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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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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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55347
版次:1
商品编码:11919674
品牌:三联书店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51
字数:80000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考古发现的遗迹,尤其是作为大型遗迹的都城遗址,相对于遗物来说,不是那么直观和易于观察,但它正是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载体。如果有人说,从二里头国家(夏或商王朝)诞生到汉代的绝大部分都城是没有外城的,甚至说这一千多年是不设防的时代,您相信吗?本书许宏是继《何以中国》之后,从另一个角度对早期中国的解读,同时也是考古学者用自己的方式构建历史、体现考古学家在古史构建中发挥作用的又一力作。如何观察古代都城在先秦时期的时代变迁,如果理解“大都无城”现象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文化内涵,我们跟随考古学家,从本书中寻找答案。

作者简介

  许宏,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院,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和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研究,关注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国家的考古学研究。著有《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和“解读早期中国”系列丛书。

精彩书评

  有人说“大都无城”的说法,具有相当的颠覆性。但读了这本小书,读者朋友们就可以知道,这并非标新立异之说,只是对中国古代都邑遗存显现出的某种现象的一个提示,对都邑发展阶段性特质的归纳和提炼而已。
  从考古材料出发进行独立的分析思考,是我想与读者诸君共勉的。
  ——许宏

目录

引 子 1
不是“无邑不城”吗? 3
不得不辨的城郭名实 6
城与城址 6
城市与都城 7
城与郭(小大城、内外城) 8
宫城与皇城 9
大家都曾怎么说 10
俞伟超:合东周两汉为一大阶段 11
徐苹芳:秦汉都城是划时代变革 12
杨宽:两汉都城无外郭城说 13
刘庆柱:秦汉都城形制滞后说 14
城郭形态千年观 15
文献的视角:大邑无城墉 18
一 魏晋以降 城郭里坊 23
魏晋至隋唐 25
宋元明清 29
二 秦汉京畿 帝国霸气 39
西汉长安:城郭之辩 41
是城还是郭 41
城外有无郭区 45
东西两市究何在 50
朝向与轴线 53
设计思想探源 58
秦都咸阳:有城还是无城 60
东汉洛阳:最后的无郭之都 67
三 东周城郭 乱世独作 71
内城外郭话春秋 74
鲁都曲阜 75
齐都临淄 78
郑都新郑 81
城郭并立惟战国 85
齐都临淄 86
赵都邯郸 89
鲁都曲阜 94
韩都新郑 95
燕下都 100
东周王城与成周 108
楚都纪南城 115
西土模式看雍城 119
四 三代大都 王国孔武 123
春秋:“大都无城”的孑遗 125
东周王城 125
晋都新田 129
楚都纪南城 135
秦都雍城 137
西周:“守在四夷”的自信 140
周原 140
丰镐 147
洛邑 150
曲阜与临淄 153
殷墟:开启数百年“无城”时代 155
洹北城(方壕) 160
洹南大邑 164
二里岗:城郭“帝国”二百年 169
郑州城 173
小双桥 180
偃师城 184
周边城邑 191
二里头:“大都无城”的肇始 205
二里头 206
从围垣到环壕 211
余论:晚出的大中轴线 217
后 记 249

