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公共政策传播策略：政府如何把握民意有效施政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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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兆呈 著

图书标签:

• 新加坡公共政策
• 政策传播
• 政府沟通
• 民意调查
• 公共关系
• 政治传播
• 公共管理
• 施政策略
• 社会治理
• 传播学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ISBN：9787513905756

版次：1

商品编码：1167627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新加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70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时政类读者 政治类读者
　　1. 冯仑亲自组建专家团队撰写，并作序推荐！世界未来基金会、顶针智库联合打造“新加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研究与理解新加坡的一套书！
　　2.没有了李光耀的新加坡政治将如何发展！
　　3.同样深受儒家文化浸淫，同样的一党执政，新加坡在社会治理上有太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4.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如何控制民意，为我所用！

内容简介

　　《新加坡公共政策传播策略：政府如何把握民意有效施政》分为九个部分，分析了新加坡政治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新加坡媒体与传播架构、政策传播与民众影响力、新媒体的运用等问题。对我国当前的公共政策执行与传播方式都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作者简介

　　周兆呈，南洋理工大学博士，现任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主编兼早报《新汇点》主编。兼任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客座副教授，为赴新加坡培训的“中国市长班”公共管理硕士课程讲授《媒体与公共政策》。同时应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会长、新加坡国民融合理事会社区及媒体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理事暨社会事务委员会主任。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包括：媒体与公共政策、新媒体发展、新加坡政治及历史、移民等。著有《语言、政治与国家化：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两岸三地点到为止》等，主编《辛亥革命南洋回眸》、《说法》丛书，以及多本译著。

精彩书评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让中国经济有了30多年的荣景，也很成功，但是在现在的社会转型中也面临很多挑战，面临未来中国社会如何整合社会政治资源，从而创设更好的国家治理形式的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造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可以带来很多参考。
　　——冯仑

目录

第一章 制度设计：政治制度与公共政策 / 001
第一节　传播理论与公共政策 / 002
第二节　新加坡政治制度特色 / 013
第三节　新加坡公共政策的流程 / 017
第四节　“政策营销”的制度建设：新闻官制度 / 032
第二章 舆论关系：新加坡媒体与传播架构 / 043
第一节　新加坡媒体发展状况 / 044
第二节　新加坡媒体与政府关系 / 050
第三章 柔性传播力：政策传播与接触民众 / 061
第一节　政策制定：公务员扎根收集民情 / 062
第二节　柔性传播：公务员展开大规模政策宣传活动 / 068
第三节　宏观高度：总理把政策说透 / 071
第四章 刚中带智：如何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 / 075
第一节　支付能力调查：五年磨一剑 / 076
第二节　测试“风向球”完成议程设置 / 080
第三节　大选因素 政策暂时搁置 / 087
第三节　空中对话：公开回复澄清政策 / 092
第四节　减压效应：逐步透露政策可能细节 / 100
第五节　“给糖哲学”：公共政策传播手法 / 104
第五章 最接地气：打造年度最重要政治演讲 / 111
第一节　总理演讲：最佳公共政策传播平台 / 112
第二节　政治演讲：展示沟通接地气能力 / 118
第三节　政治演讲善用新媒体传播 / 124
第六章 弥补代沟：注重年老社群沟通 / 171
第一节　好的政策还得说透：方言、表演全上阵 / 172
第二节　豪华阵容：跨部门政策传播专案小组 / 177
第三节　动之以情，巧打感性牌 / 181
第七章 反思政策：重新认知民意与政策 / 185
第一节　大选警钟：公共政策的失误教训 / 186
第二节　人口白皮书：政策沟通不足的教训 / 198
第八章 众声喧哗：新媒体时代的民意表达与政策传播 / 209
第一节　新加坡新媒体发展概况 / 210
第二节　媒体管制应对未来政策传播 / 219
第三节　民意蓬勃影响公共政策 / 231
第四节　鉴别虚假民意的人工草皮 / 238
第九章 与网共舞：新媒体时代的政策传播策略 / 245
第一节　政治架构的新媒体思维 / 246
第二节　政治人物亲力亲为 / 253
第三节　案例：烟霾危机中的政策传播 / 264

