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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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著

圖書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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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九州齣版社

ISBN：9787510839399

版次：1

商品編碼：11784008

包裝：平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5-10-01

用紙：輕型紙

頁數：203

字數：180000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有關中國自先秦至元末曆史的漫筆集。收入瞭黃仁宇先生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錶過的33篇文字，發錶的時間自1987年年初至1989年夏天。作者用歸納法將史料高度壓縮，用“大曆史”觀勾畫瞭中國數韆年的曆史，自先秦至元末，通過還原其人其事在曆史關鍵處的作為，細緻入微地分析瞭中國曆史的進程、因果以及現代型的經濟如何在中國的土地上落腳。錶彰瞭中國曆史的自有特色，即經過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階段而前後連貫。

　　作者治史，每每從常人不經意的細節處入手，挖掘齣極富啓發性的新見，娓娓敘來，發人深省。

作者簡介

　　黃仁宇（1918-2000），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係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後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退伍後赴美攻讀曆史，獲學士（1954）、碩士1957）、博士（1964）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紐約州立大學New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1979年他離開教學崗位，專心寫作，先後齣版瞭《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曆史》，以“大曆史觀”享譽華人學界。2000年1月8日病逝於紐約上州的醫院中，享年82歲。

精彩書評

　　★今日在世的曆史學傢，大概沒有一個人在進入學院大牆前積纍有那樣深厚的底層經曆，也沒有一個人能援引這些經曆為資源，在大牆內彆開生麵，創獲那樣多而且獨特的學術成果。

　　——上海大學曆史係教授，上海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硃學勤

　　★“黃仁宇現象”實際上是對史學界的警示，學術研究應該走齣狹小天地，從麵嚮上層和少數精英到麵嚮非專業化的讀者，實現為社會服務功能的轉化。

　　——劉誌琴《黃仁宇現象》

　　★對於黃仁宇而言，“大曆史”式的探討，最後甚至已經接近瞭神學的領域：“大凡將人類曆史從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檢討，不期而然會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學的領域”

　　——（颱灣）劉季倫《“大曆史”下的個人》

精彩書摘

　　宋太祖趙匡胤

　　中國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個不同，而尤以趙宋為顯著。說也奇怪，各朝代創業之主，雖憑軍事力量奪取江山，隻有趙匡胤是職業軍人。其他如漢高祖為亭長，唐高祖和隋文帝是貴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數民族的領袖，明太祖是農民，他們的政治背景在創立帝業時先聲奪人。隻有宋太祖趙匡胤以軍功起傢，即創立朝代之日，仍是現役的高級將領，這與北宋之注重技術，企圖在中國曆史裏打開齣路，不因襲前朝作風的趨嚮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從《宋史》的本紀裏看到趙匡胤幸造船務、觀製造戰艦、觀水磑、閱炮車、視察練習水戰、親授醫官黜其藝之不精者，前後不絕。他自己也武藝高強，騎馬射箭均是第一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將的身份親自參加戰鬥，所以宋朝人也稱之為“藝祖”。

　　既做皇帝則他不能搬齣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籌的錶現。可是趙匡胤不以抽象的觀念籠罩事務。他做聖賢之君的觀念，能拿齣來對真人實事發揮，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說實話的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齣兵權，曾說：“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各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齣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用漢高祖和明太祖的伎倆去屠殺功臣。在統一期間被他徵服的小朝廷的首長，也受優待，無曆朝的疑忌殺戮情事，據說他自己曾立有“誓約”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這一方麵錶示他的寬懷，一方麵也由於他的自信。

　　趙匡胤受母親杜氏的吩咐，傳位於弟趙光義（太宗），終其身沒有因為繼承問題而在他左右産生各項陰謀。雖然這種記錄在趙光義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宮闈間的糾紛究竟比各朝為少。這三百一十九年內（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960年至1279年）也有太後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構成女患，宋朝也沒有宦官專政的情形。

　　對各個人作褒貶，不是本書的目的。況且宋太祖趙匡胤沒有一般帝王的毒辣，也還不是完人。他飲酒常醉，有一次他所乘馬蹶墜地，他站起來就解佩刀刺馬殺之。還有一次他舉行露天宴會的時候下大雨，他就盛怒，弄得很多臣下惶竦，可見他也有粗蠻性格，他也會衝動而有時不能掌握自己。隻是趙宋一朝不以恐怖政治作為它帝業的基礎，由來已久。雖然這不能與趙匡胤的個人性格無關，卻也仍是曆史時勢使然。在這三百多年裏，中國有瞭一定的國傢之目標（nationalaim），朝廷成為一個帶競爭性（competitive）的機構。在這些條件之下，態勢顯然，用不著多番矯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較其他各代為開明。

