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际公共产品与东亚合作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

樊勇明，钱亚平，饶芸燕 著

图书标签:

• 区域合作
• 国际公共产品
• 东亚
• 国际关系
• 政治学
• 经济学
• 共同利益
• 区域治理
• 安全合作
• 多边主义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24578

版次：1

商品编码：11559203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51

字数：274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区域国际公共产品与东亚合作》详细地考察了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对原来作为西方学术界援助理论而问世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理论作了创新性的重构和演绎。本书还在运用这一理论对中国的亚洲外交做了多维度的案例分析和现状评估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推动东亚合作的战略思路和相关政策建议。

目录

第一章 区域合作的兴起和发展趋势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三、经济全球化面临的课题和挑战第二节 冷战结束和美国霸权的兴衰一、战后美国霸权的演变二、苏联解体和“一超多强”格局三、后冷战时期美国霸权的衰弱第三节 区域合作的浪潮一、欧盟和欧洲统一进程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现三、东亚合作的进展四、拉美和非洲的区域合作第二章 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的问世第一节 国际援助的区域效应一、北欧国家对国际援助区域效应的研究二、国际金融机构对区域合作的关注三、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的提出第二节 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理论建构一、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界定和分类二、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三、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民主参与五、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域外大国第三节 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一、霸权稳定论中的国际公共产品二、美国霸权和国际公共产品的私物化三、美国霸权衰落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第四节 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和合作机制建设一、区域主义和区域合作二、功能主义和区域合作三、国际机制和区域合作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合作第三章 东亚区域安全协商机制的探索第一节 朝核六方会谈和朝鲜半岛无核区建设一、朝核六方会谈的由来二、朝核会谈与朝鲜半岛无核区三、朝核会谈中的大国博弈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和转型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与发展二、从反恐合作到经贸合作三、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大国良性互动第三节 中老泰缅湄公河安全航行合作一、亚行主导的大湄公河计划二、湄公河航行安全和沿岸治安三、航行危机催生安全合作四、跨国境安全合作的先例第四章 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推进第一节 “10+3”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一、日本提出的亚太经济合作构想二、东盟的成长与扩大三、APEC的推动四、“10+3”机制的形成第二节 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早期收获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东盟的交往二、中国和东盟经济的互补三、早期收获的成果第三节 TPP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一、TPP构想和美国重返亚洲二、东亚各国对TPP的反应三、TPP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第五章 东亚金融合作的进展第一节 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清迈协议一、亚洲金融中IMF的困境二、金融危机唤起东亚合作意识三、从亚洲版货币基金构想到清迈协议第二节 清迈协议的多边化和机制化一、清迈协议与亚洲金融合作的起步二、从双边货币互换到多边亚洲外汇库建设三、清迈协议的机制化第三节 亚洲金融合作领域的拓展一、亚元构想及其前景二、亚洲债券市场的形成三、其他亚洲金融合作第六章 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和中国的东亚战略第一节 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国际义务一、中国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的增长二、国际治理结构变化及对中国期望三、发展中大国的“虽强犹弱”的基本特征第二节 中国在东亚洲提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路径选择一、亚洲是中国的外交重点二、中国经济转型和亚洲经济一体化三、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金融合作四、中国对外开放深化和亚洲基础设施整治五、从经济互利到政治安全互信第三节 从区域治理向全球治理一、中国和平发展的路径选择二、提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起点三、向和谐世界迈进

