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俞可平親自作序，闡述善治理想。
走嚮善治也就是走嚮中國式民主，善治理論為國傢治理現代化提供中國方案。
善治的理念從俞可平的“一傢之言”最終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正式提齣。
內容簡介
善治就是好的治理，也可以理解為越來越好的治理。善治是國傢治理現代化的一種理想狀態，是實現公共利益更大化的治理活動和治理過程。
國傢治理現代化，是繼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四個現代化”之後的第五個現代化。是深刻的社會進步。因為它以製度的形式，將人類文明的成果加以固定下來。 政治現代化既是經濟現代化的必然結果，也是社會政治進步的必然要求。從世界現代化的曆史經驗來看，不斷地從以“官員的權力本位”為錶徵的傳統政治，走嚮以“公民的權利本位”為錶徵的現代政治，是社會現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在《走嚮善治》一書中，作者用曆史的眼光、哲學的分析、政治的遠見條分縷析地闡明瞭統治與治理、善治與法治、善治與民主的關係，進而指齣善治的豐富內涵以及實現方法。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曆史的麯摺、民主的細節、法治的思維、政治的藍圖。
作者簡介
俞可平，著名學者，政治學傢，北京大學講席教授、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兼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哲學政治學雙學科博士生導師，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名譽博士。
精彩書評
俞可平是關於中國式民主理論有聲望的中國思想傢之一，是中國國內關於知識分子善治話語的重要學者。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汪慶華
中國擁有一批世界級的思想傢，其中就包括經濟學傢林毅夫和政治學傢俞可平。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董事會主席約翰·桑頓
俞可平是“在中國政、學兩界堪稱是始終走在理論、現實問題前沿的民主政治探路者”，是“一位看嚮中國政治未來的獨特學者”。
——香港《鏡報》
目錄
001??自序
民主
002??現代國傢治理的本質是民主治理
007??政治生態惡化與官本位
012??官本主義是現實，民本主義是理想
026??民主還是民粹——中國的民意政治
法治
056??法治是國傢治理現代化的關鍵環節
064??依法治國的政治學意蘊
082??沒有法治就沒有善治
087??沒有法治的民主是殘缺的民主
治理
092??政治學的公理
098??公平優先，應成為新的策略選擇
103??推進國傢治理現代化的六大措施
114??生態治理現代化越顯重要和緊迫
119??中共的乾部教育與國傢治理
文明
136??文明的教化
141??對待中國現代化應走齣傳統“中西之爭”
155??鄧小平與中國政治的進步
169??思想傢是民族的寶貴財富
訪談
178??國傢治理現代化的思想定位與實現方式
213??不左不右，走人間正道
226??仰望星空，做天國的學問
附錄
240??俞可平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善治話語
精彩書摘
官本主義是現實，民本主義是理想
官本主義在中國傳統社會綿延數韆年，已經成為中華傳統文明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不僅有其長期存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現實基礎，而且必定有其契閤國民性的閤理因素。基於“學而優則仕”理念之上的科舉製，在相當長時期中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官員選拔製度，它産生瞭將知識、道德、權力、責任集於一身的士大夫階層。但它最終又無情地被現代文明拋棄，分彆成為孫中山等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和毛澤東等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對象。對官本主義的曆史文化條件、法律製度框架、社會曆史作用做係統而深入的研究，分析其利弊得失和經驗教訓，是中國社會政治發展史研究的一項重大課題，不僅有助於更加全麵地認識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和政治發展規律，而且也有助於更加有效地推進今天我國的民主進步事業。本文將簡要論述官本主義的內涵及特徵，分析它與民本主義、君主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實質性區彆。
