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蘇州日記:揭開日本人的中國記憶(1939-1941)》的內容,是作者1938年12月被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推薦到外務省擔任駐中國的特彆研究員後,從1939年4月5日至1941年2月28日的日記。1939年9月25日抵達中國以前的日記很簡略,並且不是每天都有,顯然是經過編者的刪節,隻留下與他這次中國之行有關的內容。高倉正三到中國後,除瞭1940年2月15日至5月2日、5月31日至6月6日兩次齣去旅行,考察瞭江蘇、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的一些地方,以及偶爾有事去上海日本領事館外,其餘時間都在蘇州,日記說他的住處是“五卅路同益裏第三號”。這大概是書名叫作《蘇州日記》的原因。高倉正三的身體很不好,日記中屢屢有生病、住院的記載。1941年3月13日在“盤門內新橋巷蘇州醫院”去世,時年纔28歲。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這本書)在至今為止的記載中是極罕見的。我覺得這本日記不僅對誌同道閤者有用,而且對那些想以中國人生活為資料而探究人間生活百態的人們來說,也是可貴而難得的資料。從廣義而言,是作者對世人的一種貢獻。
——日本“漢學泰鬥”吉川幸次郎
精彩書摘
三月二十六日早上八點起床,早餐後,帶著北門和東部兵營區通行許可證齣去走走。從前天開始天氣就逐漸轉暖,身穿一件毛襯衫就已受不瞭瞭。從縣政府沿著城牆嚮前走。登上城牆朝外眺望,隔著泖河的沙洲有接連不斷的村落,村落的後麵是連綿的纍纍岩石的山巒。城內並不怎麼廣大但是十分的整潔。南北嚮的道路和一排排的房屋暢通無阻。在小南門的北麵和東麵有像是寺廟的遺跡。獅子還像新的,在其邊上有一口已被半埋在土裏的大鍾。這口鑄有鍾銘的大鍾是“大明正德十年乙亥四月吉日整飭兵備僉事寜口鑄”,底麵直徑有五六尺之寬。進入裏麵,有一塊道光十年重修南汝光道署的碑文。
從南門大道中山路嚮北,在大道中部左右開始,有很多牌樓。在第一座牌樓上有萬曆五年的“口史”二字,邊上有“南京山東道監察鬍秉性”等字。總的來說,這裏的石質為青色的堅硬的水成岩,因此磨損較少。再往北,又有一座萬曆十五年監察禦史的牌樓。上有“右都禦史董威文董果立”等字。再嚮北,還有一座“兄弟翰林萬曆七年九月”的牌樓。聽說北門內有一所申伯祠,找瞭又找,問瞭又問,結果還是沒找到。在東麵的一座小墳前,有一塊義楊書院記(弘治十五年)的碑,在其背麵有“大明萬曆口亥重九義陽大口”等字樣,再稍微嚮東,在信陽商會舊址有一塊倒在地麵的《大明弘治玖年丙辰菊月重修慈化寺殿記》的石碑。
齣北門去司令部,正好在前麵碰到瞭從對麵而來的永井中尉,順便乘上瞭他的車去子貢襇。西行不久,就有牌樓和先賢子貢祠(康熙三十七年)。沿著城牆西行,看到一口大井,在其旁邊有一塊石碑橫臥在那裏。在離開其四五間門麵處還有一塊碑.t寫著“乾隆甲戌鞦申陽第一井錢塘鍾璉書”。北麵還有一些石碑,如:康熙三十一年己卯重修先賢子貢祠記、嘉慶二十一年重修瑚璉書院碑記、乾隆二十一年重修端水祠記、乾隆二十一年伴書庵碑記(新建祠右伴書庵記)。在其北麵稍往東行的道路北邊有一處六角堂,裏麵有三塊大碑,右邊是“古申伯國嘉靖乙巳歲鼕十有二月”。圓柱是明代何大復故鄉之物,隔開圓柱的中央處是先賢子貢為宰處。
在六角堂的後背是用稻草鋪頂的民居,這些民居好像重疊在六角堂上,顯得有些邋遢。迴縣政府吃過午飯後,請羽端用Supursix牌的照相機給我拍瞭幾張照。齣南門過橋去三裏店。兩邊用稻草鋪頂的簡易木闆房建成的商店街一直延伸到橋堍。站在橋上一看,給人以與眾不同的感覺。城牆很美,在河兩邊有四五十名在洗濯的婦女。水清澈見底,連下麵的細沙都看得清清楚楚,有小魚在歡快地遊弋,使我想起國內的河流。稍下遊處,有一隻水牛在拉著獨輪車過河。太陽曬得暖洋洋的,脫掉瞭毛襯衫還感到有些熱,到處一派春天的景色。在橋中央碰到瞭近一個連隊的部隊。
三裏店是個用簡易城牆圍起來的小村莊,除道路兩旁有些人傢外,其他地方看來就無人傢瞭。為看小三裏店的一座小廟,特請一名保安隊員前來帶路。這名保安隊員是名叫佑野的一等兵,他從橋中央那兒追上瞭我。
……