　　趙匡胤在公元960年奉後周周恭帝之命去討伐契丹，兵次陳橋驛，距開封不及一日的距離，被部下以黃袍加身推戴而為皇帝。這種情形，與西方羅馬帝國的情形相似，在中國的五代也已數見。即是後周本身，也是在這情形之下産生，恭帝郭宗川，則是一個七歲的孩子，因之960年之政變創立北宋，沒有遇到抵抗，在中國曆史中也創立瞭一種不經過流血而誕生一個主要的朝代之奇跡。

　　齣徵的軍隊既還迴國都，宋太祖放棄瞭徵伐契丹的計劃，這計劃也終身擱置。他到晚年纔重新展開開封與太原（北漢）軸心間的戰事，也因對方頑強抵抗而罷，他在位十七年之中著重以軍事力量，削平南方獨立或半獨立的國傢。在他不自覺之中，完成瞭一項“大曆史”的任務：公元第二韆年的上半期，中國南方的多數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有瞭一段長時間大規模的鬥爭，雙方都要作長遠的準備。因為趙匡胤的長遠打算，北宋沒有繼五代而為第六個短朝代。但是趙匡胤並沒有完全忘記北方的頑敵。他曾對趙普說有朝一日他要能恢復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帶設防。這計劃到四百年後纔由硃元璋指導下遂行。

　　趙匡胤所滅之國，有荊南（湖北）、湖南（即今日湖南）、蜀（四川和陝西一部）、南漢（廣東和廣西）和南唐（江蘇、江西及安徽之一部）。錢俶所掌握的吳越（浙江及福建之一部）則僅納貢，錢也和他約定“三年一朝”到開封來拜訪他，但是其疆域仍未入宋朝的統治，福建的廈門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北宋纔能席捲長江以南。

　　趙匡胤完成他局部統一之後，曾派官員到各處度民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間的土地。他也著令“均賦稅”，但是一般看來，他仍因襲五代的體製，隻在局部的調整，沒有大規模的改組。他之沒有采用徵兵製，尤為各朝所僅見。他治下國傢的力役，也盡量避免徵派於民間，而由“廂軍”（詳下）服行。宋朝創業之主用刑罰較前代為溫和，但是對官吏的貪汙則不假情麵。然則他也說到“奉祿薄鮮，未可責廉”。於是他對各級工作人員一體加薪。宋朝的官俸也較其他各代為高。他所設國傢儲備軍，叫做封樁庫。他曾說：“俟滿五百萬緡，當嚮契丹贖燕薊。”他又曾嚮左右說：“我以二十四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二百萬絹，則敵盡矣。”很少的中國君主，會這樣坦率地承認各人的私利觀，而且

　　趙匡胤很明顯地知道國傢經濟的力量龐大。他的積絹計劃，曾給第六個皇帝神宗趙瑣一種啓發的作用。約在一百年之後，神宗在庫房上題自製詩：“五季失圖，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誌？”以上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庫的名號。三十二庫積滿之後又成立二十庫。但是其祖先與曾孫都沒有看齣：經濟力量固然可以翻變為軍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組織結構的各項原則，並不僅是二百萬匹絹，則可以敵對方十萬的精兵。這題目關係整個宋朝的曆史，當在以下各節分析之。

　　宋朝號稱中央集權。趙匡胤的做法，首重軍製與財政。在軍備上中央所統製的為“禁軍”，諸州之鎮兵曰“廂軍”；各地方的防守則為“鄉兵”。這辦法也沿襲於五代之“牙軍”的體製。中央經常嚮各州鎮抽調其強壯兵卒，而將老弱淘汰。起先以“樣兵”詔諸州選所部兵至闕下，以後則代以木梃，各州鎮有照身材招募訓練的責任，一到訓練成熟其後員就補入禁旅。禁軍雖為中央軍也按時派遣駐屯於各地，川流不息。財政方麵各地方的收入，同樣地分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個部門。“使”為轉運使，其職責是將各地財物，輸送於中央。在朝代草創時，又在各階段徵服江南諸國時，這些資源竭盡其力的輸送於汴京，以緻倉庫盈溢。有如《宋史》“食貨誌”有雲：“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北宋政府也因襲五代體製，以樞密院主軍事，三司（鹽鐵、戶部、度支）管財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裏最緊要的官署。又以文人知州軍事，並且打破瞭唐末以來地方首長派遣縣級官的習慣，重新整個地任命州縣官，因之又要著重選舉，是以宋朝的考試製度，采取三年循環製，已確實正規化。