精彩书摘

　　第一节 政治架构的新媒体思维
　　一、执政者需要建立“新媒体思维”
　　面对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以及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决策思维和传播模式的冲击和影响，执政者有必要建立“新媒体思维”，掌握传播规律，以便更有效地推进政策以及与民众的沟通。新加坡政府意识到新媒体必然推动政治及政策产生全新格局，政治人物亲身使用和借助新媒体平台传递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也从制度架构上加强政府公共沟通的工作。
　　2011年5月的“分水岭”大选，让新加坡执政党深切思考新媒体时代政策传播和公共沟通方面亟待做出调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主席许文远在该年11月举行的党大会上发言时，就指出政府必须积极重新检讨各个政策及传达信息的方式。许文远认为，在实现新加坡人更积极参与心愿的前提下，政府将扩大咨询空间，彻底改变与外间沟通交流的战略，不只会更仔细聆听，也会更积极地纠正错误的看法和信息。
　　2012年7月，主管信息、新闻以及传播领域的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设立新的职位——首席公共沟通司长（Chiefof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由资深新闻工作者、英文《海峡时报》副总编辑、政策研究院院长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Devan）出任。作为政府的首席公共沟通司长，这个职位属于资讯服务部门的最高级别，司长将直接向新闻、通信及艺术部常任秘书（该部门内的公务员最高领导人）负责，其职责是协调政府公共沟通的工作，以及领导约180名遍布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的新闻官，提高公共沟通网
　　络。分布在政府部门的资讯服务部门主要职能是向各界传达政府的政策和计划，从而协助政府的治理。
　　首任首席公共沟通司长贾纳达斯是非常资深的新闻从业员，家世特殊，是新加坡已故前总统蒂凡那的儿子，熟悉体制，也深谙传播规律。他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曾在一些院校执教。1997年加入《海峡时报》，曾任该报评论员，以及负责撰写公共政策和语言的专栏作家。2008年，担任《海峡时报》言论主任，2010年担任副总编辑。同时他也担任新加坡政策研究院院长，横跨新闻传播与公共政策研究两个领域。延揽这样的人才进入政府负责公共政策沟通，显然是新加坡政府在媒体环境改变之下、主动进一步加强对外沟通能力的信号。之前负责政府政策传播的是新闻、通讯及艺术部，也负责与其他政府部门进行相关协调，但是整个媒体生态的巨变，已经对原有的作业方式产生冲击，必须要有专人更为紧密而且专门思考新媒体传播方面的策略。首席公共沟通司长负责协调公共传播、开发政府传播政策的新能力，为各阶层的新加坡民众量身定制不同的信息呈现方式。首席公共沟通司长及团队也需要协助政府延伸网上的触角，让政府的视频和录音片段可以在互联网广泛流传。
　　二、网络世界也要听到政府的声音
　　新加坡政府在新媒体与公共政策沟通方面做出直接而迅速的反应，源于2011年大选的政治冲击和施政检讨，也标志着执政的“新媒体思维”的确立。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汇集了各种多元观点，也模糊了不同媒介的界限。在复杂的新媒体生态环境里，减少管制将是大势所趋，政府一方面需要贴近这一方向，展示开明民主，以符合历史方向和顺应潮流，另一方面政府不能只是旁观，更需要在百家争鸣的互联网生态中积极参与，更好地了解民众与互联网的互动，同时确保政府在网络空间里拥有话语权，将政府的声音传递出去，而不是被虚拟言论淹没。
　　首席公共沟通司长一职，就是希望政府能以一个整体的声音，贯穿不同传播平台，尤其是运用新媒体工具更好地向民众传达信息。在网络平台上众声喧哗的时候，各种声音和观点呈现、挑战、质疑的同时，也可以同时让政府的观点、解释、说明或回应在这些平台上同样呈现，而不会因为缺席导致一面倒的声音占据传播的主流。个体有权表达各种不同观点，在网络上政府同时具有答辩权，这样才能让广大民众对政策以及连带的影响有全面的了解。
　　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部长雅国在2012年10月的一次访谈中认为，如何应对互联网是持续不变的挑战，而加强管制不是办法。“我不认为须要更多管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鼓励人们对应有的行为有所了解或有一套守则，也就是保持有修养和礼貌。每个人，包括网络管理员、网站论坛把关者和网民都需要尽一分力。当你上网时，你可以尽情地留言、参与讨论以及加入论坛，政府不会阻止你，但请让大家继续对彼此保持客气有礼。”①雅国相信，要让互联网成为一个可展开健康、文明且谦恭交流的平台，应该由民间主导，由下而上地对网上行为达成一种共识。“我们的讨论不应该是关于要管制什么或是增设更多条例，而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网络空间。”
　　如果要把互联网建设成为理性讨论的平台，政府需要谦卑地面对民众声音扩大的现实，也必须适应传播平台的改变带来的政策传播方式和姿态调整的需要。
