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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 著

图书标签:

• 明史
• 万历
• 历史
• 历史小说
• 黄仁宇
• 增订本
• 文化
• 社会
• 政治
• 历史人物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10832499

版次：1

商品编码：11620244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28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三十余年长销不衰！ 自1982年在国内首次出版以来，不断再版重印，在国内学术界、史学界刮起“黄仁宇旋风”，并形成持续至今的“黄学热”。
　　★台湾学者陶希圣先生所写《陶希圣读后记——君主集权制之末路》一文，属首次在大陆面世。
　　★黄仁宇先生负盛名的代表之作。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文化界影响大的20本图书之一。
　　★本书英文版被美国多所大学作为教材采用。

内容简介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这本书以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前后的史事和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展开叙述。
　　全书按照几个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如万历皇帝、申时令、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分为七个章节，在人物的叙述之间穿插着或大如抗击倭寇，或小如妃嫔斗争的历史事件。作者研究的明史，并不只拘泥于大事件和热点，而是捕捉到万历年间表面虽似末端小节，实则为后世历史的发展埋下重要于伏笔的事件。在作者的眼中，这些事件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均是历史的重点。作者在全书中表达着对明史深刻的思考与分析，他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作者简介

　　黄仁宇 ，（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退伍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1979年他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精彩书评

　　★《万历十五年》在青年学人和相关学界所受欢迎程度，要远比在历史学界高得多，这说明历史学界与相关学科及社会有很大的隔膜。……黄先生的成就在于，他确使人们注意到通常说法的另一面。
　　——赵世瑜《无可替代的黄仁宇》

　　★黄先生的著述，以《万历十五年》成就最大。该书打破了学术与通俗的分界，以生动之笔演绎深刻之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以超然独到的眼光，典雅晓畅的手笔，由小见大，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天地。
　　——方舟子 《悼念黄仁宇先生》

目录

自 序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参考书目附录一
《神宗实录》一
《神宗实录》二
附录二 1619年的辽东战役
附：黄仁宇手绘图
附录三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附录四 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三数事
附录五 万历皇帝：长期荒废政事与消极对抗
附录六 陶希圣读后记——君主集权制之末路