在論述“官本主義”概念之前，讓我們先來說說另一個最熟悉的範疇：“封建主義”。在分析中國傳統社會時，無論從哪個學科的視角，都會異口同聲地得齣“封建主義”的論斷。國內理論界的主流觀點一直認為，中國在戰國時期就確立瞭封建主義生産關係，公元前221年統一的秦朝帝國的建立則標誌著“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封建國傢”的正式確立。從春鞦戰國直至近代以前的整個中國傳統社會，處於漫長的封建主義社會時期。19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和隨之而來的“洋務運動”，迫使中國嚮西方列強開放，引入西方的一些製度，原先的封建主義社會開始發生實質性的轉變。但近代中國也並未完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而是進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然而，對“封建主義”的理解卻大有分歧。“封建”一詞在漢語中自古有之，唐代著名學者柳宗元著有《封建論》。他所說的“封建”特指春鞦以前各國“封國土，建諸侯”的分封製度。傳統中國語境中的“封建”概念顯然不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封建主義”。今天我們作為關鍵概念用以分析傳統中國社會的“封建主義”其實也源於馬剋思的理論，即馬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要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或共産主義社會的所謂“五種社會形態”說。馬剋思主義語境中的“封建主義”(feudalism)，源於歐洲中世紀的封地采邑製度，它指的是以領主或地主占有土地、剝削農民剩餘勞動為基礎的社會製度。用馬剋思主義的這一“封建主義”概念，去分析近代以前的中國傳統社會，在1949年後一直是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但是，近年來對這一主流分析框架的質疑之聲日益高漲，質疑主要來自兩個方麵。其一是，所謂的“五種社會形態”論並非馬剋思的觀點，馬剋思從未提齣過“五種社會形態”；其二是，封建主義隻是中國秦以前的社會製度，秦以後的中國傳統社會是“皇權專製”或“選舉社會”。
這種質疑令人進一步思考。這裏不論馬剋思本人是否提齣過“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但用馬剋思語境中的“封建主義”來概括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形態和實質性特徵，確實麵臨不少挑戰。首先，中國傳統語境中的“封建”明顯不同於西方語境中的“封建”或“封建主義”(Feudal或Feudalism)。其次，也是最為重要的，以占有土地和剝奪農民勞動為主要內涵的“封建主義”，不足以概括傳統中國社會的實質性支配關係。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中國傳統社會的實質性支配關係，與其說建立在土地占有的基礎之上，還不如說建立在權力占有的基礎之上。
縱觀中國數韆年的社會發展史，充滿著政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例如，就官員的産生途徑而言，有“世襲製”“察舉製”“徵闢製”“科舉製”等區彆；就官員的身份而言，有知識分子、軍功人員、宗室成員、世襲子弟等差異；就主導政權的集團而言，有所謂的“宦官”“外戚”“門閥”“軍閥”“士人”等不同。然而，就傳統中國社會的整體而言，權力本位的實質並未改變，統治者不是因為占有土地纔享有社會的統治地位，相反，是因為占有政治權力纔占有土地，並進而享有社會的統治地位。與其用“封建主義”來概括中國傳統社會，不如用“官本主義”來概括更加閤適與準確。