精彩书摘

　　2．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　　1979年诞生的欧洲货币体系被认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在固定汇率方面最为雄心勃勃的实验。欧洲货币体系推出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建立一种新的货币单元即欧洲货币单元，其预期目的是在欧元诞生之前在欧洲追求固定汇率，抑制欧洲汇率的不稳定性。但随着东西德合并增强了德国经济，虽然德国马克在欧洲货币单位中份额不变，但由于马克对美元升值，其币值变化对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英国和意大利经济不景气，需要实行低利率刺激经济发展，而统一后的德国则面临着不断增加的财政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压力，如实行低利率则会引发通胀。因此，在欧洲国家为了稳定欧洲汇率不断降低利率的时候，德国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提高了德国马克的利率，随即市场上出现了抛售英镑、里拉抢购马克的投机性攻击，致使英镑和里拉汇率大跌，爆发欧洲货币体系危机。　　尽管欧共体放宽了汇率目标区的中心汇率浮动宽幅，但仍挡不住市场的投机性攻击，从外围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在90年代陷入衰退，为刺激经济复苏，一直采取降低利率手段，大幅度的利率差也使投资者抛售美元，买进马克，导致马克汇率上升，从而引起欧洲汇率机制的动荡。从根本上来说，欧共体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是导致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差异，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机制的要求，危机最后导致英镑和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3．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　　墨西哥在20世纪80年代曾被誉为新兴市场的典范。债务危机后墨西哥采取了多项经济改革措施，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是90年代早期，巨额外资流人墨西哥为它1994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当美国提高利率时，墨西哥比索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加上国外投资者对墨西哥经济发展前景缺乏信心，大量抛售比索抢购美元，使得墨西哥爆发了著名的“比索危机”。　　墨西哥金融危机迅速地传染到整个拉美国家，甚至波及了欧洲、亚洲国家，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股票指数出现大幅下跌。这次墨西哥比索危机的原因，外界普遍认为是由于政治动荡产生的，当时墨西哥国内发生一系列政治暴力事件，动摇了市场投资者的信心。此外，墨西哥政府经常项目出现了庞大的赤字，而盯住美元的隐性“汇率保障”又吸引了大规模私人资本流人。　　……