《江南煙雨中的烽火:抗戰時期蘇州城市社會變遷研究》 著者: [此處可虛構作者名,如:李文斌] 齣版社: [此處可虛構齣版社名,如:華東師範大學齣版社] 齣版年份: [此處可虛構年份,如:2023年] --- 內容簡介 本書以抗日戰爭爆發前後,特彆是1937年至1945年間蘇州的城市社會生態為核心研究對象,深入剖析瞭在日軍占領這一特殊曆史背景下,這座傳統江南重鎮所經曆的深刻而復雜的變遷軌跡。本書並非專注於某一個體或某一特定時期的記錄,而是緻力於構建一個宏大的、多維度的社會圖景,探討戰爭如何滲透並重塑瞭城市生活的方方麵麵,包括經濟結構、階層關係、文化認同乃至日常生活倫理。 第一部分:淪陷下的城市肌理重塑:權力、空間與經濟秩序的顛覆 抗戰的爆發如同突如其來的洪水,瞬間衝垮瞭蘇州原有的社會秩序與經濟平衡。本書首先考察瞭日軍占領後,城市權力結構的轉移及其對城市空間布局的影響。日軍和僞政權的設立,如何通過設立新的行政區劃、軍事管製區以及經濟壟斷機構,對蘇州的傳統治理體係進行釜底抽薪式的改造,是本部分探討的重點。 我們通過對當時檔案、地方誌殘存記錄及相關口述史的交叉比對,詳細描繪瞭蘇州城內外的空間權力分布。例如,工業區(如早期的紡織廠周邊)如何被軍事化管理,傳統士紳階層的居住區(如閶門、葑門一帶)如何被納入日軍的管控範圍,以及商業中心(如觀前街)如何從市民消費場所轉變為物資調配和特權交易的場所。 經濟層麵,本書重點分析瞭“大僞經濟圈”的構建對蘇州傳統經濟體係的瓦解。蘇州作為絲綢、棉紡織業的重鎮,其産業鏈在戰爭中遭受瞭毀滅性的打擊。我們考察瞭日資企業(如日本紡織株式會社)如何利用戰爭帶來的壟斷地位,擠壓乃至吞並本地民族資本。貨幣體係的混亂——法幣貶值、軍票流通以及日元在特定區域的強製使用——如何加劇瞭普通市民的生活壓力,並催生瞭黑市經濟的繁榮。本書尤其關注瞭傳統手工業者和産業工人群體的命運,他們如何在新舊經濟體製的夾縫中求生,其技藝傳承和階層流動麵臨的挑戰。 第二部分:社會階層的劇烈分化與身份的流變 戰爭不僅改變瞭經濟製度,更深刻地撕裂瞭傳統的社會階層結構。本書細膩地呈現瞭戰爭時期蘇州社會階層的“兩極化”現象。 一方麵,一部分投靠日僞政權或利用戰爭機會投機取巧的“新富”階層迅速崛起,他們通過獲取特許經營權、從事軍需品供應或擔任僞職,積纍瞭大量財富,其生活方式與傳統士紳形成瞭鮮明對比。我們分析瞭這一階層在物質生活上錶現齣的“奢靡性”,以及他們在道德和身份認同上所麵臨的巨大張力。 另一方麵,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城市中下層市民,尤其是小商販、熟練工匠和底層文員,承受瞭物資匱乏、通貨膨脹和治安惡化的三重壓力。本書通過對傢庭收支記錄、社會救濟機構資料的分析,揭示瞭他們如何在“生存”這一絕對指令下,調整傢庭結構、改變消費習慣,甚至采取非正規的謀生手段。 此外,本書還專門探討瞭知識分子群體的分化與選擇。部分知識精英在內遷、堅守與附逆之間徘徊,其學術研究和文化實踐的空間被極度壓縮。我們對比瞭在淪陷區堅持進行“文化抵抗”的群體與那些選擇在僞職中保持職業身份的學者的不同境遇和精神狀態。 第三部分:日常生活中的抵抗與適應:文化、倫理與私人領域的空間 淪陷期的城市生活,是宏大曆史敘事之外,最能體現個體韌性的領域。本書深入探究瞭蘇州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適應”和“抵抗”占領政權。 “適應”體現在對新秩序的錶麵順從,例如對日軍管製的配閤、對新頒布法令的遵守,以及在公共場閤的言行舉止的自我審查。然而,這種適應往往是策略性的,而非全然認同。 而“抵抗”則更多地發生在私人領域和文化記憶中。蘇州是著名的園林之城和文化高地,本書關注瞭文化記憶在戰爭時期的作用。傳統節慶的微調、傢庭內部對傳統價值觀的堅守、乃至對蘇州方言和地方戲麯的私下傳承,都成為維護文化主體性的一種隱性方式。我們分析瞭諸如傢庭聚會、鄰裏互助等“微觀共同體”如何在公共秩序瓦解時,成為社會穩定和情感支持的最後屏障。 此外,本書還觸及瞭戰爭對社會倫理的衝擊,如戰爭帶來的傢庭離散、婦女地位的變化(包括在生産綫上和傢庭中的雙重負擔),以及基於地域、血緣和階層的新型社會網絡是如何在廢墟之上重建的。 總結與展望 《江南煙雨中的烽火》旨在超越簡單的戰爭敘事,將蘇州置於二十世紀中國城市化進程與民族危機的交匯點上。通過對權力、經濟、社會階層和日常生活這四個維度的細緻考察,本書試圖揭示:在極端政治高壓下,一座曆史悠久的江南城市如何進行痛苦的重塑,市民如何在生存的重負下,以復雜、矛盾甚至悖論性的方式,維係著他們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認同,為理解中國現代城市史提供瞭重要的個案分析。本書對於研究抗戰時期的城市社會史、社會分層與民眾心態轉變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