官本主義就是以權力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政治形態，在這種政治文化和社會政治形態中，權力關係是最重要的社會關係。在各種類型的社會權力中，政治權力處於支配地位，是官本主義的核心要素。因此，權力本位通常也錶現為官本位。在官本主義條件下，權力成為衡量人的社會價值的基本標準，也是影響人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屬性的決定性因素。權力支配著包括物質資源和文化資源在內的所有社會資源的配置，擁有權力意味著擁有社會資源。從社會統治的整體來說，在官本主義條件下，擁有金錢和財産，可能但不一定擁有權力；反之，擁有政治權力，則必定會擁有經濟特權，隻要掌握權力的官員願意，這種經濟特權可以直接變換成其個人的金錢和財産。不僅如此，擁有權力也意味著擁有文化特權，掌權的官員如果願意，就可以將這種文化特權變換成榮譽和作品。例如，從中國的曆史記載和傳說來看，最富有的並不是商人，而是官員。（皇帝自不必說，他作為最高掌權者，是社會物質財富和文化財富的最大擁有者。整個官僚階層也占有最重要的社會財富，作為一個整體，官僚階層遠比工商階層更加富有。）2001年《亞洲華爾街日報》曾評選齣過去一韆年中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上榜的中國産“超級世界富翁”有6人，他們分彆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劉瑾、伍秉鑒和宋子文。有意思的是，這50位世界超級富豪中，除瞭國王和統治者外，其他國傢的富豪幾乎都是銀行傢和商人，而我國的6位超級世界富豪除瞭伍秉鑒是商人外，其餘5人中2人為帝王，3人是高官。根據該報的統計，在過去一韆年中，有半數以上超級世界富豪身居高官的，隻有中國一傢。甚至從個體的角度看，中國古代的官員之富也常常超過商人。據稱，有清一代276年，最富有的個人並不是商人大賈，而是清乾隆首席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和珅。史載，嘉慶皇帝抄沒和珅傢産時，總計其銀兩、黃金、地産、房屋、字畫、珠寶等資産，至少在韆萬兩白銀以上，其中現銀多達四百萬兩以上。不僅遠比其他商人富有，而且是名副其實的“富可敵國”，比當時朝廷一年的總歲入還多。
除瞭上述這一實質性特徵外，官本主義還具有不少其他的顯著特徵。
官本位的社會等級體係。任何官僚體製都需要科層等級，以此來分擔國傢的行政權力和行政責任。然而，在官本主義條件下，除瞭正常的行政科層等級體係之外，整個社會的等級體係都建立在權力本位之上。進入官方體製之內的任何人都被分成三六九等，所有這些等級最終都可以用官秩等級來摺算。官本位不僅貫穿於國傢行政權力體係的每一個環節，而且也體現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從人們的衣食住行，到社會的禮儀習俗；從國傢的公共領域，到傢庭的私人領域。沒有官爵等級，就沒有社會地位。這種官爵等級體製從西周春鞦就開始形成，日臻完善，一直延至清代。例如，清朝將所有官員分為九品十八級，這些等級不僅用以區分官職高低，也用以劃定社會各個階層人員的等級。官場之外的商人，一旦進入正式的社會等級體係，其等級不再以其富裕程度來計算，而是按照其官方給予的官僚等級來認定。例如，清末滇商王熾被朝廷賞賜“四品道員職稱，恩賞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封典三代一品”，成為中國曆史上唯一的“一品”“紅頂商人”。另一位徽商鬍光墉被朝廷賞封為“布政使銜、從二品文官頂戴用珊瑚，賞穿黃馬褂”，成為名聲最盛的“紅頂商人”。婦女的社會地位也以其丈夫的官職高低來確定，所謂“誥命夫人”即是五品以上官員夫人從夫的品級。以清代的誥封製度為例，“正從三品，祖母，母，妻，各封贈淑人。正從四品，母，妻，各封贈恭人。正從五品，母，妻，各封贈宜人”。
官本位的社會榮譽體係。個人的榮譽分為生前與死後兩種，在中國古代，這兩種榮譽都與個人的官職緊密相關，人們的官爵就是其最重要的社會“名分”。在傳統社會，一個人生前最重要的榮譽是被朝廷封爵。雖然官職並不直接與其爵號等同，但通常隻有擁有一定官職的人纔能封爵。因而，在古代“加官”與“晉爵”常常連在一起。曆朝曆代的達官貴人除瞭本職外，通常還有形形色色的爵位、散階、官號、名位、加銜等，後者實際上就是官方授予的榮譽。例如北宋名臣王安石除瞭曾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左僕射”“鎮南節度觀察處置使”等實職外，還擁有許多爵位封號，包括“開府儀同三司”“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譯經潤文使”“檢校太傅”“特進”“司空”“荊國公”等。唐高祖李淵說過，“官爵之榮，抑惟舊典；勛賢之議，宜有彆恩”。言下之意，除瞭封官賜爵外，朝廷還應有其他的榮譽稱號。但縱觀整個中國傳統社會，“官爵之榮”始終是最重要的國傢榮譽。人死後的官方榮譽，古代稱“謚號”。在古代中國，對達官貴人死後的名號，有一整套十分完備的製度，即“謚法”。對人死後的榮譽，在整個傳統社會中被嚴格限定於王公大臣。所有帝王作為國傢的最高統治者，正常死亡後都會有各種謚號，以褒揚其生前的豐功偉績。如清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的謚號是“閤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除此之外，則隻有位高權重的少數官員纔能受謚，普通人即使最富有、最有學識，通常也沒有資格受謚。唐、宋、元三朝，隻有正三品以上官員方有謚號，明代要二品以上官員纔有資格獲得謚號，清代則更加嚴格，通常隻有一品以上大員纔有資格受謚。
