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文集：宪政与民主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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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萧公权文集：宪政与民主》收录萧公权先生1932年移讲清华大学起，至1949年去国止，关于宪政和民主的一系列著述，计22篇。曾于1948年题为《宪政与民主》，合集刊布。所论既有宪政与民主的一般原理，对于外域政制的介绍，更多的还是对于当日中国的实际所作的阐发，特别是对于当时中国施行宪政和民主的现实途径的剖析，而寄希望于批评，寓建议于分析。作者文风平实，运思细密，将实证与学理沟通，解释与建构合为一体，足堪垂范后世；其思其虑，不仅有助于省思过去，而且裨益于措置当下，瞻望将来。

作者简介

　　萧公权（1897—1981），20世纪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曾执教于中美各大学。1926年在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后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任教。1949年底赴美出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直至退休，讲授“中国政治思想”、“中国社会制度”以及“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等课程。
　　萧公权毕生从事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研究，其学以政治思想为主，兼及文、史、哲、艺术、诗词等方面，学贯中西，卓然有成，其学术思想之博厚与精深，行文之细密与笃实，对史料的钩沉及其鞭辟入里的分析，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是罕见的，因而被誉为“融合中西两大学统菁华之学人”。

目录

均权与均势
均权与联邦
论县政建设
施行宪政之准备
宪政的条件
说言论自由
宪政卑论
宪政实施后之中央政制
怎样研究宪草
宪政的心理建设
宪政二疑及其答复
英美民主政治
中国君主政体的实质
地方民意机构的初步检讨
低调谈选举
制宪与行宪
论宪草中的国体
宪法与宪草
中华民国宪法述评
说民主
中国政党的过去与将来
论选举