精彩书摘

  不是“无邑不城”吗?
  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个地域、哪个族群的人,比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诸族群更喜欢筑城了。“无邑不城”,只要人扎堆的地方就得围起来。卷帙浩繁的古典文献中,充斥着关于城与筑城的记载;广袤的神州大地上,也随处可见至今仍耸立于地面之上的斑驳的古城墙。至于湮没于地下,为考古工作者发现而重见天日者,更是比比皆是。可以说,城是这块战乱频仍的土地上的一大“特产”。
  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大都——庞大的都城,城墙高耸,壁垒森严。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半个多世纪前还在的明清北京城,至今还断续可见的明南京城、元大都,淹埋于黄土下的北宋汴梁城,被考古学家移到纸面上的棋盘格似的隋唐首都长安城和东都洛阳城,等等。鳞次栉比的里坊或胡同,以及将它们圈围起来的高大城郭,构成了中古以后帝国都城最鲜明的物化表征。
  不惟公众,学术界一般也把“无邑不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显著特色来加以强调:“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对于古代都城而言,城郭不是有无问题,都城的城郭是其标志性建筑,这是古代‘礼制’所限定的。”但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一特征并非贯串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始末,而是有鲜明的阶段性。经历了数十年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学术界取得的大体共识是,拥有南北向长距离的都城大中轴线、城郭里坊齐备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阳城和曹魏都城邺北城。再往前追溯,如东汉洛阳城、西汉长安城乃至更早的先秦时期的都城,就不是那么形制规范、要素齐备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阶段有着怎样的发展轨迹?城郭齐备的状态源远流长吗?是单线平缓“进化”,还是有重大“变异”和波动?背后的动因又如何?何为城,何为郭?都城究竟朝哪个方向?如此种种,看似细碎,其实都是关涉中国古代都城甚至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大问题,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间观点的严重分歧、激烈的论战,首先聚焦于汉代这一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关键时期。
  如果我们说,在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夏王朝后期或商王朝前期?)诞生,到汉代的两千余年间,居然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城是没有大城的,甚至可以说这一千多年是不设防的时代,您相信吗?“大都无城”,就是我们对汉代及其以前中国古代都城形态的概括。要讲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做一个大场景的“巡礼”。
  文献的视角:大邑无城墉
  三代王朝“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在文献中亦有迹可循。
  据研究,三代时期“邑”与城郭的概念区别严格。古文字“邑”作“”,上为围邑的象形文,下为人跽坐而居之形,所以“邑”本指人居之邑。而城郭的象形文“郭”(墉)本作“”,省作“”,则象城垣而四方各设门亭。通过对“郭(墉)”与“邑”二字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二字的重要区别在于,“郭”(墉)是建有城垣之城郭,而“邑”则是没有城垣的居邑。甲骨文有“作邑”与“作郭(墉)”的不同卜事,“作郭(墉)”意为军事目的筑城,而“作邑”则是兴建没有城垣的居邑。
  冯时进一步指出,“邑”与“郭”(墉)除建筑方法不同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夏、商及西周文明中,作为王朝的中心聚落,也就是君王所在的京师之地,都是以“邑”的形式出现的。“邑”本象人居邑之形,而古文字“国”本以“”为意符,为指事字,字形是在象征中央邑的“口”符的四外添加了四个指事符号,以明“国”之所指本即中央邑周围的区域。这恰好表现了三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商代甲骨文显示,商王朝的政治中心为大邑商,而大邑商之外的地区则为商王同姓子弟和异姓贵族分封的“国”,因此,商代实际至少是由位居中央的作为内服的大邑商的“邑”和邑外作为外服的同姓和异姓贵族所封的“国”共同组成的政治实体。又史称汤都亳,然而亳都称“邑”却无明文记载。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尹诰》中的“亳中邑”,使我们知道亳都为邑;而《尹诰》《尹至》两文对读,又可知汤居之亳于灭夏前但名曰“亳”,夏亡商兴之后则称“亳中邑”。这一事实的澄清对于研究三代都邑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有楚大夫沈尹戌的一段话:“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这段话明确地表述了楚国及其同时代的诸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慎其四竟(境)”的外线作战思想和大国气度,是对西周时代及其以前“大都无城”状态的一个极好的诠释。我们现在把军队比喻为钢铁长城,就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冯时据此认为,居于中心的王都由于有诸侯的藩屏,实际已无须再建筑高大的城垣。除诸侯负有拱卫王室的责任之外,早期国家特殊的政治结构以及君王内治而重文教的传统,也使王都必须呈现为不具城垣的邑的形制。《易·彖传》云:“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邑为宣王命之所,所以这里说“告自邑”;“即戎”即言兵事;“攸往”为教命流布之意。古之君王重文德教命,而邑无城垣,虽不利战事,但利于教命远播,“即戎”不合文教,故曰“所尚乃穷”;邑无城垣之阻,宜于教命远达,故曰“刚长乃终”。卦辞显示,王于邑告命,故不能以深沟高垒将王与诸侯彼此分隔,这样将会影响王命的传布;相反,宣命之所应以破除城垣的邑为形制,如此方可加强内外服的联系,使教命宣达于四方。
  那么,三代都邑的外围又是怎样的形态呢?《周礼·夏官·掌固》:“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若造都邑,则治其固,与其守法。凡国都之竟有沟树之固,……若有山川,则因之。”可知三代都邑皆有“沟树之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邑”所从之“口”为“封域”,应为壕沟或封域的象形。即都邑外围或有壕沟,挖壕之土堆于其外为“封”,又设篱笆荆棘等以为防护。如有山川之险,则利用自然地势形成屏障。尽管都邑也有“沟树之固”,但沟树的作用与城垣适于军事的目的大为不同,而只具有防避兽害及规划疆界的意义。因此,王都采用无城之邑的形制,其实正有使教命流布畅达的象征意义,这些观念都应是早期王都以邑为制度的重要原因。
  ……