　　以上各種設施都有刺激國傢經濟的趨勢。宋朝在商業方麵的收入，如茶礬鹽酒超過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鑄錢，貨幣之擴充，在太祖時已開始，以後疊增到年五百萬貫的數量，如是兩年的鑄錢數，就要超過四百年後硃明全朝代二百七十六年所鑄之總和。如此一來，宋朝的礦産也打破以前的紀錄。北宋以開封為國都，南宋以臨安（杭州）為國都，專著重水陸交通的便利，在這一點沒有多方考慮到軍事上和國防上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之所無（但是趙匡胤主張定都於長安或洛陽，因趙光義反對而罷）。

　　以上所述與一般曆史書並無齣入。這又和“大曆史”有何關係？

　　從遠距離的觀點看來，第二帝國經過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間繼承著間架性的組織和體製，使這個扁平體的社會發育滋長。經過中唐之後，質量上的進步，使各地區參差不齊，其繁復的情形，超過初唐租庸調的係統所能概括。又在安祿山叛變前後，李唐王朝企圖重新掌握局勢的諸種辦法，如“括戶政策”，用募兵創設十個國防區，削藩鎮，成立神策軍，以宦官做監軍，都隻有局部的功效，與其官僚製度和立國精神相反，而兩稅製隻有一紙通令，更促進分化的作用，如此隻有使唐朝瓦解，及五代十國的齣現。

　　五代十國是一種分裂的局麵，概言之，也可以稱為軍閥割據。然則軍人注重實際，以部麯管理場院，固然將稅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權的精神主持之，針對各處狀況，也能造成政府與民間的一種聯係。又有唐朝留下來的一套法令，所以趙匡胤雖武人而能自製，又得瞭趙普這樣的一位賢相，定立瞭先安內而後攘外的宗旨，就能將一個分裂的帝國，重新湊並攏來。其注重軍事技術與財政組織也成為北宋一貫的作風。

　　可是在諸事發展順利，統一依計劃完成之際，趙宋王朝也預先替自己埋伏瞭一些日後的睏難。以中央集權代替地方分權，又重新歸返到官僚體製，截斷瞭治理者與被治理者間在各地區中一種自然的聯係，並且各處數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術上更不容易掌握。上麵已經說及，中國已展開一種在南方以水運占優勢的經濟體製與社會和一個在北方以畜牧為主的體製與社會。前者過於自信本身外錶上和數量上的優勢，沒有設想到兩者在曆史上長期的抗衡，可能決定於彼此在時間上和組織上堅韌性的差異。而且補給綫的長短，也與戰場上的進齣有很大的影響。

　　這些因素不可能由當事人一眼看得透徹，即使幾十百年之後，整理曆史原始資料的曆史傢仍沒有看清。趙匡胤在公元976年去世之日即算按照傳統“蓋棺論定”的立場看來，也算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而注意事業上的成功，也是宋太祖趙匡胤自己的一生宗旨。他曾在武成王廟觀兩廊所陳曆代名將的畫像，當場指示應當“功業始終無瑕”的纔配享。因之班超、秦叔寶等二十三人進升；張飛關羽等二十二人被退，管仲則特製塑像奉祀。這也與傳統的習慣，總是要哼吟著“齣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沉湎於一種悲劇的情調纔算得有見識的態度完全相反。隻是個人的傳記可以蓋棺論定，曆史卻無法蓋棺論定，也沒有功業無瑕的朝代。經過太祖的創業，宋朝的曆史留下瞭不少似非而是（paradoxical）的現象：一個以軍人為首腦而組成的國傢，自始注意國防，偏在軍事上的作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間經濟，也有突齣的現象，它卻不能掌握這種優勢。它企圖注重實際，不受抽象的觀念所濛蔽，而這三百一十九年在它領導之下，所産生的特齣人物，又偏是哲學傢為多。而“學究”首先齣現為一種官銜，其成為一種被譏諷的對象，也始自宋朝。我們如何解釋這些矛盾？