　　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在新媒体环境下，“让人民听到政府的声音”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在采用不同平台传达信息时，需要由专属单位统一制定一套“整体政府”（wholeofgovernment）宣传方略。
　　这就是为何设立首席公共沟通司长职务的原因。互联网技术和产业上日新月异，对社会管理和政策传播则是更大的挑战，这只巨大猛兽必然会继续成长，政府则有必要顺应变化、积极作为，让互联网和新媒体行业以不只对经济有贡献，而且整体是对国家、社会、对凝聚民众有帮助的方式成长。
　　在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沟通中，除了将政府的信息准确地传达给民众外，让民众知道政府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担忧会获得政府的正视也十分重要。负责沟通、收集民意的民情联系组（REACH）则扮演由外及内、由下及上的公共沟通角色。
　　三、政府如何建立新媒体思维
　　呼吁政府部门建立互联网思维或新媒体思维，是一个知易行难的过程。一方面是公务员对新媒体的掌握和理解、运用的能力，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另一方面，新媒体思维本身就和现有的既定运作思维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毕竟都拥有庞大的机构和根深蒂固的内部工作文化和深层基因，这种经年累月建立起来的思维和运作惯性，也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改变。因此，政府部门建立新媒体思维，其实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政府部门内部的制度建设和新媒体能力素养，内部对新媒体传播的沟通和认知，整体工作文化和思维方式的改变；第二，在对外进行公共沟通时，能够善用、巧用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和功能，把握新媒体传播的规律，以及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语境、姿态、话语模式和受众心理，从而有效地实现新媒体下的公共政策传播。
　　这两个层面都建立起来之后，政策沟通就会被视为政策制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环节，在政策制定过程的上游就会得到应有的考量，而不是一个政策成品推出后的下游动作。这也意味着从事与媒体沟通、联络的政府部门的新闻官，不再仅仅扮演行政协调的角色，比如下传上达、收集媒体的询问和意见，最后再把部门内部逐级审核过的官方回应提供给媒体，变成了纯粹的二传手。而是需要对政策制定的考量有相当的了解，才能在向公共渠道传播的过程中扮演有效角色，在有关公共信息传播的内部决策流程中具有话语权，并提出有效意见。从制度和作业程序上来说，让负责传播的官员参与完整的政策制定过程，即从最初起草到确定政策内容的阶段，能够保证最终政策实现有效地对社会传播。
　　由负责传播的官员参与政策制定和沟通的整体策略，有助于政府制定细致而专业的沟通策略，达到适当的细腻程度，同时保持一定的灵活和开放。这就需要有意识地在新媒体时代建立具备新媒体思维的人才和官员，不论是在政策制定的岗位还是负责传播沟通的部门，在从制度上确立对沟通能力的倚重之后，就需要培养所有官员的沟通意识，包括对媒体专业和新媒体特性的认识。
　　简单来说，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已经使得政策制定者不能自外于传播环境，而是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初拟、构思、规划、制定和发布，都必须带入传播角度、沟通角度的思考，才可能获得公共政策的最大支持。这个时候，每一个政策制定者，都必须是一个好的传播专家。
　　对于任何国家的政府部门公务员来说，在制定政策是否需要征询公众意见或如何让公众参与时，都难免存在这样一种本能的排斥心理，担心在政策制定初期就纳入公共沟通的考量，政策选项反而将受到限制，变得绑手绑脚。这样的思路要么产生公共政策传播最终属于走过场式的局面，导致民众对政府的距离感，要么这一公共政策在传播过程中由于缺少之前的民意联系，而无法得到民众的理与与支持，遭到推行的障碍。在新媒体时代，民众对于公共政策的知情权的诉求空前提高，对政府透明度的要求的时代，大部分的公共政策必须得到公共支持才可能成功推行。与民意脱节的政策，即便出发点很好、设计很完美，但这样的政策必然传播乏力，更可能因为让政府和政党付出政治代价，而失去推行的空间。
　　在对外的公共政策传播中，新加坡政府统一制定一套“整体政府”的宣传方略，是十分明智的。因为，民众对政府的印象和判断通常是一个整体的认知，对政府的公共信任，也是按“整体政府”通盘考虑。民众只会看到整体的政府机器，不会去具体辨别各个部门沟通上谁强谁弱，也很少会对新媒体环境下不同部门政策制定和传播的转型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磨合和碰撞特别宽容。不同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者要对这样的状况也有清醒的认知，打造政府和民众的情感联系与信任，是一门需要长期实践的艺术，也更需要传播和沟通的技巧提升。
　　……