前言/序言


《帝国挽歌:宋代士人阶层的精神图景》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挖掘了宋代(960年—1279年)士人阶层的复杂精神世界、社会角色及其在历史变迁中的集体心态,旨在描摹一个在文治理想与现实困境中挣扎的精英群体的动态肖像。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时代。它以极高的文化成就、精细的社会治理和空前的商业繁荣著称,但同时,它也面临着北方的军事威胁、内部的政治纷争以及传统儒家思想在面对新思潮冲击时的深刻反思。本书聚焦于这个时代最核心的驱动力量——士人阶层(包括官员、学者、文人及准入仕者),剖析他们如何理解自身使命、应对政治风波、构建个人道德宇宙,以及在王朝盛衰中寻求精神慰藉。 第一部分:儒学复兴与士人身份的重塑 宋代,理学(或称道学)的兴起不仅是哲学上的重大变革,更是士人身份建构的基石。本书首先考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儒学衰微的背景,以及以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颢)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大师如何通过“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核心概念,为士人提供了一套严密的道德规范和认识世界的方法论。 1. 新儒学的形塑力: 我们将详细分析宋代理学如何超越唐代的科举应试文学,强调内在修养与外在实践的统一。士人不再仅仅是维护王朝秩序的工具,他们被赋予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塑造了他们对自身清高与对世俗妥协的矛盾态度。 2. “士”与“官”的张力: 尽管宋代推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士人入仕的途径空前广阔,但“士”的道德自觉性往往与“官”的实际政治操作产生冲突。本书通过分析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关键人物的政治生涯,揭示了道德理想如何在复杂的党争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博弈中被消解或异化。士人阶层内部对“是”与“非”的划分,构成了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议题。 第二部分:文人生活的日常与隐逸的哲学 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印刷术的普及,使得文人的生活空间和文化产品空前丰富。然而,这种繁荣并未带来绝对的安定,反而催生了复杂的文化景观——既有积极入世的抱负,也有退隐山林的渴望。 1. 雅集、宴饮与文化消费: 本章将通过考察士人阶层的日常活动,如诗社的组织、书画艺术的鉴赏、园林的营建以及茶文化的兴盛,来理解精英阶层如何构建他们的“精神庇护所”。这些雅集不仅是社交活动,更是对世俗污浊的一种集体抵抗,是他们维护个体尊严和文化品味的仪式。 2. 隐逸的伦理学意义: 与前代不同,宋代的“隐”往往是暂时的、带有政治色彩的退隐。苏轼的黄州、惠州、儋州生涯是经典案例。本书认为,宋代士人的隐逸不再是彻底的逃离,而是一种策略性的“在野修身”,是保存自身清白、等待时机复出的手段。这种动态的“出”与“处”,是士人对政治环境的适应性策略。 第三部分:知识的传播与知识分子的困境 印刷术的发展使得知识的普及率空前提高,但也使得知识分子的数量急剧膨胀,从而加剧了竞争和焦虑。 1. 科举的异化与士人的焦虑: 尽管科举制度保证了相对的社会流动性,但随着考生人数的增加,通过科考的难度与“中举”后的实际政治回报之间的落差日益扩大。本书探讨了“落第”对士人精神世界的巨大冲击,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诗词、笔记来记录这种失败感、被埋没感,以及对科举僵化的批判。 2. “士林”的形成与舆论监督: 士人阶层逐渐形成了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共同体,即“士林”。通过私人书信、刻印的文集以及游记,他们开始形成超越朝廷官方叙事的“舆论”。当皇帝或权臣的决策触犯了士人的普遍道德底线时,这种士林舆论往往成为一种强大的、非正式的政治力量,体现了士人对“道统”维护者的自我期许。 第四部分:面对异族与王朝的终结 本书的后半部分聚焦于靖康之变(1127年)以及南宋末年的剧变,考察在王朝濒临崩溃时,士人阶层的集体反应与思想蜕变。 1. 忠义观的重塑: 面对北宋的覆灭,士人阶层必须重新定义“忠君”与“爱国”的内涵。本书将分析如岳飞、文天祥等人的殉国精神如何被后世士人神化,并探讨在南渡后的偏安环境中,许多士人如何调和现实的苟且与对故国的怀念,在文学中构建一个“失落的黄金时代”。 2. 理学的异化与晚宋的悲剧: 随着时间推移,原本充满活力的理学在某些分支中逐渐走向教条化和僵硬化。本书审视了这种僵化的思想体系在面对元朝的军事征服时,所表现出的理论局限性。部分士人选择坚守故国,拒绝合作,他们的绝食、自杀或出家,构成了对宋代文明理想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悲壮的献祭。 结语:宋代士人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 《帝国挽歌》最终总结了宋代士人阶层留下的复杂遗产:他们确立了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基本原型——一个兼具强烈的道德自省意识、对艺术与生活品质的极致追求,以及在权力边缘徘徊的矛盾体。他们的挣扎、成就与最终的悲剧,为后世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精神困境提供了深刻的参照系。本书力图揭示,宋代不仅仅是一个朝代,更是一个精英群体为重建文化主体性所进行的一场漫长而深刻的精神探险。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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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这本书在学术严谨性和大众可读性之间找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平衡点。它并非那种高高在上、让人望而却步的纯粹学术著作,但其论证过程又扎实得足以经得起专业人士的推敲。