精彩书摘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1587年阳历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海瑞去世月日，据《海瑞集》页599；《明代名人传》页474。《神宗实录》页359记为11月15日。〗。他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对他的生平行事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这争执一直延续到多少年以后还会成为问题的焦点。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十余两，不够殓葬之资〖《海瑞集》页599；《神宗实录》页3591；《明史》卷226页2604。〗。
　　然则在法律教条文字不及之处，海瑞则又主张要忠实地体会法律的精神，不能因为条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隶巡抚任内，就曾命令把高利贷典当而当死的田产物归原主，因而形成了一个引起全国注意的争端。
　　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准是：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海瑞集》页117。〗。
　　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的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海瑞以举人出身而进入仕途，开始被委任为福建一个县的儒学教授，任期四年。到1558年升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他已经四十五岁。
　　这淳安县，乃是往来三省的孔道。交通发达，本县人民的负担也随之加重。原因是按照本朝立国时所订立的财政制度，政府中的预算并无旅费一项，全国一千零四十个驿站，名义上由兵部掌管，实际上一切费用，即过境官员本人及其随从所需的食物、马匹和船轿挑夫，全部由该地方负责。兵部只发给旅行人员一纸勘合，驿站所在之处，即须按照规定供应〖全国驿站经理情形，见苏同炳著《驿递制度》。亦详Huang，Taxation p.38.《大明会典》卷145页46有此一千多个驿站分布的情形。〗。七品官海瑞的声名开始为人所知，就是因为他能够严厉而巧妙地拒绝了官员滥用这种权力而增加地方上的负担。
　　这一段故事说，当日以文官而出任总督的胡宗宪，兼负防御倭寇的职责，居官风厉，境内的官民无不凛然畏惧。一次，他的儿子道经淳安，随带大批人员和行李，作威作福，对驿站的款待百般挑剔，并且凌辱驿丞。县令海瑞立即命令衙役皂隶拘捕这位公子押解至总督衙门，并且没收了他携带的大量现银。他在呈报总督的公文内声称，这个胡公子必系假冒，因为总督大人节望清高，不可能有这样的不肖之子，也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金银财物〖胡宗宪之子过境的故事，见《明史》卷226页2602。但其情节与《三国演义》之“怒鞭督邮”情节相仿，不能断定属实与否，《明代名人传》内海瑞传记无此记载。〗。
　　如果这段故事夹杂了夸张和渲染，那么，海瑞对付鄢懋卿的经过则属确凿无疑，因为有他收入文集中的缄牍可以为证〖《海瑞集》页168~169，552~553。〗。
　　1560年，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受命清理盐法，南北各省的食盐征收专卖都归他节制，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加强抗击倭寇的财力。对于这位钦差大臣，地方官自然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而钦差大臣本人也不能避免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时尚，先期发出通令，内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靡费里甲”。这样的官样文章早已为人所司空见惯，不过视作一纸具文，即在钦差大人本身也不会想到会有人认真对待。
　　淳安县县令海瑞对这一通令可是毫不含糊。当鄢都院的节使尚未到达淳安，他已经接到一个禀帖。禀帖的一开头规规矩矩地写着“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谨禀”，紧接着就把通令的原文节录于后，再接着就说台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听者皆曰，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并有金花金缎在席间连续奉献，其他供帐也极为华丽，虽溺器亦以银为之云云。最后要求钦差大人摒弃奢华的排场和搜刮，并且说，如果不能拒绝地方官这样的阿谀恭维，将来势必无法做到公事公办，完成皇上委托的任务。据说，鄢懋卿接到禀帖以后，就没有敢进入淳安，而是绕道他去〖《海瑞集》页585。〗。
　　这种直言抗命的精神，可能使海瑞失掉了一个升官的机会〖《明史》卷226页2602；《海瑞集》页587所记与《明史》有异。〗。他于1562年调任江西兴国，官职仍是知县，不升不降。以他这样的性格和作风，上司当然衔恨在心，如果不是他本人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十个海瑞也早已罢官免职。他的节俭的名声遐迩皆知，据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竟然以传播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肉〖《明史》卷226页2602；《海瑞集》页586；《国朝献征录》卷64页38。〗。 此事的真实性无法得到证明，但海瑞饭桌上的蔬菜出自他亲自督率别人在衙后栽种，则属毫无疑问。
　　基于道德观念的驱使，下级官员反抗上级，历来也并不罕见，但大多引不起特别的注意，事情发生后不久，随即为人遗忘。然而海瑞却属例外，他得到命运的帮助，历史站到了他这一边。1562年，历任首辅几达二十年的大学士严嵩为嘉靖皇帝免职，他所扶植的私人也不免相继倒台，其中包括胡宗宪和鄢懋卿〖《明史》卷205页2381、卷308页3490。〗。他们既被确定为坏人，海瑞在他们当权的时候敢于和他们作对，当然可以算得特行卓识。为此他的声望大增。这四十九岁的海瑞，虽然不是进士出身，官阶也仅为正七品，可是已经获得了在大众心目中成为英雄的可能性，只须再加以机缘，就可以把这一地位巩固下来。
　　1565年，海瑞再次表现了他直言的胆略。当时他已经升任户部主事，官阶为正六品，这是一个接近于中级官员的职位。当时的北京，并没有出现什么令人振奋的气象。相反的，南北两方都连连告警，急待增加收入以备军需。然而政府别无新的途径筹款，可行的办法还是不外挪借和增加附加税。前者并不增加收入，也没有紧缩支出，而仅仅是此款彼用；后者则使税收制度更加复杂和实际执行更加困难。户部是国家的财政机关，但是主事一类的官儿却无事可做，大政方针出自堂官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是日渐一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已〖《明史》卷72页743、卷225页2595；《大明会典》卷14页1；Taxation p.16，266-267，293.〗。
　　……

前言/序言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委托黄苗子兄和中华书局联系。承中华书局慨允，此书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读者见面。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五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两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两千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词，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Feudal System翻译过来的。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差别很大。当时译者对中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而欧洲的Feudal System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来，经多数学者的苦心研究，才真相大白。本书的英文本论述明代社会，避免了Feudal System的字样，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封建”一词来概括明代的政治与经济。〕。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此人官至吏部尚书，因张居正夺情一事去职，见本书第一章。〕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的经过。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而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十五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有关16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三十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三十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其有创意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又，廖沫沙兄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为本书生色不少。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
　　黄仁宇
　　1981年1月于美国

