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的历史:斜阳和黎明·中华的飞跃(第7卷)》是一部中国通史,也是陈舜臣规模大的一部作品。与传统历史学家的写史方法有所不同,陈舜臣以时间为轴,以影响时代进程的事件或人物为中心展开描写,讲述上古时期到近代数千年中国王朝的历史兴衰及所涌现的典型人物。
陈舜臣对史料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他所讲述的事件都有史可查,绝不杜撰,但又不盲信史料,通过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论述,经过条分缕析,得出自己的历史判断,在不少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提出独到的观点。
作者简介
陈舜臣,日籍华裔历史作家。1924年生于日本神户,祖籍中国台湾。通晓印度语、波斯语、汉语、英语、日语五种语言。数十年来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创作领域涉及小说、历史、随笔、游记等。
1961年开始推理小说创作,并先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是推理史上的首位三冠王,从而奠定了他在日本推理文学界的地位。1967年开始创作以中国历史为内容的作品,先后有《鸦片战争》《小说十八史略》《甲午战争》《秘本三国志》《太平天国》《耶律楚材》《秦始皇》《郑成功》《成吉思汗》《诸葛孔明》等名作问世。
精彩书评
★“中国的历史久,中国的历史书册多,可是中国人对历史也懵懂!不是我们忘本,而是史学家、文学家没有把艰涩的古文史书转化成现代语文,没有把所谓学院派刻板的叙述,转化成趣味盎然的大众言语。如今,陈舜臣先生,这位文化界的巨手,担起这项重任!”
——柏杨为推崇的历史作家
★“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
——司马辽太郎万分钦佩的同窗
★“我和陈舜臣年轻的时候就是同学。我了解他,也知道他对文明的理解颇有独到之处。写一部通史,基本是阅读原文材料。在这点上,我也万分佩服陈舜臣。他对原文的阅读深入而精密,具有广博的学识。”“当我得知这套《中国的历史》要出版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会带我们走进“陈氏中国史”的辉煌世界。而后我又想到,我们等了几个世纪,不就是在等这样一个人吗?”不拘一格的历史创作手法:
创作《中国的历史》期间,陈舜臣先生多次来到中国实地考察,获得第一手资料,对隐藏于表象背后的真相尽量做到合情合理的推理想象,期待对历史真实的还原。
——史学+文学,实证+推理
★郑民钦,作家、日本文学研究者、翻译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著有《日本和歌俳句史》、《日本民族诗歌史》、《日本和歌俳句史》、《和歌美学》等书。1973年起开始做日汉、汉日对译工作,译有大江健三郎、井上靖、川端康成等作家作品多部及《源氏物语》全译本。
——中文译本
目录
斜阳和黎明
海陆的裂痕
宣南诗社的人们
广东风云
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之前
反叛者
太平天国的旗帜
军阀诞生
光荣与挫折
火烧圆明园
外患艰深
中华的飞跃
甲午之年
北洋败北
屈辱之地
变法与革命
蒙难与溃灭
义和团
激情的季节
辛亥风暴
动乱不已
五四前后
十五年战争
年表
后记
精彩书摘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清政府任命汪大燮为“日本游学生总监督”。三年后,汪大燮任驻英国公使,清国灭亡的时候,他是清国最后一任驻日公使。如此高官被任命为留学生的监督,说明留学生对于清国是一个重要问题。戊戌变法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发表文章。孙中山也以日本作为革命基地积极开展活动,另外,还有章炳麟也在日本鼓吹反清运动。日本是完成近代化进程的榜样,而且即使不会说日语,文字也大体能看得懂,所以留学要比欧洲、美国更方便一些。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逐渐增加,清政府觉得在日本可以学代化的技术,但同时也害怕他们走向反体制,因此认为有必要对留学生加以监督,或者说是监视。汪大燮赴任日本,不仅仅是监督学业,更带着监视、取缔反清活动的任务。
章炳麟学习清代学术的精粹考证学,尤其深入研究《春秋》的《左传》。他曾加入康有为的强学会,在《时务报》担任编辑。不过,他性格刚烈,与梁启超意见不合,很快就离开编辑部。对孔子编纂的《春秋》自古以来有三种解说本,即“传”。这些解读本的题目都取作者的名字,称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春秋》言简意赅,深层次隐藏着孔子的本意,不同的“传”进行各自的理解,解说各异。梁启超学的是《公羊传》,章炳麟学的是《左传》,学统不同。朱子说《左传》是史学,《公羊传》和《谷梁传》是经学。一般地说,学统不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大概由于章炳麟性情激烈,梁启超实在难以忍受。戊戌变法遭受挫折的时候,章炳麟不在《时务报》,但由于也是变法派一党受到通缉,先是逃到台湾,后到日本。