我尤其欣赏作者处理“空间”和“权力”关系时的那种冷静而犀利的分析。如何从城市规划的蛛丝马迹中解读出统治者的战略意图,如何理解城市形态的固化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这些复杂的议题都被作者用清晰的逻辑链条串联起来。这种写作方式,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历史背景知识,但作者的引导又非常到位,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被“点亮”,知识的壁垒似乎在不知不觉中被瓦解了。对于那些真正想深入了解中国城市文明内核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的视角是独一无二的,它迫使你跳出传统的“朝代更迭”框架,去思考更深层的空间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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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节奏真是妙不可言,读起来像是在跟着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游穿梭于历史的迷雾之中。作者的笔触细腻而富有洞察力,总能在不经意间揭示出那些隐藏在宏伟建筑和宏大叙事背后的生活细节。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描绘城市变迁时所采用的那种近乎于散文诗的语言风格,它不仅仅是在陈述历史事实,更是在捕捉一种时间流逝的韵味和古都人民精神气质的演变。那种对城市肌理的深切体悟,让我仿佛真的能闻到古老街道上泥土和烟火混合的气息。 这种非线性的叙事方式,使得原本可能枯燥的历史梳理变得引人入胜,每一次翻页都像是揭开了一个新的谜团,让人对接下来的探索充满期待。 尤其是在探讨不同朝代对同一地理空间进行“再定义”的过程时,作者展现出的那种宏观视野和微观洞察力的完美结合,令人叹服。它不只是对历史的记录,更像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考古,挖掘出那些被光鲜历史光环所遮蔽的真实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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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文化地理学抱有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我发现这本书的行文风格非常“接地气”,尽管主题宏大,但作者总能用极富画面感的语言将抽象的理论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场景。比如,当作者描述某个朝代的官署如何占据城市中心时,那种对权力如何“物理化”的刻画,让人立刻就能在大脑中构建出一个等级森严的微缩模型。再比如,在探讨商业活动对城市边界的渗透时,作者所使用的比喻和类比都非常恰当,没有丝毫的故作高深。这种将高深学问“去精英化”的叙事能力,是这本书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它成功地搭建了一座桥梁,让普通人也能安全、愉悦地跨越到专业的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并从中获得深刻的启示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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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最大的震撼,来自于它对“永恒性”与“变迁性”这对矛盾体的处理。每个城市似乎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印记,但作者却精准地捕捉到了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结构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中被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经济活动所侵蚀和重塑的。阅读过程中,我常常陷入一种沉思:我们今天所见的城市景观,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延续”,又有多少是精心构建的“遗迹”?作者在描述那些被遗忘的里坊、被掩埋的河流时,那种带着一丝缅怀的情感,让人感同身受。它不仅仅是在讲述建筑的兴衰,更像是在为那些逝去的城市生活形态进行一场温柔的追悼。这种对时间刻度的敏感度,使得这本书超越了一般的历史读物,更接近于一种关于人类定居哲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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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结构设计堪称精巧,不同章节之间的切换,如同在不同的历史剧场中拉开帷幕。我特别留意到作者在论述不同地域的都城发展脉络时所采取的对比手法。通过将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陆的都城进行并置比较,那些原本模糊不清的地域特性和发展路径立刻变得鲜明起来。这种“他者化”的比较策略,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都城”这一概念的理解,揭示了地理环境对政治中心构建的决定性影响。这种横向的、跨区域的比较视角,使得阅读体验充满了智力上的挑战和满足感。它不仅教会了我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某一处地标,更教会了我如何去构建一套分析其他任何城市系统的思维模型。读完之后,我发现自己看世界的方式都变得更加立体和多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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