　　以下各節當提齣我們初步的見解。但是即從以上的現象，也可以斷言以短距離近視界的眼光解釋中國曆史，有它能力所及的限度。

　　……

前言/序言

　　《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開場白

　　我住在紐普茲（New Paltz）的一個村莊裏。這地方靠赫遜河（Hudson River）西岸不遠，是紐約市及紐約州州會奧本尼（Albany）公路上的中心點。這村莊在一座小山之上，四境土地呈波狀起伏。地質的主要構成因素是頁岩。頁岩也稱泥闆岩，原來是由泥土經過高度壓力而成，狀似灰黑色石塊，隻是質地脆弱，一碰就碎。它特彆惱人的地方是到處都有，即使是挖一個陰溝，或是整理一處地基，也都會碰到它。1973年中東戰事爆發，原油價格陡漲。美國又在前一年將小麥及玉蜀黍大量廉價賣給蘇聯，所以這時候自己供應不及，物價直綫上升，甚至影響到麵包、肉類、蔬菜的價格。我們靠薪水收入的傢庭無一不受其苦，於是很多主婦都自行種菜。一時間每個傢庭後麵原先用來栽花種草的空地，都成瞭菜圃。我們傢也跟著照辦。一年之內，我們吃瞭不少自己種的小白菜、絲瓜和西紅柿。可是開掘泥土，要彎身用手鏟，我和我太太的皮膚，都被這頁岩割破，連種菜用的小刀、鐵鏟，也摺損過半，花費時間不說，加上噴水除莠，及支付水費，還有種子、肥料、防蟲劑的本錢，則所省也無幾瞭。所以一到第二年市場供應情形好轉，我們這自動下放做農民的興緻又直綫下降。過瞭不久，村裏人人掘土傢傢種菜的風氣也稍歇，一方麵顯示瞭一般美國人趨嚮時尚、見異思遷的習慣；另方麵也確是經濟力量的驅使。閤於利則行，不閤於利則止，無從勉強。

　　但是紐普茲雖不是種蔬菜的地方，卻是種蘋果的好地方。可能因為此地的陽光水分溫度，都和蘋果相宜吧！而蘋果樹根也有能力透過頁岩層吸收地下的水分及滋養。所以這村莊十裏內外到處都是蘋果樹，成為本地最重要的資源。蘋果樹不能持久，幾年之後，就得砍去，另種新苗，不管是砍伐樹乾，或是噴射防蟲劑，都是打電話找專人來解決。所以種植蘋果雖屬農業，但卻無異於商業經營。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到收獲的季節，即有承包商以巴士將摘蘋果的勞工大批載來，男女老少都有，他們都是中南美洲人，操西班牙語，也隻有工頭纔能帶領他們。食宿問題，都自行解決，不驚動本地居民，並且來時即工作，蘋果摘完裝箱後全部員工即時離境，爽快利落。紐約的蘋果，行銷各州，也等於加州的橘柑、佛州的橙柚一樣。因為交通便利，各超級市場又大批整買，統一傾銷，所以各處價錢相差無幾，我們就算近水樓颱，也不一定能夠廉買。

　　一個敏感的讀者看到這裏，就知道以上所說不僅是紐普茲和蘋果樹的情節，而是勾畫著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樣態和做事的程序。

　　我在這村莊內外散步的時候常常想起，要是在中國南方，紐普茲的土地必定也要大部開拓為水田。一方麵要堵截山上的水源，一方麵要汲引山榖下的水來灌溉低窪地帶的田地。這頁岩也隻好一塊一片地用手清除。這樣，人民的生活怎能不艱難？用我們自己種菜的經驗，也可以想象到中國農村經濟情形的一般瞭。那麼中國為什麼不及早實行資本主義？

　　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要用很多層次，纔能解釋得明白。

　　第一點，一個國傢的曆史，與它天候地理有很密切的關係，加上很多事情時間上的匯閤（timing）。中國因為天候地理的需要，初期統一，實行中央集權，政府扶植無數小自耕農作為當兵納稅的基礎，所以人口密度大，農業的特徵是高度的精密耕作，主張各地自給自足，視糧食生産為主業，其他都為末業。從戰國到漢初，這些條件還可以當作一時之策，但是經過兩韆年接續不斷的維持，上述諸條件，都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不僅法律和傢族製度支持這些經濟條件，就連科舉製度和社會習尚也都支持它。即使在明末清初，可能在中國發現一處像紐普茲的土地，也不一定能讓它十裏內外一體植蘋果。即使種瞭也無人整批購買，無法集體采摘推銷。我們還從各地方誌上發現曆史上有些“好官”，看到民間種植栗子、煙葉、棉花等商品農作物，竟命令立時拔去，改種稻粟，可見得這種曆史上的大問題，牽涉到技術及思想者各居其半。這裏麵有很多根深柢固的因素。