官本位的資源分配體係。物質利益是每個人正常生活的基礎，也是實現個人價值的前提。利益分配製度，是社會製度的決定性要素之一。是按勞分配為主，還是按資分配或按官分配為主，通常反映著不同的社會形態。在官本主義條件下，按官職來分配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質生活資源，是最重的資源分配製度。在傳統中國，官階與官秩總是不可分離地聯係在一起。在古漢語中，官秩的本義，就是按官職確定其俸祿。在物質生活水平極不發達的古代早期，食物是主要的物質資源，因而，古代的官秩通常以糧食的多少來確定。例如，漢代的官職常常以“二韆石”“比二韆石”“一韆石”“比一韆石”“六百石”“四百石”等來稱呼，是因為漢朝的職官製十分詳盡而嚴格地規定瞭不同級彆的官員所對應的俸祿，這些俸祿均以“多少石”糧食為基準。到瞭傳統社會的晚期，官秩則同時以貨幣和食物計算，而以貨幣為主。按照清定製，最高官爵的親王，俸銀1萬兩祿米1萬斛；正一品文官，俸銀180兩祿米180斛；從九品官，歲俸銀31兩5錢祿米31斛半。除瞭俸祿外，對王公大臣還按照其官職高低給以食邑封賞。最高者可達上萬戶，“萬戶侯”即是食邑一萬戶的諸侯。不過對王公大臣的實際分封，通常隻有幾百戶。除瞭這些基本收入之外，對官員的住房和交通工具等曆代都有明確的規製。官品越高，住房麵積便越大，抬轎人數也越多。例如，在清代，凡是三品以上的京官，在京城的轎子由“四人抬”，齣京城則可由“八人抬”；外省督撫和欽差大臣可乘“八抬大轎”。逾製則視為違法，將受到嚴厲的處罰。
官本位的社會禮儀體係。禮儀是傳統社會維係秩序的基本規範，“禮崩樂壞”通常用來形容社會秩序的失控。傳統中國的官方禮儀，完全按照官爵位序而設立。什麼樣的官爵，就享有什麼樣的禮儀。從官邸的“幾進幾齣”、官員的衣服穿戴和外巡的儀仗警衛，到朝會的班次序列、印信的尺寸規製、公文的行文格式、奏章的言語錶述，直至官員死後的陵墓規格，均按照官員的品秩等級有嚴格的規定。《左傳》就說“上下有服”，指的就是不同等級的官員其所穿衣服和所乘車子不同。現在大傢十分熟悉的成語“衣冠禽獸”，最初源於明朝官服的法定禮儀。明清兩朝，不同品級的文武官員，須穿戴不同的官服。文官服裝綉禽，武官服裝繪獸。官員齣巡時的“肅靜迴避”和“鳴鑼開道”等儀仗更是等級森嚴，任何人均不得越雷池一步。
官本位的等級特權體係。總體上說，傳統政治就是一種特權政治，特權無處不在。在官本主義條件下，特權實質上體現為官僚的等級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說，前述建立在官本位之上的資源分配體製，就是一種等級特權體製。除瞭衣、食、住、行等外，等級特權還分布於社會生活的各個重要領域。官員的子孫可以享受官爵世襲的特權，稱之為“官蔭”或“恩蔭”。例如，在明代，一至七品的官員，依其官爵等級的不同，均享受不同程度的庇蔭特權。“正一品子，從五品用”。依次類推，“正五品子，正九品用”。六品以下官員之子，在未入流等職內敘用。雖然儒傢強調“有教無類”，但國傢官學的入學條件仍然嚴格限於官員子弟。例如，唐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勛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勛封之子為之”。宋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為之”。明清兩朝國學生員，主要是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員的子孫弟侄。
等級特權也明顯地體現在司法領域。在傳統中國，一方麵倡言“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另一方麵又長期遵循“刑不上大夫”的司法原則。前者更多的是民眾的理想，後者纔是真實的製度。在傳統社會中長期存在的所謂“八議”和“官當”製度，就是官員司法特權的集中體現。所謂“八議製度”，即是法律規定凡屬“親、故、賢、能、功、貴、勤、賓”等八類官員一旦犯罪，普通的司法機關不得對他們進行審判，而須由皇帝裁決，並按照犯人的身份功績對刑罰進行減免。“官當製度”，即是以官職摺抵刑罰。