《万历十五年（增订本）》内容简介（排除原书核心内容） 《光影流转：明代士人与时代变迁的侧影》 本书聚焦于明代晚期——一个表面上承平日久，实则暗流涌动的历史时期。我们并非将目光集中于帝王的权谋或朝堂的政争，而是选择了一个更细微、更具人文关怀的切入点：那些生活在历史洪流边缘的普通士人、工匠、以及地方官员，他们如何理解和适应那个飞速转型的时代。 第一部分：知识的边界与士人的困境 在万历年间，官方意识形态的桎梏与民间思想的活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书的开篇，将通过对几位未被主流史学充分记录的儒生个案研究，来探讨“学问”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价值与局限。 1. 边缘的学派：乾嘉学派的萌芽与早期形态 我们考察了在万历朝，一批致力于考据、质疑传统注疏的学者群体。他们如何在高压的学术环境下，悄悄积累了后世“实学”的根基？他们的著作往往晦涩难懂，但在特定圈层内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分析了他们的手稿流传方式，以及他们对官方史学的微妙抵抗——这并非激烈的政治反对，而是一种知识层面的“非暴力不合作”。 2. 书院的兴衰：教育与社会阶层的固化 明中后期，书院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书院的教育内容开始分化。一部分书院仍坚守程朱理学，培养传统的官僚后备役；而另一部分则开始融入实用技术和地方经济学的知识。本书细致描摹了数个著名书院的日常运作，揭示了在资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士人阶层内部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而产生的微妙裂痕。我们将关注那些未能通过科举，却凭借自身学识在地方上获得声望的“布衣学者”。 3. 观念的冲突：时间与空间的重构 万历年间的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的兴起，对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构成了挑战。本书中专门有一章，探讨了早期翻译作品对知识界的影响。那些关于新大陆、新物种的记载，是如何在士人的私下交流中引发关于“天圆地方”之外的新思考的？我们检视了私人藏书中对这些异域知识的收录情况，并分析了这些新知识如何与既有的宇宙观产生摩擦，并最终被选择性地吸收或排斥。 第二部分：技艺的传承与物质生活的转型 明代后期，手工业的专业化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掌握核心技术的工匠群体，其社会地位却长期处于边缘。 1. 匠人的自画像：行会组织与知识产权的萌芽 本书深入考察了江南地区丝织业和景德镇瓷器的生产网络。我们没有关注那些官窑的奢华，而是聚焦于作坊内部的权力结构。工匠如何通过家族传承或师徒制度来保护他们的“秘技”？在缺乏现代专利保护的时代，他们发展出了哪些独特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模式？通过对徽州宗族档案中关于技术转让和纠纷的记录分析，我们得以一窥古代技术知识的“商业化”路径。 2. 城市空间的演变：市民阶层的崛起与文化消费 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以市民为主体的新兴文化开始出现。本书分析了戏曲（特别是昆曲的流行）、小说（如早期的话本和拟话本的印刷与传播）如何从贵族的娱乐，逐步走向市民的消费品。我们对比了不同版本书籍的装帧、用纸和定价，从而侧面勾勒出当时市民阶层对文化产品的支付能力和审美偏好。这种新兴的“文化市场”对传统文人的清高姿态构成了无声的挑战。 3. 农商的互动：田产与资本的融合 明代晚期，士绅阶层与商业资本的联姻日益紧密。许多读书人通过科举获取官职，却利用职权在地方上进行土地兼并或投资商业活动。本书通过对几位地方乡绅的财产清单梳理，揭示了他们如何将科举成功带来的政治资本转化为长期的经济优势，以及这种模式对地方农业生产力的潜在挤压效应。 第三部分：地方治理的张力与隐形的秩序 在中央权力效能下降的背景下，地方上的“小气候”决定了普通百姓的实际生活质量。 1. 赈灾与地方精英：社会救助的私人化 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官方的赈济体系往往效率低下。本书考察了地方士绅、宗族和商会是如何自发组织起来，构建起一套民间互助网络。这些救助行动的背后，是对“仁义”的实践，也是对地方影响力的巩固。我们详细分析了灾荒年间，善堂的收支记录和救助名单，探讨了这种私人化的救助体系如何加剧了社会内部的隐性分层。 2. 胥吏群像：技术官僚的生存哲学 在“冗官”的体制下，真正掌握行政技术和日常运作的是那些低级胥吏。本书将目光投向了这些“脚踏实地”的执行者。他们如何周旋于上级官员、地方士绅和百姓之间？他们并非历史的主角，但他们的经验和潜规则，构成了维系帝国末期运转的润滑剂。通过对清代早期继承的明代胥吏判词、案例档案的研究，我们还原了他们复杂的职业道德与生存策略。 3. 地方冲突的调解：族权与皇权的微妙平衡 在基层，族规、乡约往往比皇帝的律法更具约束力。本书选取了数起涉及土地、婚姻和名誉的民间诉讼，展示了县衙判案时，如何权衡官方律例与地方宗族习惯。这种“弹性执法”既是地方治理的智慧，也埋下了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隐患。 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的、去中心化的明末图景，强调在宏大叙事之下，无数个体经验如何共同塑造了一个复杂而充满张力的时代侧影。