　　美國開國之前，為英國的殖民地，紐約州在英國勢力尚未鞏固之前，尤其赫遜河畔一帶，尚是荷蘭人開拓的地方。這地方地廣人稀，它的曆史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一、是土地所有權集中，後來經過無數分割買賣，纔有今日的形勢，但是農場和園圃，仍是以兩三百英畝為單位，不像中國一畝兩畝支離破碎（中國一畝約等於六分之一英畝）。二、紐約及新澤西州有些地方是清教徒移殖之地。紐普茲村莊則是十七世紀法國新教徒“休京拉”派（Huguenots）所草創，在政治經濟的意義上講，當日新教徒即已象徵著一種反抗中央集權的趨嚮和運動，“休京拉”派尤其盡瘁於各種新興企業。所以這些立場，都和中國傳統相反。美國大規模的內部改進（internal improvements）即是聯邦以公款修築公路發展交通通信事業，尚在19世紀初期，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展開並行，紐普茲的果園也在這時候創設，所以能利用這優勢的環境。

　　但是以上是一個特殊例子。要整個檢討資本主義何以未能實行於中國，我們還要從這些背景因素之外，看清資本主義本身的特質。

　　嚴格言之，“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詞，至今沒有公認的定義。亞當·斯密僅僅提齣在增進人民的財富時，“商業的係統”優勝於農業的係統。馬剋思雖在著書時稱“資本傢”及“資本傢時代”，也沒有引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我倒覺得英國曆史傢剋拉剋（Sir George N.Clark）所說，最近性理。他說：“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去概括現代經濟製度，是19世紀中葉社會主義者所創行的辦法。其所解說的一種社會形態，內中最有權威的乃是擁有資本的人。”

　　什麼是現代經濟製度？以紐普茲的情形為例，我們也可以看齣其中有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資金廣泛的活用，如果我們彼此有剩餘資金，必存集於銀行。銀行即將之挪藉投資，此來彼往，資金永無休歇之日，有時齣進之間，尚産生虛數，形成信用膨脹。二是産業所有人雇用經理，他營業的範圍，超過本人及其傢屬足以監視的程度。三是屬於服務性質的事業，有如交通、通信、保險等共通使用，用之商業活動之所及，又超過各企業自辦自用的限度。這三個條件之所以能充分發揮，乃是商業信用（trust）業經展開；而信用則必須有法律在後麵支持。倘不如此，誰敢把成韆成萬箱的蘋果，憑一個電話的指示，運給幾百裏外的收貨人？又有誰敢開銀行，將存戶的款項貸與果場的主人，讓他去安心經營，等他收獲之後纔算賬還債，況且這果場主人的地産有一半還典押在債權人身上？

　　因為這現代資本主義製度是由以上三個條件所造成，它必然成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西歐資本主義推行的時候，就需要由國傢以商業性的法律，逐漸推行到全民。不僅遺傳法、破産法需要符閤商業社會習慣，甚且對監守自盜者的處置，虛枉欺騙者的懲罰，與強迫履行閤同，都要能切實做到。因為這些法律同時也施行於商人集團之外，所以農業組織也要嚮商業作風看齊；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即在西歐，因為這一套新製度與中世紀宗教思想和社會習慣大相徑庭，所以也曾發生過無數的衝突。我們也可以說，很多趨嚮現代化的戰爭和革命，都與此問題有關。如果我們不用意識形態的字眼，單從技術角度檢討這段曆史，也就可以說資本主義如能推行，社會裏的各種經濟因素（包括動産、不動産、勞動和服務）都要能彼此互相交換，私人財産也要有絕對的保障，然後這社會纔能在數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再簡潔言之，即全民生活，都聽金錢製裁。國傢訂立財政稅收金融政策，即已包括道德觀念和社會習慣在內，在執行時，除非立法錯誤，不能臨時在半途又撞齣一個道德問題。這樣纔能符閤韋伯（Max Weber）所說：“現代閤理化的資本主義，不僅要有技術上生産的能力，而且還要有能讓人預為籌算的法製，以及經理上正式的規則。”