前言/序言

　　我们向新加坡学习什么？
　　冯仑
　　我去新加坡之前一直有一个疑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执政，但是每过五年社会上就有公开的选举，这究竟是一个民主体制还是一个集权体制？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到新加坡访问了人民行动党中央委员会，终于揭开谜底，并找到了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人民行动党是依靠什么长期执政，又是怎样长期执政的？今后是否会永久执政？
　　一
　　新加坡有600多万人，人口虽然不算很多，但是一党长期执政，毕竟需要大量的执政资源、社会资源。我去之前心里想，这么一个拥有几万党员的执政党的党中央，怎么都得有一座大楼。去了一看只有一座三层小楼，还得从最靠边的门进去，拐好多弯才到了接待的地方。负责接待的老先生告诉我们，这就是人民行动党的党中央，一共有12个人，办公面积不到两百平方米，还是租的别人的地儿。这样一个执政50年，被外界认为高度有效、集权威权的领袖和政党，怎么就这么点儿人呢？它靠什么执政呢？
　　老先生是人民行动党的日常接待人员，相当于咱们副秘书长的日常值班。他说，人民行动党不是通过武装暴力夺权，也不是靠宫廷政变，而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也就是说，它从第一天获得政权，就是依托民意。李光耀开始就是一名律师，带领一帮律师从事工人运动、工会运动，后来通过参加选举，使自己的政党取得了执政地位。
　　另外，相比其他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创建者如李光耀等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李光耀夫妇都是学法律的，毕业于剑桥大学，其他创始人也大多在新加坡以外的地方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与历史上其他高度集权倾向体制国家的领导人非常不同，那些长期执政的领导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从事武装斗争，要么是军人，要么是农民，要么是小知识分子。
　　新加坡的李光耀取得政权的起点是参加选举，创立的体制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一个虚君，虚君在新加坡就是总统。在选举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可以组成政府，由政府管理社会，政府内阁所有部长都是由执政党党员担任的。也就是说，你要成为部长，前提是你要被选为议员，而议员必须是执政党党员。
　　李光耀当总理，包括现在李显龙当总理，都要经过这样的选举程序，所有的部长也都是打过选战的。五年一选，相当于每过五年人民就要对他们进行考试，考试及格了，人民行动党就得到了议会多数议席，那就继续执政。至于连续几届没有限制，可以一直执政。另外，如果总理让你做部长，只要选举成功你就可以做，如果选不上那你就退休。
　　有一天晚上，我跟一名在去年的选战中失败的人民行动党前议员交谈。在他那个集选区，人民行动党提出五个人参加竞选，反对党也提出五个人，如果赢了这五个人都当选，输了就都落选。他们去年在那个集选区惨败，没能当选，这在人民行动党内部算是一个重大挫折。之后他就不做部长了，出来到社会上工作。
　　二
　　人民行动党人很少，大量选举工作怎么进行呢？
　　第一，不是靠军队。人民行动党没有军队，因为军队是国家的武装力量，而不是党的武装力量。新加坡军人是不能参加政党的，除非你是国防部长，人民行动党执政了要派你当部长，那么你可以参加政党，而部长以下的次长（就是比副部长更低的事务类公务员）都不能参加政党。这是沿用的英国体制。
　　第二，也不是靠企业。新加坡的淡马锡是政府的主权基金，相当于国有企业，也是最大的国有投资公司，与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是两个最大的政府基金，但它们不属于政党。这两个庞大的企业属于政府，是内阁管理的一部分，它们的部分盈余纳入国家储备金，同时由总统管理，而总统并不一定是人民行动党党员。所以，人民行动党的竞选不是靠企业或者金钱。
　　人民行动党没有军队，也没有企业，为什么每次选举都能赢呢？我发现，靠两点，这两点其实在中国经常讲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做得很好。
　　第一是密切联系群众。人民行动党内的议员、部长每周四或周五都要在自己的选区接待老百姓，从上午八点开始，有时候会接待到凌晨一点。选区里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多了，但是这种接待一做就50年。我有一个朋友是议员，我去看过他的接待，他真是跟每个人都熟，啥事都知道。每个选区就这么几万人，群众有什么事都找议员说，而议员就在竞选的时候拜托大家选他，靠他替大家办事。
　　据说李显龙也会来接待，这里有政党的一个小活动室。议员做接待时，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小事调节调节就可以解决，更多时候需要指导群众循着法律途径去解决，还有一些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那就安慰他们，跟他们沟通，帮他们出主意。新加坡的议员一般在自己的选区有两万到三万人需要接待，每次接待都有八百多人。议员就摆一张桌子来聊，这个问题聊一会儿，那个问题聊一会儿，也靠这个来听取民意。
　　第二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行动党办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是办了专门照顾儿童的公益基金，在社区创办低收费的幼儿园。这种基金是大家捐钱办的，与政党的基金没关系，属于公益组织。