官本位的文化價值體係。在官本主義條件下，不僅社會的經濟權益、政治權益和文化權益按照官職等級進行分配，而且對社會現象和曆史事件的敘述和評價也以官職等級為基本尺度。官位的高低甚至成為評判知識文化水平和倫理道德水平的標尺，官階越高，似乎掌握的知識和真理就越多，倫理道德水平也越高。在傳統中國，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常常既是真理和知識的化身，也是美德和高尚的代錶。對士大夫科舉考試的成績進行裁判的，不是教書先生，而是負責學政的高級官僚，而最後欽定“殿試”前三甲的權利則非皇帝莫屬。皇帝不僅是民之“人主”，也是思想的導師和道德的楷模。硃元璋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而且十分專斷殘暴，但他成功地建立瞭明王朝，成為明朝開國皇帝。因而，他便有資格編著《禦製大誥》，讓舉國上下人人學習傳誦；他也有資格在死後受謚為“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極盡歌功頌德的溢美之詞。對人們的思想言行進行道德和是非判斷的權力，也屬於官員。誰的官職高，誰就擁有更大的道德裁量權。官員不僅負責“治國”，而且負責“教化”，官職越高，其教化的責任也越重大。對重大事件的記載和國傢曆史的敘述，也是朝廷官員的職責。中國的國傢政權很早就有官修曆史的傳統，國傢設立專門的機構記載本朝的重大事件、帝王的起居言行和曆史沿革。官修的曆史被稱作“正史”和“信史”，其他的則被稱為“野史”。這種以政治權威來敘述和裁判曆史的傳統，被稱為傳統中國特有的“史官文化”。
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存在著源遠流長的民本主義傳統，民本主義與官本主義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首先，從本質上說，民本主義是傳統社會的一種理想，而遠不是一種現實。相反，官本主義則是一種客觀實在，是數韆年中國傳統社會的實踐形態。民本主義者倡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但在中國傳統社會的現實中，君主從來都是最重要的，普通的庶民在國傢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從來沒有成為最重要的角色。平民壓倒君王成為最重要的政治角色，至多是民本主義者心目中的一種不切實際的理想。“在中國曆史上，所謂的‘民本位’常常是有其名而無其實，而‘官本位’卻無其名而有其實”。然而我們應當看到，民本主義理想恰恰是官本主義現實的伴生物，並且是對後者的一種超越。其次，中國傳統民本主義思想的實質，就是在“君王為主、臣民為本”，即承認主權在君的前提下，側重於強調“本”即臣民對整個政治體的作用。民本主義認為，民生君，君為民而設，“天生民而樹之君”。人民是組成國傢的要素，是政治統治的基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換言之，傳統的民本主義者正是從政治統治的角度，把政治體看作是由君王和臣民這兩個部分組成的統一整體，君王和臣民作為整個政治體的組成要素，它們密不可分。其中，君王是這個政治體的“主”，而臣民則是這個政治體中的“本”。強調“民本”實質上並不否定“君主”。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本主義與官本主義這兩個看起來截然相反的範疇，在實質上有著高度的同構性。
官本主義的實質便是君主主義。在整個官僚體係中，君王居於最高權力地位，是整個官僚階層的總代錶。皇帝作為“人主”，不僅是“民主”，也是“官主”。君主主義是官本主義的最高錶現，官本主義則是君主主義的日常形態。“官為君設”，皇帝掌握著官職設置和官員升遷的決定性權力。官僚體係的設置，既是齣於社會公共治理的需要，但根本上是為瞭鞏固皇權的需要。君主決定著所有官僚的命運。從官職的升遷罷黜，到榮辱奬懲，皇帝擁有對全體官僚的生殺予奪大權。所謂，“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絕非戲言。等級製的人身依附關係，使得官僚對於君王而言，毫無獨立的人格可言。皇帝既有權給予官員“恩典”，也有權對官員肆意羞辱。曆代的“廷杖”製度，即是一種對官員的人格侮辱。齣於政治統治的需要，官僚無疑要履行社會公共服務的職能，但在官本主義條件下，官僚的根本職能是服務於君主。在帝王麵前，無論官位多高，都不過是君王的“奴纔”和“僕人”。例如，“侍中”是高官的職位，但漢代有位“侍中”，“特聽掌禦唾壺”，專司皇帝的痰盂。除瞭“侍中”外，“像僕射、中書、尚書等位列宰相的官職，原意都不過是皇帝的奴纔而已”。漢代皇帝有“六尚”，即“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和尚書”，分彆掌管皇帝的衣食起居和圖書。所以，位極人臣的“宰相”，從其起源來看，“本隻是皇帝的私臣，是皇帝的管傢”。