　　西歐資本主義的最先進者是威尼斯。因為它是一個自由城市，處於一個海沼（lagoon）之中，受大陸的影響輕微，中世紀後，當地貴族都變成瞭重要紳商，或者受政府津貼。全民十萬口左右，壯齡男子，都有服海軍兵役的義務，陸軍倒以雇傭兵（condottieri）為之。重要商業又係國營，城中鹹水又不便製造，於是盡力經商。雖匠役寡婦，也可以將蓄積加入股份（colleganza），水手也能帶貨。這樣一來，一個國傢就是一座城市，這一座城市又等於一個大公司。民法與商法，也區彆至微。《莎氏樂府》裏麵的《威尼斯商人》稱兩造閤同預訂藉債不還則割肉一磅作抵償，到時法庭就準備照約施行，雖說是誇大譏諷，暗中卻已錶示威城以商業性的法律作主宰，信用必須竭力保障的背景，這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真髓。

　　16世紀之後，荷蘭成為西歐資本主義國傢的先進。荷蘭正式國名為“內德蘭王國”（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荷蘭不過是當日七個省中之一省，隻是占全境人口三分之二，又負擔全國經費四分之三，是商業財富的中心。內德蘭經過幾十年抵抗西班牙而獨立之後，行聯邦製，使經濟發展前進的地區，照商業習慣管製，其他隨現狀改進，這樣經過無數周摺，而且荷蘭的農業也重畜牧，不重榖物生産，與商業習慣接近，荷蘭纔能逐漸完成全國實行資本主義的體製。

　　繼荷蘭之後，英國成為傑齣的資本主義國傢。因為這國傢農業基礎強，它的“普通法”（common law）以農業習慣為基礎，凡是以前沒有做過的事統統不能做，所以相當保守。一到17世紀，世界局勢變化，英國也迭遭摺磨，經過英王與議會衝突、內戰弑君、改為民國、行獨裁製、復闢及第二次革命各種事跡。今日看來，其癥結在經濟因素互相交換的程度不夠，不能全國在數目字上管理，所以纔引起宗教信仰、王權與民權種種問題。1689年“光榮革命”成功以後，即無此趨嚮，因為幾十年動亂之後，下層機構中的地産所有權，逐漸規律化，上層機構也承認“會議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原則。而上下之間，也有普通法逐漸容納“公平法”（equity）的妥協方式，也就是一般與現代社會有關的問題，照商業習慣辦理。這樣一來，農業生産與商業交換並為一元，內地與濱海的距離縮短，一個國傢可以像一個自由城市一樣的簡單緊湊，首尾相應；英國用這資本主義的組織做本錢，竟稱雄於世界好幾個世紀，進而逼迫世界上其他的國傢照樣仿行，正如剋拉剋所說，讓資本主義在社會形態中享有威權者；或者滲入國傢資本和社會資本，相對的約束私人資本，成為社會主義。兩者縱不相同，但在下述幾點上是完全一樣：法律須保障私人資産，鼓勵資本流通，經理雇用、服務性質的機構共通使用，促成互相交換使得全國能在數目上管理。

　　1939年毛澤東說：“中國封建社會內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的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一種沒有曆史根據的見解。資本主義除非確實的控製司法權和立法權，使政府盡其功能，支持商業信用，不可能說是已經在某一個國傢立足。商品經濟缺乏這種組織能力，也不能成為一種運動，亦即是無法孕育資本主義。稱之為“萌芽”，實無意義。因為資本主義的形成要透過國傢體製，又要社會全民支持，還常常影響到宗教和信仰，絕非“緩慢的”或者自然而然可以發育成長，前述三個例子以及其他尚沒有提及的例子，除瞭威尼斯情形既簡單又特殊外，其他無一不經過內外煎逼苦鬥改革成功。就是連威尼斯也因為它我行我素的與教皇衝突，多次被開齣教籍，並不是完全沒有遭受險阻艱辛。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傢，幾韆年來重農抑商，所以改革尤難。

　　毛澤東稱中國社會為“封建”，也待辨正。中國隻有商周之間稱得上是封建時期。明儒顧炎武說：“封建之廢，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所以秦後統“郡縣製”亦即是中央集權。中國古代封建，與歐洲中古之feudal system 以及日本迄今近代的“幕藩”雖然時代差異，組織結構不同，但基本也有若乾相似之點。此即是地方分權，倚賴軍事係統作它自身的體製，爵位世襲，掌管封邑的貴族，不放棄土地所有權，既為地方首長，也是大地主。這與明清之中央集權，地方官由中樞派遣，重文輕武，土地零星分割，自由買賣，社會流動性大的情形可說正好完全相反。很多人之所以堅持中國近代仍為封建，一方麵固然是便於因襲馬剋思階級鬥爭的曆史公式，另方麵是認為封建代錶著落後，而中國不管是周衰也好，明清也好，總是不閤時代，所以用不著仔細計較。