　　另外，人民行动党举办很多工会活动。在新加坡，工会是自由的独立组织。李光耀就是做工会起家的，他曾经对工会承诺：你们要的东西，一旦我执政都可以给你们。在这50年里，他践行了承诺，比如帮助工会支持工友充分就业，为工友提供生活保障等，与工会之间的互动一直很有信誉。工会里有一种平价卖场，就像咱们的合作社，那里的粮食、油等都是最便宜的，这也得到了人民行动党的支持。另外，工会还办了保险公司，为工友解决寿险、保险问题。人民行动党为工会办了这么多实事，工会可以让工人们投票给人民行动党，这是一种良性机制。
　　还有就是凭业绩。就像王石，他在万科没有什么股份，但是他做董事长快三十年了，董事会为什么选他呢？因为他有业绩，不断的业绩累积使人们更信赖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通过组织精英的团队和建立高效的政府，形成有效的制度体系。我们看到，那些竞选议员的人都是精英，当选后才能做部长。同时，新加坡有设计得很好的国家治理制度，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又不断完善这些制度，这样下次选举时就很容易成功了。新加坡50年创造的业绩有：人均GDP全世界排第三，军事力量东南亚排第一，营商环境全世界排第一，新加坡政府还是全世界最廉洁的政府之一。人民行动党的这张成绩单，在它执政27年的时候大家就看到了，所以后来又让它执政23年。
　　所以说，一个政党的长期执政是可以不靠暴力、谎言、威胁和强制的。人民行动党会不会永久执政呢？新加坡的议员和部长说不会，比如最近这次补选，人民行动党又失败了，那就让别人上，作为反对党的工人党就很强势地来了。
　　人民行动党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在2011年的大选中得到的公众支持率却降到历史最低，所以他们非常有危机感。但他们没有对反对党进行压制，也没有讲我们必须执政，然后开始拥有军队、强权。他们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与执政的议员年龄差距很大，语言系统完全不一样，思维模式也不一样，这是造成现在支持率降低的原因。于是，崔宪来部长等人非常谦卑地去跟年轻人对话，倾听他们的意见，希望在下次选举中赢回年轻人的心。
　　他们不认为自己可以永久执政，而认为应该不断适应挑战，赢得选民的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长期执政。如果有一天人民行动党做得不够好，或者已经做得很好，很难更好了，而人们希望更好的愿望是不变的，有可能想换换口味，那么工人党就上去试试，人民行动党可能就下台了。
　　三
　　再说说执政党的经费和待遇。党中央这12个人花多少钱呢？党中央一年的经费将近500万新元，包括房租、人员薪资，还有一笔预算就是接待，比如我们去了，给我们一瓶水喝，这都得纳入预算。那么钱从哪儿来呢？党费只有一点点，更多是靠议员、部长，他们捐出自己三分之一的收入，大概有两三百万新元，加上党费大概500万新元。党中央的部长都没有公车，从家到办公室得开自己的车。
　　做部长比一般人有没有更多的经济利益呢？没有。他们应该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以前也听说，新加坡部长的薪资是一两百万新元，所谓高薪养廉，但是要知道这是裸薪，以后是没有退休工资的，如果你不当部长了就一分钱都没有，另外也不会管你的用车和看病。这有点像明星拿片酬，片酬之外都靠自己打理。这样算来，部长们的薪资不算高。他们都是名校毕业的精英，比如同是剑桥毕业，在私人公司工作的同学一年拿一百万新元，当部长的话却只有七十万，这就叫机会成本。因为你是为社会大众服务，所以你要减少三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讲，部长真是做奉献。再对比香港的公务员，虽然他们名义工资很低，但是退休以后的二三十年国家都会管。所以按劳动力市场的标准算，当新加坡的部长应该是市价的七折。如果以后不当部长了，他们可以去做公司，相当于咱们国企控股的那种，也可以在私人公司当董事，还可以自己去做生意。因为部长是裸薪，以后还得养活自己。
　　在新加坡的公务员体系中，部长以上的可以参加政党，而常任秘书（即相当于常务副部长）以下的公务员不参加政党。参照英国的体制，公务员、军人、警察中的事务类人员都不参加政党，只有政务类的部长、副部长参加政党。如果以后工人党竞选成功，可以把部长换成工人党党员。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入党程序不是多么严格。比如某次选举过后，发现某个年轻人不错，就会说服他参加人民行动党。他入党后就开始接受培养，通过一套很严格的面试体系，包括心理测试，最后一关就是代表人民行动党出来竞选，选上了就当部长，选不上就该干吗干吗。一些人年轻时被选中加入人民行动党，但是后来放弃政党，如果后来选上公务员了，可以再做一次审核。专业团队不需要什么倾向，就如公司员工不需要代表各自的股东，否则公司就乱套了；对于一个执行团队，事务类以下的全部是非党，属于职业技术官僚。
　　偶尔走进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党中央，我发现世界上的华人地区还有这么一个政党，通过选举掌握政权，通过吸纳民意来为人民服务，凭借精英团队和良好业绩长期执政，而且不以永久执政为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让中国经济有了30多年的荣景，也很成功，但是在现在的社会转型中也面临很多挑战，面临未来中国社会如何整合社会政治资源，从而创设更好的国家治理形式的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造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可以带来很多参考，这也算是我这次旅行的意外收获。