义和团事变那一年,他剪掉长辫。长辫是顺从满洲族的清王朝的标志。他主张排除满洲族,推翻清王朝政权,建立汉族政权,所以被称为“种族革命”路线。
鲁迅(本名周树人)留学日本是一九零二年二月(阴历是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三月,章炳麟试图在东京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被日本当局阻止。他想向年轻的留学生发出号召:中国现在是亡国,国家灭亡(指的是明朝灭亡)已经二百四十二年,大家要牢记这个耻辱。这一年鲁迅二十二岁,三十二年后回顾自己留学时代的事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这样写道:
我生长在偏僻之区,毫不知道什么是满汉,只在饭店的招牌上看见过“满汉酒席”字样,也从不引起什么疑问来。
留学生大抵只是这样的感觉,鲁迅自称生于“偏僻之区”,但绍兴虽不是大都市,却也是县城,以酿酒业和才子辈出而闻名全国。绍兴一带大概很少见到满人,而且满洲族几乎都已经汉化,甚至在宫廷里也只使用汉语,即使附近有满人居住,恐怕也不为人知吧。鲁迅生长于浙江省的县城,却对满汉之别一无所知。这因为没有感觉到汉族受歧视的缘故吧。街头巷尾人们闲聊中所提到的大官也就是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汉人。
同样也是浙江人、比鲁迅大十二岁的章炳麟为什么主张如此激进的种族革命、具有强烈的排满反清意识呢?大概因为他钻研学问唤醒了自己沉睡的民族意识的缘故吧。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监督官正是害怕这一点。一年后,鲁迅剪掉辫子。比鲁迅低一个年级的同乡、鲁迅的终生朋友许寿裳(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担任台湾的大学教授,据说后来为盗匪所杀)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剪辫子了。许许多多的中国青年在日本唤醒了民族意识。在日本可以自由地阅读国内的禁书,民族青年的诞生势所必然。鲁迅在上述文章中这样继续写道: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
中国人在二百四十多年里的形象就是拖着一条长辫子。通过广义上的学问才知道这是顺从的象征、是屈辱。鲁迅剪掉辫子后照了一张相,赠送给弟弟周作人和朋友许寿裳。照片上还题有一首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灵台,郭象注《庄子》为“心”。据此可以判断鲁迅指的是“自己的心”,但如果按字义“灵妙之地”解,也可以解释为“祖国”。我的理解取后者。我的祖国无法逃避被神矢射中,风雨如磐石般沉重压在头顶,故乡一片黑暗。我将热忱之心寄托与寒天的星辰,却无人知道我的忧国之情。屈原《离骚》有“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句,哀叹恋人(指君王)不能理解自己一腔热烈激情之心。屈原的“荃”暗指楚王,鲁迅诗中的“荃”指的是什么呢?既然他已经剪辫表明反清之志,所以可以肯定不是指光绪帝。朋友许寿裳与他志同道合,当然可以理解鲁迅的心情。是希望许寿裳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吗?我认为还是把“荃”理解为指的是“尚未觉醒的人们”比较合理。
“荐”原意为没有摆设供品的祭祀。轩辕是黄帝,中国人将其视为人文始祖。在这里也可以解释为“祖国”。以自己的鲜血祭祀黄帝,意为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祖国。这实在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歌,可以真切感受到二十三岁的鲁迅的年轻心脏的跳荡。
鲁迅比许寿裳晚半年剪辫,大概因为他所在的江南班里有一个名叫姚甲的令人讨厌的监督官。姚甲不是汪大燮那样的高官,是下级官吏。当时有一所招收留学生、教习日语的学校——弘文书院,附属于东京高师。著名的讲道馆柔道创始人嘉纳治五郎当时是东京高师校长,弘文书院就是在他的提议下创办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两年日语,然后进入自己想去的学校深造。由于学生人数多,分成几个班,鲁迅在江南班,姚甲也在这里。姚甲发生一起男女关系问题,受到五个留学生围攻责问,他的长辫也被留学生剪下来,悬挂在留学生会馆的天花板上。这件事发生在鲁迅剪辫之后不久。
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初期的文章相当激进,在鲁迅来日这一年创刊的《新小说》上连载《新中国未来记》,描绘中国成为共和国的政治构想。这部小说设想一九一二年成立大总统制度的“大中华民主国”。梁启超并非描绘遥远未来、而是十年以后的中国蓝图。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恰恰就在一九一二年。后来,梁启超对自己预言的准确十分自豪。不过,他的这部小说最终没有写完。
梁启超还写有题为《破坏主义》的激进的文章,论述必须彻底推翻清王朝。宫崎滔天读后,感觉可以与孙中山合作,曾斡旋两人会晤。但因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的反对,未能实现。