评分☆☆☆☆☆

作为一名业余历史爱好者，我发现这本书的史料运用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它不像某些历史作品那样堆砌汗牛充栋的原始资料来炫耀学识，而是将考证的成果内化为叙事的一部分，润物细无声地支撑着论点。那些细节——比如一份奏折的措辞、一次会议的记录、一个官员的家书片段——都被精妙地嵌入到情节推进中，为人物的行为动机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佐证。这种处理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历史场景的可信度和沉浸感。我能清晰地“看见”那些士大夫在昏暗的官署中伏案疾书，能“听见”朝堂上的剑拔弩张。这种基于扎实考据之上的文学化表达，使得严肃的历史研究不再是枯燥的象牙塔产物，而是可以被大众深度理解和欣赏的智力产品。

评分☆☆☆☆☆

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深刻的“问题意识”。它并非简单地复述发生了什么，而是不断追问“为什么会这样”。作者通过对几个核心人物命运的聚焦，构建了一个关于“个人与体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永恒悖论的探讨场。这些人物的悲剧性结局，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那个特定历史结构下必然的产物。这种洞察力，使得全书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现实意义。它打破了我们对“盛世”或“衰亡”的简单标签化认知，转而探讨维持一个庞大帝国运转所需的那些隐秘而脆弱的平衡点。每次合上书本，我都会陷入长久的沉思，思考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那些看似稳固的结构，其内部又潜藏着哪些类似的、尚未被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它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审视社会运行模式的全新且有力的思维工具。

评分☆☆☆☆☆

这本书的叙事视角极其独特，它并非宏大的历史编年史，而是像一台精密的显微镜，将明朝万历十五年——一个看似平淡的年份——剖析得淋漓尽致。作者的功力在于，他能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精准地捕捉到那些微小却足以牵动时代脉络的事件和人物的内在逻辑。读来，你会被带入一个充满张力的时空，感受到个体在庞大体制下的挣扎与无力。书中对官僚体系的运行机制的描述，那种令人窒息的繁文缛节和权力制衡的微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分析。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描绘人物内心世界时的那种克制与深邃，既不过度煽情，也绝不冷漠，而是以一种近乎悲悯的笔触，展现了“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复杂性。它让我重新思考了“历史事件”背后的“人情世故”，远非教科书上那种脸谱化的描述所能涵盖。每一次重读，似乎都能从那些熟悉的篇章中，挖掘出新的层次感，体会到深藏在平静表象下的暗流涌动。

评分☆☆☆☆☆

这部作品的文字驾驭能力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它有一种老派文人的沉稳与考究，但又全然不失现代阅读的流畅性。行文间，那些古朴典雅的词汇信手拈来，却从未显得晦涩难懂，反而构建了一种庄重而又引人入胜的阅读氛围。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读”历史，而是在跟随一位技艺高超的说书人，他手中的画卷徐徐展开，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张弛有度。特别是当他描述到一些关键的哲学思辨或者对制度的反思时，那种如同击石般的清脆和力量感，会瞬间抓住你的注意力，让人不得不停下来，细细品味那句背后的深意。这种文字风格，既有古典文学的韵味，又具备现代社科研究的严谨，是极其难得的结合。读完后，那种知识与美感交织的满足感，是很多纯粹的学术著作或流水账式的历史记录所无法提供的。

评分☆☆☆☆☆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与其说是一次信息获取的过程，不如说是一场精神上的洗礼。它所营造的氛围是压抑的，但这种压抑并非源于故作阴沉，而是历史宿命感的自然流露。它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上，无论是身居庙堂之高还是身处江湖之远，个体都难以逃脱时代的逻辑。读完后，我不仅对那个时代有了更细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对人性在权力与规则面前的表现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它不提供廉价的希望或激昂的口号，而是提供了一种清醒的、略带悲凉的智慧。这种智慧，如同冷峻的月光，照亮了历史幽暗的角落，也让我学会了用更审慎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复杂局面。

评分☆☆☆☆☆

这书不错，一直想买，确实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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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增加知识储备，很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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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看完，此书作者带你以独特的角度切入历史，发现思考历史演进根源，处在历史节点中每个人物，面对改革与传统道德，人性的阴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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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内容不错，配送服务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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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很久的作品，准备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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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还没看，不过大致翻了翻，没有什么装订问题。封面有少许竖直的擦痕，不过也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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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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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还没看，不过大致翻了翻，没有什么装订问题。封面有少许竖直的擦痕，不过也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