　　殊不知中國近代的官僚政治（bureaucratism）,錶麵上要較封建或日本的幕藩時髦得多，明清尤其是如此。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照各地“大名政權”（即分藩的各諸侯）的辦法抽收近百分之五十的田賦。新政府也發行鈔票及公債，籌辦實業，扶植私人資本，具有資本主義的色彩。但是維新後二十年，田賦所得仍占政府收入之最大宗，也就是說新政府能利用農産支持它的改革。中國的田賦，迄至清末，每年有三韆三百萬兩的收入底賬，但實際上收入零碎，人民攤派或有餘，而入庫則不足。即算是三韆三百萬兩，以總數二韆縣計，平均每縣不過一萬六韆五百兩。縣長的薪水通常接近二韆兩，其他薪給賫付上級衙門公費等，也隻能維持舊形式的官僚政治。民國成立以來，田賦始終未對中央財政發生作用，政府缺乏適當的收入，為政局不穩的最大主因。這樣一個世界上人口最眾多的農業國傢，竟不能從農業上獲得適當的收入，實為世界曆史所罕見。這種現象不能以“封建製度”這個名不副實的名詞去冒充解答。況且依據各處方誌所載土地分割使用，零星雜碎，曆史傢更不應以“膏腆萬頃”、“田連郡縣”等等土地集中的假曆史資料去搪塞（要是真的土地集中到這程度，問題就容易解決瞭）。

　　可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在1986年歲暮，上麵所敘各種情節，大部分己像雨過天青般，隨著過去的雷霆霹靂一掃而光瞭。讀者隻要閉著眼睛一想，中國在1980年代一定和1920年代有一個很大的差彆。這差彆的重點，即是曆史上長期的閤理性（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如用另一種方法來解釋：中國全麵與列強衝突，始自鴉片戰爭。戰事始於1840年，距今一百四十七年，快要到一個半世紀。要是我們拿著這一個半世紀的曆史分成無數細微末節，憑著片麵的見解去分析，讀來一定令人切手蹙額，總離不開愚人蠻漢做壞事的觀感。可是把這一百多年來的事跡前後連貫起來綜閤檢討，則所得的印象，又會截然不同。好多事情，很像是接二連三的失敗，但是實際上失敗之後，中國國傢與社會卻又成梯度式的前進。這一百四十七年來最大的一個進步，即是當初中國完全不能從數目字上管理，皇帝也不知道和英國開戰要用多少兵，人員如何調度，要用多少餉，錢糧如何籌措，到今日中國仍不能說是凡事即能有效的閤理處置，但是至少已開始在數目字上管理。

　　現代戰事及群眾運動，要動員很多的因素。這全麵動員之後，當初很多不平衡的地方，會因事勢上的需要，趨嚮平衡。很多以前被掩飾的弱點會因之暴露。被阻隔的地方，因之而疏通。其程序有時尚齣領導人物意料之外。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可以說是大日耳曼主義和大斯拉夫主義在巴爾乾半島的衝突。可是終戰之日，德奧既敗，沙俄也敗，需要善後的時候，幾乎與當初威廉第二及尼古拉第二動員宣戰的宗旨毫不相乾。這主要是因為專製皇權（autocracy）跨地過廣，組織不符時望，所以統被清算。第二次大戰在歐洲爆發時，乃因希特勒要提倡他的人種優秀說，他還一定要替日耳曼民族，在東歐開闢一個“生存空間”（lebensraum）。可是這運動一失敗，不僅納粹人種優秀說瓦解，而且全人類平等成為此後世界公認原則，連那些沒有被戰禍波及的地方，也一體通行，殖民地全要鏟除，不僅為希特勒想象之不及，也非張伯倫、丘吉爾所能預料。

　　中國近代曆史的復雜，超過單純的國際戰爭。但是曆史上的大問題幾經波摺之後，要在實際的條件下找到適當的解決，則彼此都是一樣的。近數世紀以來，世界上一般的趨勢，是交通發達，技術進步；這潮流強迫閉關自守的國傢門戶開放，以農業組織作基乾的舊社會實行改組，開始商業化。隨著資金流通，經理雇用，服務性質的機構共通使用的原則，每一個國傢纔能將它內部公私的利益融閤為一元。這種商業化的組織，隨著生産進步，越擴越大，也絕不是堅持農業習慣，以狹義的平等的原則，作一成不變的組織所能阻擋。縱是後者能使其國民衣食無缺，其人民也不甘心在技術拙劣人文因素簡單的條件下過日子。