專製主義是官本主義的典型特徵。在官本主義條件下，以君主為代錶的整個官僚階層壟斷瞭國傢的全部政治權力，其他社會階層不得分享任何政治權力。社會的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最終集中於君主。在整個權力體係中，君主作為國傢主權的掌握者實際上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種權力超越法律之上，不受任何限製和約束，具有極大的任意性。在官本主義條件下，國傢的政治權力本質上沒有邊界，它無所不及，可以在任何時候進入任何領域，從控製物質資源到控製思想文化，既支配公共領域也支配私人領域。在官本主義條件下，行政權可以在決策、執行、監督之間有所分工，但立法權、司法權和執行權最終都集中於君王。在官僚體係內部，權力的從屬關係也決定著人身的依附關係，被統治者是統治者的奴僕。下級權力附屬於上級權力，下級官員依附於上級官員，所有官僚最後都依附於君主。
官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彆是顯而易見的。在典型的資本主義條件下，金錢和資本是衡量一切的價值尺度，它奉行“有錢就有一切”的基本法則。社會中的物品大都可以摺算成貨幣價值，並以貨幣價值為基準進行等價交換。人們隻要擁有足夠的資本或金錢，不僅可以享受極大的物質權益，而且可以享有包括公共權力和司法特權在內的廣泛的社會權益和文化權益。因此，古典資本主義盛行“貨幣拜物教”。與此不同，在官本主義條件下，官職和爵位成為衡量一切的價值尺度，它奉行“有權就有一切”的基本法則。社會中的物品大都可以摺算成等級權力，並以權力價值為基準進行等價交換。人們隻要擁有足夠的權力和權威，不僅可以享受極大的政治權益，而且可以享受極大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因此，官本主義社會盛行的是“權力拜物教”。當然，資本主義與官本主義也有同構性的一麵。無論在資本主義還是在官本主義條件下，都存在一個享有廣泛特權的統治階級，他們對廣大的被統治者實施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剝奪和壓迫。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個特權階級是在經濟上占支配地位的統治階級；而在官本主義條件下，這個特權階級是在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統治階級。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統治階級通過經濟剝削來實施對被統治者的政治壓迫；在官本主義條件下，統治階級通過政治壓迫來實施對被統治者的經濟剝削。
官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彆則更是涇渭分明。社會主義不允許存在一個淩駕於人民之上的統治階級；相反，它旨在消滅任何形式的階級對立和階級壓迫。社會主義奉行平等主義的基本原則，不允許存在一個官員特權階層，相反，它緻力於消滅官民之間的對立。社會主義實行人民民主，人民是國傢權力的擁有者；官員由人民選舉産生，他們不是人民的主人，相反，是人民的公僕。社會主義崇尚個人的自由和人的主體價值，倡導建立一個“自由人的聯閤體”，它緻力於廢除所有奴役人性的專製製度。社會主義推行按勞分配製度，人們根據其對社會付齣的勞動來獲取相應的物質利益和其他政治文化權益，它緻力於限製並且最終消滅“按等級權力分配”的製度。社會主義的執政原則，是全體國民的公共利益至上，而不是官僚階層的特權利益至上。社會主義堅持法治原則，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包括執政者在內的任何人都不允許有法外之權。
由此觀之，社會主義不僅是對資本主義的徹底否定，也是對官本主義的徹底否定。一般地說，堅持社會主義，既要反對資本主義，也要反對官本主義。具體地說，在官本主義傳統深厚的中國，社會主義的成功更取決於官本主義的消亡，而民主法治則是破除官本主義的不二法門。
（2013年《學術前沿》）
前言/序言
自從去年11月我從中共中央編譯局迴到北京大學後，我一再對媒體界的朋友講：此後我的研究重點將從“塵世的學問”，即應用研究，轉嚮“天國的學問”，即純學術研究。因此，一般情況下我不再接受任何關於現實問題的訪談，不發錶關於現實政治的演講，不齣版關於現實問題的著作。然而，政界、學界，尤其是媒體界，總是有不少朋友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我繼續發錶關於現實中國的評論，齣版關於現實研究的論著。這一點不難理解，因為在許多人看來，做純學術的研究仿佛是躲進瞭遠離塵世的“象牙塔”，比起那種純學術研究來，人們當然更加關注現實問題。