《狮城风向标：新加坡公共政策传播的艺术与实践》 新加坡，这座花园城市，以其高效治理和卓越的公共政策而闻名于世。然而，政策的制定与推行，绝非一蹴而就的“闭门造车”。在信息爆炸、民意多元的时代，政府如何才能精准捕捉民众的关切，将政策理念深入人心，并最终转化为民众的理解与支持，这是新加坡治理的艺术，也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本书《狮城风向标：新加坡公共政策传播的艺术与实践》将带您深入探究新加坡政府在公共政策传播领域的独特智慧与创新实践，揭示其如何巧妙运用各种策略，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成功架起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 本书并非聚焦于某项具体政策的细节，而是着眼于更宏观的层面——传播策略本身。我们将一同审视，新加坡政府是如何构建一个系统性的传播框架，以确保政策的生命力能够贯穿从构思、制定、执行到评估的每一个环节，并在此过程中与社会大众建立起持续而有效的对话。 第一部分：理念的基石——信任与共识的培育 在新加坡，公共政策传播的起点并非冰冷的通知与宣传，而是建立在深厚的信任基础之上。本书将首先阐述新加坡政府如何通过长期、持续的努力，在公民社会中播撒信任的种子。这包括： 透明度原则的实践： 如何通过公开信息、定期沟通会、政策咨询等多种渠道，让政策制定的过程尽可能地透明化，减少不确定性，从而赢得民众的初步信任。我们将剖析一些具体案例，展示政府如何在关键时刻选择坦诚沟通，即使面对争议。 回应民意的机制： 了解民意是有效传播的前提。本书将探讨新加坡政府如何构建多元化的民意收集渠道，从传统的意见箱、民意调查，到新兴的社交媒体平台、公民对话平台，政府如何系统性地梳理、分析和回应民众的关切。这并非简单的“听取意见”，而是如何将这些意见转化为政策调整的动力，形成良性循环。 价值观的传递与认同： 公共政策的背后，往往蕴含着国家发展的愿景与核心价值观。本书将分析新加坡政府如何通过教育、媒体、文化活动等多种载体，将“国家利益至上”、“社会责任”、“种族和谐”等核心价值观有效地传递给民众，培养国民对政策的认同感，使其不再是“与我无关”的旁观者，而是“共同建设”的参与者。 第二部分：传播的工具箱——策略的多样性与创新性 一旦有了信任的基石，接下来便是如何运用精准而多样的传播工具，将政策信息有效地传递出去。本书将深入剖析新加坡政府在传播策略上的创新之处： 分众传播的艺术： 新加坡社会构成多元，不同年龄、族群、职业的民众，其信息接收习惯与关注点各不相同。本书将探讨政府如何针对不同目标群体，设计差异化的传播内容与渠道。例如，针对年轻一代，可能侧重于利用社交媒体、网络视频；针对年长群体，则可能依赖传统媒体、社区活动。这种“精准投喂”式的传播，大大提升了信息触达率和接受度。 叙事的张力——讲好政策故事： 冰冷的政策条文难以打动人心。本书将着重分析新加坡政府如何善于运用“故事化”的传播方式，将政策的必要性、益处、执行过程以及对个人生活的影响，通过生动鲜活的案例、人物访谈、纪录片等形式展现出来，让民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从而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政策。 多平台融合的传播网络： 现代传播早已不是单一渠道的时代。本书将揭示新加坡政府如何构建一个多平台融合的传播网络，将官方网站、社交媒体（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等）、新闻媒体、社区活动、意见领袖合作等多种传播渠道有机结合，形成信息传播的合力。我们将分析不同平台在传播中的定位与作用，以及如何通过协同作战，实现信息的广泛覆盖与深度渗透。 危机沟通的智慧： 即使是高效的政府，也难免会面临突发事件或政策争议。本书将专门探讨新加坡政府在危机沟通中的策略，包括如何快速响应、信息披露的原则、如何应对不实信息、以及如何通过坦诚沟通化解公众疑虑，重建信任。 第三部分：评估与优化——传播的生命力与可持续性 公共政策传播并非一次性的活动，而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优化过程。本书的第三部分将聚焦于传播效果的评估与策略的持续改进： 效果评估的指标与方法： 如何衡量政策传播的成效？本书将介绍新加坡政府在评估传播效果时所采用的多种方法，包括媒体监测、舆情分析、公众满意度调查、政策执行反馈等。我们将探讨这些评估指标如何帮助政府了解民众的真实反应，发现传播中的盲点。 反馈机制的闭环： 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政策目标的达成，这离不开与民众的持续互动。本书将深入分析新加坡政府如何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将传播中收集到的民众意见、疑虑与建议，及时反馈给政策制定与执行部门，从而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与优化，形成一个“传播—反馈—调整—再传播”的良性循环。 面向未来的传播挑战：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公共政策传播也将面临新的挑战。本书将展望未来，探讨新加坡政府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假信息等新环境下，如何继续保持其公共政策传播的领先地位，并持续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本书的独特价值： 《狮城风向标：新加坡公共政策传播的艺术与实践》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它并非简单地罗列政策内容，而是深入挖掘了“传播”这一关键环节背后的逻辑与艺术。通过对新加坡这一成功范例的深入剖析，本书将为读者提供： 一种全新的视角： 理解公共政策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内容是否“正确”，更在于其传播是否“有效”。 一套可借鉴的理论框架： 学习新加坡政府在信任培育、分众传播、故事叙事、多平台融合以及危机沟通等方面的宝贵经验。 一个鲜活的案例研究： 通过丰富的案例分析，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新加坡政府在政策传播中的智慧与实践。 一次启迪性的思考： 无论您是政策制定者、传播从业者、研究者，还是关心社会发展的普通公民，本书都将为您带来深刻的启发，思考如何在自己的领域内，提升沟通的效率与影响力。 