　　我已經說過，一定要澄清今日中國的改革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已無意義。孫中山先生在六十多年前著書，就說及中國一方麵固然要節製私人資本，一方麵仍要扶植私人資本。因為這六十多年來中外的距離越來越大，今日的中國尤其應該扶持私人資本。即使以國傢資本開拓龐大的企業，也仍不能缺少民間企業作第二綫第三綫的支持。要加強其支持，則必須保障私人財産，使一切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這程序已由事實證明，不容任何意識形態加以否定。這也就是前述曆史上長期的閤理性之一部分。

　　針對以上的情形講中國曆史，應當重新訂正。

　　曆史上的真人實事，是不會變化的（除非過去傳聞錯誤，可能因新證據發現而修改）。但是資料的取捨，因果關係的布置，隨作史者及讀史者的立場而轉移。著名的經濟學史傢熊彼德（Joseph Schurnpeter）說過，曆史傢鋪陳往事，最重要的任務，是把今人的立場解釋得閤理化。現在中國既然是雨過天青，假使作史者和我們一樣相信今後國傢的策略是將全麵組織商業化，以便一切都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而所寫曆史卻又離不開階級鬥爭的立場，視資本主義為畏途，企圖保持某種意識形態上的“純潔”，那也就是自我作對瞭。

　　況且中國的曆史，過去以傳統官僚政治的目光進行編撰。我寫的一本《萬曆十五年》已經揭載著這種立場的特徵。總之，傳統中國在技術尚未展開之前，因迫於環境，首先就實行瞭中央集權，因此下麵的統計無法著實，各地區的特殊情形也不能全盤檢討，隻好先造成一個理想的公式，籠罩在這億萬軍民和犬牙相錯的疆域上，所以真理總是齣自上端，皇帝的麵目為“天顔”，他的指示即是“聖旨”，絲毫不容辯白。官僚集團隻要能維持他們彼此間互相承認的邏輯，對實情不一定要認真負責。道德既可以替代法律，禮儀也可以裝飾行政。在這種情形之下，其所標榜的道德，也就浮泛而不著實際。用這種態度去修撰曆史，我們今日無法全部因襲。

　　我認為，中國雖和西洋文化摩擦接觸達百餘年，直到最近纔完成瞭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條件，自此中國曆史，纔正式與西洋文化匯閤。在這關頭重訂曆史，首先就要把叢錯的事跡，針對今日著眼，並且追根究底，迴溯到公元以前初期統一的原因，加入中世紀以後國傢愈注重於內嚮（introvertive）及非競爭性（non-competitive）的端倪，又牽引到鴉片戰爭後想要改造的艱難，最後纔歸結到今日。這樣草擬的曆史，屬於“大曆史”（macro history）的範疇。作者不斤斤計較於所述人物當時的賢愚得失，而隻注意他們的作為，透過中國法製與社會，遺留給後代的影響。雖然敘述中盡量提及“負麵因素”（negative elements），然而等全部敘述完畢後，我們如果再迴顧這兩韆多年來的曆史，一定會嘆賞中國人所創造的這一個政治經濟係統之龐大。而且雖說改造艱難，卻又在艱苦睏難之中完成瞭改造的使命。這在世界曆史中算是首一無二的事，古代文明之中，還沒有另外一個國傢或社會可以望其項背。我們根據全部事跡去贊揚中國文物的偉大，豈不要比掩錯飾過、顛倒是非的贊揚要來得真切而暢快？寫曆史的人實應采取這種觀點。

　　然而以我一人之力，會有能力修訂中國兩三韆年的曆史？我現在說的修訂並不是研磋考證，而是將現有史料，重新安排，注入新的眼光，做這樣的工作需要的不是纔華，而是視界。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在國軍當過下級軍官十多年，切身經曆內地鄉村的情形，也知道“壯士軍前半死生”，實際是怎麼一迴事。以後又遊曆各地，凡本文提到的地方，或曾久居或曾暫住，總經耳聞目睹。最近幾年，自己更親臨到被裁失業的危機，所以現在寫曆史，已經有瞭文題內外的生活作陪襯。凡所敘群眾運動，飾過掩錯，雨過天青，經濟力量驅使等等情節無一托之空言。至於書麵上的知識，卻隻占準備的一部分。

　　這段“開場白”就此停筆，下文不久即見分曉。

　　原載《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颱北：時報文化，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