区域国际公共产品与东亚合作 第一章：东亚区域合作的缘起与演进 东亚，这片孕育了悠久文明的土地，在历经近现代的动荡与变革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全球化浪潮。不同于欧洲以政治一体化为主导的区域合作模式，东亚区域合作更侧重于经济领域的协同发展。其缘起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尽管意识形态的隔阂一度阻碍了区域内的深度交流，但地理的相近、文化的渊源以及共同抵御外部风险的需求，始终在潜移默化地推动着区域内的联系。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一些东亚经济体的崛起，特别是日本、韩国以及“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东亚区域内的经济互补性逐渐显现。贸易和投资成为连接区域内各国的主要纽带。然而，区域合作的真正加速，则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场危机暴露了区域内金融市场脆弱性以及缺乏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的不足。正是这场危机，激发了东亚国家加强经济合作、构建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强烈愿望。 由此，一系列的区域合作机制应运而生。从最初的东盟（ASEAN）及其与对话伙伴的合作，到后来更为广泛的东盟+1、东盟+3（中日韩）以及更具包容性的东亚峰会（EAS），东亚区域合作的架构日益完善，其议题也从最初的经济贸易，逐步拓展到安全、环境、卫生、灾害管理等更广泛的领域。这种演进不仅体现在合作机制的多样化，更体现在合作层次的深化和参与方的扩展，展现了东亚区域合作强大的韧性和生命力。 第二章：国际公共产品的界定与特征 理解东亚区域合作的内涵，离不开对“国际公共产品”这一核心概念的深入剖析。国际公共产品，简而言之，是指能够被多个国家共享，且一个国家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国家对其消费的商品或服务。它具有两个关键的经济学特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非竞争性意味着，当一个国家消费了某种国际公共产品时，其他国家仍然能够同样地消费它，而无需付出额外的成本。例如，一个关于区域流行病监测和预警的系统，一旦建立，所有成员国都可以从中受益，一个国家的受益并不影响其他国家的受益。 非排他性则意味着，很难或不可能阻止任何一个国家（包括非支付国）使用这种国际公共产品。比如，一旦建立了区域性的知识产权保护框架，所有参与国都能够享受到框架下的保护，即使一些国家在该框架的建立和维护中贡献较少。 然而，国际公共产品之所以能够产生，往往需要克服“搭便车”的问题。由于其非排他性，一些国家可能会选择不承担成本，却依然享受产品带来的收益。这导致了国际公共产品往往供给不足，因为单个国家难以独自承担其高昂的初始成本和持续的维护费用。因此，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通常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协调以及集体行动。 国际公共产品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有形的国际公共产品可能包括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如跨国电网、交通网络），而无形的则更多体现在知识、信息、标准、规则、安全保障等方面。 第三章：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在东亚区域合作的实践中，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体现在各个层面，其供给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区域合作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1. 经济类公共产品：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金融稳定：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日本、韩国之间建立了“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多边化，为区域内国家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是典型的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公共产品。此外，区域内的宏观经济信息共享、政策对话等，有助于避免经济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维护区域经济的整体稳定。 贸易便利化与投资环境优化： 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一系列自贸协定的建立和完善，降低了区域内的贸易壁垒，促进了商品、服务和投资的自由流动。这些协定的制定和执行，本身就是提供区域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这一公共产品的重要体现。 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虽然具有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考量，但在东亚区域内，也通过投资和建设跨境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联系和一体化，提升了区域的整体运行效率。 2. 非经济类公共产品： 灾害管理与人道主义援助： 东亚地区是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如地震、台风、洪水等。区域内建立了如“亚洲灾害风险信息中心”（ADRC）等机制，共享灾害预警信息，协调救援行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种能力建设和信息共享，是应对共同挑战的典型公共产品。 公共卫生安全： SARS、H1N1流感、COVID-19等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出现，凸显了区域内公共卫生合作的重要性。东亚各国在疾病监测、信息共享、联合科研、疫苗研发与分配等方面进行了合作，构建了区域性的公共卫生安全网。 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 跨界污染、空气质量下降、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促使东亚国家在环保技术交流、污染治理经验分享、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协调等方面开展合作。例如，黄海及渤海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空气污染联防联控等。 安全合作与信任建立： 尽管地缘政治复杂，但东亚区域内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安全合作，如反恐、打击跨国犯罪、海上安全合作等。通过这些合作，提升了区域的和平稳定程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安全的环境。香格里拉对话等非官方平台，也为区域安全对话提供了重要渠道，促进了区域安全信任的构建。 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 促进区域内人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也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教育、旅游、文化节庆等活动，有助于弥合文化差异，增进民间友谊，为区域合作奠定社会基础。 第四章：东亚区域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 尽管东亚区域合作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仍然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也直接影响到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搭便车”问题与利益分配不均： 区域内各国的发展水平、利益诉求存在差异。一些发达国家可能承担了大部分的公共产品供给成本，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更倾向于享受免费午餐，导致供给动力不足。如何公平地分摊成本，激励各方积极参与，是持续的挑战。 国家主权与集体行动的张力： 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规则约束和集体行动。然而，东亚各国的主权意识仍然非常强烈，如何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推动有效的区域性集体行动，实现利益的“最小化损失，最大化收益”，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缺乏强有力的区域治理机制： 与欧盟等成熟的区域组织相比，东亚区域合作在制度建设、决策机制、执行能力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很多合作停留在非正式的对话和协调层面，缺乏强制性的约束力，导致合作成果难以转化为真正稳定的公共产品。 地缘政治竞争与互信赤字： 区域内一些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和互信赤字，是阻碍深度合作的重要因素。这些矛盾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对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持保守态度，或将合作政治化，进一步加剧了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 全球性挑战的压力： 气候变化、大流行病、经济下行压力等全球性挑战，对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区域合作机制需要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展现出更强的能力和韧性，但现有机制的资源和能力可能不足以完全应对。 参与方的多样性与协调难度： 东亚区域合作的参与方众多，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发展中经济体，其发展模式、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各不相同。这种多样性增加了协调的难度，使得达成共识和推进具体合作项目更为复杂。 第五章：未来展望：深化合作，创新供给模式 面对挑战，东亚区域合作的未来发展，需要在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深化合作机制上下功夫。 多元化供给模式： 鼓励不同类型的主体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包括政府、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学术机构和公民社会。可以探索更多公私伙伴关系（PPP）模式，汇聚各方资源和专业知识。 渐进式与项目式结合： 在一些敏感或复杂的领域，可以采取渐进式的合作方式，从小处着手，积累经验，逐步扩大合作范围。同时，可以聚焦于一些具有明确收益的项目，通过具体的项目合作来推动区域一体化。 加强能力建设与制度建设： 持续加强区域内各国在政策制定、技术研发、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同时，探索建立更为有效的区域治理机制，明确各方权责，提升合作的规范性和效率。 以共同利益为导向： 突出合作的共同利益，强调合作的互惠性，将合作的重点放在能够为区域内所有国家带来切实利益的领域，如贸易便利化、互联互通、应对共同威胁等。 促进知识共享与最佳实践推广： 加强区域内的知识转移和最佳实践的分享，帮助发展中经济体提升能力，缩小发展差距，从而更好地参与到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共享中。 强化对话与信任构建： 继续通过多边平台和双边沟通，加强区域内各国的对话和交流，增进战略互信，为深化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总而言之，东亚区域合作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事业，其核心在于如何有效地提供和共享区域国际公共产品。未来的发展，需要所有参与者以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共同应对挑战，携手前行，为构建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和可持续的东亚地区贡献力量。