精彩书摘

　　我们中国二千余年当中的政体也曾有重要的变迁。而且也前后具有三种形式。在秦始皇统一以前，至少从春秋战国时代的情形看来，中国的政体是“封建天下”。这种政体是以列国为单位而以天下为全体。天子虽为“元后”，其实也是群后之一。群后奉他为共主，却未必受他的统治。政治上主要的工作，如安民理财等事都由列国各自办理。天子除了在“王畿”内办理同样的政事以外，并未在“天下”范围内施用治权。所以封建天下的“大一统”徒具形式，未有实质。诚然，在周朝八百年的长时期中，统一的程度先后颇有高低。在西周盛世，天子的实力较强，列国奉命较谨。此后宗周日趋衰微，到了春秋时代已呈尾大不掉的病态，到了战国就完全成为割据局面。然后就政治工作的本身看，政治生活的重心始终寄托在列国之中，而不在元后所临御的“天下”。这是封建天下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封建君主不能专政。而必须宗法贵族共政。这是宗法社会必有的现象，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周人用嫡庶之制，定天子诸侯继位之法，君主具有大宗宗子的身分，所以《诗传》解释“笃公刘篇”“君之宗之”一句说“为之君，为之大宗也”。大夫以下，既非君统，嫡庶之制，纯为宗法。政治上的地位不决于嫡子的身分，而决于个人的才智。他这个见解大体上是不错的。然而我们要注意，在宗法社会当中，仕进虽不限于嫡子，而卿大夫比较显要的职位必由同姓或异姓贵族当中选任。此外的人只能充任小吏，不能和“世卿”竞选，赵翼说得好：“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俞正燮也说：“王族辅王，公族治国，余皆功臣也。分殷民大族以与诸侯。所谓与之为伍长乡吏者于其中兴之，而无美仕大权”。又说：“上士中士下士府吏胥徒取诸乡兴贤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我们试观史实，就可证明。西周的大臣如周公召公太公芮伯彤伯毕公毛公祭公。东周大臣如周单刘富诸氏，都是天子同姓或异姓的贵戚。春秋各国的大臣如鲁三桓，郑七穆，晋栾韩魏赵范智中行，卫孙甯，齐国高崔庆陈，宋华向，楚斗成等也是诸侯同姓或异姓的世族。封建世卿之制从一方面看来固然是剥夺民权的不平等阶级制度，从另一方面看来也是限制君权的反专制政治制度。世卿所以能够限制君权，理由是很显明的。第一，佐政的大臣既具有世族子弟的资格，其进退任免自然不能够由君主任意决定。
　　第二，大臣在政治上的地位虽低于君主，他们在宗族里面的行辈也许高于君主。《康王之诰》记载康王即位时称群公为“伯父”，可为一例。第三，大臣或年高，或德劭。君主在决定大政之先，势须征询采纳他们的意见。否则一意孤行，必遭阻遏。“洪范”说国有大疑，“谋及卿士”。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又说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古史所传伊尹放太甲的事件可为一例。《左传》所记询国危的事实更不只一件。
　　有分治之国，无一统之政；有共治之臣，无专制之君，这是封建天下的两大特点。到了春秋以后封建政治和宗法社会相连崩坏，于是贵族衰亡，君权渐盛，列国兼并，归于一统。在这个过渡期间，社会的变动虽不只一端，而对于政治影响最大的变动恐怕第一要数因贵族衰亡而促成的“布衣卿相”的风气。封建天下的君主，受世卿辅政的限制，不失为一种上下相维之势。后来贵族没落，子弟鲜能，不足以经世治国。有为之君不得不在微贱人中别简贤士。加以权臣窃柄篡国，既得不着贵族的拥护，且为对抗他们残余的势力起见，于是大用游说之士以为自己的腹心爪牙。春秋时齐用管仲甯戚，秦用由余百里奚，楚用观丁父彭仲爽，是前者的实例。战国时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为国相，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为将，是后者的实例。这些布衣将相毫无门阀或身分的凭藉，他们所仰仗的只是自己的本领和君主的信任，然而根究起来，将相得位的直接决定因素还在君主的信任。君主不加信任，一个贤士纵有通天的本领或惊人的功绩，不转眼间就可以被投间置散，或由卿相降为布衣，甚至为阶下囚，做枉死鬼。范雎蔡泽白起乐毅都是榜样。至于怀才不遇的人更是不胜枚举。韩非的“孤愤”、“说难”不过是小鸣失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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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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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萧先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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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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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好，买来认真阅读学习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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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别人买的，还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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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书,书不但给了我知识和智慧,还给了我力量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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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学之后，学校里面巴不得孩子整天都在看课文，而根本很少有老师关心孩子读不读其他的图书，学校也没有能提供孩子丰富选择的图书馆，所以在选择这个环节，我们的孩子就已经没有多少可以自己做主的余地了。 到了阅读这个环节，大多数家长都认为，孩子上学了，他们怎么读书就是学校老师的事情，回家来之后，更是很少还有家长像对待没上学的幼儿那样，和他们一起读书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钱伯斯特别提到过，在这个环节，是需要阅读时间的，但是当孩子所有的时间都被老师布置的作业占据了的时候，他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阅读自己选择的书？ 而且有的孩子一旦没有把大量时间用在做作业上，而是用在了阅读上的时候，家长就会出来干预了，说孩子太贪玩，不用功读书，所以在这个环节，孩子仍然是不自由的，既没有多少时间去阅读，也没有多少人支持他阅读。 最后一个环节，读后的交流，不仅仅是最不受大人重视的环节，而且还往往成为扼杀孩子阅读兴趣和思考能力的环节，因为孩子读了书，就会有各种想法自然地冒出来，但是在我们的学校里面，他只能按照一个标准答案去理解书本。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家长在他的博客里面写，孩子读三国演义后，老师出题让学生回答，这本书里最聪明的人是谁？孩子答了自己觉得最聪明的人是孔明和庞统，但是老师就在批改的时候打了叉叉，说标准答案是：诸葛亮。 我相信任何一个成年人都知道，文学阅读和数理化考试是不一样的，文学阅读中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林妹妹，所以，我们才能在文学中收获独立思考和个性化创造的果实。但是现在这种消灭个性、扼杀创造力的教育模式，根本已经让文学阅读变成了文字背诵。所以，在钱伯斯描述的这个儿童阅读循环圈里面，中国孩子最缺少的东西——就是自由。 有一本书叫“谁偷走了我的奶酪”，我想每一个中国家长也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是“谁偷走了我孩子的自由”？我不想在这里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了，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能想得出这个答案的。 而在钱伯斯的阅读循环圈里面，还有一个最最大的疏漏，就是儿童文学的创作者，也是这个循环圈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他之所以会有这种疏漏倒也并不奇怪，因为在他的国家里面还不存在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么多文学创作的怪圈。在自然的状态下，文学创作当然是作者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写出来的作品也自然是百花齐放的。但是，在中国，首先，作者能写什么，是受到很多的因素制约的。其次，因为长期以来教辅的独霸市场，以儿童文学为专职的作者非常少。仅有的几个能以创作养活自己的作者，都是如郑渊洁、杨红樱那样的，完全走通俗低俗路线的作者。 现在正在征集意见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里面有一条就是，教科书的编写可以随意拿别人的作品使用，不需要经过著作权人许可。所以可想而知，还有什么头脑清醒的人会愿意进入儿童文学这个领域来任书商宰割呢？更何况，大家很可能还不知道的一点是，中国的教辅读物基本上是民营书商通过买书号、然后东拼西凑一些文字，粗制滥造出来的，而大部分教辅读物的收入是给了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因为不打通这些关节，他们的书就不可能有市场。 所以实际上这个修改法保护的就是——民营书商、教育部门这两方面的利益，如果这样的草案得到通过，我们还能指望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有什么发展？当中国独立的儿童文学撰稿人都不存在了，我们在选择童书的时候，就只能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国外引进的儿童图书，一个是由教育部制定的儿童图书。当我们选择的自由就剩下这一点点的时候，无论有多少有思想的成人阅读者，想给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自由阅读的空间，都将是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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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文集九册精装，京东300-60用200-80券合4.3折入，可喜可贺，完美收官。第三卷政治多元论为先生英文著述，已译出，中国法制出版社授权本，11月印刷，其他各卷均为6月印，而且书衣设计略有不同。第六卷英文著述无翻译。书装帧精美，符合作品气质。萧公权（1897—1981），20世纪中国政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曾执教于中美各大学。在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后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底赴美出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直至病逝。萧公权毕生从事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研究，为人文学科尤其是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20世纪中国政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是中国1948年第一批院士中仅有的两位政治学家之一(另一位是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钱端升先生)，也是成都燕山大学“四大名旦”之一(其他三位为陈寅恪、吴宓、李方桂)。他的著作以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西方政治思想、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广泛涉及政治多元论与政治一元论的关系、立宪主义与民主主义诸问题、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现代化问题、中西文化论争，以及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乌托邦思想等。其学术思想之博厚与精深，行文之细密与笃实，对史料的钩沉及其鞭辟入里的分析，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是罕见的。他的研究为中国政治学缔造了一个非常规范而又冷静的传统，由此开启了中西政治学研究的新模式，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示例。萧公权逝世后，有学者对他的评价是：“不断会有专家学者，但不可能再出现像萧公权那样兼通中西的通儒，就像在中华大地上，也不会再有像陈寅恪与钱钟书那样博学的通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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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文集：宪政与民主，萧公权先生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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