本书旨在为您呈现一个动态、立体、充满智慧的新加坡公共政策传播图景。它不枯燥，不乏味，而是充满着对人性的洞察，对沟通艺术的追求，以及对国家发展愿景的坚定信念。让我们一同翻开《狮城风向标》，领略新加坡政府如何以其卓越的传播策略，在多元的社会中凝聚共识，引领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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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政策的有效性离不开民意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的获得，则离不开政府高超的传播艺术。新加坡作为全球公认的有效治理典范，其在公共政策传播方面的实践，一定有着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看到，新加坡政府是如何从“宏观”的治理目标出发，落地到“微观”的传播策略的。例如，他们是否有一套系统性的“民意监测”机制，能够及时捕捉社会思潮的动态和民众的真实需求？在传播过程中，他们又是如何平衡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和声音，做到“既要让政策被理解，又要能争取到广泛的认同”？我特别关注的是，在当下信息爆炸、观点多元的时代，新加坡政府是如何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保持政策传播的清晰度和一致性，避免被片面解读或曲解的？如果书中能提供一些新加坡政府在“危机时刻”或“争议时期”的传播案例分析，揭示其处理策略和应对方式，那将极具启发性，让我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沟通”在稳固社会共识、维护社会和谐中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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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现代治理的艺术，不仅仅在于制定出多么完美的蓝图，更在于如何让这份蓝图在现实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传播”，在我看来，就是培育这片土壤的关键。新加坡的治理经验，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社会研究的焦点，而“公共政策传播策略”这个角度，恰恰切中了要害。我非常好奇，新加坡政府是如何在日新月异的媒体环境中，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沟通体系的？这本书如果能详细阐述他们如何利用新兴媒体，例如社交平台，去了解民众的真实想法，如何将原本严肃、抽象的政策，以生动、易懂的方式传递给社会各阶层，甚至是如何在政策制定初期就吸纳民众的意见，将“民意”真正融入到政策的肌理之中，这对我来说将是极具吸引力的。我尤其期待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传播工具箱”，比如新加坡政府在制定和执行重大政策时，会采用哪些具体的话语体系、传播载体，以及如何评估传播效果。能够深入了解这些细节，将有助于我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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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新加坡的城市发展和治理模式充满好奇，总觉得这个小国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一定有着独到之处。而“公共政策传播”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关键但又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布，仿佛是来自一个象牙塔，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感受有着天然的隔阂。这本书如果能够揭示新加坡政府是如何跨越这道鸿沟的，比如他们有没有一套系统的“民意收集”机制，又是如何将这些零散的民意反馈融入到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中的，这对我来说会非常有启发。我特别想知道，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新加坡政府是如何在众多的声音中辨别真伪，抓住核心民意的？他们又是如何用一种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解释那些可能涉及专业领域或利益调整的政策的？这本书如果能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比如某个重要政策是如何从提出到最终被民众普遍理解和支持的，那将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看到，有效的公共政策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情感的连接和信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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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出现，简直就是及时雨，准确地击中了当前许多国家在治理上面临的痛点。我们经常看到政府发布的政策，出发点是好的，也经过层层论证，但最终在执行过程中却遭遇各种阻力，甚至引发民怨，这其中的原因，往往就出在“传播”这一环。新加坡作为一个人均收入高、社会高度发达的国家，其治理能力一直备受关注，而政府如何能有效地与民众沟通，让政策能够被理解、被接受，进而转化为行动，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宝贵的经验。