我大體上做到瞭自己的約定，幾乎把全部精力放在瞭純粹的政治哲學和中國政治史研究上。我躲進瞭京郊樹木花草環繞的“方圓閣”，就“民主”“自由”“權力”“權威”“平等”“公平”“公正”“正義”“尊嚴”“和平”等政治哲學的基礎概念和人類的普遍價值，與古今中外的哲人們進行心靈的對話，嚮他們請教，與他們辯論，然後給齣自己的答案。我樂在其中，儼然已經實現瞭我個人的“中國夢”。
然而，任何事物總有例外。當媒體的朋友提齣要結集齣版我過去發錶過的若乾論著時，我還是破例瞭，允諾齣版瞭三本論及現實問題的文集。一本是香港城市大學齣版社的《轉型中的中國政治：民主?民意?民粹》，一本是上海交通大學齣版社的《偏愛學問》，還有就是這本由財新傳媒編輯的《走嚮善治》。收錄於此書的這些文章，大多都在財新傳媒上轉發過。 財新傳媒影響廣泛，經財新傳媒轉發的拙作，每每都會在財經界引起不小反響。我也從中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在中國，經濟與政治實在是難捨難分。
這部文集，取名《走嚮善治》，這錶達瞭我的政治理想。在迴到北大後，我接受瞭《環球人物》的專訪，破例談瞭我自己的政治理想。記者問我：“您最現實的政治理想是什麼？”我迴答說：“我最現實的政治理想有四個。一是善政。這是我國韆百年來一直追求的，古代稱之為仁政，大體上相當於英語裏所說的good government（良好的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的人民政府，善政應具備八個要素：民主、責任、服務、質量、效益、專業、透明和廉潔。二是法治。中國古代隻有‘刀製’（法製的製為立刀旁），rule by law，卻沒有‘水治’（法治的治為水旁），rule of law，因為皇帝始終淩駕於法律之上，但現在要讓法律成為公共治理的最高權威。三是增量民主。我們一定要不斷地通過增量改革來逐漸推進中國的民主治理，擴大公民的政治權益，隻有這樣，纔能為善政和法治提供製度環境。實現增量民主有三條現實的途徑，一是選拔官員時引入更多競爭，以實現選優；二是從黨內民主走嚮社會民主；三是從基層民主嚮更高層民主推進。基層民主可以讓民眾直接享受民主的好處，但高層民主決定國傢的命運。四是安全。我們現在講中國夢，就是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沒有安全，任何人都不可能感到幸福。這裏說的安全有很多層次，最基本的是人身安全，包括衣食無憂、環境乾淨，能夠吃上放心的食品，呼吸潔淨空氣；秩序良好，走在路上不用擔心被搶、被盜、被謀殺。再高一點是自由錶達的安全，免於恐懼和壓製，在法律框架內有自由錶達權和公共參與權，不用擔心有人來揪辮子、整‘黑材料’。”
記者又問我：您最理想的政治現實又是什麼？”我迴答說：“一是善治，它高於善政，除瞭政府好，整個社會的治理也要好。社會高度自治，政府變得不那麼重要。我們現在做不到，但我希望我們能做到。二是高度民主，直至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麵發展’的‘自由人的聯閤體’。這是馬剋思主義的最高命題，也是我的最大理想。”
實現善治，或許是一個十分遙遠的理想目標。但不斷地走嚮善治，應當是我們對現實政治的一個起碼要求。
俞可平
2016年8月17日於京郊方圓閣
用戶評價
這本書給我的整體感覺是一種“靜水流深”。它沒有華麗的辭藻，也沒有聳人聽聞的論調，但字裏行間卻透露著一種深刻的洞察力和沉澱的智慧。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討論“治理”這個宏大主題時，並沒有脫離個體，而是始終將個體置於社會結構和治理體係之中去考量。我猜測，接下來的內容可能會重點探討如何構建一種能夠激發個體潛能、保障個體權利，同時又能促進集體福祉的治理模式。書中是否會觸及一些關於公民參與、民主協商等方麵的內容？我對此非常好奇。我希望作者能分享一些關於如何在具體的操作層麵，去實現這種“以人為本”的善治。比如，如何設計更有效的公共政策，如何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如何鼓勵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等等。這本書給我一種沉靜的啓發，它不像某些理論書籍那樣咄咄逼人，而是像一位循循善誘的長者，引導著我們去思考，去感受，去探索，最終找到一條真正通往“善治”的道路，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也更富有人情味。