后来,梁启超的思想出现倒退,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建立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接着,他的思想再次倒退,认为君主立宪制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创造出一个“开明专制”的怪词。就是开明的君主实行的专制。他反对革命的理由是担心列强各国趁乱瓜分中国。
以日本为据点的中国反体制派分为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与孙中山的“革命派”两大派。革命派的孙中山自然属于行动型,孙中山在伦敦蒙难后研究欧洲民主主义理论期间,陈少白在香港通过《中国报》开展宣传活动,郑士良、史坚如等与秘密结社频繁接触,建立关系。
义和团事变的前一年(1899),菲律宾发生独立战争。八国联军中,美国向清国提出要求不如其他国家那么积极,是因为它为菲律宾问题所苦恼。孙中山具有国际眼光和国际连带感,对殖民地菲律宾的独立革命表示同情,予以支援。菲律宾独立战争领导人阿奎那多写信给孙中山,委托购买武器。孙中山让宫崎滔天办理,国会议员中村弥六具体负责购买武器,并装载在布引丸轮船上,可是该船在海上沉没。这就是所谓的布引丸事件,留下诸多未解之谜。阿奎那多再次委托孙中山购买价值六万五千日元的武器,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不久菲律宾独立战争失败,对方表示已经购买的武器交给孙中山自由使用。
一九零零年义和团暴动的时候,孙中山认为正是发动革命的好时机。从前一年开始,郑士良就在惠州附近的三州田与广东的秘密结社头目接触,聚集人马。此时本是用于菲律宾独立战争的武器转让给了孙中山,所以发动革命具有更好的条件。
孙中山为指挥革命,从日本前往香港,但香港的英国当局不许他上岸,无奈之下,只好在舢板上召开会议,派遣郑士良、史坚如分别前往惠州、广州,准备与三州田举兵相呼应。陈少白和李纪堂留在香港,负责后勤补给,孙中山将两万元军事资金交给他们带去。
宫崎滔天在《三十三年之梦》中生动地详述当时的经过。宫崎在新加坡被拘留,当时他打算说服在新加坡的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但康有为的手下认为宫崎一行是清国派出的刺客,向新加坡的英国当局报案。其实康有为和宫崎相识,应该知道他不是刺客,这样做不过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手法。
孙中山返回日本,接着前往上海。事情的进展不如人意,他想寻找革命的突破口。但由于当时唐才常的自立军刚失败不久,上海戒备森严,孙中山只好经长崎去台湾。
唐才常是谭嗣同的盟友,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手下参加变法运动,对报刊的创办发行做出启蒙性的贡献。北京的变法失败,唐才常失去盟友,便跑到日本,得到康有为提供资金援助的承诺后,回到上海,成立自立会,并在汉口策划以激进派留学生为主体的武装暴动。然而,康有为承诺的资金迟迟未能到位,暴动只好延期,就在等待的日子里,事情败露,遭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镇压,与十几个同志一起被捕处死。据说这是与康有为直接有关的唯一的武装斗争。
“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是南进论派,但支持孙中山的举兵,答应予以援助。“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也认为支援孙中山对日本有利。孙中山看到胜利的希望,指示宫崎滔天将菲律宾独立战争购买的枪弹运往厦门,发出武装起义的信号。
然而,事出意外,那个受委托购买武器的中间人中村弥六从六万五千日元的资金中贪污一万五千日元,而且从一个名叫小仓的人那里买来的枪支弹药完全是无法使用的废物。同时日本十月发生内阁更迭,山县下台,伊藤博文第四次组阁,伊藤首相声明不援助中国的革命运动。“台湾总督”由于支援孙中山受到国内的指责,结果惠州起义成为骑虎难下之势。武器弹药都是废物,寄予厚望的児玉的援助也是竹篮打水,而惠州那边,和清军的战斗已经打响。孙中山万分焦急地派人前往惠州,通知他们形势陡变。郑士良接到这个通知后,立即解散部队,带领数百同志退到香港。尽管起义军英勇善战,但根本没有武器弹药补充的希望,无法继续打下去。日本人山田良政阵亡。
……
《世界文明的交响:从古至今的文化脉动》 导言:文明的洪流与人类的足迹 人类文明的轨迹并非一条平坦的直线,而是一曲由无数文化、思想和技术交织而成的宏大交响乐。从远古的曙光到信息时代的喧嚣,不同的地域和族群在各自的地理舞台上,谱写出了独树一帜的篇章。本书旨在带领读者超越单一地域的视角,以宏观的地理视野和深刻的文化洞察力,探索全球主要文明体系的兴衰更迭、相互影响以及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塑造。我们将聚焦于那些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古埃及的方尖碑、古希腊的民主思辨、古罗马的律法构建,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哲学沉思。这些古老的智慧,共同奠定了现代社会运作的基石。 第一部分:摇篮与最初的律法(公元前 4000 年 – 公元前 500 年) 第一章:两河的馈赠与文字的诞生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孕育了人类最早的城市文明。