这本书如果能深入剖析新加坡在这方面的实践，比如他们如何利用各种媒介，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平台，如何精准地捕捉和回应民意，如何将复杂的政策语言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表达，我想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乃至提升自身的沟通和说服能力，都将具有非凡的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了解新加坡成功之处，或者正在为如何拉近政府与民众距离而烦恼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能提供一份详实的案例分析和操作指南。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新颖的视角和实用的方法，让我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沟通”在政治权力运作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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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社会科学领域有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政策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而“传播”恰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桥梁。新加坡作为亚洲的典范，其治理能力毋庸置疑，而书中提到的“公共政策传播策略”，正是我一直想深入了解的议题。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探讨新加坡政府在政策传播方面的具体操作，例如，他们是如何构建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如何根据不同的政策内容和目标受众选择最有效的传播方式？更重要的是，在信息碎片化、真假难辨的网络时代，新加坡政府是如何做到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有效引导公众认知，避免误读和偏见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关于“如何与民众进行有效对话”的深刻见解，不仅仅是单向的信息灌输，而是双向的互动和沟通，让民众感受到被尊重和被倾听。如果书中能穿插一些新加坡政府在处理敏感议题或争议性政策时的传播案例，分析其成功或失败之处，那将是极具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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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还可以，基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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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真的很牛啊，这么多年一党独大，这其中对人才的凝聚、重视民生等是最重要的基础，值得我们深思。 很好的一本书，一点都不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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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族群和谐是一个典范 为其他同类型国家提供了一个范例 可以借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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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行吧，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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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党却垄断人才，真是太高了！所以才能一党独大，社会却如此和谐！ 这本书非常客观详细地讲述了人民行动党的历程和新加坡政治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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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溢美了，但是辩证地看还是对基层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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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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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还可以，基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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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很发达，民主，看了很有启发，中国人是沉默的大多数，在公共传播方面需要向新加坡学习。 书写得很专业，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