評分不得不說，這本書帶給我的思考是多維度的。我之前對“治理”這個概念的理解可能比較狹隘，更多地停留在權力、製度等層麵。但從這本書目前的篇章來看，作者似乎在拓展這個概念的邊界，將更多人性化的元素，以及更具前瞻性的視角融入其中。我尤其對書中提及的“適應性治理”這一概念産生瞭濃厚的興趣。在快速變化的時代，固守陳規顯然是不可取的，而如何讓治理體係具備更強的靈活性和適應性，來應對未知的挑戰，這無疑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很好奇，作者會如何具體闡釋“適應性”的含義？它涉及到哪些關鍵的原則和方法？是強調持續的創新和學習，還是更側重於風險的預判和規避？我期待書中能提供一些具體的實踐案例，讓我們看到“適應性治理”是如何在現實中運作的。同時，我也希望作者能深入探討，在追求適應性的過程中，如何避免治理的“失控”和“失序”，找到一種平衡點，確保社會的長治久安。
評分在翻閱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被其中一種獨特的敘事風格所吸引。作者似乎是一位飽經滄桑的智者，他用一種溫和而堅定的語氣，引導讀者去審視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社會運作方式。書中並沒有直接拋齣激進的口號，而是通過一些富有哲理的小故事，或者是一些細緻入微的觀察，來揭示“善治”的本質。我特彆喜歡其中關於“信任”的論述，作者似乎認為，信任是良好治理的基石，而信任的建立，並非一蹴而就，需要長期的、持續的努力。我很好奇，書中會如何具體闡述這種“努力”的內涵？它涉及到哪些具體的行為和機製？是更側重於製度的規範，還是更強調個體的品德修養？我迫切地想知道，當信任缺失的時候，我們該如何去重建？這本書給我一種寜靜卻富有力量的感覺，仿佛它不是要改變世界，而是要改變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從而讓我們有機會去影響世界。我期待在接下來的閱讀中，能夠獲得更多的啓示，理解如何在個人層麵為“善治”貢獻力量，讓我們的生活環境變得更加美好。
評分我最近讀到這本書的某個章節，雖然還未讀完，但其中一個觀點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作者仿佛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引路人，他沒有直接給齣一個現成的答案，而是帶領我們一層層剝開問題的迷霧。他通過大量的案例研究，將那些看似遙不可及的治理理念，變得鮮活而具體。我尤其被書中對“共識”的探討所吸引。在多元化日益顯著的社會裏，如何形成並維護共識，這幾乎是所有治理體係麵臨的首要難題。作者似乎在這方麵進行瞭深入的挖掘，從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會階層的視角，去剖析“共識”的形成機製，以及在缺失共識時可能帶來的種種睏境。我猜想，這本書接下來的內容，可能會進一步探討如何構建有效的溝通平颱，如何化解分歧，如何在尊重個體差異的同時，實現整體的協同進步。我非常好奇作者會提齣什麼樣的創新性解決方案，是側重於技術手段的革新，還是更強調人文關懷的迴歸？我非常期待後續的章節，希望能從中汲取智慧，理解如何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和諧、有序，也更有韌性，能夠應對未來的各種挑戰。
評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給我一種沉穩而充滿力量的感覺，深邃的藍色背景，搭配燙金的“走嚮善治”四個字，仿佛預示著一場關於深刻變革的探索。我迫不及待地翻開瞭它，雖然內容還在我的閱讀過程中，但僅僅從前幾章的鋪陳來看，作者似乎在構建一個宏大的敘事框架，試圖從曆史的長河中梳理齣治理的脈絡，並在此基礎上展望未來的方嚮。我特彆關注書中對一些經典治理案例的分析，那些曾經的輝煌與黯然，作者是如何解讀的？是著重於製度的演變，還是更側重於人性在其中的博弈？我希望書中能提供一些新穎的視角，而不是簡單地重復已有的觀點。尤其是在當今這個信息爆炸、社會結構日益復雜的時代，如何纔能實現真正的“善治”，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我期待書中能給齣一些切實可行的路徑，或者至少能引發讀者更深入的思考，讓我們這些普通人也能參與到對“善治”的討論中來。當然，我也希望書中在論述過程中，能夠避免過於學術化的語言，能夠用更易於理解的方式呈現復雜的概念，讓更多不同背景的讀者都能從中受益，共同思考我們所處的時代以及我們期望的未來。
評分跟著政治學博士學習“政治”，走嚮善治！
評分政治是很玄的東西……
評分很有內涵，非常有思想啓發性，很深邃的觀念與思想，非常不錯，值得一讀！！值得推薦！！
評分以前看過俞可平的論著，有思想
評分包裝很好 送貨也很及時
評分書的質量很好！
評分要有普世價值觀纔可能走嚮善治。
評分要有普世價值觀纔可能走嚮善治。
評分很好，很好，非常好，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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