苏美尔人的城邦政治、楔形文字的发明,以及汉谟拉比法典所体现的早期社会契约精神,标志着人类开始从部落走向复杂的社会组织。我们深入探讨了苏美尔的宗教宇宙观,阿卡德帝国的统一,以及巴比伦人如何通过对天象的精确观测,构建起早期的数学和天文学体系。这些成就不仅是区域性的突破,更是全人类认知进步的里程碑。 第二章:尼罗河的永恒:埃及的生命与来世 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塑造了古埃及人对秩序(玛阿特)的执着追求。本章剖析了法老制度的宗教与政治基础,从早期王朝的统一到新王国的扩张,埃及文明展现了惊人的稳定性和对永恒的追求。我们着重考察了其复杂的丧葬仪式、对来世的信仰体系,以及象形文字背后的象征意义。此外,对金字塔和神庙建筑工程的分析,揭示了其高度发达的组织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 第三章:爱琴海的曙光与地中海的早期贸易 在希腊本土及其周边岛屿,米诺斯文明与迈锡尼文明在爱琴海区域形成了早期的高度复杂社会。克里特的宫殿经济模式,以及迈锡尼文明的军事结构和对“特洛伊”等传说故事的考古印证,描绘了一幅充满航海、贸易与冲突的早期地中海图景。这些爱琴海文化如何为后来的希腊城邦文明积累了技术和心理准备,是本章探讨的核心。 第二部分:古典时代的辉煌与理性之光(公元前 500 年 – 公元 476 年) 第四章:希腊的思辨:城邦、哲学与悲剧 希腊城邦(Polis)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试验田。本章细致入微地考察了雅典民主的运作机制、其局限性以及公民身份的界定。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辨,不仅定义了“西方哲学”的范畴,更提供了关于知识、真理和正义的持久框架。同时,戏剧艺术的兴起,从埃斯库罗斯到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反映了人面对命运与道德困境时的深刻反思。 第五章:罗马的帝国构建与法律遗产 从一个意大利半岛的小共和国,到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罗马的成功在于其无与伦比的组织、军事效率和工程技术。本章重点分析了罗马共和国的宪政结构、布匿战争对地中海霸权的确定,以及奥古斯都建立元首制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探讨了罗马法(如《十二表法》和查士丁尼法典)如何通过建立普遍适用性的法律原则,成为后世大陆法系的基础。 第六章:轴心时代的东方智慧 在西方文明寻求理性探讨的同时,东方世界正经历着深刻的哲学和宗教革命。本章转向印度和东方,探讨了印度吠陀经典的演变,佛教的创立及其向外传播的路径。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尤其是儒家思想对社会伦理的构建和道家思想对自然和谐的追求,为东亚文明奠定了数百年的文化底色。这些思想体系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试图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为个体找到精神的安顿之道。 第三部分:信仰的扩张与文明的重塑(公元 476 年 – 公元 1450 年) 第七章:基督教的崛起与欧洲的整合 罗马帝国衰落后,基督教信仰在西欧扮演了新的整合角色。本章讲述了教会如何填补政治真空,以及君士坦丁大帝的皈依如何改变了基督教的命运。中世纪的修道院制度如何保存了古典知识,加洛林王朝的复兴尝试,以及封建制度的形成,共同构筑了早期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结构。 八章:伊斯兰世界的黄金时代 自公元七世纪兴起,伊斯兰教的传播速度和文化影响是历史上罕见的。本章考察了阿拉伯帝国的迅速扩张,从伊比利亚半岛延伸至中亚。更重要的是,阿拔斯王朝时期,巴格达成为全球的学术中心。伊斯兰学者们在代数、医学(如伊本·西那的工作)和哲学翻译上的巨大贡献,不仅保存了希腊遗产,更将其推向新的高度。 第九章:东亚的帝国循环与技术革新 在中国,汉唐盛世奠定了东亚的政治与文化模式。本章分析了科举制度的建立如何塑造了士大夫阶层,以及宋代在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方面的技术飞跃对全球历史进程的潜在影响。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与本土化(如奈良和平安时期的发展),以及东南亚海上贸易网络的兴盛,共同描绘了这一时期东方的动态面貌。 结论:连接与共鸣 本书的叙事旨在展示,文明的发展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相互渗透、彼此参照的整体。从两河的灌溉渠到罗马的引水渠,从希腊的逻辑思辨到印度的冥想之道,人类总是在寻求解决生存、秩序与意义的共同难题。理解这些不同文明在不同时期的选择与成就,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现代世界的复杂根源,并为未来的全球性挑战寻找历史的智慧回响。我们所面对的现代世界,正是这场跨越万年的文明交响乐的最新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