破華盛頓和維希政府給避難者設置的“紙牆”,一部分美國民間社團投資建立救援組織以實現這一目標。無論是哪個社會職業階層,要想逃離法國必須得到四方麵的許可或幫助:維希政府、美國政府尤其是國務院、美國救援協會以及他們在馬賽的聯係人。與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taool for Social Research)等教育機構相互協作的洛剋菲勒基金會是教師救援流程中的一個關鍵部分。事實上,這個緊急啓動的救援機器並不是從零起步的,在幾年前,洛剋菲勒基金會已經幫助多名猶太裔或反納粹德國學者逃離德國,他們之中的大部分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仍然留在美國。洛剋菲勒基金會此前與歐洲知識界早已建立起密切聯係,因此這次新的救援行動已有前例可循。各傢救援機構為避難者製定的“篩選”標準是非常挑剔的,在人道主義的掩蔽之下,我們是否能看齣一種變相的並不罕見的人纔收集政策呢? 一 走,還是不走? 維希政府的政策:歧視與混亂 戰敗後,法國於1940年6月22日簽字投降。停戰協定的條款之一,著名的第十九條規定,法國必須嚮占領當局“無條件引渡”從第三帝國齣逃的流亡者。德國、捷剋、奧地利的反納粹主義者一直把法國看作人權的故鄉,以為托庇於法國是安全的,然而他們現在卻處於危險之中。這一條款把法國變成瞭一個巨大的牢籠,把這些外國避難者關在其中。他們不得不策劃第二次流亡。大批不受占領軍歡迎的人在混亂中匆忙趕嚮法國南區,而控製南區的新組建的貝當政府從7月22日起設置瞭一個委員會,對1927年以來加入法國籍的人士重新審查,撤銷不受歡迎者的法國公民身份。雖然驅逐猶太人的法律尚未訂立,但這一事件已經波及兩次大戰之間加入法國籍的眾多東歐猶太人。7月17日製定的“本土化”法律規定,隻有父親是法國人的法國公民纔能取得公職。8月13日共濟會被取締。9月27日,占領北區的德國當局製定瞭第一部反猶太法律,維希政府隨即跟進,於10月3日製定瞭《猶太身份法》。 法國一直以庇護猶太社群為榮,猶太人在法國自1791年獲得解放,堅持政教分離的法蘭西共和國使他們得以成功地融入法國社會,因此他們對法蘭西共和國有著強烈的依戀。然而在這樣一個國傢,猶太人再次成為賤民。他們被特彆製定的標準劃分成一個階層,被禁止擔任“國傢機關的管理人員、軍官及士官,以及從事對公眾輿論有所影響的職業:教育業、報刊業、電颱、電影業和戲劇業。最終法律規定建立瞭一個配額比例係統以限製猶太人從事自由職業的人數”。隻有極少的對維希政府作齣“特殊貢獻”的猶太人能夠成為例外(1940年10月3日法律第八條)。1941年5月,大約一百一十九名大學教師被迫下崗——其中七十六名在占領區,四十三名在南區——一個月之後維希頒布瞭第二部《猶太身份法》,顯著地擴大瞭猶太人的認定範圍,又有一百二十五名學者因此失業。 麵對錶現齣離開法國意願的大學教師,維希的態度一直很奇怪:在官方和半官方場閤,維希政府錶現齣以最小代價擺脫近期來睏擾它的“猶太問題”的願望。不少記述顯示齣,維希的一些高層官僚曾經贊成和鼓勵猶太裔法國公民前往海外。我們甚至可以認為,一直到1942年猶太裔的離境都是官方所鼓勵的,《佩魯東計劃》就具體證實瞭這一點。佩魯東是貝當第一時間的支持者,當時齣任維希政府內政部長,他在1940年11月29日寫給殖民部長的信中要求法屬加勒比地區接收盡可能多的避難者。佩魯東的這封信中“歧視性和人道主義的措辭輪番登場”,在信中他為猶太人的離境移民辯護。佩魯東1940年11月29日的這番指示為避難者打開瞭通嚮北非,尤其是通嚮美洲的幸運之門,它使得馬提尼剋海路——從馬賽到法蘭西堡——在1940年鼕季到1941年5月間,成為齣逃效率最高的一條路綫。
評分價格便宜 書也不錯 京東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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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在1940年至1944年之間,一大批法國作傢和藝術傢離開淪陷的法國,前往自由世界的文化之都——紐約避難。由廣西師範大學齣版社翻譯齣版的《流亡的巴黎》敘述的就是那些法國昔日的精英們在紐約的流亡歲月。盡管我很樂意,但還是沒有采用諸如“流亡”等更為醒目的文字標題,這並不僅僅是齣於同義重復的考慮,更多是我想錶明一種態度,一種對“流亡”這個詞匯謹慎而警惕的態度,即在現代世界裏,流亡的可能性已逐漸萎縮。從這個詞匯的根源意義上來說,流亡最初的原因大都是政治上的受難,非政治流亡的曆史算起來非常短暫。現代世界中並非沒有政治壓迫和驅逐,但即使具有這種政治上受難的條件,隨著迅捷的交通和通訊工具的發達,流亡的地緣政治因素和話語情境都沒有形成疏離性誘因,流亡所導緻的鄉愁也變得微乎其微。至於非政治性的流亡,即現今在知識分子群體中間頗為流行的“精神上的流亡”,脫離瞭政治受難的語境,麵目難辨,我懷疑它更多的是一種知識分子的故作姿態。 當然,區分是不是真正的“精神上的流亡”狀態也存在一定的難度,因為對某些人來說,可能不存在政治上受難,但他依然處在一種流亡的狀態,這其中最具代錶性的自然是卡夫卡和貝剋特。對這些作傢來說,他們雖然沒有被政治所放逐,但卻被生活本身所放逐,這是一種比政治受難更加難以體驗的悲慘的疏離性狀態。在《流亡的巴黎》一書中,作者艾曼紐•盧瓦耶還提到瞭法蘭剋福學派的阿多諾,他的情況更為復雜。首先是因為阿多諾的部分猶太人背景,在納粹上颱後,逼不得已遠離德國踏上流亡之路,這是他的政治誘因。但當他在美國生活期間,因為文化背景上差異,讓他對美國文化的低俗和平庸深惡痛絕,這種格格不入的狀態又有被生活本身所放逐的意味。阿多諾的這個例子在薩義德的《知識分子論》中特意作為知識分子流亡的典型被提及。而且盧瓦耶和薩義德不約而同的都在各自的文字中提到瞭阿多諾的那本《道德的底綫》作為流亡精神的最佳詮釋。薩義德提到其中的一個“完美地掌握瞭流亡者的意義”的片段:&
評分書非常不錯,值得推薦!!
評分第一部 流亡與身份
評分流亡的巴黎,是一本不錯的書。
評分喜歡這種有文化有深度的書
評分但很多人或許都不會那麼去寫,而賈寶玉到底也不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雖然他們都是人生的失敗者,一樣敏感的人兒,差不多全身都是心。哈姆雷特到底是持著劍去直麵周圍的一切,在一個個謊言和假麵背後,去探索那等待著或許就要毀滅自己的命運;寶玉至始至終都在退縮,逃避,這或許是還有林妹妹愛著的緣故,在將要失去大觀園的時候甚至還幻想同二三知己共尋一個瞭局。所以在夢快要醒來的時候,盡量地閉上眼睛,雖然他把這個世界看的足夠明白瞭,到底還是有著許多小小的滿足和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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