评分☆☆☆☆☆

读完第一部分，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拉进了一场关于“集体行动困境”的深度研讨会。作者似乎对传统的国际合作理论进行了有力的挑战，他没有仅仅停留在制度主义或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中打转，而是将重点放在了“东亚”这一特定语境下，探讨那些非制度化的、基于信任和历史记忆的“软性”合作是如何构筑起区域合作的底层逻辑的。我对其中关于“不信任溢出效应”的论述尤其感兴趣，在这样一个多极化且历史遗留问题尚存的区域，任何一次合作的成果都可能是脆弱的，如何通过供给优质且可见的公共产品来逐渐消弭这种系统性的疑虑，是本文的核心关切点。我推测作者可能引入了博弈论的视角，来模拟各国在不同策略选择下的最优解路径，并论证了在特定条件下，非排他性的区域福利供给，如何能有效内化外部成本，从而推动各国从“囚徒困境”中解脱出来。这种对机制设计和行为激励的深入挖掘，是衡量一本学术著作深度与否的重要标尺。

评分☆☆☆☆☆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非常引人入胜，它并非枯燥的理论堆砌，而更像是带领读者进行一次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田野考察。我注意到作者在论证过程中，非常注重对具体历史节点的把握，特别是冷战后东亚安全架构的重塑，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对区域认同的冲击。这种将抽象概念“锚定”在具体历史事件上的写作手法，极大地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我设想书中必定有对特定领域——比如供应链韧性或跨界金融稳定——的深入个案分析。相比于关注那些全球性的、由大国主导的公共产品，本书的聚焦使得分析可以更加微观和精确，能够揭示出那些在日常贸易往来、技术标准制定中悄然形成的、不被主流媒体关注的合作细节。这种由下而上（Bottom-up）的观察视角，往往能揭示出上层设计者难以察觉的真实运作逻辑，这正是区域研究的魅力所在。

评分☆☆☆☆☆

坦白说，阅读此类涉及宏大国际议题的专著，往往让人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感到战栗。本书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它成功地将一种原本被视为理想主义的“公共利益”观念，置于冷酷的国际政治现实之中，进行了一次务实的检验。我猜测它对“东亚”作为研究对象的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基于该地区在二战后独特的“发展优先”逻辑，这种逻辑如何影响了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和实现方式，是值得细细品味的。比如，相比于传统西方视角下的安全或环境产品，区域内的经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否构成了最优先的“隐形公共产品”？如果能有力地论证这一点，并辅以详实的数据和时间序列分析，那么这本书将为理解当代亚洲的政治经济整合，提供一个无可替代的理论基石和实证参照。它提出的模型和结论，无疑将成为未来相关领域研究者绕不开的起点或靶子。

评分☆☆☆☆☆

这本厚重的著作，光是书名就让人对其中蕴含的深邃思考充满期待。它似乎在试图解构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议题，即“公共产品”在跨越国界的背景下，如何在地缘政治的棋盘上发挥作用。我特别关注它对“区域性”这一概念的界定，究竟是地理上的邻近，还是基于共同利益或历史渊源的聚合？作者的论述显然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学范畴，更像是在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的交汇点上搭建起一座桥梁。我猜想书中必然会详细剖析在缺乏一个强有力中央权威的区域体系中，如何通过契约、规范乃至是隐性的权力结构来供给那些惠及所有成员但又难以个体负担的“产品”——比如稳定的贸易环境、共同的环境治理标准，甚至是区域安全保障机制。这种供给过程，必然伴随着复杂的利益博弈和资源分配的难题，很期待作者能用扎实的案例和精妙的理论框架，将这些动态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一个成功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范例，往往是区域合作能否持续深化的试金石，这本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审视这些复杂互动的一把锐利手术刀。

评分☆☆☆☆☆

从文本的文风来看，作者显然拥有一种清晰而又富有洞察力的笔触，其语言的密度很高，每一个句子都似乎承载了多重含义，需要读者反复咀嚼才能完全领会其精髓。它似乎没有回避东亚合作中那些尖锐的矛盾和潜在的冲突点，反而将其视为催化剂，促使区域行为体去寻求更具包容性的解决方案。我特别期待它对“主权与合作”之间张力的阐释。在强调集体利益的同时，如何不损害各成员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理论抽象能力来平衡。如果书中能够提供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来区分“强制性合作”和“自愿性合作”的临界点，并说明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如何模糊甚至超越这一界限，那么这本书的理论贡献将是巨大的。它不仅仅是在描述现状，更是在探索一种可持续的、在不同意识形态并存的区域内实现共同繁荣的“组织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